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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始社會不原始

    一提到原始社會，很多人就會把它看成是黑暗和茹毛飲血的代名詞，其實茹毛飲血只是“人猿相揖別”時代的事實。那麼“人猿相揖別”的時代能早到什麼程度呢？

“人猿相揖別”從1400萬到800萬年前的臘瑪古猿時期就開始了，這是人類分化出來的第一階，恩格斯稱它們為“正在形成的人”，祿豐臘瑪古猿“具有最典型的從猿到人的過渡特色”。已屬於人科的南方古猿，生活在距今100萬年到420多萬年前之間，他們生活在由10多個人組成的小集群中，相當於一個擴大了的家庭。根據摩爾根的理論，南方古猿處於低級蒙昧社會，這是人類的童年時期，音節清晰的語言開始於這一時期。

170萬年前的元謀人，已是能製造工具和使用火的原始人類。距今50—20萬年的北京人，對火的利用和控制已更加成熟，北京人遺址最厚的灰燼達6米深，已經完全處於熟食時代。至少從北京人開始，人類已進入中級蒙昧社會。距今20—5萬年的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已學會了人工取火。智人原稱“智慧的人”，距今5萬年的晚期智人已和現代人基本相似，因此通稱現代人。

距今1萬年前，農業和制陶術產生，標誌人類已進入低級野蠻社會，人類已開始過定居生活。1萬年前的人類和我們現在的人類已經沒有任何區別了，他們和我們一樣，已擁有了高度的智慧。我們在思考什麼，他們同樣能思考什麼？茹毛飲血的野蠻時代在上百萬年前就已經結束了。

    人類歷史無比漫長，只有低級蒙昧時代的人類才是原始的。而進入低級野蠻社會已後，已絕無原始一說了。他們也不再是黑暗的，而是進入了創造高級文明的新時代。

距今9000—8000年的舞陽賈湖文化，炊器以鼎罐為主，用小口壺汲水，以盆、缽、碗為主要盛、食器，已具備了煮、蒸、燒、烤等幾種基本的食品加工工藝。 分屬於賈湖早、中、晚三期的二十多支五孔、六孔、七孔和八孔骨笛，經研究已具備了四聲、五聲、六聲和七聲音階，並出現了平均律和純律的萌芽。從骨笛的製作和龜腹石子可以看出，賈湖人已有百以上的正整數概念，並認識了正整數的奇偶規律，掌握了正整數的運算法則。以八、六、四、二為主要組合的成組龜甲和內裝石子分析，當時已存在著用龜占卜的現象。尤為重要的是，賈湖刻符已是具有原始性質的文字，早於安陽殷墟甲骨文4000多年。賈湖文化是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第一個具有確定時期記載的文化遺存，是人類邁向文明的第一道門檻。

距今8000～7000年的大地灣文化，可以說是中華文明之源，郭沫若說其“彩陶上的那些刻劃符號，可以肯定地說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大地灣遺址“對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線索”，“是中華文明的曙光”，而大地灣遺址的仰韶晚期文化無疑處於文明的前夜。

距今7000—5000年的仰紹文化，是黃河流域勢力最強大的文化，東至魯西，北至內蒙河套，西至河西走廊，南至漢水流域。前後長達2000年之久的龐大的仰紹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據著無比重要的地位。中國文化是直接在仰紹文化的基礎上孕育和發展起來的。仰紹文化的早期是半坡類型，中期是廟底溝類型，晚期是大河村類型。由半坡類型發展至廟底溝類型,仰紹文化進入了繁盛時期，廟底溝類型的彩陶工藝非常發達,代表了仰紹文化的最高水準。

仰紹文化廟底溝時期距今6300—5600年，考古學界普遍認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軒轅黃帝處於廟底溝時代。《呂氏春秋》說“黃帝有陶正”，即有專門負責管理生產陶器的官員，這與廟底溝彩陶工藝之發達是相符合的；《古史考》說“黃帝時有釜、甑”，許順湛先生認為相配套的釜甑具有斷代價值，陶釜是廟底溝類型的重要特點之一，而半坡類型很難找到。

《易傳·系辭下》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到廟底溝時期的黃帝時代，以賈湖文化為代表的原始文字已經得到了近3000年的發展，易之以書契是完全有可能的。《淮南子·本經訓》:“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世本》載蒼頡為黃帝之史，按上博楚簡《容成氏》蒼頡氏在軒轅氏之前，不論哪一種說法正確，黃帝時期已有書契，按照當時的文明程度，問題應當是不大的。

到廟底溝時期，仰紹文化已高度發達和成熟，氏族集團已經規模化，《黃帝四經.十六經》之《姓爭》，指各氏族集團已經形成，天下已成大爭的局面，應當是那個時代的真實寫照。“高陽問力黑曰：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莫循天德，謀相複（覆）頃（傾）。吾甚患之，為之若何？力黑對曰：勿憂勿患，天制固然。天地已定，規（蚑）僥（蟯）畢掙（爭）。作爭者凶，不爭亦毋（無）以成功。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則不失所守。天地已成，黔首乃生。勝（姓）生已定，敵者生爭，不諶不定。凡諶之極，在刑與德。”

據文獻記載，“黃帝時有萬諸候”，這必然迫使當時的人們思考許多重大的問題，作為治術的道論在那個時代產生，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如果一切都要等到戰國諸子才有，我們的祖先又何其愚昧也？怎會“世之所高，莫若黃帝”乎？黃帝作為中國文化之父，作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銘之史冊，世所公認，無人可以否定。

2．母系文化與父系文化

在父系社會以前，人類普遍存在過漫長的母系時代。可以說從“人猿相揖別”開始，人類就處於母系時代。母系社會經歷了漫長的蒙昧時代和野蠻時代，一直到高級野蠻社會，才開始向父系過渡。

《白虎通·號篇》曰上古時期“但知其母,不知其父”，在無婚姻的時代，人類組成的是以母親為中心的家庭。從50萬年前的北京人群算起，人類在母系狀態下已渡過了長達50萬年的歲月。而父系時代，不過區區5000年，不到母系時代的百分之一。想想看，以母系社會之漫長，它對人類施加了多大的影響。人性都是母系社會所孕育的，何況文化乎？

母系社會與父系社會有什麼不同呢？我們簡單地說，母系是自由、平等、民主的代名詞，父系是奴役、特權、壓迫的代名詞。從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到現在還存在的各部落民族，無不驗證了這種區別。

為什麼在母系和父系之間有著如此巨大的鴻溝呢？這是由人性所決定的。人性永遠和到處同一，並不是母系時代的人性和父系時代的人性就不同。母系時代，人口稀少，人類各人群的生存空間很大，不需要為爭奪地盤而大打出手。母系是一個平靜而穩定的時代，各人群的人口規模均很小，人類依靠團結和愛在無比艱苦的環境中生存繁衍了下來。母系時代的人不知道奴役、特權、壓迫是何物，連這方面的概念都沒有，人人都從未曾想過要去奴役人和壓迫人，也不曾試圖去建立什麼特權。母系時代對戰俘的處理不是殺死，就是收養，從未曾想過要把戰俘轉為奴隸。古羅馬的《法學階梯》說，母系時代的自然法是不承認奴隸制的。母系社會是人性十分古樸的時代，這也是諸子們所說的至德時期。

秦漢之際的禮運大同篇所倡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正是對母系文化精神的總結。而戰國時期在諸子口上念念不忘的“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正是對母系文化精神的解讀。黃帝《金人銘》所確立的“執雌持下”的權利主義原則，是天下為公精神的邏輯內核，這是中國文化具有強大同化能力的最核心的奧秘。炎黃部落聯盟正是依靠這種母系文化的精神，以之為核心成長為東方大陸最強大的民族——華夏民族。

隨著人口的繁衍和增長，氏族和部落規模越來越大，人口密集到了天下大爭的時期。隨著戰爭的頻繁發生，男性在戰爭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母系開始衰落了，父系開始逐步崛起。人類從一個連父親的概念都沒有的時代，過渡到男尊女卑的父系社會，這是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

母系社會一開始就誕生在自由、平等、民主之中，所以人人對自由、平等、民主有著與生俱來的認同。而父系社會一開始就是誕生在奴役、特權、壓迫之中的，自由、平等、民主的觀念瓦解了，除了少數部族仍能頑強地延續母系民主的傳統之外，絕大多數部族的民主傳統徹底中斷了。中國在龍山文化的1000年中，是父系崛起的時代，也是階級分化和民主瓦解的時代，並最終導致了王權的建立。

母系社會和父系社會之間這條巨大的鴻溝，決定了母系文化和父系文化是絕然不同的，是相互對立的。母系文化充滿了自由、平等、民主精神，而父系文化必然充斥著奴役、特權、壓迫的色彩。

在中國文化中，母系文化和父系文化的強烈對比，莫過於《歸藏》與《周易》的對照。《路史·黃帝紀》載，黃帝“乃重坤以為首，所謂《歸藏易》也。故曰歸藏氏”。皇甫謐《帝王世紀》則謂“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宋代朱震《漢上易傳》雲：“《山海經》曰：‘伏羲氏得《河圖》，夏後氏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1993年王家台秦墓出土秦簡《歸藏》，學者認為系《歸藏》之《鄭母經》。《歸藏》有《初經》、《齊母經》、《鄭母經》、《啟筮》和《本蓍》五篇，均亡佚，秦簡《歸藏》之出土，使我們對《歸藏》有了更深的瞭解。從《歸藏》的內容來看，與黃帝時代確實是有密切聯繫的，它是十足的母系文化的產兒。《齊母經》言陰爻之豐功偉績，《鄭母經》即尊母經也，以坤為首的《歸藏》強調尊母歸陰、陰爻自化。

而與之對立的《周易》則以乾為首，強調陽爻進取、男尊女卑，《周易》不諦是父系文化的產兒。專家根據天文考證，武王伐商為前1044年，《周易》的產生時代估計在距今3000年左右，父系文化從孕育到《周易》的產生已經經過了兩千年的發展，日益臻於成熟。《周易》取代《歸藏》，是父系文化成長和壯大起來並開始淩駕于母系文化的一個標誌。

母系文化在中國文化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它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傳承線索是“黃帝—顓頊—彭祖—伊尹—太公武王—老子”，形成了一直傳承到春秋戰國的民主道術。而父系文化的傳承線索是“堯—舜—禹—文王周公—孔子”，母系道術傳承線索和父系道統傳承線索的一種強烈對比是，母系道術的傳承線索是從強到弱的，逐步衰落的，以至到老子那裏，已經出現了根本的變異。而父系道統的傳承線索是由弱到強的，到了孔子那裏，已經到了父系文化所能達到的最高峰。雖然母系道術在漢初還能保持強大的影響，但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母系道術就退出了歷史的舞臺，父系文化取得了全面的勝利。一直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父系文化才崩潰和死亡。

但父系文化的勝利，卻是中國文化死亡的標誌，中國文化成為一個失去了原創活力的僵死的文明，再也未產生過新的諸子時代。中國文化從它的原創意義來說，從根本上是一個母系文化，中國文化也是母系文化在全人類的唯一刁遺。這是為什麼所有最古老的文化中，只有中國文化能延續下來的奧秘。因為對人類來說，至少有50萬年以上歷史的母系精神是永恆的，而父系文化不過是曇花一現。

3．古之道術與諸子百家

    劉鳳苞認為《莊子》之《天下篇》“體大思精，全是漆園自抒胸臆，其氣直欲排滄海而東，引星晨而上，杜少陵所謂‘篇終接混茫’是也。漢魏以來，安得有此摩天巨刃！”《天下篇》系莊周親筆，確無疑問，是我們考證古之道術與諸子百家的基本文獻。

《天下篇》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力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莊子把先秦學術區分為道術和方術，道術是古代統一的大學問，方術則是諸子各家各派的小學問。莊子對先秦學術的區分無比正確，他首先對古代道術和諸子方術加以區分，然後再區分諸子方術。先秦的學術脈絡在莊子那裏是很清楚的，可惜司馬談、劉向和班固沒有沿襲先秦莊子的二分法傳統，而是直接把諸子分為百家，把道術和方術混為一談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說古之道術在百家的學說中時常稱引和講述，這一點司馬遷所說的“百家言黃帝”與之相對應。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莊子說天下人對古之道術各執一孔之見，與班固所說的諸子“各執一端，取合諸侯”一致。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莊子說，百家學派走入極端不知返回正道，必然是不能與古人的道術相合了（陸永品《莊子通釋》）。“道術將為天下裂”，謂古代的道術被割裂和破壞了。班固亦同樣在《藝文志》中歎息：“道術破碎了”。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研、尹文聞其風而悅之。”按《藝文志》，尹文有《尹文子》一篇，張舜徽曰：“顧其言主術，悉歸本黃老。今觀《大道上》、《大道下》二篇，發明人君南面之術，時有善言，非盡後人所托。”也就是說，《尹文子》是本于黃帝之道術的，莊子之言實可謂“黃帝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按《史記孟荀列傳》：“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藝文志》法家類載：“《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我們今天看到，《慎子》一書明顯是以《黃帝四經》為基礎的。

《藝文志》道家類載：“《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史記孟荀列傳》：“田駢，齊人。學黃老道德之術。”錢大昭曰：“《呂氏春秋》雲：‘陳駢貴齊。’高誘《注》雲：‘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貴齊，齊生死、等古今也。’田、陳古今通用”。田駢和慎到一樣，均受《黃帝四經》之影響。《天下篇》所言“古之道術”者，即黃帝與顓頊之道也。且莊子明言“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彭蒙、田駢、慎到這三個人，未能真正通曉大道。

《天下》篇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關尹、老聃算是古代得道的真人啊。

老子在諸子中，是最神秘、最麻煩的一個，如雲中之神龍，見首不見尾。連司馬遷都是雲裏霧裏，不知就裏，一曰“莫知”，二曰“或曰”。其實答案應當就在莫知那裏。老子者，世人所稱老人也，並不是一個像孔子那樣很具體的人，而是一個泛稱。老子是老彭、老聃？還是老萊子、太史儋，誰也說不清楚。但隨著地下竹簡帛書的不斷出土，這個問題也許能夠得到解決。

《老子》一書，事實上是古代道論的讀書筆記，它集中了古代道論的精華。《老子》大量引用黃帝《金人銘》言論並闡述其思想，其“穀神不死”章亦來自《列子》所說的《黃帝書》，《老子》五千言引用過《黃帝四經》的大量言論，這些都證明了“黃帝之道，老子言之”這個鐵的事實。正因為《老子》集中了上古道論的精華，所以它在黃帝學說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後世黃老連稱，亦在於此。

先秦無黃老一說，老子是諸子之一，而黃帝不是諸子，黃帝是諸子之母，是超越于諸子之上的，並不為老子一家所宗。就像司馬遷所說的，黃帝不是為鄒衍一家所宗，而是“學者所共術”。

黃帝學說是先秦道家、法家、陰陽家、名家、雜家之所本。陰陽概念，是《黃帝四經》帶有基礎學說性質的概念，六國時韓諸公子作《黃帝泰素》二十篇，劉向《別錄》雲：“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六國時陰陽家楚南公有《南公》三十一篇，《正義》引虞喜《志林》雲：“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于楚。”

法家申不害著《申子》六篇，《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雲：“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幹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韓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申不害本于《黃帝四經》而建立起其刑名學說，司馬遷所謂黃老者，均是黃而不是老，老無刑名之說。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雲：“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有《韓子》五十五篇，但並非均是韓非所作，其《解老》、《喻老》明顯系後人所加。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老子》無刑名法術之學，在眾所公認為韓非自撰的《孤憤》、《說難》、《奸劫弑臣》、《五蠹》、《顯學》諸篇中無任何有關老子之人物和思想的痕跡。日本學界認為《老子》之書的編纂，當在韓非死後的戰國最末到漢初之間，而《解老》《喻老》篇所使用的《老子》材料，乃是最新之編纂物無疑。《史記》所說韓非“歸本于黃老”者，實“歸本于黃帝”也。

其實，黃帝為諸子之母的文化結構，早在商周兩代就形成了。《藝文志》有《伊尹》五十一篇，張舜徽說“然《孟子》已徵引伊尹言論多條，則《孟子》時已有所謂伊尹書者可知。《逸周書》有伊尹獻令，其起原當亦頗古也。”《史記.殷本紀》雲：“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而馬王堆漢墓隨《黃帝四經》出土的就有《伊尹.九主》。魏啟鵬先生認為《伊尹.九主》是前黃帝形名之學的珍貴佚篇，其重要概念和用語，可與西周金文、《國語》、《左傳》印證，其成書年代當不晚於春秋末期，而不排除其成書更早的可能。《伊尹九主》可謂是論證在春秋以前，存在獨立的黃帝學說的重要證據。

《藝文志》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張舜徽先生言：“班氏自注所雲‘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當作‘或又以有近世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劉向、班固並未言《太公》為偽書。自宋以來，目《太公六韜》為偽書者，到20世紀幾成定論。然1972年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一出，偽書說頓破矣。偽書論者，不亦悲乎。

《藝文志》載“《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鬻子》述黃帝與顓頊之道，《列子》、《新書.修正語》所引鬻子，當采子《鬻子》一書，宋濂曰：“熊為周文王師，封為楚祖。書二十二篇，蓋子書之始也。”“其文質，其義弘，實為古書無疑。”《列子》三引《鬻子》言：“物損於此者盈于彼，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弱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向。”其與《黃帝四經》，確實一脈相承，《十六經》之《雌雄節》曰：“皇后曆吉凶之常，以辨雌雄之節，乃分禍福之向。”“故德積者昌，殃積者亡。觀其所積，乃知禍福之向。”《鬻子》言黃帝與顓頊之道，豈虛言哉！

《天下》篇莊子所言的“古之道術”，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黃帝學說。古之道術有千萬條，有大道，有小道；有正道，有歧途。而黃帝與顓頊之道，是古之道術中的大道和正道。魯迅說：“世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黃帝與顓頊之前，一定也有前期的道者在母系道術這條路上走，而黃帝帶領更多的人走到母系道術這條路上，後繼的道者，則不斷彙入這股洪流，終於形成了黃帝學說這樣博大精深、龐廣無涯的大學問。

4．走出迷茫，走出疑古，重光道術

    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考古學大量成果的出現和地下竹簡帛書的大量出土，古史辨派已聲譽掃地，梁啟超、胡適所建立的先秦文化史體系完全被顛覆。現在已經到了走出迷茫、走出疑古、重光道術的新時代了。

    地下出土的竹簡帛書證明，先秦諸子和司馬遷父子、劉向父子、班固父子是嚴肅的，他們並不是江湖騙子。我們需要肯定兩個尊重，尊重先秦諸子，尊重司馬遷、劉向、班固三父子，他們的結論和觀點，沒有有力的證據，不能隨意推翻。我們對先秦文化史的梳理，還是要以他們為標準的。

    我們雖已看不到劉向、劉歆的《七略》和《別錄》，但司馬遷父子與班固父子的言論我們是清楚的。司馬遷父子把黃帝學說置於百家與六經之上，司馬遷明言黃帝為“學者所共術”。而班固則明言，到諸子那裏，就“道術破碎了”，而且到他那個時代，已經無所更索了，歎息之情溢於言表。

    而在地下竹簡帛書大量出土的新時代，有很多甚至是司馬遷和班固都無緣目睹的寶貝。莊子所說的那個古之道術，日益明晰起來。

    1973年馬王漢墓出土葬于漢文帝前元十二年的《黃帝四經》，先秦黃帝學說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古之道術的主體露出了水面。1994年上博楚簡已整理出《三德》、《彭祖》和《恒先》等古代道論，黃帝與顓頊之道的傳承線索雖然隱隱約約，但已經能夠看出輪廓和影子來了，這個線索的大體走向和來龍去脈已可以大致加以描述了。相信隨著更多竹簡帛書的出土，古之道術的線索會越來越明晰，其真相一定將大白於天下。

我們現在已經有足夠的學術條件來重光母系民主道術了，我們已經重新掌握締造過光輝燦爛的諸子時代的古之道術，重新擁有了中國文化的根本。由於最早在盎格魯—撒克遜人中成熟的現代民主，事實上就是母系民主的延續和產兒，所以母系的民主道術，和今天的憲政既精神一致，又聲息相通。黃帝學說這個母系民主道術的重光，“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摩爾根）

    壯哉，中國文化，巍巍乎六千年道術不絕；

    偉哉，黃帝學說，綿綿萬世為子孫所常者。

(2007年12月12日於天秀花園)

段振坤 2011-02-02 23: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