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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戊戌維新100周年，由中國史學會和北京大學聯合主辦的戊戌維新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于1998年8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大學隆重舉行。出席這次國際學術討論會的共有160多位中外學者，包括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地區以及日本、美國、法國、德國、韓國、澳大利亞的許多專家教授，其中不少人是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并卓有成就的國際國內著名學者。因此，這次會議可以說是本世紀末中外史學界一次難得的學術盛會。由于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正是1898年戊戌維新的產物，所以這次會議也是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的一項重要學術活動。
　　這次國際學術討論會共收到140多篇論文，會議以戊戌維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和現代化為主題，圍繞100年前戊戌維新的有關理論、歷史、思想、人物、史料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討，下面分幾個方面加以綜述介紹。
　　　　　　一、關于戊戌維新的再認識
　　戊戌維新已經過去整整100年了，隨著時代的前進、社會的發展、史料的發現、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者觀念的更新，對戊戌維新的認識也在逐漸深化。
　　（一）戊戌維新的性質
　　長期以來，戊戌維新一直被認作是一次改良主義性質的運動，從而貶低了它的歷史地位。經過80年代一場大討論，多數學者認為戊戌維新是19世紀末中國資產階級救亡的維新運動，可稱為改革或改良，但不能用歐洲工人運動中的改良主義概念去硬套。
　　在這次會議上，學者們進一步解放思想，暢所欲言。一些學者從各種角度論證戊戌維新不僅是一次資產階級改革運動，也是一次愛國救亡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鄭州大學鄭永福提出了戊戌維新是“資產階級維新與地主階級自救共振而引發的一場改革運動”的新觀點。還有的學者認為維新志士們的思想和活動“帶有豐富的民主革命內涵”。有人甚至認為“戊戌維新是一場政治體制的革命”。
　　（二）戊戌維新的歷史意義
　　與會學者從更廣闊的視野特別是從現代化的視角去考察和認識戊戌維新的歷史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認為，戊戌維新“進行了第一次較為全面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社會動員”。在思想文化上，它開始了科學與民主的啟蒙；在國民素質上，它啟動了人的現代化工程；在社會建構上，它引發了現代團體活動和意識；在經濟秩序上，它初步建立了資本主義經濟倫理。南開大學王永祥指出，維新派“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較完整地搬用作為西方近代化政體之一的君主立憲制理論”，戊戌維新“成為中國先進分子力圖使中國政體近代化的開端”。齊齊哈爾大學周彥認為戊戌維新是中國人追求中國全面近代化的最初嘗試，它是中國政治近代化的先導，加速了中國經濟近代化進程，成為中國文化教育近代化的真正開端，并推動了中國軍事的近代化。
　　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西村成雄則從近代國民國家形成的角度來闡述發生于19世紀末的戊戌維新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意義，指出戊戌維新就是中國從傳統中華秩序向近代國民國家體制轉變的最初嘗試。
　　（三）維新運動與洋務運動、立憲運動、清末新政的關系
　　河北大學黎仁凱不同意“洋務派是改頭換面的頑固派，與維新派并無相通之處”的看法。他具體剖析了甲午戰爭后洋務派的分化，指出一部分洋務派大吏已經成為維新派的同路人或同情者。政變前兩派之間的分歧論爭主要是學術之爭，并逐漸向政治斗爭轉化，直到政變發生后，洋務派為了附和慈禧太后才與維新派公開決裂。齊齊哈爾大學劉恩格認為19世紀末的戊戌維新與20世紀初的立憲運動是中國人追求君主立憲制過程的兩個發展階段，前者是初級階段，后者可謂高級階段。山東師范大學孫占元認為清末新政實際上是戊戌維新的延續和發展。
　　（四）維新運動失敗的原因
　　以往人們論及戊戌維新失敗原因時，多從階級力量對比角度入手，或言資產階級軟弱，或言中外反動勢力勾結，或言未能發動群眾，而較少從維新派領導維新運動的主觀失誤方面去分析。這次會議上，一些學者著重從這方面探討了戊戌維新失敗的深層原因和歷史經驗教訓。
　　貴州社會科學院李雙璧指出，維新派卷入了孔子改制與古今文經的紛爭，由于全變盡變指導思想導致戰略上的失宜，而浮躁急切的心理又造成策略上的不當，這些都給變法事業帶來了諸多負面的影響。貴州師范大學竺松柏認為，康有為不恰當地介入光緒與慈禧之間的斗爭，并實行所謂“尊帝討逆”的策略是戊戌維新失敗的重要原因。青島大學呂明灼的論文認為，戊戌維新失敗的深層文化原因是維新派的新思維不能脫出傳統文化的框架，他們在中西文化交融中仍以儒學為主體，在改革中以孔子儒學為王牌，在今古文經斗爭中以儒術作政論，甚至為了政治目的不惜歪曲歷史，使許多原來同情或支持維新的人離去。
　　　　　　二、多角度、全方位的剖析
　　對戊戌維新不能僅僅作為一個政治事件來研究，而應把它作為一個復雜的社會改造系統進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剖析。研究其各種層面和各種要素，以及它們之間的互相聯系、作用和矛盾制約關系，才可能比較全面地把握戊戌維新的全貌和實質，并給予實事求是的分析評價，科學地總結其歷史經驗教訓。這次會議上學者們努力從各種角度和層面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
　　（一）文化思想層面
　　學者們探討了戊戌維新在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轉化中所起的作用。北京師范大學史革新具體論述了戊戌維新在提倡科學與民主新文化主導精神，新型知識分子隊伍最初集結和推動近代新文化建設幾方面的歷史功績。四川大學謝放通過剖析戊戌前后國人對“民權”與“民主”的認知，來發掘戊戌維新中被研究者忽略的一些思想資源，以凸顯戊戌思想的某些特點。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沙培德著重探討了維新派的君主觀和他們為了重新改造皇帝權力架構而采取的種種方式。南京大學朱慶葆認為戊戌維新對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推動中國傳統民族意識的覺醒，夷夏模式的轉換，文化理性主義的取向以及民族平等觀念的萌發等。杭州大學汪林茂認為維新派興辦西學，從理論和實踐上把西學作為價值觀、方法論來對待，開始沖破“中體西用”的知識框架，提出了全新的以“中西匯通”為特征的近代知識體系，實行了中國文化內在結構的更新。貴州師范大學吳雁南指出清末的一些學習西方的有識之士，用儒學中的心性之學與心學的思想資料，為變法維新服務，形成了一種植根于時代需要，圍繞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心學思潮。廣州師范學院趙春晨剖析了維新派對教案和反洋教斗爭的認識和態度。
　　還有一些學者分別論述了戊戌時期維新派的大同思想、人才思想和倫理思想。
　　（二）社會與區域變遷層面
　　以往的戊戌維新研究大多集中在政治和思想層面，而忽視社會變遷、民眾觀念和區域發展等層面。在這次會議上，一些學者從社會史、地域史角度關注和研討了有關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長莉探討了晚清士人趨利之風與立身觀念的演變。中國人民大學楊念群論述了戊戌時期關于習性改造，如勸禁纏足、剪辮易服等的構想及其意義。首都師范大學梁景和考察了維新派的新式婚姻文化觀，如批判傳統封建婚姻陋俗，提出以自主為原則、情志為媒介，追求個人人生幸福的新型婚姻觀。
　　華中師范大學朱英對以往很少有人注意的民間慈善公益事業在戊戌時期的發展進行探索，指出當時慈善界代表人物思想觀念上發生了重要變化，初步形成了具有近代意義的新慈善公益觀，某些傳統善會、善堂也增添了新的活動內容，各種形式民間公益社團機構紛紛誕生。
　　戊戌維新時期的地域史研究也受到重視。維新運動在各地區的具體表現和影響都值得研究。北京社會科學院魏開肇認為戊戌維新是北京早期現代化的重要動力，它的主要功績是促進封建統治集團的分化，引發現代知識分子群體的崛起，導致現代政治制度的嘗試和現代化教育文化的創興。
　　美國亨特學院白恩奇則以一個外國學者的眼光從北京城市史的角度，探討了北京的同鄉會館在維新運動的形成和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南開大學陳振江論述了天津在維新運動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天津是維新變法運動四大中心（北京、上海、天津、湖南）之一，是傳播西學特別是進化論的主要陣地，創辦有新式學堂、報刊，開展了社會教育。上海社會科學院湯志鈞指出，澳門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會條件，在維新運動中也起過重要作用。
　　河南師范大學馬小泉論述了湖南保衛局的自治屬性，說明保衛局是維新派在中國最早進行地方自治的初步嘗試，體現了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官僚政治的精神和積極參政議政的意識，體現了近代中國市民社會逐步發育的過程。
　　此外尚有學者以具體事實說明浙江和江西也屬于當時維新改革先進省份之列。
　　（三）教育改革層面
　　上海社會科學院李華興比較全面地論述了戊戌維新對推動中國教育現代化的歷史功績。他認為，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以國家法令在全國范圍內自上而下推行學校制度和教育體制的變革，成為中國教育由傳統轉向近代的分水嶺，由封閉走向開放的里程碑。
　　北京大學王曉秋著重闡述了為什么說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是戊戌維新的產物，說明京師大學堂是在甲午戰爭后興起的維新派教育改革思潮的推動影響下醞釀產生的，在京師大學堂的倡議和籌辦過程中，維新派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又是戊戌維新遺留下的僅存碩果。他還具體論證了京師大學堂創辦和開學的經過及日期。
　　在追溯京師大學堂源頭時，涉及康梁發起的強學會，學者們發生了爭論。南京大學閭小波認為北京大學的源頭當是強學書局而非強學會，維新派人士在京師欲立強學會未成的情況下退而成立強學書局。廣州社會科學院汪叔子認為強學會為虛，強學書局為實，圍繞此事實際上有牌子、本子、款子、班子之爭。
　　討論還涉及其他與京師大學堂有關的歷史人物。旅美學者孔祥吉論述了李盛鐸担任京師大學堂總辦的內幕。安徽社會科學院歐遠方、翁飛則介紹了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對近代教育的貢獻。
　　此外還有學者探討了戊戌時期的女學思想和近代教育變革中農民的毀學行為。香港浸會大學葉國洪詳細論述了戊戌以后清末的教育改革，特別是現代化學制與現代教育行政機關的創立。
　　日本追手門學院大學伊原澤周對戊戌時期的務農會（又稱農學會）進行了個案研究，具體論述了務農會的創設與活動，及其在創辦農學報、編譯農學叢書、創辦東文學社、傳播日本農業科學知識方面的貢獻。
　　（四）外交和中外關系層面
　　戊戌維新時期中國的外交與中外關系，也是戊戌維新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但又研究相對薄弱的領域。這次會議上也有不少學者撰寫了論文，尤其是國外學者利用外文資料填補了一批以往研究的空白。
　　中國人民大學郭雙林論述了晚清駐外使領在維新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具體介紹了中國外交官在鼓吹變法和傳播新文化、新知識，創辦學會、學堂、報刊方面的貢獻。北京師范大學王開璽著重剖析了戊戌時期清廷覲見禮儀的改革，指出光緒皇帝敢于摒棄舊傳統禮儀觀念，參酌西方國家禮儀慣例，進行重大禮儀改革，表現出主動變革和開放的精神。
　　在中日關系方面日本學者和旅日學者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奈良大學菅野正考證了上海亞細亞協會的真實情況。關西大學陶德明論述了戊戌變法前夕，日本參謀本部對張之洞進行的游說工作及其效果。亞細亞大學李廷江則重點論述了戊戌維新前后中日兩國關于招聘日本顧問談判的背景和過程。亞細亞大學容應萸認為中國人留學日本雖以1896年派遣13名使館留學生為起點，但只是在1898年戊戌維新中才把派遣留日學生定為國策，南北洋、湖北、浙江開始派遣官費生赴日，因此應把戊戌維新作為中國人赴日本留學的發端。
　　美國學者譚精意利用其祖父譚張孝保存的美國保皇會的檔案資料，論述了康有為為首的保皇會組織學生出國留學的活動，據稱有的留學生甚至還担負了以后回國刺殺慈禧太后的任務。
　　戊戌維新對亞洲國家的影響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韓國高麗大學辛勝夏具體論述了梁啟超的著作文章如何傳入韓國，并對韓國愛國啟蒙運動發生影響的情況。據他調查，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1899年9月已在韓國翻譯出版。越南河內大學阮文紅未能到會，他寄來的論文論述了中國戊戌維新對越南維新改革運動的影響。
　　德國洪堡大學費路利用德國外交檔案考察了戊戌維新在德國的反映和影響，指出德國政府對戊戌維新最初是抱冷淡和懷疑的態度。
　　　　　　三、豐富多彩的戊戌人物研究
　　在戊戌維新研究中，歷史人物研究，尤其是對維新派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人的研究，始終占有很大的比重。這次會議拓寬了視野，除了康梁譚嚴等人的研究進一步豐富和深入以外，對光緒帝、慈禧太后、其他維新派人士、帝黨、后黨、洋務派、頑固派甚至一些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也展開了研究。
　　（一）康有為研究
　　對康有為的研究，在以往大量研究的基礎上又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提出了不少新課題和新觀點。
　　北京大學房德鄰認為康有為的主要貢獻在于他提出了分離行政和議政機構，設立總攬變法的議政機構制度局或懋勤殿，試圖對封建制度和政體進行初步的實質性改革，從而使戊戌維新成為有別于洋務運動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關于設立議政機構的論爭貫穿變法運動始終。中山大學林家有認為康有為為實現在中國造新國開新世的主張，設計了一條由上而下在體制內進行變革的漸進革新路線。臺灣歷史語言所黃彰健論述了康有為的素王改制與戊戌變法的關系。他認為康有為主張設制度局以定憲法，并以孔子自稱素王主張改制作為其變法的經典根據。美國加州大學朱葆ｊìｎ＠①認為康有為是晚清改革論述之集大成者，是新思想與新精神的創造者，也是革命政治的實行家。中國人民大學林克光論述了康有為改革開放思想的遠見卓識，認為他的主張具有超前意識和很強的生命力。暨南大學宋德華認為康有為始終堅信君權變法是中國變法最理想的方式，它與興民權并非是絕對對立的。北京大學樓宇烈探討了康有為的宗教觀。他認為，若因康有為主張以孔教為國教就批評他保守落后反動，這樣的看法過于簡單片面。實際上康有為的這種主張是從向西方學習中總結出來的。日本東京大學村田雄二郎則通過對康有為使用孔子紀年的考證，探討他所提倡的孔教的特點及其與大同思想的關系。文物研究所盛永華闡述了康有為的近代科學思想，指出他不但是近代改革運動的先驅者，而且也是中國近代科學事業的宣傳者、鼓吹者。日本東洋大學中村聰也具體分析了康有為《諸天講》中反映的近代科學思想。歷史研究雜志編輯部阮芳紀論述了康有為流亡海外時期學習外國的主張，說明當時康有為仍是先進的中國人。
　　還有一些學者分別論述了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學說和傳統理學對康有為的影響，以及康有為論學風、康有為主張的留日政策等問題。
　　（二）梁啟超研究
　　這方面的論文雖不如康有為研究得多，但也很有分量。
　　中央黨校趙書剛從近代化的視角出發，不同意一般所謂梁啟超的“民權就是紳權”的觀點。他認為，梁啟超是在西方政治學說基礎上結合中國國情，把“民主”一詞演繹為“民權”。梁氏從民權思想出發，創立了“三世六別說”，論證了資產階級改革的合理性，對推動中國近代化有杰出貢獻。首都師范大學邱遠猷論述了梁啟超的法治思想，認為這是戊戌時期梁啟超對中國近代法律思想發展所作的貢獻，具有歷史進步性和現實借鑒意義。哈爾濱師范大學安靜波闡述了梁啟超民族觀的主要內容、時代特色、思想淵源和學術價值。他認為梁啟超是運用近代觀念和方法系統研究民族問題的第一位中國人。
　　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分別論述了梁啟超的史學觀、小說觀、知識結構的變化、家庭教育的成功等問題。
　　（三）嚴復、譚嗣同研究
　　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研究了嚴復和譚嗣同的思想和活動。
　　南京大學蔡少卿認為嚴復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啟蒙思想家，并著重論述了他如何認識西方世界，批判中國現實和系統傳播西學。廣州師范學院陳華新也闡述了嚴復傳播西學的貢獻，即宣告“經學時代”的終結，學習西方的先導者和引起了思想方法論的變革。吉林大學寶成關的論文探討了嚴復與西方自由主義的關系，認為嚴復對自由主義采取一種工具主義的態度，在思想傾向上更接近于新自由主義而遠離古典自由主義。中山大學袁偉時認為嚴復思想有前后期之分，前期的嚴復是自由主義者，1906年以后已處于邊緣化。
　　還有些學者探討了嚴復的人口觀，嚴復翻譯《原富》的社會反應，嚴復與盧梭思想的關系，考證了嚴復在福建船政局實習期間的史實。
　　武漢大學肖致治認為，譚嗣同是沖破封建羅網的闖將和積極推行變法維新的勇士。近代史研究所賈維探討了譚嗣同與盛宣懷圍繞開發湖南煤礦和鐵路而進行交往的背景和過程。湖南大學丁平一的論文著重分析了譚嗣同的仁學思想。華中師范大學羅福惠認為，譚嗣同、梁啟超作為代表構成了近代第一代青年精英文化。他們對傳統主流文化形成挑戰，是維新運動中思想解放的先鋒，對此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時期第二三代青年精英文化具有明顯的直接影響。
　　（四）其他歷史人物
　　北京師范大學陳其泰論述了黃遵憲的近代開放意識，認為他既提倡開放意識又堅持愛國立場，比同時代許多人站得更高。
　　上海楊浦業余大學張人鳳寄來的論文系統介紹了其祖父張元濟在戊戌維新時期的主要活動和在維新派中所處的穩健非主流地位。
　　河南師范大學蘇全有論述了過去研究很少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劉光第從傳統型士大夫向近代改革者演變的過程，并指出其游離于各派之間的矛盾性思想特色。
　　河北師范大學苑書義認為，關于張謇在維新運動中抱懷疑冷淡態度或支持贊助態度的兩種說法，都具有片面性。他的真實態度是“若即若離”，既有聯系又有距離。
　　華東師范大學謝俊美發表了翁同ｈé＠②維新變法思想簡論，扼要敘述了翁同ｈé＠②在戊戌維新中的思想、表現和作用。
　　中山大學李吉奎的論文論述了在戊戌維新中起到舉足輕重作用的帝黨重要人物張蔭桓與變法的關系。
　　武漢大學馮天瑜剖析了洋務派大吏張之洞與維新運動之間的聯系性和矛盾性。他認為深入考察這種復雜的交互關系，是準確把握晚清近代化進程的必要課題。
　　北京大學尚小明認為端方屬帝黨人物而不是一般人所說的后黨。他曾積極支持參與變法，但又與維新派沒有密切聯系，政變后未受重懲反得重用是因為得到榮祿和李蓮英的庇護，并通過進呈《勸善歌》討得慈禧太后的歡心。
　　與會者的研討還涉及光緒皇帝、慈禧太后、袁世凱、容閎、丘逢甲等人物。
　　（五）人物之間關系
　　剖析戊戌歷史人物之間的種種關系是重要的研究課題。
　　河南安陽師范專科學校張華騰論述了康有為袁世凱之間的關系與戊戌維新的政治格局。他認為袁世凱曾是變法運動的積極支持者，他在變法關鍵時刻的背叛有著種種主觀和客觀原因。戊戌時期的康袁交往，直接影響了戊戊維新的政治格局。
　　北京大學郭衛東論述了預備立憲時期康梁與清朝統治集團的關系，認為戊戌政變后康梁在海外仍然積極關心國內政治，但是這些活動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
　　中華書局馬忠文對以往流行的翁同ｈé＠②向光緒皇帝密薦康有為“其才勝臣百倍”的說法提出質疑，認為導致誤傳的原因是，剛毅羅織罪名打擊政敵和康有為刻意攀附翁同ｈé＠②以抬高自己的身價。
　　此外還有學者論述了康有為與張蔭桓、丘逢甲等人的關系。
　　　　　　四、發掘新史料和運用新方法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80年代在檔案館和故宮發現的康有為奏議條陳和進呈書籍等，曾大大推動了戊戌維新研究的深入。在這次會議上，學者又發掘和運用了不少新史料，下面僅舉數例介紹。
　　旅美學者孔祥吉歷來重視史料發掘，最近他又利用翁同ｈé＠②后人翁萬戈提供的檔案書信，發現了不少有價值的史料。
　　近代史研究所賈維利用未刊的盛宣懷檔案中譚嗣同致盛宣懷的書信等史料，揭開了圍繞開發湖南煤礦和鐵路問題的譚盛交往的內幕。
　　外交檔案和海外史料也是過去發掘利用不夠的。在這次會上，國外學者利用外國外交檔案糾正了以前記載的一些不實之處，填補了某些研究中的空白。如日本學者奈良大學菅野正利用日本外務省檔案中上海總領事小田切的報告糾正了關于上海亞細亞協會不確切的記載。實際上亞細亞協會一直未正式成立而且沒有得到總理衙門承認，也沒得到日本外務省的任何指示，政變后便自消自滅。旅日學者李廷江利用大隈重信書簡說明當時日本政府已提出日清同盟和日英同盟兩大外交方針。德國洪堡大學費路則利用德國外交檔案研究當時德國政府對戊戌維新的認識和反應。
　　有些史料過去尚未引起重視和充分利用。如華東師范大學劉學照在全國十幾家圖書館收集到有關戊戌維新的詩集88部，征引了96人的詩作，寫成《清季詩史中的戊戌維新》一文，可以對以往的維新史料起到佐證、參照和補充的作用。
　　對原有史料也有一個比較鑒別和辨析解讀的問題。如關于戊戌維新的一個關鍵事件，即譚嗣同夜訪袁世凱勸其圍園殺后之事，過去史家大多相信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而不信袁世凱的《戊戌紀略》，以致陷入迷霧。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楊天石經過認真鑒別考證，認為就此事記載而言，袁世凱的《戊戌紀略》比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更真實可靠，據此可解開這個歷史之謎。他感慨地說：“歷史是極為復雜的，進步人物可能說假話，反面人物也可能說真話，一切史料都必須經過考證和檢驗。”
　　在戊戌維新研究中還應提倡研究方法的多樣化，如引進社會學、文化學、心理學、民俗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還可以運用計量史學、比較史學等方法。此次會上，一些學者也進行了這方面的嘗試。
　　如清華大學蔡樂蘇采用語境分析方法，提出了嚴復與盧梭思想關系的新見解。他把《嚴復集》中有關嚴復對盧梭和康梁的討論一一錄出，并加以統計比較，采用語境分析法綜合其他資料，結果發現嚴復對盧梭的評論與對康梁的評論存在非常相似的情況，即都有明顯的贊賞、中性的介紹和嚴厲的批評，而批評竟占據壓倒的地位。
　　北京社會科學院鐘少華則運用文化學的方法，探索了梁啟超不同時期知識結構的變化和發展，指出其知識結構變化的合理性，肯定他的知識進步的成功。
　　在比較研究方面，福建社會科學院戴學稷把嚴復和容閎這兩位參與戊戌維新的西洋留學生代表人物加以比較研究，分析其各自的特點和所起的不同作用。湖南教育學院黃志平等則對康有為與丘逢甲進行比較研究。認為康丘兩人生于同一時代，都是進士出身，都曾長期從事興教育才的事業，投身救亡圖存的維新運動，并曾一度交往，醞釀合作，但后來卻分道揚鑣，典型地反映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激烈動蕩的社會變革時期的不同趨向。
　　　　　　五、戊戌維新研究的回顧和展望
　　在這次會議上，一些學者還回顧了百年來戊戌維新的研究史和有關圖書資料出版、檔案研究的情況。
　　上海師范大學馬洪林以宏觀的視角，勾勒了戊戌維新百年研究的概貌并簡要予以評點。他把百年研究史分為原始積累期、研究濫觴期、初步肯定期、政治批判期和撥亂反正期，折射出戊戌研究百年的曲折和走勢。他又以史料的發掘與整理，學會的成立與推進，成果的多樣與積累三個層面，概括出戊戌維新百年研究的主要成就和價值。同時，他列舉學術界關于戊戌維新性質、理論基礎、政治綱領、大同思想、康有為評價等五個重要問題的爭論，考察了戊戌維新百年研究的思辨和史識。
　　中華書局陳錚概述了80年代以來關于戊戌維新的圖書出版情況。80年代以來，戊戌維新研究出現空前活躍的局面，據不完全統計，在1980-1997年間，僅中國大陸出版涉及戊戌維新的圖書已有150種以上，其中研究性圖書和資料性圖書大致各半。海外和港臺出版的有關戊戌維新的圖書也有50種以上。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秦國經評述了戊戌維新檔案的研究。他介紹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戊戌維新檔案，包括皇帝頒布的有關詔令文書，臣工奏折，有關衙門編纂的史籍和記事檔冊，共約有1000多件（冊）。這些檔案具有原始性、真實性和珍貴性。戊戌維新檔案的整理研究是推動戊戌維新史研究和提高研究水平的一個重要方面。
　　故宮博物院胡建中介紹了故宮籌辦戊戌變法100周年紀念展覽的經過和主要內容。北京對外文化交流協會黃宗漢介紹了北京市戊戌維新遺址的現狀，提出了挽救保護的倡議。楊中市政府李名方介紹了康有為的弟子臺灣學者蔣貴麟整理出版康有為著作，闡述康有為思想的情況。
　　與會學者回顧了百年來戊戌維新研究情況后，也提出了今后戊戌維新研究發展的建議和希望，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進一步認識戊戌維新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繼續解放思想，遵循百家爭鳴方針，推動戊戌維新研究向深度和廣度發展。
　　第二，提倡對戊戌維新進行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的研究，提倡研究方法的多樣化。
　　第三，加強對戊戌維新資料的發掘、整理、出版和研究成果的發表與出版，重視對戊戌遺址的保護。
　　第四，加強戊戌維新史研究的國內國際學術交流和合作。
　　相信在這次戊戌維新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的推動下，戊戌維新歷史的研究會取得更多的新成果、新進展。
　　附記：與會學者張玉法、孔祥吉、狹間直樹、巴斯蒂、羅志田、郭世佑等提交的論文，已在《歷史研究》1998年第5期刊載，本文不再贅述。
歷史研究京168～177K3中國近代史王曉秋19991999作者王曉秋，1942年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者：歷史研究京168～177K3中國近代史王曉秋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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