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為“文化大革命”翻案與擺功評好的文章不少。有人從改造傳統文化的角度分析偉大領袖為什么要發動“文革”，有人從反官僚集團的集權統治的角度對“文革”進行肯定，有人從大民×與言論自×的角度來對“文革”進行揄揚，諸如此類，煞是熱鬧。有好事者，針對目前貧富極度分化，貪污腐敗盛行的局面，宣揚要再來一次經濟上的“文化大革命”。更有極端者，極力鼓吹實踐偉大領袖的心愿，主張類似于“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七八年就要來一次。

　　余生也晚，無緣躬逢其盛，對于“文化大革命”的種種印象絕大多數都是來源于道聽途說罷了。按照偉大領袖所提倡的原則，不進行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而人云亦云的確也為飽學之士所不取。不過愚者千慮，終有一得；不揣微末，特作獻芹，以供名流方家一哂。

　　對于“文化大革命”的種種現象與本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執己見，難以形成公論。在我看來，某些結論可存而不論，很多觀點卻令人茅塞頓開，所有的相關的文章，讀后均大受裨益。長期以來，由于受主流意識形態的灌輸所形成的對“文化大革命”的極度嫌惡感大部分都已經消逝了，但是要我從此以后，幡然轉變為“文化大革命”的積極擁護者與翻案派，心里總覺得不踏實。

　　我看過張志新的文章，能夠理解，她的大多數見解我都贊成；我也看過遇羅克的文章，更能夠理解，他的見解我幾乎全部贊成。這樣一琢磨，發現大事不好。我這樣的人要是處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象現在這樣，信口雌黃，大放厥詞，豈不是要被專×機關槍斃兩次？人最寶貴的是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要是被槍斃兩次，連來世都不得翻身，豈不冤哉？

　　看來還是中國古人說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對任何一種類型的政治斗爭都必須善于從人性出發去揣度發動者與參與者的行為動機與事實真相，冷靜地分析利害關系與權力結構，再借鑒歷史經驗進行對比研究，不要盲目地全盤接受與贊成。生命寶貴，安全第一呀！

　　遇羅克的嶄露頭角與最終被害與老紅衛兵勢力以及“血統論”的猖獗一時緊密相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老紅衛兵極力宣揚“血統論”，妄圖以革命子弟的名義提前接班并且永久地鞏固他們的政治特權，同時對其他出身不好的青年實行政治壓制與迫害。遇羅克針對這一切邪惡行徑進行了嚴肅的思考，由此寫下了驚世駭俗、振聾發聵的《出身論》。因此而慘遭老紅衛兵勢力與中央文革的雙重打擊與迫害，最終身陷囹圄并且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不過聽傳聞說，當年遇羅克所羈押的監獄第一次上報槍決名單的時候，遇羅克的名字被上面劃掉了。這件事也許可以說明，上層并不認為遇羅克是什么真正意義上的、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至于為什么最后執行了死刑，應該另有其它的考慮，并非完全是因為遇羅克抨擊“血統論”。

　　即便以××主義意識形態最為激進的觀點來看待“血統論”、政治特權世襲制以及為推行這些觀點所采取的種種狂暴行動，也應該可以發現這一切荒唐言行都是與××主義的理論體系、政治傳統與社會原則背道而馳的。遇羅克對它的抨擊完全言之成理，絲毫也沒有違背××主義意識形態的任何一項原則。事實上，當時“血統論”提出時，中央文革就表明了堅決不同意的態度。

　　表達“血統論”的一付最著名的對聯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建議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這說明，中央文革在這個問題上還是堅持了××主義的基本原則和傳統態度的，即個人對自己的出身無法選擇，不必負責，但是個人的政治信仰與政治道路卻由自己決定。而老紅衛兵不過是在主張公開的、絕對的特權世襲制與政治身份種姓制罷了。

　　最終那些“血統論”的主張者也是按既定方針被中央文革打倒的。在對“血統論”的擁護者的清洗與鎮壓的過程中，遭到了老紅衛兵的最為激烈的反抗。這出乎某些人的意料，不過卻完全是在情理之中，這說明老紅衛兵在維護自己的現實政治利益方面還是有足夠的警覺性的。最后對“文化大革命”否定得最厲害的，不就是這些人。

　　至于這對立的兩派為什么沒有立即攤牌與發生正面沖突的原因，那就是當時中央文革的最終目標是要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中絕大部分就是老紅兵們的父母，因而不宜過早地暴露真實的戰略意圖，以免打草驚蛇。老紅衛兵們一方面見不及此，被人利用；另一方面，也許又覺得，父母早晚都要讓位給自己，早接班比晚接班好。至于父母一輩的勝敗成亡，就聽天由命吧。“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為后一代人的錦繡前程做出犧牲吧，反正你們一直就在為別人犧牲，這就算是最后一次吧！

　　中央文革之所以不公開支持遇羅克的觀點，反而將其殺害，正是因為受到了這種的復雜的政治斗爭形勢的制約。一方面，宣揚“血統論”的老紅衛兵有極大的勢力與活動能量，中央文革要繼續利用其充當政治打手，徹底打倒以劉鄧為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出身論》不合時宜地在這個關鍵時刻公布，迫使兩方面都必須對這個事件明確地表態。老紅衛兵理所當然極力反對《出身論》，將遇羅克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對于中央文革那一派來說，保遇羅克可能會引起政治上的爭論與麻煩；反之，不保也不會有什么的損失。反正不是我這一派的人，既然不能夠或者不愿意為我所用，借刀殺人又何妨？

　　另一方面，遇羅克這個人，毫無政治實力與政治斗爭技巧，只會看書識字，獨立思考，卻不會觀察與分析政治風向。《出身論》要是在老紅衛兵喪失利用價值后公布，便可以成為對這些人政治死刑的最好的判決書。也許以遇羅克的正直與迂腐，不會在政治舞臺上有多大的作為，但是至少應該可以免其一死了吧。

　　不過也應該看到，《出身論》不是依靠戰無不勝的毛××思想去批判血統論，而是遇羅克獨立思考的一種產物，是對老紅衛兵在“血統論”的大旗下種種殘酷行為的一種抗議。它的本質是人道主義與自×主義的批判，因此與偉大領袖一貫提倡的斗爭哲學一比較便涇渭分明。雖然中央文革的負責人在與老紅衛兵辯論時也表示不同意血統論，但是顯然他們更不能容許任何人用自己的頭腦就“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問題進行思考。由此看來，經歷了內戰、革命與全面改造的現代中國與古代中國相比在思想自×與思想解放方面并沒有什么根本的進步。“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象遇羅克這樣才華橫溢、特立獨行的人總是無法見容于天地間。這種情況在號稱發揚了“大民×”與“言論自×”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變本加厲。

　　可以更進一步地指出，即使按照偉大領袖的既有觀點與思維方式，結果卻得出了與偉大領袖公開言論不一致的結論，這也是絕對不允許的。就張志新來說，她的政治觀點與思維方式與偉大領袖公開提倡的教條有多少差別？另外某些在理論方面卓有建樹的紅衛兵思想者不也是如此？就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的最終遭遇來看，可謂與張志新和遇羅克同病相憐，殊途同歸。

　　認真地反思這一切，就會發現，偉大領袖一生極力反對一切形式的教條主義，就是不準反對自己的教條主義；鼓勵青年一代懷疑一切，破壞一切，就是不允許懷疑自己的絕對權威，不允許破壞自己的統治體系。這恐怕就是偉大領袖一生中最大的“矛盾論”了。

　　在當時的情況下，精神獨立，思想自×，其懷疑與批判的鋒芒最終不可避免地要指向領袖崇拜的政治思想體系。接受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必然就會得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結論，因而普遍與平等的民×制就是呼之欲出了。

　　其實在任何一個獨×體制的國家內，思想者往往就是獨×者本人，其原型就是古今中外一切熱衷于政治的知識分子最心儀的“立法者”。思想者只要有一個就足夠了，往往也只能有一個。其他人的任務就是時刻表忠心消除獨×者的懷疑與維持統治體系的穩定，努力工作以維持社會的進步。這樣就可把內耗減低到最低限度，集中打擊力量，消滅一切反對勢力，攻克任何艱難險阻。

　　太多的思想者，只會使人們思想混亂，群龍無首。在一個封閉的體系內，從思想家到政治家，學而優則仕，內圣而外王，這是唯一的出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而最后的勝利者只有一個，必然就會進行激烈殘酷的淘汰與清洗。

　　當年延安整風期間王實昧的教訓，不也說明了這些道理？偉大領袖未必有心要殺他，延安整風也不是專門針對他。他的那篇惹來大禍的《野百合花》，在思想上其實根本無足稱道。一點點傷感，一點點懷疑，無非就是書生意氣，多愁善感罷了，值得為此槍斃他？但是這種任性直言的作風令人厭惡，放言無忌，小孩家口沒遮攔，一向令統治者不喜，誰知道某一天其懷疑與批判的鋒芒會不會對準偉大領袖以及其推崇的意識形態體系呢？

　　“權從下面奪，但要聽上面毛主席的指示。”我們敬愛的總理的這句話這最為準確地概括了“文革”中造反派與偉大領袖的關系。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許多自發的、真誠的毛××主義者，就因為獨立思考，堅持己見而被禁錮甚至被槍斃。這些民間的自發與忠誠的支持者被當作反革命而遭受鎮壓，偉大領袖也許并不知情。他日理萬機，宵衣旰食，胸懷宇內，神游八極，無暇細顧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人物與小事情。將這些人交給那些握有生殺大權的地方大員任意處置，極為合情合理。即便知道了又如何？這幾個散兵游勇，目無組織，目無領導，自由散漫成性；當面不說，背后亂說，一點都不聽管教，有什么政治上的妙用？說來說去，只有死人才是最安分守己的人，他們就絕對不會心生異志了。

　　偉大領袖需要的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揮之即去，去而無怨的愚忠之士，并不是要尋找思想上的知音。偉大領袖向往的境界是“君師合一”，一個特立獨行的思想者則意味著在人格上與偉大領袖的平等，如此一來，建立在“神授魅力”上的獨×體制將因為這一點讓步而逐漸崩潰。

　　實際上，忠于我們偉大領袖以及保住自己性命的最好辦法當然就是——凡是偉大領袖說過的話堅決聽從，凡是偉大領袖交待的事情堅決照辦，凡是反對偉大領袖的人以及偉大領袖反對的人堅決打倒。

　　斯大林當年對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與布哈林等等黨內反對派所采取的政策不也有類于此嗎？斯大林一貫輕視黨內的知識分子菁華，最后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對一切異端者大開殺戒，其原因恐怕與上述情況無異。

　　作為一名在示威、暴動、暗殺、監禁與流放中度過了全部革命生涯的老地下工作者，從這種切身體驗出發，斯大林恐怕對現實權力斗爭的威脅更加敏感，理解得更加實際，因此對使用暴力手段毫不猶豫。同時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與修養，對思想斗爭的理解未免過于狹隘，過分高估了其危險性，過分低估了其建設性。

　　列寧批評斯大林的話，同樣可以用在偉大領袖的身上，即“太粗暴”。其實以事后之明看來，對這兩位至少還應該加上兩點評語即太急躁與疑心過重。當然，比起斯大林之質木無文、心理陰暗，偉大領袖視野開闊、胸懷博大，有一種對勞苦大眾的廣泛強烈的同情心，并且文采風流、智慧幽默、無人能及。不過這一切優秀品質還是不能阻止他朝三暮四，翻云覆雨，將天下蒼生任意玩弄于股掌間。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我們這些被統治者，本來就不必偏聽偏信，一廂情愿。人世間的一切，尤其是政治斗爭中的一切，都由利害關系與權力結構決定，幾分善意，幾分溫情，都敵不過這些冷冰冰、血淋淋的算計。

　　不過將偉大領袖說成是一個陰謀家，玩弄權勢與手腕，一貫利用他人的鮮血與生命來實現一己之私利服務，也未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從其一生的志愿與長期政策部署來看，偉大領袖并沒有違反自己的信念與初衷，他是盡了一切力量要實現他的平等主義的烏托邦的。因此當革命后新的官僚階級強大到不可遏制時，他便率領群眾奮起造反，徹底打碎了他親手締造又因為各種原因轉而極力擺脫其控制的黨組織。

　　我極為尊敬的兩位著名學者徐友漁與朱學勤先生在各自的著作中一致認為，對他們這一代人的覺醒起到最大作用的一件事是“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當“五七一工程紀要”被公布的時候，對這些原來無限信賴與崇拜偉大領袖的紅衛兵來說，真可謂是當頭棒喝，醍醐灌頂，這種效果與偉大領袖的初衷完全相反。文化大革命后期，偉大領袖批準了一些外國思想學術著作的翻譯出版。朱學勤先生認為這是偉大領袖算計失誤，玩火自焚。我認為這種看法僅得其皮相，未領會其神髓。

　　重印西方哲學著作這件事并非不可思議。偉大領袖當年就大量讀過這類書，較之馬列經典著作，恐怕更熟悉甚至更喜愛些。對于偉大領袖來說，他如果真的要搞愚民政策的話，還用得著這些迂回手段嗎？我個人認為，偉大領袖是希望青年一代重溫他自己在青年時代的思想歷程，從而得出當年自己相同的結論。不料時過境遷，青年一代閱讀這類書籍后，這一回懷疑與批判的鋒芒，卻指向了偉大領袖所提倡與維護的一切了。

　　我部分同意朱學勤先生的見解：“偉大領袖當時大筆一揮，批示全黨傳達林立果惡毒攻擊他為B52 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以證明其自信，認為人民不會聽信這些‘惡毒攻擊’，但傳達以后的效果恰恰相反。”這件事情的反效果確鑿無疑，但是我的理解卻與朱先生的有極大的差異。

　　在我看來，偉大領袖的這一舉動（包括公布“滴水洞來信”）是為了一再證明或者是進一步考驗他與人民群眾的天然不可分割的血肉聯系以及人民群眾對偉大領袖的純樸的信賴之情。獨×體制、官僚統治以及種種現實政治斗爭中的權宜之計已經削弱了人民與革命者集團尤其是革命領袖之間的平等感與一致感，偉大領袖急于向人民表白與求助，急于要證明與恢復這一切。

　　“我是獨自同群眾站在一起的。”這句話表達了最大的真相。革命后的新社會中，利益對立與階級分化已不可遏制，偉大領袖試圖以自己的絕對權威與超人魅力喚起人民群眾原始狂熱的平等主義與平均主義的情感，以暴力手段來阻止這一切的發生與鞏固。其志可嘉，其情可憫，其行可憎亦可怖。

　　革命政府一貫標榜自己是一個真正的民有、民治與民享的政府。隨著集權制的完善與官僚階級的形成，它至少喪失了一個可貴的屬性——它不再成為民治的政府了。全黨可能仍然希望這種同人民情緒的不和只是暫時性的；經過各方面的誠實努力，將會重新喚起人民的想象力，并使最近才過去的英雄業績重新出現。

然而這種分裂卻在不斷地擴大和加深。統治者已經習慣于專斷的統治，而這種習慣又反過來統治了他們。當初多么富于希望的一場偉大的、熱烈的群眾運動，如今已經逐漸蛻變成為一種狹隘冷酷的專×制度。

　　以上一段話是原籍波蘭的托派××黨人，《斯大林政治傳記》的作者艾薩克·多依徹對十月革命后蘇聯政治社會制度中的新傾向的極為睿智與全面的概括。

這也可以概括“文化大革命”發動前的中國政治社會體制，更可以解釋偉大領袖執意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他是要急于避免這一切的發生，避免重蹈斯大林模式的覆轍。他毫不懷疑地認為，革命與人民的離異是暫時的。他堅信能夠找到一種能使革命永葆青春的妙方，并且自信已經找到了這個妙方即七八年就來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式的群眾運動。

　　歷史的車輪已經啟動，人類順著慣性向下墮落，新社會出現了向舊社會全面回歸的趨勢，這一切令偉大領袖極度不能容忍。跋涉了千山萬水，經歷了九死一生，犧牲了無數戰友與同志，難道還是無法改變舊中國的一切嗎？“難道殉難者的鮮血和母親的眼淚都白白灑落在大地的塵土里，毫無價值，換不來天堂嗎？”

　　“任一己之力，主萬姓之浮沉，以實現自己體魄和精神之極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國。”偉大領袖見獵心喜，知難而上，奮其私智，希望永久地終結這一切丑惡現象。至于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蓋天命有所歸，豈以智力爭乎？

　　“假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執秦始皇之法。”這是他的親密戰友與學生林彪對他的一生的志愿與政策的評價。不帶偏見地分析，應該承認，這個評價基本是事實。××主義的意識形態對于偉大領袖來說，只不過是一種包裝與一件武器罷了。他早年就認為救國救民的手段有兩種，其一是“真理上是贊成的，但事實上認為做不到”的“主張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其二是，“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奈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辦法棄而不采，但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

　　偉大領袖與中國歷史上的仁人志士一樣，首先是立志拯斯民出于水火，恢復國家的獨立與強盛。至于那些無比美妙的理想社會的宣傳鼓動，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吧。中國歷史上的針對農民的這類宣傳也實在不少，太平道、明教、彌勒教與拜上帝教等等都是如此宣傳，太陽底下并沒有什么新鮮事。

　　有外國研究者認為，毛××是唯一一位敢于拋棄馬×主義的中國××黨人，只要他認為它們不適合于中國的國情。其實可以說得更透徹一點，他敢于拋棄馬列主義或者以自己的思想代替它們，只要他覺得馬×主義這件思想武器使用起來不順手。在偉大領袖看來，尋章摘句，唯圣人之言是從，筆下空有萬言，胸中實無一策，乃世之腐儒也。馬列之道的禮法名教豈是為偉大領袖而設哉？！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站在公正與客觀的立場上，回顧那一段轟轟烈烈、悲喜交加的歷史，我們應該可以承認：偉大領袖“的不少長遠構想是很有見地的，是同后來事態的發展相吻合的。他的失誤倒是中期部署不盡得當。

他期望在有生之年能在實現他的長遠構想方面有所建樹，但有時不免操之過急，超越了當時的客觀可能，因而勞而無功。不過，這類挫折未必意味著他的長遠構想本身是不切實際的。”

　　歷史學大師湯因比說過，偉大領袖比我們整整領先了五十年。這樣看來，他的悲劇就在于企圖把這五十年的時間里才能完成的事業一鼓作氣地實現，并且把在五十年的時間里思想的自然演變的結果強行灌輸給我們。偉大領袖只要人們全盤接受他的結論，不折不扣地按照他的部署行事，卻不愿意或者不能夠展示其推理與思考的過程。其遭受懷疑與拒絕，以至最終失敗，勢在必然。不過，豈以成敗論英雄，何況偉大領袖基本上是一個成功的英雄人物。其宏偉的終極理想沒有實現，并不說明這些理想沒有價值。至少在他走后，中國已經再也不是一個四分五裂、積貧積弱與任人欺辱的國家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偉大領袖在建國與統一事業上的過分成功，給他的接班人出了一個大難題。因為他所創立與留下的權力結構需要中國世世代代都必須出一個德才兼備與智力超群的人才能維持下去。他給后代留下了難以企及的豐功偉業，人們也許過分相信與欣賞他看似隨意的指揮若定與舉重若輕的工作方式，卻忘記了要達到這種境界需要超人的天賦并且要經過長期艱苦的鍛煉與準備以及對權力關系的深刻理解與精確算計。偉大領袖的事業成也在此，敗也在此。歸根結底，“無人得以不朽而勿須付出代價。”

　　其實在旁觀者看來，對于雄才大略的偉大領袖來說，最大的悲劇與遺憾就在于——皇朝的法統已經不可能再建立起來，帝制的合法性與感召力已經被永久地否決與破壞。

　　當然，偉大領袖本人并不會以此為遺憾。他鄙視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糞土當年萬戶侯。他一生立志鏟除帝王將相與才子佳人生存的土壤，反對一切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強者與富人。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他的光輝形象與偉大事業唯有耶穌基督與使者穆罕默德可以相比。在他看來，帝位于我如浮云哉！

　　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是在革命與戰爭年代中千錘百煉出來的，也許在和平的年代中，他覺得無法滿足，無法適應。戰爭并沒有摧毀偉大領袖的青春活力，相反，在和平的時光中他迅速地衰老與消沉了。偉大領袖的最高權威是在暴風雨中所誕生的，因此，只有在激烈的斗爭中他才感到自己的巨大力量。“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

　　“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在政治斗爭的汪洋大海上披波斬浪，經歷并且戰勝了無數艱難險阻，偉大的船長不愿意在平靜的港灣中度過他壯麗人生最后的歲月。眼見遙遠的海面上烏云滾滾，電閃雷鳴，一場史無前例的暴風雨就要來臨。他不理睬貪圖安逸的人們如何恐懼哀求，喝令水手們各就各位，全力以赴，將航船駛向暴風雨的中心。偉大的船長渴望在與狂風暴雨的全力搏斗中結束自己充滿英雄傳奇的一生。

　　　　　　　　　　　　　　　　 寫于2001年春節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