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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712(2006)05-0090-03
　　曾國藩以一介書生從戎，因鎮壓太平天國而成為晚清“中興名臣”。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使“心欲任天下之重”的曾國藩有了轉變人生角色的契機，他由一個信奉程朱理學的學者型官僚一躍成為顯赫的湘軍統帥。自咸豐二年(1852)奉旨興辦團練到同治十年(1872)死前二十年間他一直辦理軍事，其軍隊的創建和組織開啟了中國歷史上軍隊近代化之先河。探討曾國藩興辦團練的思想可以使我們對湘軍的歷史特質和曾國藩在中國近代軍閥制度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一個更加全面、客觀的認識。
　　一　赤地立新，特開生面：“不以團練始，不以團練終”
　　團練之制始于唐代，歷代相繼，沿而未廢。及至清代，遂衍變為維護地方治安的重要工具。在清朝的軍事體制中，團練是國家統領的正規軍即“經制兵”(八旗兵和綠營兵)戰時的補充力量。嘉慶初期白蓮教在五省起事后，清朝的八旗兵和綠營兵因日趨衰落，難担重任，鄉勇在鎮壓白蓮教起義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太平天國起事后，自廣西一路直下武昌，盤踞金陵，軍勢鼎盛。清朝臨時組建的征討部隊，將帥掣肘，形同陌路，“敗不相救”，一潰千里。
　　咸豐二年，咸豐皇帝任命曾國藩等丁憂在籍的官員興辦團練。但皇室對地方興辦團練顯然抱著一種矛盾心理：鎮壓太平軍需要地方團練的支持，但又恐怕地方勢力日后有尾大不掉之虞。因此清朝廷對地方興辦團練的方針是：或筑寨浚濠，聯村為堡，或嚴守險隘，密拿奸宄；無事則各要生業，有事則互衛身家。一切經費均歸紳蓍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團練壯丁，亦不得遠行征調。可見朝廷對團練的定位是用于地方自衛。曾國藩赤地立新，特開生面，他在對戰時形勢和清朝軍隊狀況這樣分析：
　　自軍興以來兩年有余，時日不為不久，糜餉不為不多，調集大軍不為不眾，而往往見賊逃潰，未聞有與之鏖戰一場者；往往從后尾追，未聞有與之攔頭一戰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鳥槍遠遠轟擊，未聞有短兵相接以槍靶與之交鋒者。其何故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經訓練，無膽無藝，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務。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仿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1]
　　曾國藩從一開始就對用普通的團練來對付強大的太平軍就不抱什么希望，因此另立新軍成為曾國藩的考慮：打“團練”之招牌，行組建新式軍隊之實。他說，“團練”二字宜分開看，“團”即保甲之法，清查戶口，稽查奸細；練即簡兵請師，制械造旗，可防本省，亦可剿外省。這種解釋完全突破了清朝對地方團練的政策限制。好在曾國藩的建軍計劃獲準通過，使他與同時代的其他四五十位團練分道揚鑣，獨擋一面。后來曾國藩的弟子薛福成在《敘團練大臣》中說到“文正不以團練始，不以團練終，且幸其改圖之速，所以能成軫寇之奇功，擴勇營之規制也。”[2] 這樣曾國藩組建的湘軍取得了官勇的合法形式，但既然是“赤地立軍”，曾國藩自然不把他的部隊納入國家正規軍系統，使日后朝廷對地方軍隊的控制日漸式微，促進了近代軍閥制度的產生，間接地動搖了封建王朝的軍事基礎。所以在與王鑫和李元度的分歧中，曾國藩始終堅持“兵為將有”的原則和湘軍的獨立性。隨著太平軍出省作戰，在軍餉和處理與地方官員的關系中所產生的矛盾使曾國藩以退為進，“委軍回籍”，日后“奪情”出山取得地方督撫之權也正是曾國藩維護湘軍利益的最好注腳，形成了晚清督撫專政的局面。說到底是曾國藩的湘軍系統與傳統的清朝軍隊體制之間的矛盾使然。
　　另外兩點值得注意的是：曾國藩建立的湘軍區別于地方武裝，安排有戰略預備隊，有系統而嚴格的營規，對扎營、開仗、行路、守夜、軍器、日操、夜課都有明確的規定；曾國藩作為地方洋務運動的典型代表力主向西方學習，表現在軍事上就是在其領導的湘軍裝備了大量從西方國家購買的洋槍和洋炮，戰斗力大為提高，在最基本的作戰單位中都配備有專門的炮隊。這些安排適應了近代戰爭發展的需要，區別于傳統的“馬上得天下”的軍事思想，標志著近代戰爭意識的萌芽。
　　二　別樹一幟，改弦更張：近代軍閥制度的設計
　　自從平定三藩之亂后，清朝的軍事體制吸取了歷朝的教訓，其軍隊調遣制度的安排在于防止將官的謀反，因此每逢戰事，征伐之軍由各省抽調，統帥有親王或郡王担任，造成兵將不和，雖然防止了軍隊“私屬”關系的產生，但部隊的戰斗力大為下降。
　　曾國藩總結過國家的“經制兵”不堪一擊的弊端與清朝軍隊的調遣體制有莫大的關系。之所以出現戰事中“敗不相救”的現象，曾國藩在湘軍的政治標準和內部關系上的安排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維度的解釋。建立一支富有戰斗力的軍隊，曾國藩認為要有“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滔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3] (196)的團隊精神。近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在軍事上的應用，作戰的方式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將官統帥的騎射武藝在一場戰事中的作用在下降，樹立“生死不棄”的團隊精神更顯得重要，這對于軍隊走向近代化是一次很有意義的啟蒙，開歷史之先河。而要建立這樣的一個團隊，首先需要在選將和募勇上有一個嚴格的政治標準。
　　在募勇方面，“須擇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士氣者為上。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錄用。”[4] (463)曾國藩認為，“軍營宜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于純正。[5]”他曾經說過：“山僻之人多獷悍，水鄉之民多浮滑，鄉村多樸拙之夫。”[6] (210)故善用兵者嘗好用山鄉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在曾國藩看來，山野之人，多樸實無華，易供驅使，慣于吃苦耐勞，不怯戰事。因此湘鄉、寶慶偏僻一帶多為招募之所。
　　在選將方面，曾國藩多以書生士人為將，一方面，書生士人相對于八旗和綠營的將官來說沒有嬌懶惰怠之氣，在維護綱常明教方面多“忠義血性”，思想動員更為容易；另一方面，書生中不乏羅澤南、王鑫、郭嵩燾、劉蓉等典戎現實成功事例，可資借鑒。具體的選將標準是：
　　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勞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細巨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為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再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兵爭毫厘，故又次之。身體羸弱過勞則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7] (5)在此基礎上，曾國藩進一步解釋道：“四者似過于求備，而茍闕其一則乃不可以帶勇。”“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7] (5)曾國藩相信讓這班“士人”是能夠帶領“山農”有所作為的。而曾國藩很好地利用了自己在湘籍人士中的精神領袖地位網羅了許多書生士人，為湘軍將帥群體的組建進行了足夠的人力資源籌備。區別于綠營和八旗的軍隊體制，湘軍最大的特點是其內部關系的構成，規定首先挑選將官，然后由將官層層自行招募下屬人員，形成兵為將有的層層私屬關系。王愷運說過：“湘軍之制，則上下相繼，將卒親睦，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8] (163)在操作層面上“營官由統領挑選，哨牟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牟挑選，牟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干，生葉，皆一氣所貫通”。因此“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欲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9] (323)相對于國家正規軍松散的內部關系，湘軍的這種軍隊體制養成了內部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維護上級權威和為上級請命驅弛的風尚。其實在兵員的招募上很多利用了親友鄉鄰師生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軍隊內部的凝聚力。但湘軍優良的戰斗力不單單來源于此。如果說實行“軍餉自籌”是朝廷財政危機所致的話，實行“取具保結”、“厚餉養兵”和“官職私授”的制度，則使湘軍內部上下形成了一個利益息息相關的軍閥集團。盡管日后湘軍內部將帥之間爆發過各種矛盾，但在維護湘軍利益這一大局上大家都能夠作出暫時的妥協以緩解矛盾，這是一個利益集團開始走向成熟的標志，以至在鎮壓太平天國后出現了“玄武湖之變”這樣的“勸進”鬧劇。
　　針對傳統軍事體制的弊端，曾國藩為湘軍制定了嚴密的軍事體制。1853年曾國藩與羅澤南商定了湘軍的基本建制。湘軍以營為基本的作戰單位，每營500人，營下設4哨，每哨108人，哨下設隊，每隊12人，各級兵員數目是固定的。營以上設立分統和統領，可節制數營或十數營不等，統領直接歸曾國藩指揮。后來隨著湘軍規模的擴大，在統領之上設立統帥數人，如胡林翼、左宗棠等，全軍受大帥曾國藩統一指揮。水師也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水師和陸營互為犄角，在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另外湘軍在后勤保障體制上設立了糧臺八所、后勤供應基地和“長夫棚役”制度，相對于綠營后勤保障制度的缺乏是一大進步，既少了擾民之害，又提高了部隊整體作戰的能力。說曾國藩在軍隊走向近代化的進程中開了歷史之先河一點都不為過。
　　以禮治軍，勤恕廉明：湘軍邁向近代軍閥的思想誘因。
　　曾國藩自認為沒有運籌帷幄的能力，但自詡有訓練之才。曾國藩很重視對軍隊的“訓”“練”，把“訓”和“練”區分開來，“訓”的要旨在于思想教育與灌輸，“練”的重點在于技藝和陣法方面。
　　曾國藩主張“以禮治軍”。曾國藩軍事生涯的第一仗靖港之敗使他意識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曾國藩歷來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國藩奉命以來，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淺薄，不足謀事，惟有‘不要錢’、‘不怕死’六個字時時自天，以質鬼神，以對君父，即借以號召吾鄉之豪杰。”[10] (215)所以曾國藩對其手下的將領實行嚴格的禮法教育以鞏固其“忠義血性”。血性本來是存在于人們身上的一種剛強正直的氣質，在曾國藩看來就是無條件地效忠封建王朝，“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長，義也。”[10] (237)在曾國藩看來，“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11] (168)因此捍衛封建綱常名教和忠君勤王成為曾國藩建軍的指導思想。對于士兵，曾國藩把綱常倫理以通俗的語言寫成歌謠讓士兵誦唱，如《水師得勝歌》、《陸軍得勝歌》、《勸戒淺語十六條》、《營規二十二條》等對于思想尚未受到啟蒙的民眾來說無疑具有極大的教化作用。湘軍本來是以濃厚的地緣宗法關系為紐帶組建起來的地方軍閥部隊，在曾國藩看來還不夠，加強封建意識的灌輸和教育顯得尤其重要。他說：“帶勇之法，用恩莫于用仁，用威莫于禮。仁者，即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待牟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發達之心，則人知恩也。禮者，即所謂無眾寡，無大小，無欺慢，泰而不驕也。”[12] (391)因此，在這種封建思想的教化下，湘軍實際上成為了曾國藩的私家軍隊。
　　湘軍的思想政治教育具體落實在“勤恕廉明”上。曾國藩認為，“教訓勇兵，仍宜以勤字為主，不宜以命字諭眾”。[13] (539)要做到身勤，手勤，腳勤，口勤，心勤等，即勤以治軍，軍隊才能立于不敗之地。“恕”就是恕以待人，兵將之間要和衷共濟，相互救援，共作進退。“廉”就是要“廉以服眾”。曾國藩說過，“欲服軍心，必先尚廉介”，[4] (39)否則，兵勇不服，且背后譏議，自然軍心渙散，軍無斗志；所謂“明”就是“明以應務”，即要求統兵的將領要對治軍和作戰的每一個環節都了如指掌。綜上所述，曾國藩在組建湘軍的過程中形成了完整的治軍思想，促成了湘軍扎硬寨、打死仗的特色，但階級的本性決定了這支軍隊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仁義之師”。
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婁底90～92K3中國近代史朱耀斌20072007
曾國藩/團練/軍閥制度
　　Zeng Guofan/thinking of local military/warlord systems
On Zeng Guofan' s Local Military Thought
　　--Additional Comments on Zeng Guofan' s Impacts on Warlord Systems in Modern History
　　ZHU Yao-bin
　　(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Huna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udi, 417000, China)
As the initiator of warlord systems in morden history, Zeng Guofan formed the Army of Hunan, which was founded on the basis of independence and uniqueness, differing from traditional pattern of local troops; set up a new banner and started a thorough reform in the military systems of the Qing Dynasty; adopted the feudal ethical principles for directing the troops, being deligent, tolerant, incorruptible and capable in military affairs, with a aim to enhancing the feudal thinking training and control over the troops. All these set the trend of troops toward modernization.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軍閥制度的鼻祖。他所組建的湘軍“赤地立新，特開生面”，走出了傳統團練的窠臼；“別樹一幟，改弦更張”，大膽改革傳統兵制；“以禮治軍”“勤恕廉明”，加強對軍隊的思想教化和控制，這些措施開了中國軍隊走向近代化的先河。
作者：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婁底90～92K3中國近代史朱耀斌20072007
曾國藩/團練/軍閥制度
　　Zeng Guofan/thinking of local military/warlord systems

網載 2013-09-10 2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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