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三國故事能如此有趣——智謀產生和廣泛傳播文化的物質條件密切相關

簡體傳統

三國故事吸引人，在《三國演義》以前就受到人們喜愛。李商隱，蘇東坡的詩文中都曾提到人們喜愛三國故事。
　　原因之一是三國時期（建安年間至晉統一止）的故事中表現了包括政治、軍事等多方面的機智和謀略，其中有很強吸引力的不在少數。和其它各種寫戰亂時代的歷史演義相比，三國時的智謀的質和量都是極突出的。可以說三國期間是智謀高產期。
　　三國時期，智謀之士的人數較多。如曹操、司馬懿、劉備、諸葛亮、孫權、周瑜、魯肅、陸遜等，還有一批相當高明謀士，如荀彧、程昱、賈詡、龐統等，是其它時代所少有的。還有一大批戰將表現出很高智慧，如黃蓋獻火攻計，關羽水淹七軍，張遼大戰消遙津，呂蒙奪荊州等。
　　在三國時期，以雙方在智謀上勢均力敵的故事最具吸引力。相比這下，楚漢戰爭雖然也包含不少智謀，但是，當時劉邦在用人上及決斷能力上比對手高出太多，作為主帥韓信則是一支獨秀，作為謀士張良、陳平比他們的對手高明很多，缺乏勢均力敵的斗智，因而他們的故事吸引力遠低于三國故事。
　　雖然三國是個戰亂時期，但是從文化角度看，其成就極大。文學、哲學、藝術、科學、技術都有著極大的發展，可以說是中國在繼春秋戰國之后的第二個黃金時期。
　　為什么三國會是一個產生大量產生智慧的黃金時期？
　　竊以為這樣現象的出現，至少有兩個條件，一是有廣泛傳播文化的物質條件，二是精神思想上有相當程度的解放。先講講物質條件，即紙的發明及普及。
　　一，造紙術發明時間和三國
　　最早的紙是在西漢出現的，1933年在羅布泊發現西漢宣帝時的麻紙。不過這種紙質量不高，很可能不宜于書寫，或有學問的人不愿用之書寫。蔡倫對造紙技術作了重大改進，使之適宜于用作文字載體。《后漢書-蔡倫傳》中寫到此事，其大意為：古來以竹簡絲織品寫字，前者太重后者太貴，蔡倫造紙，上奏皇帝，皇帝稱贊，以后大家沒有不用的，稱蔡侯紙。（“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之為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函于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上奏，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在公元105年上奏皇帝。
　　這至少說明兩點：其一是蔡倫改進造紙術是為書寫；其二是普及的相當快，（自是莫不從用焉）。據唐朝的《北堂書鈔．卷１０３．４６》中記載，漢安帝（107-122年）時，學者崔瑗給朋友的信中說要送朋友一本書，因為貧窮，不能用帛，只能用紙抄寫了。這是在紙上抄書的例證，距蔡倫向皇帝報告說他改進造紙術最多不過十七年。可見，紙在發明后確是很快就受到讀書人的青睞，并用來抄書。
　　紙的快速普及使人們便于抄書，讀書的人也可隨之大量增加；閱讀使人們的見識增加，變得較有智慧。三國期間正是紙作為文字載體初露峰芒、發揮其巨大作用的時間。這應該是三國期間智謀高度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三國演義》中有武將讀書的記載。如關羽喜讀《左氏春秋傳》，是史有明載的；還有孫權勸呂蒙讀書，有了“古別三日當刮目相待”的故事。敝人在此前的歷史記載中還沒找到有在戰亂時期武將還喜讀書或常讀書的記載。這和可以用紙抄書是有關的，很難設想武將出征時還帶著大量的竹簡。
　　這是三國時期書籍較前普及的一個例證。
　　二，三國時期有關用紙的記載
　　在史書上雖然有大量與文字有關的記載，但是，卻極少提到這些文字是寫在什么載體上的。不過，僅就下面所舉幾例可看出在這個時期，紙的使用已經相當普及。
　　在建安末年，曹操曾下令一些下屬每月向他匯報，而且要求“紙書函封”，并發給他們紙和函，可能就象現在的發辦公用紙似的。稍晚一些時候，陳壽（233-297）著《三國志》時，皇帝下命令，派人拿著紙和筆去抄（《藝文類聚．卷５８》“遣吏赍紙筆，就（陳）壽門下，寫取國志”）。陳壽曾在蜀國作過官，三十多歲后歸晉，著《三國志》是在晉朝早年的事。還有晉朝的左思用十年時間寫出了《三都賦》，人們競相傳抄，使“洛陽為之紙貴”（《晉書．９２》）。這是很有名的故事，并引出洛陽紙貴這個成語。可見這個時期以紙作為文字載體已經普及到相當程度。
　　還有一個問題應該說明：１９９６年在長沙走馬樓發現的十余萬枚東吳時期竹簡木櫝，多是官府檔案。但這并不能作為當時有吳國還普遍用竹簡木櫝的證據。
　　這種官府的正式擋案的保存可能會比較保守一些，在大家都普遍用紙來書寫時，皇帝未必會想到官府記錄也應改革，沒有他的命令，官吏們仍按舊時的傳統規矩保存檔案。現能查到的官府檔案用紙書寫的命令是在東晉末年，桓玄稱帝時下令說，古代沒有紙，所以用竹簡，并不是為尊敬，以后凡用簡的地方，都用紙。可見，按桓玄的說法，那時仍用竹簡是表示尊敬的說法。這也是可能的，為了表示尊敬，直到清代仍有不用紙而用絲織品來寫圣旨的例子。
　　此外，也有另一種可能，即使有用紙書寫的文件，早已腐爛，不可能保存下來。
　　四，另一個旁證
　　文字載體對文化發展及延續是極重要的，春秋戰國時文明的發展，和竹簡的應用普及密切相關。古邁希尼文字是刻劃在泥版上的，這和中國古代的竹簡一樣不方便。古印度在樹葉或樹皮上書寫（印度佛經可稱貝葉書，因是寫在一種棕櫚樹，稱貝葉棕，的樹葉上），作為文字載體其質量是較差的。這對文化的發展和延續都會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在古代環地中海地區，紙草是主要的文字載體，這是一種質量較高的書寫載體，它為埃及、希臘、羅馬創造燦爛的文明立下大功，但這種自然資源是有限的。
　　紙草在公元初用盡，最晚的紙草文獻在四至六世紀。就在紙草這種資源耗盡后不久，歐洲就進入了所謂的黑暗時期，其文化的發展幾乎停滯。這時的文字載體主要是羊皮，成本極高（一本《圣經》約需二百只羊），極難普及。造紙術在十二世紀中傳至西班牙，十三世紀至意大利，但是，紙傳入歐洲可能會稍早一些。文藝復興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但丁的代表作《神曲》寫于1307-1321年，正好在造紙術傳入意大利數十年后。文藝復興的原因很多，但是，和紙的傳入時間是如此相關，不能看作完全是偶合。對紙這種文化傳播媒介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正如現代不能低估計算機普及的作用一樣。對此進一步討論可參看拙文《什么是古代中國最偉大的發明？》
　　三國時政治及軍事斗爭中所表現出的高度智慧，只是由三國開始的文化發展的黃金時期的一部分。這個黃金時期的出現和造紙術的發明改進及紙作為書寫載體的出現，因而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及普及有直接關系。文化隨著紙的出現在較大的普及，這樣才可能產生較多具有智慧的人，因而才有那么多智謀出現。三國文化是紙這種文化傳播媒介廣泛應用后所開的第一朵鮮花。
　　正是三國時期有了這一特點，才使得在政治和軍事斗爭上表現出了極豐富的智慧。這才使三國故事成為中國歷史故事中最吸引人的原因。這也是《三國演義》能遠高于其它歷史演義，成為長期為人們喜愛的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