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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睿 走向女權主義

　　沈睿，學者、詩人，美國俄勒岡大學婦女研究證書、比較文學博士。現在美國海軍學院任教，《新京報》、《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

　　1976年7月27日，唐山大地震的前日，盛夏酷熱。我和七八個同學打好行李，搭車到了順義縣城。在縣城，我們背上行李，向30多公里外的一個山村行軍。

　　我們是高中最后一年級的學生。這是我們中學時代最后一個暑假。半年后我們就要畢業了。畢業后的方向似乎只有一個：下鄉插隊。我向幾個同學提議暑期去山區做社會調查，調查山區農民生活。我的提議居然被幾個同學響應了。也許我們都覺得所謂的社會調查，就好像是下鄉旅行。我們都為集體活動興奮不已。所以放暑假兩三個星期后，我們就出發了。

　　如今回憶起來，事情好像那么簡單。事實也的確那么簡單。我們還在文革之中，雖然已近尾聲，可是我們并不知道我們是在革命的尾巴里。我們沒有預見到毛澤東和他的時代都很快就會過去。我們成長在文化革命時代。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們上小學一年級。時代造就了我們。一個沒有老師參與的社會調查就由幾個學生自己決定了。我們其中的一個同學的父親是當時順義縣委書記。幾個電話后，目的地就找好了。

　　那天晴空萬里，熱不堪言。我們自愿不再坐公共汽車，走著到山區去。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愿意這種自找苦吃的大行軍。 七月驕陽。我是堅持走著去的人之一。我認為這是對我們意志的鍛煉。那天，我正好是第一天來月經，小腹揪扭著痛，腰酸腿軟，難受得直想趴下。可是，“時代不同了，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能辦到。”在這種信念的鼓舞下，我咬著牙，精神昂揚地走在前面。

　　我成長在相信男女都一樣的時代。報紙上，廣播里，課本上我們學習的都是男女平等的理論。具體怎樣男女平等，在那個時代看來，平等就是一樣，就是女性也可以做通常是男性做的工作，就是女性具有通常認為是男性的性格，就是女性也穿男性的服裝。男女一樣， 就是我們理解的男女平等。

　　在這種時代成長，我天然地相信男女平等。在任何事情上，我都沒有認為自己比男孩子差。而事實上，我幾乎比我認識的任何男孩子都強。那天的行軍，就是我自強的證明。我不但可以跟男孩子一樣行軍，還可以比他們更吃苦，更有毅力和頑強。

　　那晚我們留宿在燕山腳下的一個鄉村。我們的目的地第二天才能到。第二天的黎明就是震驚世界的大地震。在地動山搖的剎那，我以為是山上的水庫決堤了。我感到從地下滾滾涌來的像洪流奔涌的波動。在黎明的微光中，我被地動山搖搖醒，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一切都發生得太快，太短暫，來不及想。等意識到是地震時，地震已經停止了。住在不同的老鄉家的同學們大聲地彼此呼喚，跑來聚集在一起。哪里地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

　　那還是電視時代之前。我們這七八個同學里還沒有一家有電視。何況在一個無名的小山村里，沒有電視，沒有廣播。我們對外界一無所知。我們卻沒有猶豫， 堅持繼續向小山村行進。我們都年輕，我們都被革命的理想主義激情燃燒著。

　　又走了整整一天，傍晚到達目的地的時候，膠皮的月經帶已經把我的大腿內側都磨破了，疼痛難忍。但我沒有吭一聲。我為自己自豪，覺得自己比堅強本身還堅強。

　　今天回憶起來，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象征意義。那就是我們那一代人成長的縮影。相信男女都一樣。就是女孩子也有一個強烈的、堅強的自我：像一個想像中的出色的男孩子一樣。

　　在這種意識形態里長大的我，1978年3月上了大學，成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學生。大學期間，我交了第一個男朋友，和他有了第一次性經驗。就在畢業前夕，我突然發現了他的欺騙和背叛。在震驚與恐懼之中，我決定和他分手，卻沒有分手成。他的父母來到學校懇請我原諒他。我哭著給父母寫信，不知該怎樣做好。我的父母來信也說應該原諒他，因為一個男孩子花心并非不正常。他的父母說，浪子回頭金不換。我還不到二十三歲，不知道該怎么辦。我從來都是一個好女孩。我同時為自己不再是處女感到恐懼。我原諒了他。

　　這個痛苦的經歷讓我開始懷疑 “男女平等”這個信條。那個時候，1981到1982年之交，一代人都突然接受了薩特的存在主義，都在大談理想的幻滅。與我生活和經歷相關的幻滅卻是極為具體的：男女不一樣。一個女孩子結婚前要是處女，而一個男孩子卻沒有多大關系。我站在恐懼與羞辱中不知所措。大學畢業5個月，就結婚了。一年后，孩子就出生了。從此我的生活如同千萬個中國城市女性一樣，不但要天天上班，還要帶孩子，做家務。我不知道還有別的生活方式。我身邊的每個女性都是這樣生活的。

　　但是，這種生活讓我喘不過氣來。有什么東西一直壓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實實在在感受到的生活的重負。那是一個女人的生活的重負。在辦公室里我要同其他男性一樣，沒有人因為我是女人而原諒我工作失職。在家里我要帶孩子，做家務。丈夫并非不幫忙。可是他只是幫忙的，主責天然是我的。每天從孩子一睜眼，到孩子睡覺，我忙得根本沒有功夫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天早上，我騎車先送孩子到幼兒園，然后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看我，我不知所以然。直到有一個人大聲地沖我喊，“你臉上怎么了？”我停下車，摸摸自己的臉，看到手套上全是面霜，才明白我忙得把擦臉油放在臉上但是沒顧得抹在臉上。

　　我很想繼續上學，去讀研究生。可是我沒有時間復習功課。我的善良的婆母對我說，“你干嗎要讀書呢？你能讀出什么來呢？你有丈夫兒子，你丈夫讀書不就很好了嗎？”婆母為自己的兒子自豪，因為丈夫很會讀書。大學畢業的時候，由于那件背叛之事在當時的社會學校環境中被認為是道德問題，他被留校、留團察看，后來回湖北的一個師專工作。我們結婚三年后，他來北京在《詩刊》借調上班。他是詩人，讀書是他的天職。我是女人，雖然我也一樣大學畢業，但是，我的“天職”是作妻子和母親。為了給他時間和空間看書寫作，多少個周日的下午，我帶著孩子去景山公園里的兒童游戲場。我甚至不能和女伴一起玩。如果我的女伴來了，他就會嘟嘟囔囔，抱怨我們談話沒有水平，浪費時間。我后來干脆不邀任何女伴來玩，省事。如果我要出去和女伴玩，他就會在我出去前抱怨不停。一次我和女詩人童蔚約好下午見面。他整個上午就不高興，在我出門前跟我大吵一架，結果我就沒去成。那個時候，也沒有手機，我無法通知童蔚，害得童蔚在王府井大街白等我一場。

　　那個時代，報紙上也時時刻刻在宣傳男人為四化做貢獻，女人為男人的成功做貢獻，當好賢內助。記得有個電影叫《鄉戀》什么的，其中的女主人公在電影中只說一句話。她對她的丈夫說，“我隨你。”報紙一片歡呼，認為這是中國婦女的楷模。

　　可是，我還想上學。1987年冬天，我沒有讓單位知道，偷偷地報考了北師大的研究生。考試是過完春節后的二月份。可他邀請了他的全家來北京過春節。理由是我們剛剛有了一間房子，他的父母還從來沒來過北京。我請求他說，“能不能明年再請你的家人來，今年我要復習功課。”他沒把我要考試的事情當回事。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四口與我們三口人住在一間20平方米的房間里過年。我哪里有可能看書？更糟糕的是我又懷孕了。我担心如果告訴單位，單位會因為我破壞了計劃生育指標而生氣，所以我一個人騎車去宣武醫院做了人流產，又一個人騎車回家，一天之后就上班了，沒有向單位請假。丈夫沒有送我，也沒有接我。對他來說，看書比送我接我去做人流要重要得多。我研究生沒有考上。他得意地說，“我就知道你考不上。”

　　我們那時住在北京琉璃廠旁邊的一幢古老的房子里。我們的隔壁鄰居是一對工人夫婦。妻子是一個善良熱心的人。我們剛搬來的時候她給我很多指點。搬來不久，聽到他們吵架。聽到妻子在樓道里尖叫著亂跑。我聽著聽著，忍不住了，出去拉架。看到妻子血流滿面，血滴答著，濺在她的鞋襪上。那個丈夫跳著腳地又打又罵，罵自己的老婆是“二婚頭。”原來他們都是第二次結婚。我忍不住抗議，“你不是也是第二次結婚，憑哪條罵她？”他卻自得地說，“男人結多少次婚都沒有關系，女人讓人破了身，還有誰愿意要？我要她就不錯了。”

　　現實生活和我所相信的男女平等的理想相差如此之遠。我不知該怎樣解釋這一切。我只恨自己生為女人。我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刻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情：讀書和寫作。我寫的東西常常被丈夫譏笑。一次我寫了一個短篇小說。他看了后，嘲笑我說，“寫得比卡夫卡差遠了。”平凡的生活把人的夢想都磨滅了。暴力居然出現在我的生活中，讓我深深恥辱。一次丈夫把我珍藏的毛澤東的像章，不經我同意就送給一個外國留學生，我不高興，從那個留學生的中國女朋友家出來，我抱怨此事。他在大街上再次大打出手，我的鬢角至今還有一個傷疤。這種暴力，居然成為我生活的經常的一部分。

　　1992年的春天，英國漢學家艾華來北京做研究，住在民族飯店。我對艾華和她的工作一無所知，只知道她是一個漢學家。那時丈夫已去了英國，就介紹艾華來找我。

　　艾華來了，她說她是做社會學研究的。我的家那時在西單大街路北的白廟胡同，離民族飯店很近，所以艾華天天都過來，我們就整日地聊來談去的。慢慢地我看到艾華在做的事情。比如她喜歡收集報亭里的各種雜志，特別是那些俗里俗氣的帶女性封面的雜志。我不明白她在做什么，問，“這些難道也是你做研究的材料嗎？”艾華點頭，解釋說她正在寫一本書，關于中國的性別構建，特別是解放后的性別構建過程。我聽了，不知道艾華在說些什么，只是點頭，表示尊重。我那時以為研究是很神圣的，不明白那些通俗雜志有什么可值得研究的。

　　艾華跟我談得更多的是生活本身，比如孩子、家庭和男人等等。艾華比我年長幾歲，沒有結婚，和一個男朋友住在一起，那時已經有了一個孩子，正努力創造第二個孩子。這是我第一次與一個西方的女學者天天泡在一起。我觀察她，對她的生活和工作都很好奇。

　　我對她沒結婚并不覺得有什么新鮮的，因為那時我已經從報紙雜志上得知，西方的很多女性都是不結婚的。我的幾個美國來的英文老師也都沒有結婚，所以我誤以為西方人不結婚是正常的。所以跟艾華談及婚姻的時候，我就說到這個。艾華大笑， 糾正我說，“不是的，西方的主流社會女性也是以結婚為主的。大多數女性還是選擇結婚的。”我聽了后覺得很奇怪，“真的嗎？那你為什么不結婚呢？”艾華聽了我的問題，變得嚴肅起來，說，“任何男女在一起都會構成一個權力關系。任何一種權力關系都不會是真正平等的。我追求真正的平等，所以選擇不結婚。”

　　我聽了，愣在那里了，“權力關系？男女在一起一定會有權力關系嗎？”我不明白。“當然。其實任何人在一起都有一定的權力關系，比如家長和孩子，丈夫和妻子等等，都構成權力關系。權力結構，power structure, 幾乎無處不在。”

　　艾華的幾句話震動了我。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夫妻或男女的關系，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來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艾華走后，那晚，我一個人久久地沉浸在艾華的話引起的震動之中，我覺得艾華說得那么對，可我怎么從來就沒想過呢？我那時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在文藝理論譯叢編輯部里作編輯，也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可是從來還沒有人能用一句話把我一生感覺到的東西，男女之間的關系和權力的不平等，說得這么清楚。

　　艾華第二天來了。我們繼續聊天，我窮追不舍，不停地問各種各樣的問題。“你的想法是哪里來的？”艾華談到女權主義運動和思潮，還說到福柯。對女權主義我略有所知。1989年，湖南文藝出版社翻譯出版了瑪麗·伊格爾頓編選的《女權主義文學理論》，北京大學也于1992年出版了一本由張京媛編選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這兩本書我都有，也讀了，可是沒有讀懂。前者翻譯的是一些短篇的文章，是直接從英文的一個選集翻譯過來的，文章雖短，我看了，很多都不明白。后者是張京媛自己編選的理論文章，有的翻譯得很出色，也容易懂，比如埃萊娜·西蘇的文章《美杜莎的笑聲》，我讀過很多遍，明白她號召女性拿起筆來寫作，可是，她的詩意的語言，破碎的句子，還是讓我如墜漫天大霧之中，不明白她到底要做什么。她把女性的身體說成是黑色的大陸等等，也讓我覺得神秘而不可解說。因為我已經從好幾位中國女詩人的作品中看到黑色的大陸之類的比喻女性身體的東西。而我覺得如果女性的身體和精神是黑色的大陸，這種自我強調的與男性不同反而進一步把女性神秘化。我對神秘化女性，不太以為然。

　　1992年前，中國大概只出版過這樣兩本女性主義的書。我讀過，卻沒有讀懂。我那時遇到不明白的理論，就想自己大概天生不是學理論的腦袋。我以為自己是一個女人，大概感情豐富，理性不足。那時，丈夫多次對我說，“你是哲學的天敵，永遠也不會理解理論。”我相信他，我天生就不是理論的材料。我看不懂理論。

　　我對艾華說自己對女權主義理論感到害怕，因為我讀不懂。再說，女權主義有什么用呢？中國女性不是已經很有權了嗎，難道還需要更多的權嗎？艾華對我說的，并沒有表示不贊成。她只是問我讀過什么。我期期艾艾地談到這兩本書，并把他們從書柜拿出來給艾華看。艾華看了看，說，“你應該多讀一些，僅僅憑這兩本書，還是不夠理解女權主義，我會給你寄一些書，希望能對你有用。”

　　幾年后當我讀過一些女權主義理論書后，我才意識艾華當時的平靜是多么可貴。而我當時是多么的無知。無知者無畏。因為無知，我就敢說女權主義理論在中國無用。艾華說的女權主義那么清楚易懂，就是我的生活和感覺。可是，在接觸女權主義之前，我一直以為理論是抽象的，與生活現實沒有關系的。好像任何與生活有關的東西都不會高貴地成為理論。而艾華的話，她所闡釋的理論，像一副眼鏡，用這副眼鏡，我突然看清了現實，看清了我自己的生活。這副眼鏡，艾華只是給我看了一眼，我想知道更多，更多；我想獲得這副眼鏡，我渴望學習這種理論。

　　1993年春，艾華又來了，說她的書已經基本寫好了，再來核實資料。我還是不太清楚艾華到底寫了什么書。1997年艾華的書《中國的婦女與性：1949年以來關于女性性行為和社會性別的統治話語》出來后，我那時已經在美國，一個下午就把她的書讀完了，我才知道她來中國到底是做什么來的！原來是這樣的一本書！《二十一世紀》雜志于2005年2月號專門刊登了書評介紹這本書。而我那個下午讀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把書放下，一個人抿嘴微笑，意識到自己走了多么長的一條路才到達艾華的書。

　　1994年的秋天，我把十一歲的兒子留在國內，一個人向美國飛去，去留學。第一個學期我選的課全是與女權主義有關的：“女權主義理論與發展史”，“女權主義文學批評閱讀。”婦女研究系的主任問，“你為什么要學女權主義？”“我回答說，“因為我是一個好女人，好妻子，好母親，好女兒，好姐妹。我想理解為什么我成為這樣的女人。我想理解女人。”

　　就是從貝蒂·弗里丹的《無法命名的問題》一文讀起，我進入了一個我從來沒有進入的領域：理論。我后來在1997年給朋友林木的一首詩歌中這樣寫到自己來美之后對理論的發現:

　　我的書架上——來美三年我有了三個書架——排滿了

　　不整整齊齊的書：女權主義理論，文學理論，電影理論，理論——

　　我泡在理論中。生平頭一次覺得理論比很多小說好看，

　　有時也比詩歌耐讀。在中國的時候，有一次開玩笑，丈夫說我是

　　“哲學的天敵。”因為，女人沒有理論的腦子。沈睿的頭腦不是

　　理論的頭腦。我有點惱怒，又覺得他也許說的對。

　　沒有一個人對我說過我可以讀懂理論書，從小到大，到我三十六歲。

　　……

　　我開始讀女權主義。我知道女權主義在談什么。

　　她們在談論我的生活，我經歷的一切，我感知的一切，

　　我的身體，我的疼痛，我的歷史，我的命運。

　　我知道我不是一個人經歷了這一切。

　　我是和所有的女人一起，

　　我是和我的母親，婆母，姐妹，古往今來，

　　我們是不如男人的人。

　　如果男人是人，我們女人只是半個人，或與“小人”等同，

　　如我們的思想奠基人孔子所說。

　　女人的腦袋比男人小，個子比男人矮，力氣不如男人大，

　　為此，女人要服從比自己大的，高的，力氣壯的。

　　要三從四德，從父從夫從子，即使他們全是笨蛋。

　　女人有月經，女人臟，女人是禍水，是狐仙。

　　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注意這里的語義錯誤：

　　常識：人類的一半是女人。

　　概念就這樣被偷換了。男人自以為是整個人類。

　　（我記得同名小說被熱烈地歡呼過。作者得意洋洋，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說：“女人是男人欲望的對象，有什么不好？

　　女權主義要女人不當男人欲望的對象，可怖！”

　　這讓人哭笑不得的論斷。）

　　語言就這樣安置了我們的位置：不得越位。

　　我們接受了。我的母親樂于這個位置，她為我父親作了一輩子的飯。

　　我的婆母樂于這個位置，她為公公洗了一輩子的衣服。

　　她們教育我也如此。我和她們一樣，生孩子，洗衣做飯，盡力作好女人。

　　作好女人很難。真的。因為要犧牲，忘我，付出，愛他人而不愛自己。

　　男人為我們花錢，為我們買漂亮的衣服，買化妝品，

　　讓他們喜愛，讓他們白天和夜晚都情欲奔發。

　　女人的情欲很可恥。我母親從未與我談過性。

　　我第一次來月經的時候，嚇得不敢起床，

　　我以為只要躺在床上，血就不會流出。

　　女人的**，這讓男人害怕和渴求的神秘收縮，

　　使身大力壯的男人發瘋，使瘦弱的男人發狠。

　　女人的情欲只有男人才能滿足，

　　女人在自己的情欲之外。

　　我們用謊言喂養自己：

　　女人不能太聰明，也不能太能干，

　　一個家庭的穩定靠一個不怎么聰明和能干的女人。

　　偉大的男人需要弱智的女人襯托和崇拜，

　　當一個偉大的男人遇到一個能干和聰敏的女人，

　　他就渺小起來。這個邏輯我不大明白。

　　我愛男人。我相信他們是報紙頭版上的照片，

　　他們主宰我們國家的命運。

　　他們在召集重要的會議，討論權力的再分配。

　　他們決定詩歌的前途。他們決定詩歌該怎樣寫。

　　我愛我的男人，愛他的身體，愛和他做愛，

　　愛在他的臂彎里睡去，枕著他的汗水和鼾聲。

　　我為遠行的丈夫整理行裝，等著遠行的他歸來。

　　我是一個好女人。

　　……

　　我就這樣開始學習女權主義。

　　我發現我和男人一樣能讀理論書。我信仰男女平等。

　　這就是女權主義的定義。我成了女權主義者。

　　如果你相信這個原則，你也是女權主義者。就這么簡單。

　　女權主義不是魔怪。如果你相信女人也是人，

　　你就是女權主義者。女權，女人作人的權利。

　　如果你嘲笑它，蔑視它，你就是在幫助剝奪你的姐妹母親作人的權利。

　　女權，不是用一種壓迫代替一種。而是，在男女不平等的歷史和現實中，

　　為男女平等的未來開路，如果作為人，我們向往更好的未來，

　　女權的實現還只是藍圖。

　　你說我不該“為女權而女權”。

　　為什么？為女權而女權有什么壞處？

　　難道應該為男權而女權？

　　千年的歷史已為男權安排了女權的位置，

　　在兩千年的最后幾年，聰敏的女人還要假裝低著頭，以襯托男人的高大？

　　“造反有理！”我曾是個紅小兵，我相信對既存的規則的挑戰，

　　這才是藝術的哲學。一個真正的詩人必須對既存的詩歌挑戰。

　　“媽媽，偉大的畫家畫出和別人不一樣的畫。”

　　我的兒子決心當一個畫家。

　　我決心當一個有女權的女人。我不是第一個。

　　我甚至對愛過的人懷有深深的親密親情。但是，

　　我就要四十歲了。我不再接受“像男人的男人。”

　　我愛的人，應該是一個完整的人，

　　如果他愛我，他應該跟我站得同樣的高，

　　如果他愛我，他應該懂得，我愛自由，愛思想，愛戴閃光的耳環和叮當的手鐲，

　　不為他人，僅僅為我自己的快樂。

　　把這首近十年前寫的詩摘抄在這里，因為這首詩歌描繪了我走向女權主義的過程。也表達了我對女權主義的基本理解。

　　在我看來，女權主義的根本原則是人權，是女性的基本人權。在中國，女性的很多基本人權還沒有實現。僅僅是性別的不同，很多女孩子生下來就被家里拋棄；就沒有機會求學；就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身體，性的特權主要還掌握在男性手里；在工作提升，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方面，女性還是次要的一性。甚至國家工作人員，女性的工作權利由于國家的硬性規定也比男性少五年。雖然在中國，由于特殊的政治歷史環境，英文的feminism被翻譯成了“女性主義”，強調女性的性別立場。但是我堅持使用女權主義，因為我認為feminism是爭取女人作為人的基本權利和權力的一種思想。

　　而女權主義這個詞讓很多人很反感。那時與我還在一起的丈夫，從來不屑讀任何女權主義的書，就常常鄙夷地說，“你們女權主義者，就是喜歡開訴苦大會，訴說自己的種種受壓迫”。他時時刻刻都表示很看不起女權主義，因為女權主義太個人經驗化，直接聯系到個人的生活，不像其他的主義，都抽象，都難讀，都形而上學。在他看來，女權主義是如此具體和每一個人的生活相連，就失去了作為一個主義的“高貴”。

　　我不懂他的邏輯。對很多人來說，理論好像得是抽象的，與現實無關的，似乎是一種超人的特權。我暗想，如果一種社會理論脫離個人經驗，脫離現實（現實是通過我們個人經驗存在的），那種理論，到底對人類有什么意義呢？我以為社會理論只有對經驗，特別是個體經驗說話才有意義，才有關，才在理。如果工人階級對階級壓迫和剝削沒有切身體會，馬克思主義對他們就是身外之物，毫無意義。如果結構和解構主義不幫助我們認識隱含的社會力量和結構，我們干嗎要了解結構和解構的操作方式？社會理論的意義是解釋現實，洞察實踐，而現實和實踐都是通過個體存在的。女權主義理論的真正意義就是：因為這種理論談的是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是個體的存在在性別造成的壓迫和不平等的制度中的位置，是女人生活的經驗和在經驗表象下的社會機制、結構、意識形態的綜合作用。女權主義從個人經驗出發，達到對社會、歷史、意識形態等等本質的認識。從個人經驗，個體存在出發，是女權主義的分析策略。正如女權主義響亮地宣稱：“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1998年，我在國內，幾個所謂詩人名流正在吃飯，就順便把我邀過去了。席間酒水杯盞之間，某位心懷莫名其妙的目的人突然說：“沈睿現在是女權主義者了！”本來是熱熱鬧鬧的吃喝玩樂突然安靜下來，席間有三四位女士，看得出來她們與這些名流都有特殊關系，也都以有距離的目光看著我，好像我突然成了階級異己。那位據說是中國的葉塞寧的詩人突然站起來，大聲宣告：“女權，什么女權！女人永遠不可能有權，因為她們永遠得在下面。”他很得意，似乎說出了真理。這種赤裸裸的性暗示，在酒醉微醺之后，也許不是過于粗俗，但是何其太雅！我覺得悲哀，悲哀的是某些中國知識男性對女性理解的淺度，對他們自己理解的淺度，甚至對人類美好的性生活的理解的淺度！我忍不住說出了我一生最為公開的對性的觀念。我平淡地說：“女人只能在下面嗎？那你的性生活也太單調無聊了。”中國的葉塞寧或許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的話，激動地拍桌子大叫：“難道女人可以在上面嗎？難道可以嗎？”我說：“你沒聽說過臺灣婦女的口號嗎？‘不要性騷擾，要**。’”我左右環看，那席間的女性都很鄙夷地看著我。臺灣女性的立場是女性的性主動權。女性不僅僅是男性的欲望對象，女性是自己身體的主人。可是面對這些無法說通的人，我離開了，覺得實在說不下去了。

　　正是這些經驗使我進一步走向女權主義。我決定不僅要研究女權主義，還要拿一個婦女研究的學位。2001年，我獲得了俄勒岡大學婦女研究學研究證書學位。這是一個類似副碩士學位的學位，是俄勒岡大學婦女研究系頒發的最高學位。

　　2001年6月16號，我特地回到俄勒岡大學，參加婦女研究系的畢業典禮。在美國我得到了碩士、博士學位，但是我都沒有參加畢業典禮。可是，我特地去了婦女研究這個學位的典禮。因為對我來說，這個典禮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那天婦女研究系共有20多位本科生，6位研究生取得學位。典禮上，系主任請每個人談一談你為什么選擇婦女研究為專業。我坐在人群中，心潮起伏。我想到自己作為女兒、妻子、母親的40多年的生活，想到中國的女詩人伊蕾，那位以寫《獨身女人的臥室》而聞名的伊蕾。

　　我跟伊蕾并不熟悉。我們只見過幾面，連朋友都算不上。1990年的冬春，伊蕾不速來訪。我當時并不知道她的人人皆知的故事。由于丈夫還沒到家，伊蕾和我有了單獨相處的一兩個小時。伊蕾對我講了她那時的丈夫——某作家——因與什么少女有關而犯罪的事。伊蕾一邊說，一邊哭。我問她為什么不離婚。伊蕾說，她不想離婚。“是多么難找到一個男人！”我聽了后，默然。這就是我們這些男女平等思想中長大的女性的命運嗎？伊蕾嘆氣，“沈睿，我三歲的時候就老了。” 伊蕾就這樣離開了中國。

　　1995年夏天，我回國去看孩子。伊蕾也正從俄國回來，正好來我家。當時的什么小報說她正在做生意。我問及她的生活，她說那些謠傳都是胡說八道。她的確在努力賺錢，一個獨身女人要養活自己啊。她開著玩笑。她問及我在美國做什么。我說我在學女權主義。不過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學下去，因為沒有獎學金，可能就學不了了。伊蕾一把握住我的手說：“你一定要學下去！我賺錢給你去學習，沈睿你記住，你不是給你一個人學的。你是為我們所有人去學的。”伊蕾的手突然緊緊地抓著我的手，她抓得那么緊，我感到她的手的壓力和她的語氣的急迫。

　　2001年夏天的那個下午，我站在了俄勒岡大學婦女研究系典禮上，接過了我證書，講述了伊蕾的故事。自那次一別，我就再沒有和伊蕾聯系過。那刻，我站在那里，呼喚伊蕾。我說：“伊蕾！我得到證書了！伊蕾，你聽到了嗎，我拿到證書了！我是為我們學的！”

　　回顧上30年中國女性的精神歷程，我想，是有一大批知識女性從不同角度走向了女權主義。我們幾乎都是從個人出發的，個人的經驗構成了我們精神歷程的基礎。我們從小被教育相信男女平等，相信我們與男性一樣。我在唐山地震前一天的行軍就是一代女性這個信念的象征。然而，生活現實，特別是日常的生活現實挑戰了我們的信念。我們一個一個地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成為了女權主義者。

　　在中國，女權主義者活動領域目前主要是學院、新聞出版和文藝工作者。特別是在學院，如果在圖書館查一下近些年出版的書的目錄，博士和碩士論文的目錄，我們會發現女權主義者在女性知識分子中的擴大每年都是以倍數增長的。北京國家圖書館目前（2006年2月）在女性主義條目下共有191本書，只有7本是1994年我離開中國之前存在的，其中三本是碩士或博士論文，從沒有正式發表過。僅2004年一年，44個條目包括書和論文出版出現。由此可見女權主義思想在學院和出版界的發展狀態。

　　每個寫了以女權主義為條目的書的作者都由自己的道路走向女權主義，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歷程的一部分。

邵建 2013-08-20 10:4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