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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5月28日至30日，由中國史學會、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學等單位發起，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承辦的“紀念太平天國150周年暨羅爾綱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召開。大會的主題是“太平天國歷史的再認識”和“繼承發揚羅爾綱嚴謹求真的治學精神”。出席代表80多人，提交論文74篇。現擇要介紹如下。
　　一、對太平天國歷史的再認識
　　關于太平天國的歷史地位，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焦點在于對太平天國與中國近代化的關系以及對《資政新篇》的認識上。張海鵬認為，中國近代有兩個基本問題，民主革命和近代化問題。《天朝田畝制度》提出平分土地涉及民主革命的核心內容，而《資政新篇》又提出中國全面近代化的基本設想，雖然都沒有實行，但提出的問題和基本方向是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趨勢，因此太平天國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魯維敏指出，《資政新篇》這樣一個在中國近代首次提出的全面發展資本主義的近代化綱領，是作為農民政權的治國綱領而提出的，它的頒布集中反映了轉型時期農民起義的復雜性，是農民階級探索中國近代化道路的嘗試，其進步意義不容置疑。以往有論者認為《資政新篇》未能實施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先進的生產力代表、或缺乏實施的環境、或源于其政策本身的缺憾和不足，孫海泉認為，真正原因是《資政新篇》所表達的價值觀念與農民之間缺乏一個有機的切合點。太平天國雖以拜上帝相號召，但真正能吸引農民階級的口號仍是傳統的平均、平等。但農民階級可以認同平均，但無法做到平等。而在《資政新篇》中所表達的是反對平均，極力提倡平等，這與農民階級的固有觀念截然相反，最終只能被農民所拋棄。
　　拜上帝教是否邪教，是近年來一個爭論的熱點問題。赫治清認為，無論從社會功能和歷史作用來看，拜上帝與清代邪教都是不同的。清政府鎮壓、消滅太平天國，也不是從邪教的角度出發的。陳蘊茜也從中外宗教對比角度否定了拜上帝教是邪教的片面認識。陸仰淵認為拜上帝的教義有一個演變的過程。洪秀全“拜上帝教”創立之初的教義，揉合中外文化，帶有革命性。但楊秀清天父下凡以后，教義開始變化，尤其是加入了巫術的內容。這些變化導致權力分散，等級加深，內部矛盾加劇，發展到內訌進而互相殘殺，終于失敗。
　　“拜上帝”是否真正的宗教，楊宗亮認為，“拜上帝”這種社會現象，是中國民間傳統迷信活動的一種表現形式，本質上不具備宗教的基本特征。
　　要客觀公正地評價太平天國的歷史地位，需要全面準確地理解馬克思關于太平天國的論斷。針對有的論者借用1862年馬克思所撰寫的《中國記事》一文中把太平軍描繪成“魔鬼化身”一段話全面否定太平天國的觀點，曹志君、張鐵寶、袁蓉指出，馬克思起初曾給予太平天國很高的評價。19世紀50年代末期以后，西方列強對太平天國由表面中立轉為支持清政府以武力鎮壓，一些西方外交官、傳教士抓住太平天國的缺點大做文章，歪曲事實，為鎮壓太平天國制造輿論。在這種情形下，馬克思根據當時英國駐寧波領事夏福禮的不實之詞做出上述論斷，顯然有悖事實。因此，我們不能因為馬克思起初對太平天國的革命性充分肯定就神化太平天國，更不能因為他對后期太平天國封建性的指責就鬼化太平天國。
　　二、太平天國制度和重要人物評價
　　對太平天國各種制度的進一步厘清和重新闡釋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注意。艾潔對女軍、女營、女館進行了系統的比較和分析，認為太平天國的女軍是一個大范疇，女營和女館都屬于女軍。女營是成建制的婦女武裝隊伍，主要是在戰時完成作戰任務，女館則包括建于城市的臨時性軍事組織和按軍事組織編成的常設生產組織，其主要任務是從事勞動生產和后勤工作。女軍并不是解放婦女思想的產物，而只是一種解決生存問題的對策。太平天國的水營，史學界一般認為是一支與湘軍水師類似的江湖水軍。盧開宇則認為，從水營實行的編制（包括船制）、担負的主要任務和作戰樣式來看，它與湘軍水師有明顯的區別。水營實際上是一支以担負江河作戰工程保障任務為主的水上機動兵種，雖然為太平天國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爭奪長江水道控制權的斗爭中，卻不敵以水戰任務為主的湘軍水師。周新國指出，太平天國在定都天京后曾出現過屬于第三等刑的“奴刑”。這是太平天國領導人為完善刑罚制度所做的努力，對于縮小死刑的范圍和更準確地打擊敵人具有一定作用。關于太平天國的詔命和衙簡制度，朱從兵認為詔命衙和詔書衙均為成立于金田起義前夕為天王直接提供文書工作服務的朝內文書機構。在東王集權的過程中，詔命衙的職能在朝著為東王服務的方向轉移，詔命衙等文書機構職能的變化反映了太平天國內部的權力斗爭。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史學界仍存在著較大分歧。王明前認為“軍師負責”在太平天國是存在的，但這僅是一種表象，掩蓋在“軍師負責”表象之下的是領導層之間殘酷的權力斗爭，其中并不存在所謂農民民主主義與君主制結合的“軍師負責制”。
　　關于咸豐同治朝勇營軍制，龍盛運指出，以往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長期存在偏重湘、淮軍，忽視其他勇營軍的傾向，這雖然有著復雜的主客觀原因，但對咸同內戰全局，乃至湘軍發展過程的全面了解，是很不利的。
　　人物評價歷來是太平天國史研究中的熱點。蘇雙碧認為，目前對洪秀全的評價存在著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傾向，在中國近代史上，每個先進思想家都有新舊兩種成分。研究者如果偏執其一，自然不能得出符合歷史真實的結論。洪秀全總體上還是一個應該肯定的人物，其腐敗是與政權封建化相聯系的，不能因其后期腐敗就全部否定其主要貢獻。方之光在充分肯定洪秀全在發動武裝起義、提出《天朝田畝制度》、批準頒布《資政新篇》中的主要貢獻的同時，也指出他過早稱王、天京內訌、任人唯親、紊亂朝綱等方面的錯誤，并從當時的歷史條件說明，神化洪秀全固然是不對的，鬼化洪秀全也是不正確的，要還洪秀全偉大的農民革命領袖的本來面目。關于蕭朝貴在太平天國起義中的作用，以往研究不多，評價不高，丁駿根據新發現的《天兄圣旨》認為蕭朝貴在金田起義的組織領導和決策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充分表現出高超的領導藝術和才能；金田起義后，尤其是永安封王，削弱了他的地位和作用，這與后來他在長沙的犧牲有某種聯系。
　　對太平天國后期重要人物陳玉成和李秀成的評價也是會議討論的熱點。賈熟村考察了陳玉成與李秀成的關系。他認為，陳玉成嫉惡如仇，英勇善戰，李秀成珍惜將材，深受部下擁戴，各有優點。后來，李秀成因為愛將，連他們的錯誤也予以包庇，以致造成姑息養奸的流弊。陳玉成因勇而驕，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導致孤立無援。雙方因為對李昭壽等人的不同態度，發生矛盾，甚至在和州兵戎相見，死亡達數千人。這對太平天國的事業來說，是很不利的。檀江林認為天京事變后，陳玉成被任命為前軍主將統領全軍，其謀略、大局觀較曾國藩、胡林翼等稍遜一籌，年輕、急燥的毛病時有體現，導致過早犧牲，對太平天國損失很大。
　　夏春濤著重分析了洪天貴福的啟蒙教育與宮廷生活，對一些撲朔迷離的史實進行了考訂。他認為，洪天貴福所受的啟蒙教育偏頗而又迂闊，導致其心智不能健康發展，而養尊處優的宮廷生活又使他昧于世事，十分平庸。以幼天王的身份兵敗被俘后，洪天貴福奴顏媚骨，表現得毫無氣節。這一探索充實了對洪天貴福其人其事的研究，同時有助于從另一個側面了解洪秀全的行為和思想。
　　三、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原因及影響
　　太平天國后期的腐敗引起了學者的注意。謝世誠從吏治角度揭示太平天國的興衰。他指出，晚清道光、咸豐年間吏治的腐敗是太平天國起義興起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占領南京后忽視對吏治的整飭，成為太平天國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清朝統治者特別是湘軍代表人物痛定思痛，大力整飭吏治，并取得成效，從而奠定了戰勝太平軍的政治基礎。曹欣欣對太平天國等級制度的內容、特點、實行的原因及其危害進行考察，說明“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等級制是太平天國敗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季云飛從軍事決策角度，剖析了太平天國的失敗。太平天國前期軍事決策失誤是定都天京，這使其從攻勢戰略轉入守勢戰略，讓清軍有喘息并贏得調整軍隊對付天京的時機；分兵北伐，造成政權處于四面出擊的被動局面。后期的決策失誤如李秀成置保衛天京戰略任務不顧，攻打上海，加劇了天京政權的危機，也加速了中外反動軍事力量的聯合；洪秀全拒絕李秀成“讓城別走”的建議，困守天京，導致政權覆滅。太平天國缺乏第一流的軍事戰略家，缺乏具有高瞻遠矚統籌戰爭全局的軍事智囊團，實是軍事失敗的根本原因。池子華指出，北伐軍在嚴酷的流動作戰中采用粗暴的“裹脅”手段補充兵員。這種做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兵力不足的問題，但給北伐軍帶來的危害是始料未及的，是北伐太平軍敗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華強提出，太平軍占領南京后，江浙紳士紛紛逃往上海，在上海太平軍與洋槍隊交戰時，大批紳士投奔租界，上海的崛起與此密切關聯，其代價是傳統的繁華之地工商業中心蘇州與杭州的相對衰落。針對近人提出太平天國期間全國共損失1億人口的說法，姜濤指出，1851年官方統計人口數據是43000萬人，由于未經核實，實際上是高估的。北方由于連年災害，也損失幾千萬人。實際上在南方損失的人口中，死于清軍之手者遠過于太平軍，應對人口數做具體分析，不要以訛傳訛。
　　此外，與會學者們還圍繞進一步深化太平天國史研究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近代史研究》京200～205K3中國近代史檀江林20012001檀江林，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副教授。南京 210093 作者：《近代史研究》京200～205K3中國近代史檀江林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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