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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生
　　“晚生代”作為更加晚近的文學后繼者，似乎離較為晚近的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更加遙遠，這不知道是文學歷史的一個疏忽，還是“晚生代”自覺的故意謀殺。如果是文學中的自然失誤，那就意味著人們無奈于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兩者的結合是“新潮”小說的獨特標志）的精致和高級化，倦于艱辛和尋找，厭于“新寫實”的粗泛俗淺。如果是“晚生代”對于文學先行者們的不滿，自覺地與前不久的文學對抗，反抗和背叛已形成的傳統，那意味著文學又一次處于嘗試突破困境的時期，他們打出的新旗號是要尋找在高級和低俗之間的中間出路。
　　對于文學中的“晚生代”，從一部分意義上可以叫作晚生的現實主義或晚近的現實主義，對于傳統意識的恢復或可算得一種新的標志。晚生的作家們其實沒有統一的旗幟，其創作風格也各得其所，我們暫且把《沒有語言的生活》看作一種標志性的例證。它沒有古典主義出人意料對現實的規劃，沒有現代主義超越的理想和懷戀，沒有后現代主義的自我嘲諷和對現實的破壞，有的只是一種平易樸實的風格，一個平淡的故事，一支現實的淡淡挽歌，一種沒有激動的悲哀。
　　　　　　隔絕
　　這似乎是一個現代主義的命題，在卡夫卡、薩特、加繆那里可以輕易找出來。卡夫卡那個著名的城堡，將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己永遠隔絕。但這個命題在《沒有語言的生活》里，完全被現實化了，它變成了作品中人物具體實在的生活，而不是一種形而上的生命含義和境界。
　　沒有語言的生活是沉默，是隔絕，是與語言世界或他人的隔絕。語言和他人在這里幾乎是等同的，它們可以輕易地相互替代。隔絕是這篇小說創造出來的根本生命狀態。在沉默而清澈的語調中，這種隔絕一開始就在平靜如流的敘述中顯露出來，從始至終隱現于故事文本中。這種隔絕從開始的合乎常情走向最后的荒謬絕對、有悖常情：三個分別具有聾、啞、瞎缺陷的人三位一體與世隔絕地生活著。
　　開始，這種隔絕并不那么觸目驚心、超乎想象，所以聾子王家寬雖然聽不見，仍能介入他人的世界，仍能在他人中生存，他能明白別人對赤身裸體的父親隱私處的議論，能明白鄉間中醫劉順昌對他的夸獎，能去謝西燭家看別人打麻將，能和別人一起發笑。這種輕松的或麻木的隔絕狀態可能來自多方面的原因：或許是王家寬的父親王老炳尚未瞎，介于聾者的世界和他人的世界之間而加以溝通；或許這是王家寬僅僅作為聾者單獨與他人隔絕，不夠強大，不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識；或許是王家寬、王老炳、蔡玉珍尚未形成三位一體的世界、或自我完善的世界；或許是收音機和朱靈尚未出現，或許是語言與非語言混沌未分，語言世界尚未完全分化……。
　　故事從王老炳被馬蜂蜇瞎開始，真正的隔絕狀態也從王老炳被馬蜂蜇瞎開始。此前王家父子與他人尚在溝通，此后，逐漸進入絕對隔絕狀態，啞巴蔡玉珍的出現，既加盟、完善了這個三位一體的世界，又帶來了他人或者說語言世界的更多的欺凌和敵意。
　　聾、瞎、啞三位一體的完成使得與語言世界的隔絕激化、嚴重，但仍不是隔絕的極端狀態，隔絕的極端狀態是王勝利作為三位一體的變異物被迫返回自己的堡壘。聾、瞎、啞三個傷殘人被迫宣告與他人斷絕來往，這已經慘絕人寰，但似乎還可以他們的傷殘作為解釋。他們的后代小王勝利作為一個生理健全的人，卻自動放棄了與語言世界交融的權力，這才是隔絕的極端狀態。
　　　　　　雙重因素
　　隔絕具有雙重因素：他人的欺凌、排擠、壓迫和自我的封閉；語言世界的污濁和非語言世界的自我凈化。
　　作品表現了人具有一種欺凌弱小的惡劣天性。聾、瞎、啞與人世隔絕的狀態，是他人對他們的驅趕和壓迫造成的。村里的人對于艱難生活的王家三人非但不同情和幫助，反而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他們嘲笑王家寬聽不見聲音，偷走王家的臘肉、輕薄啞巴姑娘蔡玉珍。甚至一直被王家寬深深愛著、也愛過王家寬的朱靈也把自己的臟水往王家寬身上潑，也欺侮愛著王家寬的蔡玉珍。及至有人趁王家聾、瞎、啞之危，強奸了蔡玉珍，終于使王家悲哀地絕望了：他們拆掉了與村里相通的小橋，以一河之隔與村里人劃開界線，表明對語言世界的抗議和失望。
　　在王家精神意識的深處，蹲伏著一個企圖完善的自我，隱藏著一個企圖保持凈化的世界。聾、瞎、啞的人本來由于聽不見、看不見、說不出而比普通人更少一些煩擾，但即使這樣的人都無法保持單純和安寧，外界的不斷攪擾和入侵，破壞了他們心靈的平衡，他們不得不撤退到河的另一邊。這不僅是躲避，也是防護，用自我封閉的方式將自己企圖凈化的世界包裹起來，免受外界的誘惑和破壞，以完善一個田園詩般的自我。聾、瞎、啞人之外的世界似乎是一個骯臟的世界，村里人的邪惡和毫無同情憐憫之心與王家的單純善良和毫無進攻能力無法溝通，村里傷害、隔絕這些殘疾人的真正原因是不會去理解這些殘疾人的心靈。王家人從不傷害別人，作品里出現的每一個人幾乎沒有不傷害王家人的：劉挺梁偷王家的臘肉、老黑家將雞瘟傳染給王家、謝西燭嘲笑王家寬聽不見聲音和不懂性事、張復寶在替王家寬寫的情書后署上自己的名字讓王家寬去傳遞、朱靈將自己懷的張復寶的孩子說成是王家寬的、朱靈的母親在桃樹下用棍敲打瓷盆以詛咒王家、村里的孩子們教給王勝利唱辱罵王家的歌謠。村里人的所作所為，使王家意識到他們和村里人不是一類人，不得不將自己封閉起來，放棄與語言世界的交流。
　　因此，這種隔絕也是自我封閉造成的，是一種自我保護狀態。而他人原本就在不斷侵入他們的世界，為了保存他們這種世界的純潔與完整，免于侵入和污染，他們自動放棄了與他人的來往，寧肯孤獨而沉悶地生存，不再以語言作為人的標志而自豪。
　　　　　　融和
　　作品故意描寫了與隔絕相反的融合。這種融合只限在王家寬、王老炳、蔡玉珍之間發生，并和他們之外的隔絕形成對比和反證。融合在三個殘疾人中發生并且絕不向外蔓延，這是對人們自以為是、自以為健全的世界的一個明確諷喻和警語式思考。
　　融合是聾、瞎、啞三位一體的土壤，也是三位一體的天空，它代表了三位一體的準則，也代表了三位一體的必然道路。
　　融合的過程，也是三位一體的構成過程。融合與隔絕相對抗，必然與隔絕同時發生，隔絕的漸進也是融合的歷程，此作品中的融合當然不是一開始就形成一個封閉、完善的圓圈的：王老炳一開始和兒子并不相融，只是一個外界的中介；蔡玉珍也不是一開始就被王家寬所需要，只有王家寬對朱靈徹底失望后才可能容納蔡玉珍。
　　王老炳在瞎眼之前與兒子并不屬于同一個世界，他只是兒子通向他人和他人通向兒子的一架橋梁，由于有個聾兒子，他不屬于任何一方世界，所以他在被蜂蜇時是孤獨的，無論他怎么喊叫，兒子都無法援救他，別人也不會援救他。只有在他被馬蜂蜇后，他和兒子才能逐漸相互進入對方世界，因為由此他們才有共同的感受和特征。也正因為如此，王家寬只能娶啞巴姑娘蔡玉珍，不可能娶生理健全的朱靈，他和朱靈都不屬于對方世界。因此，當朱靈父親要王家寬承認和朱靈同睡過而愿意把朱靈嫁給王家寬，朱靈又表示愿意嫁給他，王老炳想要朱靈當兒媳婦也讓兒子承認和朱靈同睡一夜的事實時，王家寬卻因聽不見別人在說什么，而理所當然地拼命否認他和朱靈的事。對于王家寬，這是令人惋惜的，卻是必然的。只有他們才能融合在一起，即使一個聾，一個瞎，一個啞，也能奇特地交流溝通。他們在正常人的世界中無法生存，正常人也無法進入他們那個融合的世界。
　　蔡玉珍來到王家，使融合的條件具備，融合的過程接近終點。故事敘述文本臨近結尾，三個人發揮各自完好器官的優點進行合作，用語言和手勢交流捕捉強奸蔡玉珍的人的特征，是融合的高潮性顯現：瞎的問、啞的做手勢、聾的用語言將手勢傳給瞎的……
　　融合的最終成果是小王勝利的誕生。三個人相得益彰，互相彌補了缺陷，也就失去了缺陷，三個有缺陷的人合在一起實際上成了一個完整的人，因此產生了王勝利，王勝利不過是一個三位一體的代表，他似乎不但在證明三位一體的最終結果，而且在證明三位一體的最終渴望：村里人傷害、驅趕他們，他們卻渴望和村里人一樣生理健全；他們因殘疾而和村里人有所區別，但卻渴望消除這種區別，由三個殘疾人重新變為一個健全人而回到人群中。然而，這種過程和結果都不能被村里人接受，小王勝利只能被迫象聾、瞎、啞一樣，自動不說、不看、不聽外面的世界，最終他仍然是一個有缺陷的人：一個沒有語言的人。融和的結果并不是缺陷的根本消融，而是缺陷的集中化體現。這其實是人類無法實現自身完美的一個寓言表述。
　　　　　　錯亂與悲劇
　　利用聾、瞎、啞者的生理缺陷和人們天生的內心隔絕，小說敘述文本中制造了幾次錯亂。故事敘述文本的主體依靠幾次錯亂構成決定性的轉移，最終導向王家遷移過河、拆除橋板與人世隔絕狀態。
　　最初的錯亂是必然的，成為全部敘述和最終隔絕的起點：王老炳被馬蜂蜇而呼救，王家寬沒聽見，劉順昌給王老炳治療蜂傷時說愿收王家寬為徒卻似乎被聽見了，于是王家寬大聲叫了劉順昌一聲師父。這次錯亂似乎只在表明：王老炳被馬蜂蜇瞎是一種奇怪的必然。
　　第二次錯亂是王家寬弄不懂王老炳要肥皂而誤買了收音機，由此聽不見聲音的王家寬把收音機大開著成天掛在脖子上，終于在一個夜晚帶著大響的收音機撞倒了朱靈，當朱靈把收音機聲音關閉時，王家寬象打開收音機的聲音一樣扭開了朱靈胸前的衣扣。這次錯亂表明女人朱靈和聲音對王家寬一樣重要，甚至幾乎是一回事，兩樣中他若擁有一樣，就不會有缺少另一樣的悲劇，就不會因沒有聲音而錯失朱靈，不會因得不到朱靈而失去全部語言世界，娶了啞巴蔡玉珍為妻，從此徹底與語言世界無法溝通。聲音或女人是這個世界的一種標志，也是他獲得世界、進入世界的保證。而聲音和女人在這里微妙地相似和等同，沒有聲音和女人，他就失去了語言化的世界，他就無法進入這個世界，就永遠被排斥在外。接下來的故事文本敘述，證明了女人和聲音對他來說有同樣的悲劇性質。
　　第三次錯亂在前兩次錯亂中已經被安排妥當，它必不可免地發生了，是一種簡單而必然的結果。當朱靈的父親、朱靈、王老炳都希望王家寬承認和朱靈同睡了一夜的事實以便娶朱靈為妻時，王家寬卻誤解了大家的意思，拼命否認和朱靈同睡一夜的事實。
　　從現實來講，聾、盲、啞者都有天生的靈性和極好的后天悟性，王家寬對父親遇難毫不察覺、對父親要買肥皂這樣的手勢不理解、對大家要他娶朱靈的愿望渾沌無知都是違反殘疾者的常情的，然而由于他們的生理特性，這樣的事情也是有可能的。作品巧妙地利用了這種現實可能，制造了虛構世界的事實，以典型的語言事實——故事錯亂來完成敘述。
　　有錯亂，就有喜劇或悲劇。作為一種悲劇性的錯亂，《沒有語言的生活》體現了一種悲劇命運，并與古希臘式的悲劇命運相仿。在古希臘悲劇中，錯亂是命運的必然表現，在《沒有語言的生活》中的錯亂同樣是命運的必然表現，在錯亂中命運走向悲劇性的三位一體。
　　　　　　隱喻
　　在《沒有語言的生活》中，我們遇到一些隱喻：聲音與女人（朱靈與蔡玉珍）是語言世界的隱喻，聾、盲、啞三位一體是自我完善的世界的隱喻，任勝利是三位一體的隱喻，聾、盲、啞三位一體是對每一個健全人的隱喻，沒有語言的世界則是對語言世界的隱喻。
　　故事敘述文本中的隱喻重疊到最后，在悲劇性的遷移中才開始全部顯露出它們隱藏的光芒。
　　王家離群索居，遷移到河的另一邊，在祖墳上重建家園，借祖宗的庇佑以和語言世界對抗。他們悲劇性地拆毀河上的木橋，以河象征性地作為界限，與世間永不來往。這是保持他們的純凈、保證沒有語言的世界不受到語言世界的侵犯和污染的一個隱喻，由此，任何與語言世界的通道都被拆毀，任何希望都被規定了失敗和悲劇性，所以，當他們藕斷絲連地留下了與村莊連接的橋梁時，同時也為語言世界的侵入留下了很便當的通道，蔡玉珍遭到橋上來人的強奸成為理所當然的結果。這促使他們徹底絕望，忍痛拆橋，拆掉外界侵入的通道，也拆掉他們心中語言的誘惑。
　　拆橋后，王家寬對于對岸的世界仍然依依不舍，隔岸相望，相望的結果只是遙望著朱靈虛空的幽靈，留連忘返于朱靈曾靠過的桃樹并趁夜色無人采摘幾個鮮桃，此外毫無收獲。
　　作為健全的孩子，王勝利本可以打破隔絕，把無語言的生活最終引向語言世界，并使其消失其中。隔絕一方面是永恒的，一方面是暫時的，三位一體的無語言世界顯然不會永久延續下去，它或者消融于語言世界，或者堅持自我封閉而消亡，沒有誕生，也沒有延續，更沒有終結，作為永恒的對立構成因素，它必然是暫時的，但王勝利卻單方面地僅僅作為一個永恒的隱喻形象出現，把隔絕推向極端。一旦他過河上學，作為再生的、新形式的聾、盲、啞三位一體試圖進入對岸的世界，立即被語言本身擋住了：他學會的最初語言是對無語言世界的褻瀆和破壞，這使他立即明白了兩種不同世界互不相融的事實，被迫沉默下來：不聽、不看、不說，象聾、啞、盲人一樣。這種故事事實包含著雙重隱喻：一方面只有躲進無語言的世界里才能逃脫語言世界的捕殺，另一方面沒有語言的人仍然要歸返為語言的人。
　　王家從聾開始到聚集聾、盲、啞為一體，最終生下沒有任何缺陷的王勝利的過程，是個充滿隱喻的過程。作為沒有語言的人從語言的人中分離出來，又作為語言的人——王勝利返回到語言世界中，最終從語言的人中分離出來，成為沒有語言的人，這個由被動地沒有語言到自動放棄語言的過程，隱喻了語言世界的殘酷規則和自以為是，隱喻了對這個世界的鄙夷不屑和抗拒，隱喻了沒有語言的純凈和自我完善。
　　最終，隱喻的是我們這個有缺陷的世界，隱喻了這個世界的自相矛盾。沒有語言是一種缺陷，然而這種缺陷卻完成了一種完美的人格和自足的生存。有語言是一種優點，然而語言本身卻帶來并標志出一種缺陷，因為語言是人類傳統與現在并存、文明與原始并存的結果。
　　在故事中，沒有語言的殘疾人倒人格完整，有語言的健全人倒人格殘缺。由于隱喻，故事最后完成的并非是兩個具體世界、兩種具體人的隔絕和對抗，而是我們這個世界的本質。它表明我們自以為是的優點往往是我們的缺陷，而我們的缺陷卻有可能保存我們的驕傲和尊嚴，這就是讓我們悲哀的。文明往往是踩過人類的天真和純潔而前進的，沒有語言的生活雖然令人悲哀，卻是一片天真和純潔的世界；沒有語言的人雖然沉默而孤獨，卻得到了沒有語言的寧靜和快樂。
　　　　　　敘述
　　故事文本用一種平靜而沉著的敘述語調構成。從本質上說，作者并沒有把《沒有語言的生活》當作特殊的語言游戲，而是用嚴肅的態度、平淡客觀的敘述語言來敘述故事。我們在作品里找不到荒誕錯亂的意識、謎一樣的情節、豐滿圓潤的語言、漂浮不定的敘述，作品明顯地在一定程度上返回到現實主義，用簡單而平實的風格敘述。從故事表面看，作品描繪的是弱小人物遭受欺凌的命運，是人類欺凌弱者的劣根性，在精神氣質上體現出對弱小人物不幸命運的同情。這是一個傳統化的故事和傳統化的主題，與之相適應，是簡單而現實化的文本敘述方式。平實樸易的語言、框架式的情節、粗線條的細節、沒有個性的人物、不動感情的描繪，都作為這種敘述基調順流而下的產物融成一體，形成與故事相適應的敘述風格。
　　但是，在這個具體故事的背后，隱藏著那個悲劇性的寓言命運，聾、盲、啞三位一體的與世隔絕，不過是一個極端的例證。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處于隔絕之中，又被別人所隔絕，并去隔絕別人。語言既是我們的延伸和融和，又是我們的困境與缺陷。而我們的健全反而使我們對這種生存狀態麻木不覺，自以為是。
　　這種敘述具有典型的二十世紀風格：表明對現代人的悲哀。卡夫卡的傳統或精神如此深入文學的骨髓，以至我們隨處可以與它相遇，在這里也可以辨認出它的蹤跡。并不是說，《沒有語言的生活》受了卡夫卡的明顯影響或模仿了卡夫卡，而是說一種類似卡夫卡氣質的意識在作品中顯現出來，在描寫人類的隔絕狀態時有意無意地與卡夫卡的作品具有相似之處。卡夫卡的作品幾乎都是講述現代人的隔絕狀態的。與《變形記》中的格里高里在極端狀態中變成了一只大甲蟲相似，聾、盲、啞三位一體也是人類隔絕狀態的變異景觀。
　　悲劇在于，人們必須在這種隔絕狀態中生存下去，因此，《沒有語言的生活》中的三個人不得不忍受著隔絕，封閉著自己，與村里的人們隔河相望。
　　富有意味的是，這種隔絕將會代代相傳。從這種命題出發，王勝利放棄了語言的權力。他的父輩被迫與他人隔絕，而他卻自動走向隔絕，保證這種隔絕的唯一方式是放棄語言。聾、盲、啞人生出了健全的孩子，是一種自然的結果，也是作品的有意安排。生理健全的人卻愿意變聾啞：它同時表明了語言的悲哀和沒有語言的悲哀。
　　　　　　　　　　　　　　　　　　　　 收稿日期：1997.11.21
河北師專學報：社科版宜州28～3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徐肖楠19981998作者單位：廣東湛江師范學院中文系（郵編：524048）　　　　　　 作者：河北師專學報：社科版宜州28～3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徐肖楠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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