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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上的某種氣質讓我難以融入這個時代、這座城市，難以融入勢利的文人學士們中間去。一九八九年我進入北京大學這座“最高學府”的時候，有人說我是一個天生的“解構”主義者。理解張承志對于我來說是一個尷尬的難題。多少年來，我一直抗拒著他，始終回避著他。在張承志極力要成為一個強者的時候，我一直在追求成為一個“弱者”。也有人讀出了我的文字中間迥異于張承志的“不屈不撓的反諷”。二○○五年，當我突然面對可怕的處境，面對知識、道德和智慧的破產，身體和精神徹底崩潰的時候，我終于明白，我一直在回避和拒絕的，實際上是與我自己相關的某些元素。在許多年以后，我終于開始正視張承志開辟的文學道路。張承志和魯迅是二十世紀兩位交相輝映的文學大師和“真的勇士”，不僅在對待文學的態度上，而且在社會時代的處境上，他們兩人都極為相似。更重要的是，他們最終同樣因為“直面慘淡的人生”而放棄了虛構性的文學創作。
　　張承志是新時期文學中性格最鮮明、立場最堅定、風格最極端的作家。他既不斷地尋求突破，又始終堅定不移。他在《語言憧憬》中說：“我是一位從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兩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作家。我是一名無法克制自己渴求創造的血性的作家。”張承志在《生命如流》中曾經自述：“別人創造的是一些作品，我創造的是一個作家。”張承志構成了新時期文學中一個巨大的存在，他以一個人平衡了整個時代。我們誰都不會想到張承志是一位北京作家。老舍曾經說，“北平除了風，沒有硬東西”。北京接受一切。張承志卻與他生長的這座城市以及當代文壇構成了巨大的反差。他對這座一代又一代被征服和“耍貧嘴”的城市沒有絲毫的親近和好感。
　　從一九七八年發表的《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一開始，張承志便以一種強烈的理想精神鮮明地區別于當時“傷痕文學”的時尚。王蒙稱他是“最后一個理想主義者”。王安憶在《孤旅的形式》中指出，張承志的寫作是表達心靈，草原上的黑駿馬，蒙古額吉，北方河流，金牧場，疲憊的搖滾歌手，哲合忍耶，都是他心靈的替代物。朱偉指出，張承志的夢境離不開兩個極富象征性的意象，一個是駿馬，一個是大坂，這兩個意象都連接著英雄。駿馬和大坂結合在一起，是一條英雄的道路。中國古代有“夸父逐日”的神話傳說，而張承志的創作始終包含著一個“尋找”的模式。
　　《黑駿馬》體現了張承志典型的“尋找”的主題和敘事模式。小說敘述了主人公白音寶力格騎著黑駿馬尋找昔日戀人索米婭的故事。白音寶力格和索米婭由奶奶撫養成人。他們青梅竹馬，產生了自然、純真、美麗的愛情。白音寶力格外出學習時，索米婭遭到了黃毛希拉奸污。白音寶力格無法忍受索米婭和奶奶對于這件事情逆來順受的態度，憤而出走。當九年以后白音寶力格重返草原的時候，奶奶已經去世，索米婭也遠嫁他鄉。白音寶力格騎著當年他和索米婭養大的黑駿馬四處尋找索米婭。古歌《黑駿馬》所吟唱的是一個哥哥騎著一匹美麗絕倫的黑駿馬，跋涉著迢迢的路程，穿越了茫茫的草原，去尋找他的妹妹的故事。周而復始、低回不盡的蒙古古歌《鋼嘎·哈拉》控制著敘述和抒情的節奏，賦予小說獨特的樂感。小說中美好的理想與殘忍的現實之間構成了尖銳的沖突，現代的愛情悲劇與古老的歌謠遙相呼應。古歌用“不是”來結束尋找，鑄成了無窮的感傷意境，充滿了復雜的人生感悟。
　　一九八二年創作的短篇小說《大坂》和一九八三年創作的中篇小說《北方的河》都表達了同樣的征服和崇高的主題。妻子流產與“他”去征服大坂構成小說故事的內核，小說通過對于極限的挑戰實現自我的確證。對于蒼莽壯闊的北方的河的征服和禮贊是張承志抒情小說的一個高峰。北方的河成為張承志強大的生命力量和青春激情的一個象征：“我就是我，我的北方的河應當是幻想的河，熱情的河，青春的河。”他對大河的征服是青春的贊頌，是一種成人的儀式。小說表現了對于大地、歷史和人生的沉思，以及知青一代的奮斗、挫折、思索和選擇。王蒙當時在《大地和青春的禮贊》中感嘆：“在看完《北方的河》以后，我想，完啦，您他媽的再也別想寫河流啦，至少三十年，您寫不過他啦。”
　　一九八七年，長篇小說《金牧場》出版。張承志在《注釋的前言：思想“重復”的含義》中對這部長篇小說的內容和形式做了如下說明：
　　《金牧場》一書的結構是，用七十年代初的口吻，描寫一次知識青年和牧民的大遷徙，同時描寫知識青年的種種。在這個部分里插入對紅衛兵時代長征的回憶和思考。全書的這一半，用表示蒙古草原的M為標號。另一半是用八十年代的在國外求學的青年的口吻，描寫一個解讀古文獻的研究過程以及異國感受；同時插入對西方國家六十年代學生運動、前衛藝術的思考和對中國邊疆的心情。書的這一半用表示日本的J為標號。書的兩半兩條線，始終并行對照。
　　這樣，兩條線和其中的回憶獨白，概括了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種種最重大的事件及其思考。內容涉及知識青年的插隊、紅衛兵運動的內省、青年走進社會底層的長征與歷史上由工農紅軍實現的長征、信仰和邊疆山河給人的教育、世界的不義和正義、國家和革命、藝術與變形、理想主義與青春精神……企圖包含的太多了。
　　小說主人公是一位身在異國的歷史學者，在物質高度發達的日本東京，與環境格格不入。他正在譯釋一部記載著一個少數民族的英雄們以生命和犧牲為代價去尋找理想的天國的古代文獻《黃金牧地》。他曾經作為紅衛兵，憑著一腔熱血、理想、信仰和激情，重走長征路，后來又寫血書上山下鄉。《金牧場》采用了結構主義方式，以巨大廣闊的時空，以多聲部的形式，構成了張承志作品反復表現的“尋找”主題。小說把不同時代、民族尋找理想天國的歷程結合為雄渾輝煌的交響，表達了他對于自由、正義、理想、青春和反叛的執著追求和深情禮贊。正如作者所言，這部作品涉及了紅衛兵運動等許多重大事件和問題，是張承志一部帶有總結性質的作品，是他對于青春、浪漫的最后傾訴，同時也是他進入哲合忍耶世界的關口。
　　在《心靈史》代前言《走進大西北之前》中，張承志將自己一九八四年冬進入大西北視為一種神意。他強調同西海固的遭遇所導致的脫胎換骨的改變。這一時期他先后創作了《殘月》、《黃泥小屋》、《西省暗殺考》、《心靈史》等一批反映回族歷史、生活的作品。他震驚于黃土高原惡劣艱難的生存環境，以及這個民族為精神信仰所付出的慘重犧牲。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心靈史》是一部令人震驚的奇書和空前的巨著。這部書是敘事和抒情、啟示錄和詩篇、史詩和抒情詩的統一和融合。它本質上是詩，但采取的是一種歷史的形式。它既是個人的，又是民族的。它既是敘事，又是抒情，既是歷史，又是文學，同時也是哲學和宗教。張承志自己宣稱：“這部書是我文學的最高峰。”張承志無視寫作的一切傳統畛域，他的寫作打破了同時也溝通了不同的領域。他以此重新面對“什么是文學”這一問題，重新思考“形式”和“書”的含義，重新建立寫作與讀者的關系。他在這樣一種寫作和思考中把一切問題推到根本上。
　　張承志是一個回族作家，同時是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兒子。他在《美則生，失美則死》的訪談中說：“中國的回民是被中國文化養育的貧窮的兒子，他們所代表的是一種信仰的中國人，他們用自己的犧牲為母親貢獻了新鮮血液。只要這種信仰精神堅持于回民，遲早會以某種形式使中國文明豐富。”他在《歲末總結》中宣告：“我雖然屢屢以反叛中國式的文化為榮，但在列強及它們的幫兇要不義地消滅中國時，我獨自為中國應戰。”不僅如此，用胡風的一個詞來說，他的寫作是與中國當下的社會現實和文化處境的搏斗。他對于回族和哲合忍耶歷史的關注是他一以貫之的反抗強權和關懷弱者的原則的體現。在反抗外國帝國主義的同時，他沒有忽略內部各種壓迫關系。哲合忍耶對于張承志來說是一種啟示，一種依靠，一種資源，一種力量。他在《撕名片的方法》中寫道：“今天我重視自己的特殊性。背靠著‘哲合忍耶’——我開始急速地自尊。這是我要求中國文化接受的一個外來語措辭，盡管它誕生于中國母體之中。……我輸入的是一種烈性的血，是一種義，是一種信，是一種叛逆的和堅守的素質。”他對哲合忍耶和回族歷史的書寫超出了狹隘的族群意義，而上升為一種普遍的自由、人道和正義的追尋。張承志在《風雨讀書聲》的訪談中曾經這樣談論《心靈史》：“它描寫的和它經受的，一切都是最中國式的。至于我，無非是接受了百姓的委托，為他們執筆，寫了他們的一部歷史。這無非顯示了我的氣質和道路——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定要找到與底層民眾結合的方式。”張承志將整個寫作過程看作是對于自由的理想，對于真正的人道的尋找。“我以我的形式，一直企圖尋找一種真正的人道主義。”(《心靈史·圣徒出世了》)“我將告訴你們的哲合忍耶的故事，其實正是你們追求理想、追求人道主義和心靈自由的一種啟示。”他把哲合忍耶看作是這種人道主義的載體。“哲合忍耶是中國勞苦底層”是一個“犧牲者集團”，是“堅守心靈的人民”，是一種“窮人宗教”，是從人民中間提煉出來的基本原理。“這里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靈世界和包圍人的社會、人性和人道。這里有一片會使你感動的、人的光輝。”(《心靈史·走進大西北》)“在中國，只有在這里才有關于心靈和人道的學理。”(《心靈史·十八鳥兒出云南》)他指出：“人，人性，人道，人心，這一切在中國應當通過另外的途徑去發現。我不信任現代中國的知識界。太重要太本質的認識，至少要在相應的天地中形成。真知灼見永遠不會是下賤膚淺的老鴉叫。它需要一片風土、一種歷史、一群真正能為我啟蒙的老師，還需要克麥提為我降臨，才能夠被我發掘出來。”(《心靈史·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張承志的人道主義是與被壓迫、被殺戮的底層人民的結合，這是對被壓迫者的心靈歷史的認同，是對于壓迫者、統治者和官方歷史的大舉破壞和大膽挑戰。“我漸漸懂了，我是為一種異端的美而吸引。”他“把宗教的爾麥里感覺成了朝著歷代統治的示威”。哲合忍耶的魅力在于它是“一種最徹底的異端”，是不可屈服的自由和輝煌的美。(《心靈史·儀禮》)(《心靈史·光陰》)哲合忍耶教派在與專制國家，在與國家這種巨型怪物，這種恐怖機器的對抗中爆發出來了最強大的力量和最強烈的美感。“一切宗教的和人道的火花都被他們擊打出來了。”(《心靈史·追隨者》)張承志通過對于歷史的重新書寫，通過接近底層，通過對于被壓迫者的心靈的歷史的追蹤，尋找著真正的人道。他在贈送給楊懷中《老橋》一書時題寫了如下宣言：“讓歷史就這樣把重負壓上肩吧！我們要推翻一種偽歷史，讓我們就這樣把自己趕向艱辛吧！這艱辛中會有輝煌的意義。”從根本上來說，張承志的《心靈史》和韓少功的《馬橋詞典》應當放在“尋根文學”的脈絡上來加以理解。張承志和韓少功沿著“尋根文學”的軌跡與“現代化”的主流價值分道揚鑣，一步一步地走向邊緣和深入底層。張承志表現了對于統治階級強烈的不信任。統治階級和御用文人無法真正理解歷史。“他們缺乏對于人的心靈力量的想象力，因此也不能獲得秘密。而歷史從來只是秘史；對于那些缺乏人道和低能的文人墨客，世界不會讓他們窺見真相。”(《心靈史·黑視野》)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后，張承志主要選擇了散文這種釋放方式。他說：“如今我對小說這形式已經幾近放棄。……我更喜歡追求思想及其樸素的表達；喜歡摒棄迂回和編造，喜歡把發現和認識、論文和學術都直接寫入隨心所欲的散文之中。”朱蘇進在《分享張承志》一文中描述張承志的創作風格時說：“他的許多篇章既是猛藥又是美文，在新奇意境和鏗鏘樂感中簇擁著采自大地的野草般思想。他的作品個性極度張揚，鋒是鋒，刃是刃，經常戳得人心靈不寧，痛字當頭，快在其中。”張承志的散文反映了九十年代中國文壇的急劇瓦解和分裂。這個時代急劇的墮落提純了張承志，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也付出了極端、單調和疲憊的代價。張承志意識到魯迅以筆為旗的痛苦。他在《美則生，失美則死》中吐露：“當同時代的文學家寫出一部部文學性的鴻篇巨制時，他不得不以一篇篇雜文為投槍匕首，進入戰斗。其實，我是為魯迅先生遺憾的，然則，那也是他的必然。”他在《以筆為旗》中對無情無義的文學界及其所謂“純文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張承志產生了一種自覺，從而與中國文壇徹底決裂。按照他在《離別西海固》中的敘述，早在一九八四年，他便與中國文學的主流分道揚鑣，徹底決裂了：“在一九八四年冬日的西海固深處，我遠遠地離開了中國文人的團伙。他們在跳舞，我們在上墳。”
　　一九九三年，他發表著名的《清潔的精神》，抗議“今天泛濫的不義、庸俗和無恥”，通過古代許由等人追求正義和清潔的故事，追尋“潔與恥尚沒有淪滅的時代”。他不斷地從歷史中去尋找抵抗的力量。這種資源包括哲合忍耶教派、《史記·刺客列傳》、魯迅、屈原等等。他要尋找自己的“類”，自己的參照，自己的“血統”。魯迅成為他思想和反抗的重要資源，成為他反復書寫和禮贊的對象。他在《靜夜功課》中說：“墨書者，我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魯迅。”他在《清潔的精神》中這樣勾畫了魯迅的形象：“所謂魯迅，就是被腐朽的勢力，尤其是被他即使死也‘一個都不想饒恕’的智識階級、即中國知識分子的前一輩們逼得一步步完成自我，并瀕臨無助的絕境的思想家和藝術家。”他在《再致先生書》中指出：“魯迅象征著一種不簽訂和約的、與權力的不休止爭斗。”他對魯迅的閱讀和理解形成了獨一無二的“魯迅研究”。他用最文學的方式接近魯迅。這是用文學的巫術招魂。
　　理解張承志，有幾個重要的詞：美、正義、自由、人民，特別是在今天被污名化了的恐怖主義。“恐怖主義”這個被當代西方意識形態極盡污辱之能事的詞，通過張承志的書寫和磨洗，重新恢復和煥發了原始正義的光輝和驚心動魄的美。他在《清潔的精神》中稱贊司馬遷的《史記·刺客列傳》是“中國古代散文之最”，“美得魅人”。他稱贊《史記·刺客列客》提煉了“中國的烈士精神”。他誓言：“我要用我的篇章反復地為烈士傳統招魂，為美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聲。”他將荊軻刺秦的故事稱為“古代中國勇敢行為和清潔精神的集大成”，是“弱者的正義和烈性的象征”，“一種失敗者的最終抵抗形式”，“因此沒有什么恐怖主義，只有無助的人絕望的戰斗”。恐怖主義是一種失敗的政治，是一種極其純粹的倫理的美學的反抗。張承志和張藝謀是藝術上的兩個王者，當張藝謀對權力和體制全面認同與臣服，越來越作為“中國形象”大紅大紫地走向全球化的商業舞臺的中心的時候，那個從“新時期”一同出發的張承志旗幟鮮明地走向了邊緣和底層，走向了沒有歷史的歷史，走向了人民的文學。張承志在《心靈史·窮人宗教》中宣稱：“我偏執地堅持，中國的一切都應該記著窮人，記著窮苦的人民。”
　　張承志的偏激和極端從根本上來自于紅衛兵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和烏托邦沖動，是對于令人窒息的現代性的激昂抗議，表現為極端的反體制精神。他在《三份沒有印在書的序言》中聲稱，他在《紅衛兵時代》一書中，為六十年代，為他自己所創造的紅衛兵這個詞，為紅衛兵運動的青春和叛逆性質，為紅衛兵的反體制形象，進行了堅決的贊頌。他指出，官“對于人道來說是最下賤的存在”(《心靈史·人民的暴力主義》)。“哲合忍耶可以放棄暴力但絕不放棄自己對于官府的異端感。永不近官，永不信官，這種心緒后來成了哲合忍耶的一種氣質。”(《心靈史·進蘭州》)張承志在《心靈史》中宣稱“人民造反”，“人民反叛的暴力”是統治者的“天罚的形式”(《心靈史·入海口》)。張承志一直歌頌和贊揚具有強烈的道德烏托邦傾向的“密謀”和“暗殺”以及另一個極端——道德感化。他贊頌“犧牲之美”(《心靈史·入海口》)，“犧牲是最美的事情”(《心靈史·董志塬》)。
　　張承志在《南國探訪》中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古怪的時代。”“豪富和赤貧，饜足和饑饉，腦滿腸肥和瘦骨嶙峋，摩天樓和貧民窟——總之，一切對立和差別、正義和背義，都將在這個隆隆來臨的時代并立共存。”他在《中原迷茫》中指出，我們需要面對著屈辱的歷史，殘暴的權勢，苦難的人民，卑污的智識階級。轟轟烈烈的“脫軌”的“漫長的二十世紀”在一九七九年匆匆結束了。張承志一直心儀于六十年代，這個反體制的極端年代，這個激情的年代、脫軌的年代。這構成了理解張承志的核心：造反，反特權，反體制，反對一切的壓迫和不義。張承志在《風雨讀書聲》的訪談中談論《心靈史》的精神譜系的時候說：“我用這樣的方式，表達了我對六十年代的懺悔與堅持，對體制和異化的大聲抗議。”六十年代的紅衛兵以及西方的造反運動都是與青春和叛逆聯系在一起的。“在他們的不會是紅色也許是天藍色的旗子上，我希望一開始就有人心、人道，對人的尊重；一開始就有底層、窮人、正義，一開始就有叛亂、選擇、青春、反體制的底色。”張承志以一個人填寫了巨大的空白。張承志的寫作使人民、革命、底層這些詞語得到了昭雪和拯救，同時，也使自由、人道和美以及民間等概念的內涵得到了真正的確認。他以具有廣闊深厚的歷史空間的大西北為根據地，以中國最廣大的底層人民為依據，背對著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城市繁華。張承志背對著中國知識界，背對著“盛世”寫作，面對著全球化和日益野蠻化的世界寫作。當有人責難張承志是“反智主義”的時候，我們應該辨正，作為一位英勇的學者和作家，張承志只不過是拒絕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間流行的常識，他不過是在組織另一種秘密的知識，發掘地下的歷史；同時，他在指示另一種人性，構建另一種社會理想。他在呼喚美的人性、人心、人道和真的和平。正如《心靈史》中船廠太爺馬達天石破天驚的話語：“你已經有了知識了。——你千萬不要把你的知識的光芒熄滅，而使你自己墜回黑暗！”
　　在外國作家中，張承志反復提起梅里美和三島由紀夫，他始終是一個極端的帶有唯美主義傾向的浪漫主義作家。當資本主義以貿易將地球變成世界，將整個世界簡化為交換價值納入到自私自利的交換的時候，浪漫主義最早樹立起了反抗現代文明的叛幟。它以文學的武器，以審美的割據對交換價值和商業文明進行絕望的反抗。這種絕望的反抗產生了“純藝術”以至“唯美主義”。當資本主義對交換價值進行神化的時候，它對審美進行神化，當資本主義對商品進行神化的時候，它對藝術進行神化。當資本主義進行全球征服的時候，浪漫主義起義和獨立，在自己的藝術王國上空高高地飄揚起美的旗幟。十九世紀歐洲浪漫主義是反工業化、反世俗化、反現代性的第一聲鳴鏑，而張承志則是中國浪漫主義一個悲壯的奇跡。
　　雪萊曾經認為，詩人是立法者，是民族和時代的先知。張承志像摩西一樣，向人們昭示另一種生存和秩序。不論是從內容上，還是從形式上來說，張承志的寫作都是一場徹底的絕處逢生的叛亂和起義。他在《為〈神示的詩篇〉而作》中寫道：“完全是和平的攻戰，完全是獨自一人的義舉。”他不斷地轉移自己描寫的對象，不斷地變化表現的內容，不斷地更新表達的形式。他以文學的方式向這個世界和時代挑戰，呈現了另一種不同的價值和意義。
　　二○○六年五月

讀書京29～3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曠新年20072007
作者：讀書京29～3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曠新年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1: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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