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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人之林語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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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在東吳大學法學院兼英文課的時候，開學第一天，上課鐘打了好一會兒他還沒有來，學生引頸翹首，望眼欲穿。林先生終于來了，而且夾了一個皮包。皮包里的東西裝得鼓鼓的，快把皮包撐破了。學生們滿以為林先生帶了一包有關講課的資料，興許他是為找資料而弄得遲到了。誰知道，他登上講臺后，不慌不忙地打開皮包，只見里面竟是滿滿一包帶殼的花生。
他將花生分送給學生享用，課堂變成了茶館。但學生們并不敢真的吃，只是望著他，不知他葫蘆里賣的到底是什么藥。林先生開始講課，操一口簡潔流暢的英語。開宗明義，大講其吃花生之道。他說：“吃花生必吃帶殼的，一切味道與風趣，全在剝殼。剝殼愈有勁，花生米愈有味道。”說到這里，他將話鋒一轉，說道：“花生米又叫長生果。諸君第一天上課，請吃我的長生果。祝諸君長生不老！以后我上課不點名，愿諸君吃了長生果，更有長性子，不要逃學，則幸甚幸甚，三生有幸。”學生們哄堂大笑。林語堂微笑著招呼學生：“請吃！請吃！”教室里響起了剝花生殼的聲音。林語堂宣布下課，夾起皮包飄然而去。此后，每逢林語堂講課時，總是座無虛席。
林語堂痛恨上課點名，但他的學生卻從不缺課，不像其他課，老師點名后，居然還有人乘機溜課。他上課時，教室里總是擠得滿滿的，座無虛席，甚至連別班別校的學生，也往往會趕來旁聽。一則因為他的名氣響，他編了《開明英文讀本》和《開明英文文法》等，儼然是一位英語教學的權威專家。再則他的課講得確實有水平，德國萊比錫大學畢業的語言學博士算是貨真價實的。學生來不來，悉聽尊便；上課講什么，怎樣講，則悉聽林語堂之便了。他從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上課用的課本也不固定，大多是從報章雜志上選來的，謂之《新聞文選》，生動有趣，實用易懂。他也不逐句講解，而是挑幾個似同而異的單詞比較。比如他舉中文的“笑”為例，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癡笑”、“苦笑”等以作比較。學生觸類旁通，受益無窮，大感興趣。他的腦子里似乎也沒有多少師道尊嚴，不像有的先生擺出一副儼然神圣的架勢，裝腔拿調，他則笑顏常開，笑語連篇。他是一個閑不住的人，從不正襟危坐，他說太累，他受不了。他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地講著。在講臺上踱來踱去，有時就靠在講臺前講。講著講著，一屁股就坐到了講臺上；有時也坐在椅子上講，講得興濃，得意忘形，情不自禁，居然會像家居那樣，將兩只穿著皮鞋的腳中蹺到講臺上。學生們先是大愣，后來也就習慣了。
林語堂還有一項絕招，就是以“相面打分”，他所教的英文課程，從來不舉行考試，每當學期結束前，要評定學生成績，他便坐在講臺上，拿出學生名冊，一一唱名，被點到的學生，依次站起，他如相面先生一般，略向站起的學生，看了一看，便定下分數，他對著沒有十分把握的學生，就請對方到講臺前，略為談上幾句，然后定分。
有人問他，怎么能憑外表來打分數呢？他說：“假如使我只在大學講臺演講，一班五十幾個學生，多半見面而不知名，小部分連面都不認得，到了學期終，叫我出十個考題給他們，而憑這十個考題，就定他們及格不及格，打死我也不做！”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憑著他有超強的記憶力，讓全班的學生，在幾節課下來，自己便能直呼其名，然后他在課堂上，隨時點指學生回答問題，因此，還未到學期結束之時，每位學生的學習能力和程度，他心里早已有數，這就是他敢于“相面打分”的秘訣。
據當時上過林語堂課的學生們回憶說：“林教授（相面）打下的分數，其公正程度，遠超過一般以筆試命題計分的方法，所以在同學們心中，無不佩服。”
恩怨
婚戀
評價
林語堂一生和兩個好友反目，這兩個人，一個是魯迅，另一個是美國作家賽珍珠。
林語堂和魯迅因《語絲》而結識，并在在以筆戰斗的崢嶸歲月中結下了深厚的情意。五卅慘案后，由于北京形勢太壞，林語堂寫的文章也沒有報紙敢發，軍人打扮的人還時不時地在家門口溜達一圈，美其名曰“保護”，其實就是監視。于是林語堂接受了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的邀請，到廈大任教。隨后，林語堂將魯迅也邀請到廈大。廈大靠理科起家，經費、校舍資源等各項政策都向理科傾斜。林語堂創辦的國學院興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經費，遭到理科部主任劉樹杞的忌恨。他利用自己掌管財政之便，幾次逼魯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讓魯迅搬到了廈大的地下室。更過分的是，魯迅的屋子里有兩個燈泡，劉樹杞說要節約電費，非得讓人摘下一個。魯迅氣得目瞪口呆，胡子都翹起來了。但是為了林語堂，魯迅留了下來。他說：“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擊。所以有些彷徨。”
這樣有著十年情誼的兩個人，卻最后分道揚鑣。
1927年林語堂辭去外交部的官職來到，改變了自己的想法，他開始倡導“幽默”。而魯迅看不起“幽默”，他依然把文學當作“匕首”和“投槍”，刺向敵人。因為想法的不同，他們漸行漸遠。
分化從一件小事開始。魯迅和北新書店的老板李小峰鬧版稅官司，由郁達夫作“和事佬”為二人調解。此后，李小峰在南云樓擺酒宴請魯迅，林語堂夫婦也被邀請。林語堂愛說話，人際關系卻極為糊涂。去之前廖翠鳳反復提醒：“堂，待會少開口。”
張友松是魯迅的學生，曾經請魯迅和林語堂吃飯，說也要辦一個書店，并以李小峰為誡，決不拖作者的工資，但魯迅權衡之后沒有答應。這話傳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當時就很不痛快。后來，魯迅要和他對簿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覺得是張友松在從中使壞，幾次在背后攻擊張友松。
魯迅很忌諱這件事，聽林語堂一說，疑心話中有話，譏諷自己受了張友松的挑撥，當即臉色發青，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喊：“我要聲明！我要聲明！”那時，魯迅已有幾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這是什么話！我和北新的訴訟不關張友松的事！” 林語堂站起來辯解，“是你神經過敏，我沒有那個意思！”
兩人越說越上火，像一對雄雞一樣，你瞪著我，我瞪著你，對了足足兩分鐘。郁達夫見形勢不對，趕緊站出來。他一手按下魯迅，一面拉著林語堂和廖翠鳳趕緊離開。筵席不歡而散。因此事，林語堂和魯迅的友誼亮起了紅燈。
不久，林語堂辦起《論語》，做了“幽默大師”，魯迅更不能理解，他認為在血與火的斗爭中，是沒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有一次《自由談》的編輯黎烈文做東，為要去杭州“風雨茅廬”的郁達夫和王映霞餞行。林語堂和廖翠鳳也參加了。飯后，大家不約而同地抽起煙來，一時間，煙霧繚繞。林語堂好煙，看著眾人吞云吐霧的樣子，林語堂興致勃勃地問魯迅：“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幾只煙？”
“大概很多吧，沒有統計過。”
林語堂一臉興奮，正準備接著問。
“你是不是在替《論語》找材料？”魯迅的口氣突然冷起來。
原來林語堂在最近的一期《論語》上發表了《我的戒煙》一文。魯迅公開批評林語堂盡拿些吸煙、戒煙之類的生活細節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時今日之中國是不適合這種西洋式幽默的。
“我準備廣播一下！”林語堂沒有留意魯迅口氣的變化，老老實實地回答了。
“這其實很無聊，”魯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氣地說：“每月要擠出兩本幽默來，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辦得好！”
聽魯迅這么一說，林語堂氣得發昏，連辯解都忘了。旁人都停止了說話。鬧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靜悄悄的，氣氛緊張得可怕。這是林語堂和魯迅的第二次誤會。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慶齡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專門營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林語堂担任了宣傳主任，魯迅也是民盟的積極分子，兩位語絲戰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1933年，楊杏佛被暗殺。好友的故去讓林語堂悲痛欲絕，但因為這件事他和魯迅又產生了誤會。
6月20日，舉行楊杏佛的入殮儀式。林語堂正在被嚴密監控，出不得門。魯迅去后沒有見到語堂，很生氣，“這種時候就看出人來了，林語堂就沒有去，其實，他去送殮又有什么危險！” 事實上，據《申報》報道，林語堂參加的是7月2日楊杏佛的出殯下葬儀式，也是冒著生命危險去的。那一次，魯迅沒有去。
林語堂沒有向魯迅解釋。然而，魯迅對林語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兩人的裂縫朝著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語堂和章克標意見不和，一氣之下離開《論語》，另起爐灶，辦起了《人間世》。誰也沒有料到，這竟是林語堂和魯迅友情的終點。
據當時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憶，《人間世》創刊前，語堂請文壇好友來家里吃飯。客人來得差不多了，就差魯迅。大家都知道語堂和魯迅最近鬧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林語堂擺擺手，很有把握地說，不必，他一定會來的。話音剛落，魯迅就拖著膠皮鞋，嘀嘀嗒嗒地走進來了。
《人間世》走的是《論語》談幽默的老路子，左盟早就看不慣林語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后來又發生了周作人的自壽詩事件，于是野容(廖沫沙)寫了《人間何世》，指著林語堂的鼻子罵了一通。自此，左翼聯盟系統地開罵了。盟主魯迅罵得最兇，攻擊林語堂文學上的趣味主義和自由主義，說幽默文學是“麻醉文學”。
其間，又發生了幾件小事。
在一次飯桌上，幾個廣東籍作家兀自講粵語，說得興致盎然，其他人聽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語堂故意講一口流利的洋涇濱英語，表示是雞同鴨講，逗趣一番。沒料到魯迅厲聲到：“你是什么東西！難道想用英語來壓中國的同胞嗎？”林語堂啞口無言。
魯迅曾寫信勸告語堂不要搞這些小品了，多翻點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語堂回信，“等老了再說”。時過一年多，魯迅給曹聚仁寫信，提到了這件事：“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并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林語堂聽說后，無奈地解釋道：“亦近挑撥呢。我的原意是說，我的翻譯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為我中年時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譯成英文。……現在我說四十譯中文，五十譯英文，這是我工作時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譯的嘲笑意思呢？”
文學立場的涇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誤會，魯迅不再把林語堂當朋友了。徐志摩在上海大觀樓補擺婚宴，魯迅來得晚，一看見林語堂夫婦在座，二話不說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蠻性》一文，只有三句話：辜鴻銘先生贊小腳；鄭孝胥先生講王道；林語堂先生談性靈。（辜鴻銘是前清遺老，鄭孝胥是偽滿總理，把林語堂和他們相提并論，魯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見。）
魯迅與林語堂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附近時，一次魯迅不小心把煙頭扔在了林語堂的帳門下，把林語堂的蚊帳燒掉了一角，林語堂心里十分不悅，厲聲責怪了魯迅。魯迅覺得林語堂小題大做，因為一床蚊帳這么大火氣，未免太傷人了，便還回敬說一床蚊帳不過五塊錢，燒了又怎么樣，兩人就這樣爭吵了起來。
兩年之后，林語堂遠赴美國，終此一生，兩人再沒有相見。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肺結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語堂寫下了這樣的文字：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于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
除夫人廖翠鳳外，與林語堂交往時間最長、關系最為密切的女性，莫過于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美國女作家賽珍珠了。二人的交往，有恩，有怨，有佳話，也有遺恨。
賽珍珠是在中國布道的美國牧師的女兒。她生于中國，后回到美國學習，但是從美國弗吉尼亞州——梅康女子學院畢業后，仍回到中國，在南京大學担任英語老師。賽珍珠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想寫一本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并涉及各方面的書。她知道自己對中國的了解還不透徹，理解還不深刻，想找一個合適的中國人來寫。在與林語堂結識后，賽珍珠便選定林語堂成為這本書的撰稿人。
當時美國德出版商約翰•黛公司的老板R•沃爾什對賽珍珠十分心儀，為了追求賽珍珠，她從美國一直追到中國，當他聽到賽珍珠說起這個消息，也鼓勵林語堂寫這本書。
1934年，林語堂用英文寫出了《吾國與吾民》。賽珍珠讀完書稿，拍案叫絕，驚呼這是“偉大著作”！此時賽珍珠與R•沃爾什已經結婚，《吾國與吾民》由賽珍珠丈夫R•沃爾什的約翰•黛公司出版了。
《吾國與吾民》一問世，就在美國暢銷書排行榜上名列第一，當年9月至12月連印了七版。林語堂在美國讀者中有了聲望，賽珍珠夫婦認準了林語堂的學識和文筆合乎西方讀者的口味，可以成為約翰•黛公司的搖錢樹。因此，他們決定邀請林語堂到美國去專事寫作。W
林語堂接受賽珍珠的邀請，賣掉了房屋和家具，帶著妻子廖翠鳳和三個孩子，帶了二十箱中國古籍，來到美國。
林語堂到了美國，就住在賽珍珠夫婦的賓夕法尼亞州鄉間別墅。兩個家庭中西合璧，像是一個大家庭，經常在一起聚餐。林語堂的夫人廖翠鳳與賽珍珠經常用漢語聊天，廖翠鳳給她講中國故事，為她朗誦《水滸傳》，賽珍珠一邊聽，一邊用筆譯成英文。兩家的孩子在一起玩耍，關系十分親密。
林語堂的二女兒亞娜(林太乙)上學時，美國同學常向她提些莫名其妙的問題：“你為什么不裹小腳?”“你身后怎么不拖一條辮子?”“你吸鴉片嗎?”“你吃鴿子白窠(指燕窩)嗎?”“你不戴碗形的帽子(指瓜皮帽)嗎?”等等。亞娜回家說給父母聽，林語堂感到西方人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偏見，他決定寫一本書，以東方文明的悠閑哲學來批評美國高度工業機械化所造成人的異化，為西方文化人生價值取向的弊端尋找療救的藥方。
林語堂向賽珍珠談了撰寫新著的打算，賽珍珠夫婦建議他在《吾國與吾民》的基礎上，將其第九章《生活的藝術》擴展而成一本書。林語堂欣然采納，用了半年的時間，兩易其稿，寫成了《生活的藝術》。
1937年，《生活的藝術》由賽珍珠夫婦的約翰•黛公司出版。這次引起的轟動比《吾國與吾民》更大，每月讀書會作為12月份的特別推薦書，比《吾國與吾民》更加暢銷，不斷重印，多達40版以上；英、法、德、丹麥、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的18個版本也同樣暢銷。《生活的藝術》成為歐美各階層男女老少的“枕邊書”。
1938年，賽珍珠的反映中國生活的長篇小說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激勵起林語堂轉向長篇小說創作。林語堂經過整整一年的奮斗，于1939年8月8日終于寫出了70萬字的長篇小說《京華煙云》，1939年仍由賽珍珠夫婦的約翰•黛公司出版。《京華煙云》一出版就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僅抗戰期間《京華煙云》在美國就銷了25萬部。林語堂接著仍寫長篇小說，1941年的《風聲鶴唳》，1953年的《朱門》，都是由約翰•黛公司出版的。
林語堂在美國住了30年，用英文寫了近30部書，由約翰•黛公司出版的還有《啼笑皆非》(1943年版)、傳記文學《蘇東坡傳》(1947年版)、《美國的智慧》(1950年版)、《寡婦妾歌妓》(1951年版)等。
林語堂和賽珍珠是不同國籍、不同性別的一對很好的文友，然而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畢竟不同，他們之間的矛盾終于爆發了。
林語堂從小夢想當發明家。30年代初期在上海時，林語堂經常翻閱英文版的《機械手冊》，有時間就畫打字機的結構草圖，想發明一種最精巧、最完美的新式中文打字機。到了美國，仍不改初衷，四十多歲了，他還想上麻省工學院，深造理工。到抗戰勝利后，他開始研制起中文打字機，并在1947年研制出一部每分鐘能打50多個漢字、與英文打字機一樣大小的打字機，這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中文打字機。他申請了專利，到處推廣，但造價太高，不能投入批量生產。因此他投入的10萬美元的成本就無法收回，連家庭的日常生活也無法維持。不得已，林語堂硬著頭皮向賽珍珠告貸。他完全沒有想到，將他引入美國、與他有十幾年合作、有深厚交情的賽珍珠與往日判若兩人，斷然拒絕。
林語堂非常惱火，立即向賽珍珠清算版稅，索取版權。按美國的出版法，出版商要向著作者支付百分之十的版稅，而賽珍珠出版他的著作都是給的百分之五的版稅。賽珍珠拒絕林語堂清算版稅收回版權的要求，打電話給林語堂的二女兒林太乙說：“你的父親是不是瘋了!”
沒有得到版稅，林語堂請律師打官司，要與賽珍珠對簿公堂。經朋友調解，約翰•黛公司才將其著作的版權歸還給林語堂。
1954年10月，林語堂應邀去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學校長，曾打電報向賽珍珠告知行期，賽珍珠不僅沒有前來送行，連電報也沒回。對于此，林語堂說了一句話；“我看穿了一個美國人!”
1955年，林語堂寫了《遠景》一書，交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從此，林語堂與賽珍珠的關系完全破裂。
林語堂的初戀是青梅竹馬，一個叫“橄欖”的女孩。“橄欖”本名賴柏英，是山里的女子，她的母親是林語堂母親的教女，初次見面，賴柏英的母親按照傳統輩份的觀點，讓她叫語堂“五舅”。林語堂那時候又小又瘦，個頭和柏英差不多。小賴柏英不高興了，撅起嘴來，堅決不肯叫。林語堂本想板起臉，裝裝“五舅”的大人樣，可瞅見柏英委屈的模樣，忍不住了，哈哈大笑。因為賴柏英的臉偏瘦，活脫脫一個剛成熟散著甜香的橄欖，林語堂便叫她“橄欖”。
兒時他們常在山間一起玩，林語堂曾用圣經上的一句話形容過賴柏英赤足的樣子：“她的腳在群山間，是多么美麗！”
但是由于林語堂想出國留學，而賴柏英不愿意離開自己的家鄉，所以他們分手了。
林語堂從未忘記他的初戀，而柏英赤著足奔跑在草地上的情景成了林語堂永不能割舍的“情結”，贊美赤足之美成了他的偏好。他專門寫了篇《論赤足之美》，他說：“要是問我赤足好，革履好，我無疑地說，在熱地，赤足好。……赤足是天所賦予的，革履是人工的，人工何可與造物媲美？赤足之快活靈便，童年時快樂自由，大家忘記了吧！步伐輕快，跳動自如，怎樣好的輕軟皮鞋都辦不到，比不上。至于無聲無臭，更不必說。”
林語堂對陳錦端一見鐘情，而陳錦端也心儀林語堂，二人很快墜入愛河。放暑假時，二人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家中。林語堂一刻也離不開心上人，幾次三番跑到廈門，說是要探望希佐兄弟，其實就是為了看看錦端。在學校，陳錦端總是和他有說有笑，回家后，她卻躲進房間，怎么也不肯出來。林語堂還以為少女懷春，多半是羞于見人的，所以也沒有放在心上。
林語堂經常造訪陳家，經驗豐富的陳天恩早就看出來，語堂不是來看陳氏兄弟的，而是要追求他的長女。他想起別人說過的荒唐布道，好像就是林語堂。陳天恩那時已經為錦端物色了一個名門大戶的子弟，就要談成了。他認為林語堂雖然聰明，但不虔誠地信仰基督教，家庭出身也不好，他的寶貝女兒可不能托付給這種人。陳天恩對陳錦端表明態度，最后迫使她同意，再也不見林語堂。另一方面，陳天恩把語堂叫過來，說，隔壁廖家的二小姐（舊時林語堂后來的夫人廖翠鳳）賢惠漂亮，他愿意做媒，保準成。
林語堂馬上明白了陳天恩的意思。他覺得受到了極大的侮辱，垂頭喪氣地回到坂仔。大姐林瑞珠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大罵語堂：“你怎么這么笨，偏偏愛上陳天恩的女兒？你打算怎么養她？陳天恩是廈門的巨富，你難道想吃天鵝肉？”大姐的話把林語堂從夢幻中拉到了現實。就這樣，林語堂的第二次戀愛還沒有步入高潮就戛然而止了。
陳錦端一直占據林語堂心里的某個角落，歷久而彌新。據林語堂女兒林太乙回憶：父親對陳錦端的愛情始終沒有熄滅。我們在上海住的時候，有時錦端姨來我們家玩。她要來，好像是一件大事。我雖然只有四五歲，也有這個印象。父母親因為感情很好，而母親充滿自信，所以不厭其詳地、得意地告訴我們，父親是愛過錦端姨的，但是嫁給他的，不是當時看不起他的陳天恩的女兒，而是說了那句歷史性的話：“沒有錢不要緊”的廖翠鳳。母親說著就哈哈大笑。父親則不自在的微笑，臉色有點漲紅。我在上海長大時，這一幕演過很多次。我不免想到，在父親心靈最深之處，沒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錦端永遠占一個位置。
80歲的林語堂口述《八十自述》，草草提了幾句：“我從圣約翰回廈門，總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為我熱愛我好友的妹妹。”
林語堂每次畫少女，總是長長的頭發，用一個寬大的發夾別著。林太乙問他，為什么總是這副打扮？林語堂回答，這是他第一次見錦端時她的打扮。
林語堂說：“吾所謂鐘情者，是靈魂深處一種愛慕不可得已之情。由愛而慕，慕而達則為美好姻緣，慕而不達，則衷心藏焉，若遠若近，若存若亡，而仍不失其為真情。此所謂愛情。”到晚年，林語堂晚腿腳不便，常年坐在輪椅上。有一回，陳希慶的太太來看他。語堂又問起了陳錦端，陳夫人告訴他，錦端還住在廈門。語堂激動地站起來，推著輪椅要出門，“你告訴她，我要去看她！”他的妻子廖翠鳳急了，“堂，你在說什么瞎話！你不能走路，怎么去廈門！”數月后，林語堂就溘然長逝了。
林語堂不能拂了陳天恩的面子，于是到了廖家。林語堂并沒有見到廖翠鳳，因為根據規矩，他們不能相見，只能躲在屏風后面觀察他。由于林語堂與廖翠鳳的二哥較好，所以林語堂的大名，廖翠鳳早就聽說過了。她覺得語堂是年輕俊朗，說起話來神采飛揚，一副“舍我其誰”的豪氣。二哥又對她說，語堂是個有大好前途的人，嫁給他，一定會幸福的。
林語堂的大姐瑞珠曾經和翠鳳同過學，她對父母說，翠鳳雖然是在大家庭長大的，可一點嬌縱之氣都沒有，是個樸實端莊的好姑娘；長得也很有福相，高高的鼻梁，圓潤的臉龐，人中很長，肯定會成為極其賢惠的妻子。林至誠夫婦聽了，也很高興。他們勸語堂，“娶妻求賢”，才能好好過日子。林語堂沒了陳錦端，覺得天都快塌了，父母的決定他沒有意見，林至誠就向廖家提親了。
而廖悅發一向認為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只要不要娘家養著，嫁給誰都沒什么關系。訂婚前，廖翠鳳的母親跑到她的房間。母親担心女兒，苦口婆心地說，語堂是個聰明的小伙子，可是他是牧師的兒子，家里窮，這可是“呷飯的人家嫁給呷糜的人家”，你要想好了！最后一句是廈門俗語，意思是說吃飯的人家嫁給吃粥的人家，會受窮的。廖翠鳳有自己的想法：自家還算殷實，可父親對母親有哪點好了，這和受窮不是一樣難熬嗎？她斬釘截鐵地對母親說：“沒有錢不要緊！”
于是林語堂和廖翠鳳就這樣訂婚了。
林語堂和廖翠鳳結婚之前，他的父親林至誠很是高興，因為林語堂娶了個錢莊家的女兒，還要到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學留洋。林父常捋著胡子，笑瞇瞇的，逢人就說：要大頂的花轎，新娘子是胖胖的喲！不知哪個好事之徒把這話傳到了廖翠鳳的耳朵里，氣得她立刻吃了好幾片瀉藥減肥。
結婚當日，當著眾賓客的面，林語堂拿出婚書，對新婚的妻子說：“我把它燒了！婚書只有在離婚的時候才有用，我們一定用不到。”舉座嘩然。這紙婚書果然沒有用到。林語堂和廖翠鳳相親相愛，白頭偕老，造就了一段半個多世紀的金玉良緣。
林語堂是讀書人，有著讀書人的多愁善感，有時情緒激動，見殘月感懷，見落花傷心。廖翠鳳對除林語堂以外的一切藝術家都抱著錢莊女兒的懷疑。邋遢的畫家、長發的詩人、街頭賣唱的流浪藝人，她一概覺得是精神病的同義語。兩人到雅典衛城參觀。莊嚴肅穆的古城墻，深藍幽靜的愛琴海，林語堂對人類的巧奪天工和大自然的奇妙高唱頌歌，而廖翠鳳捶捶酸疼的小腿，不屑一顧地說：“我才不要住在這里！買一塊肥皂還要下山，多不方便！”語堂啞然失笑。
林語堂對此有感而發：“才華過人的詩人和一個平實精明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之時，往往是顯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個詩人丈夫，而是那個平實精明的妻子。”
林語堂討厭一切形式上的束縛，如領帶、褲腰帶、鞋帶兒。廖翠鳳每次出門卻非得打扮齊整，胸針、手表、耳環，連衣服邊腳的皺褶也得熨貼，一個端莊而有教養的太太所需的東西，她都一絲不茍地完成。她還要求林語堂這樣做。她常常盯著林語堂看，林語堂不等她開口，就學她的口吻說：“堂呀，你有眼屎，你的鼻孔毛要剪了，你的牙齒給香煙熏黑了，要多用牙膏刷刷，你今天下午要去理發了……”廖翠鳳不僅不生氣，反而得意地說：“我有什么不對？面子是要顧的嘛。”林語堂從這樣的對話中發掘了無限的樂趣。
廖翠鳳以中國傳統女性的溫良恭儉容納了語堂所有的放肆和不安分。林語堂的自由天性也只有在這樣的妻子面前才能舒展。他還是像坂仔那個調皮的山鄉孩子，時時出怪主意，作弄老實的廖翠鳳。林語堂把煙斗藏起來，叫著，鳳，我的煙斗不見了！廖翠鳳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說，堂啊，慢慢找，別著急。翠鳳滿屋子地找，林語堂則燃起煙斗，欣賞妻子忙亂的神情。
有女兒后，林語堂就隨著女兒管廖翠鳳叫“媽”。他從書房出來，總是像小孩子般地問：“媽在哪里？”有時膩煩廖翠鳳的管教，林語堂也會說：“我以為我早就小學畢業了。”廖翠鳳不說話，笑瞇瞇地看著林語堂，林語堂就乖乖地做廖翠鳳交代的事。
林太乙（林語堂次女）兒時的日記里有這樣一段對話：廖：語堂，你的頭發要剪了。林：不！還好哩。我從未見過有人像我這樣的整潔。廖：但是太長了。你去照鏡子看。林：現在你看？并不長。我是太整潔不像作家了。廖：語堂，你應自己明白頭發是太長了。林：但是我剛在兩星期前剪過發。我不去，除非自己覺到太長了。我已43歲。廖：43歲是43歲，但你的頭發是太長了。林：我要使我的頭發像先生的一樣長，但不像他一樣的用頭發油，不需天天去梳它。廖：請你聽我的話。你明晚要去演講。我見你有這樣長的頭發站在講臺上，我要覺得慚愧的。林：假使讓聽眾見到林語堂的頭發這樣的整潔，我也要覺到慚愧的。廖：穿上大衣吧。第84街上有一所理發店。很近的。林：我知道。但我不要給他們做生意。
（第二天）廖：你到理發店去嗎？林：不，我要預備演講。廖：不，請你吃過中飯去吧。廖：那末在下午散步的時候去吧。林：請你不要煩，我不是你的兒子。廖：但你也許是的。林：我不是。廖：現在，語堂，不要生氣。去吧。林：為了避免淘氣，我就去吧。廖：啊，是的，你應當去。不要忘記叫他們洗洗頭。那是太臟了。還告訴他們剪去半寸長。林：對的，香！廖：謝謝你。
還有一次，廖翠鳳說，她的一個朋友生了“兩個雙胞胎”。語堂是攻語言學的，立刻發現這句話有語病。他糾正翠鳳：“你不應該說‘兩個’雙胞胎。雙胞胎就意思兩個。”
“當然，雙胞胎就是兩個，有什么錯？”
“你可以說一對雙胞胎。”
“一對不是兩個是什么？”
林語堂無話可說。
廖女士最忌諱別人說她胖，最喜歡人家贊美她又尖又挺直的鼻子；所以林語堂每逢太太不開心的時候，就去捏她的鼻子，太太自然就會笑起來了。
廖翠鳳是家中的總司令，她管理家政，指揮所有人的行動。不愛做家務的林語堂也必須負責飯后的洗碗碟工作。不過，林語堂每次洗碗都是大陣勢，打碎碗碟的聲浪不絕于耳。廖翠鳳算算賬，發現讓林語堂洗碗實在不合算，就免了他的任務。林語堂高興地去捏廖翠鳳的鼻子。廖翠鳳也笑起來，她向來自信她的鼻子又尖又挺直，最喜歡人家贊美。可看見林語堂那么高興，廖翠鳳又不禁懷疑，語堂是不是故意打碎的？
廖翠鳳喜歡談論家事，回憶過去，林語堂就坐在椅子上，點燃煙斗，不出任何聲音，靜靜地聽翠鳳的嘮叨。他笑稱：“怎樣做個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歡的時候，你跟著她喜歡，可是太太生氣的時候，你不要跟著她生氣。”
廖翠鳳帶著語堂去算命，算命的人說她是吉人天相，命中有貴人，凡事能逢兇化吉。翠鳳很高興，不無得意地對林語堂說：“你這些年來順順利利的，也許就是因為我帶來的福氣呢。”
兩人的爭執都像相聲一樣有趣。“你為什么不能好好教書？不要管閑事了！”她厲聲說。
“罵人是保持學者自身尊嚴，不罵人時才是真正丟盡了學者的人格，”他答道，“凡是有獨立思想，有誠意私見的人，都免不了要涉及罵人”。
“你在‘邋遢講’！”她罵道。這句廈門話，意思是胡言亂語。
（后來）
“堂啊，你還在邋遢講，來睡覺吧。”
“我邋遢講可以賺錢呀。”
“你這本書可以賺多少錢？”
“不知道。你要多少？”
“多少都要。”
當時的文化名人大多拋棄了舊家庭的發妻，另找了時髦的知識女性。林語堂成名以后，廖翠鳳担心他也會喜新厭舊。語堂安慰她：“鳳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為妻，我要的是賢妻良母，你就是。”他很討厭矯揉造作、故作嬌弱的女性。有一次看見當時的紅明星林黛，林語堂很不喜歡。他說：“東方美麗的標準是板面、無胸、無臀、無趾的動物——一個無曲線的神偶，我要拿她來做木工的神尺。”
林語堂和一般懂得體貼太太的丈夫一樣，對女人愛穿著打扮的方面，表現得毫不吝嗇；他知道太太講究穿鞋，每次經過鞋店，總是鼓勵太太進去選購，自己則帶著孩子打發時間。
林語堂曾經說過：“只有苦中作樂的回憶，才是最甜蜜的回憶。”他們即使窮得沒有錢去看一場電影，也可以去圖書館借回一疊書，倆人守住一盞燈相對夜讀，其樂不改。所以大師亦說，窮并不等于“苦”，他從來沒有“苦”的感覺；世俗所謂的“貧窮夫妻百事哀”的邏輯，完全被他推翻了。
有雜志采訪他們，問多年婚姻的秘訣，夫妻倆搶著說，只有兩個字，“給”和“受”，只是給予，不在乎得到，才能是完滿的婚姻。廖翠鳳實在地總結了幾條：“不要在朋友的面前訴說自己丈夫的不是；不要養成當面罵丈夫的壞習慣；不要自己以為聰明；不要平時說大話，臨到困難時又袖手旁觀。”林語堂則飽含深情地說：“婚姻生活，如渡大海，風波是一定有的。婚姻是叫兩個個性不同的人去過同一種生活。女人的美不是在臉孔上，是在心靈上。等到你失敗了，而她還鼓勵你，你遭誣陷了，而她還相信你，那時她是真正美的。你看她教養督責兒女，看到她的犧牲、溫柔、諒解、操持、忍耐，那時，你要稱她為安琪兒，是可以的。”
1969年，林語堂和廖翠鳳結婚半個世紀。在語堂的授意下，親朋好友為他們舉辦了盛大的金婚紀念晚會。林語堂送給翠鳳一個手鐲，他說，是為了表彰她這么多年來堅定不移守護著家，以及多次的自我犧牲。廖翠鳳想起結婚伊始，林語堂撕婚書時的堅決，百感交集。手鐲上刻著若艾利（James Whitcomb Riley）那首著名的《老情人》（An Old Sweetheart）：“同心如牽掛，一縷情依依，歲月如梭逝，銀絲鬢已稀，幽冥倘異路，仙府應凄凄，若欲開口笑，除非相見時。”
1935年6月，賽珍珠在上海為《吾國與吾民》作序，她寫道：“它實事求是，不為真實而羞愧。它寫得驕傲，寫得幽默，寫得美妙，既嚴肅又歡快，對古今中國都能給予正確的理解和評價。我認為是迄今為止最真實、最深刻、最完備、最重要的一部關于中國的著作。更值得稱道的是，它是由一個中國人寫的，一位現代的中國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過去，他豐碩的果實卻結在今天。”
1936年5月，斯諾請魯迅寫出中國當代最好的雜文家五名，魯當即寫下林語堂的姓名，而且寫在自己前面。
林語堂的小說是用英文寫的（據說小說他只能用英文寫）。趙毅堂在《林語堂與諾貝爾獎》一文中指出：“應當說，林的中文好到無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無法翻譯成中文”。
林語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他的《生活的藝術》在美國重印40次，并被譯成英、法、意、荷等國文字，成為歐美各階層的“枕上書”。
林語堂 2013-11-28 20: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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