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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608(2007)04-0129-05
　　社會在不斷發展中完善和改造自身，風雨如磐的歲月，古老的帝國步履蹣跚地邁入近代社會，傳統文化走出“大一統”的封閉格局而被動地進入“萬國時代”。異域文化的輸入，改變了東方文明既定的皇權話語。國家的衰朽和社會的混亂，激蕩著愛國知識分子熾熱而敏感的神經。穿梭于封建“道統”和“政統”之間的知識分子，卻因為存在經驗的失效和理論預設的改變，加速了自我的社會邊緣化進程。緊張和焦慮、抵制和效仿，知識分子階層凸顯向近代轉型的普泛心路，晚清小說亦由此煥發出動蕩時代特有的新氣象。
　　一、天朝心態和公共空間
　　知識階層的興起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以道自任的知識分子只有把守自我的人格尊嚴才能抗禮王侯。“中國知識分子剛剛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時候，孔子便已努力給它貫注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個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個體和群體的利害得失，而發展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1]35對“道統”的堅守和維護成為知識分子標識自我身份的重要手段。“以政統言，王侯是主體；以道統言，則師儒是主體”[1]102，“政統”和“道統”是彼此關聯而又分立的兩個系統。“道統”是古代士大夫抵制皇權的思想資源，但在專制日亟的明清時代，封建帝王話語往往籠罩和淹沒了“道統”，知識分子處在普遍的“失語”狀態，雖然有清的歷代帝王不斷地彰揚理學，希望借此喚起知識分子的認同和回歸。清廷也鉗制聚會結社、禁毀小說戲曲，向知識分子強加官方的話語套數，迫使知識分子臣服于“政統”的淫威。但歷代的知識分子仍能依靠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詮釋，保持一定程度的群體話語權力，為百姓的疾苦而奔走吶喊，凸顯本階層的價值向標和思想訴求。
　　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給妄自尊大的天朝心態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天圓地方”的地理觀念造成其對外交往中的傲慢和偏見，也阻隔了士大夫的開拓性思維。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震醒了天朝大國的守堤人，弱肉強食的適用法則代替了道德優劣的文明觀，期待行為模式的突變，解構了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力。甲午海戰和庚子事變更加深了這“千年變局”的悲劇底蘊，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重新檢視周圍的世界，拷問自我的靈魂。知識分子賴以抒發心志的儒家學說，在社會危機面前失去了應變的能力，手足無措的知識階層出于拯世救國的社會功利，紛紛側重“求用”的角度來輸入異域文化。從林則徐《四洲志》歷魏源《海國圖志》到徐繼畬《瀛環志略》，一部部地理書籍的面世，記載和寄托著當下知識分子的焦慮和警醒。這種正視異域文明的打量立場，隱含著知識分子觀察視角的轉換，亦包孕著國人對多元文明區域和世界文明圖像的認同。知識分子一個普泛的心理基因，也就是說他們學習和效仿異域文明的最終目的，仍歸根為縮小中西文明的裂縫，從而趕超西方。明治維新后的日本為國人提供了一個足可借鑒的范本，日本新文化源源不斷地輸入。特別是梁啟超等少數精英對政治小說的屬意，“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2]51一句最富功利的話語，竟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同，它誘發國人重新排定文類秩序的文學革命。雖然，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境遇，常常使得這種效仿方式染帶浮躁和功利取向的表征，但小說新時代早已躍出地平線。
　　接納和創作、認同與反省，種種關于異域文化沸沸揚揚的辯論，為晚清文化營造了一個頗具“公共領域”意味的文明想像，這種想像的構架主要是基于當下報刊和出版的發達。1843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在上海創立的第一家近代印刷所——墨海書館和1851年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拉開了近代出版領域的革新序幕。而后中國知識分子的參與和效仿，其所追求的雅俗共賞的辦刊意旨，又擴大了國人認識世界的視閾。對近代社會影響深遠的兩大政治派別——維新派和革命黨，都充分認識到報刊的傳播利器效應。他們借報刊發表政見，營造一個個獨立于皇權以外的公共空間。這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論：“當皇權以普遍適用而且不容置疑的意識形態，建構了一種普遍的、絕對的、象征性的真理話語之后，它以‘公’的名義迫使所有人接受。并且以同一性淹沒了所有的士大夫，于是，喪失了真理詮釋權力和社會指導的士人，便在公共領域里失去了自己的立場，只能在‘私’的方面表達自己個人的思考。”[3]522思想和知識的話語分裂，廣大知識分子在“公”的領域找不到言語空間，涉諸“私”的層次，其思想和主張又不能廣為周知，知識分子只能在國家與平民之間尋求另一話語空間，晚清日益興盛的學會和雜志就成了他們暢所欲言的場所[3]523。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之后，清廷出于急需軍費的現實考慮，擴展了生員的學額，商人和有商人背景的市民，不斷被吸納到知識階層。晚清士商雜居的社會現實，以及“商戰”的蓬勃開展，提升了商人的身份自覺。知識階層增添的經濟因素，又驅使部分知識分子向商人角色認同，進而掘松封建王朝統治的根基。“清末僅商會（含總會和分會）就多達900多個，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會723個，農學會到1911年至少有總會19處，分會276處。這樣一來，僅這三項，已有2000多個。”[4]122-123數目眾多的學會存在事實，盡管彼此宗旨有別，而共同的語境卻是救亡圖存。這些學會往往利用報刊雜志來鼓吹和號召，從而形成一定的公共輿論。公共空間的延伸和公共話語的豐富，激發知識分子參與社會實踐的群體效應，更強化了知識階層脫離皇權話語的離心趨向。
　　公共空間的擴展，為小說的文類地位改善贏得了歷史契機。“那時綜合性、專門性雜志，也有出版，但總不及小說雜志暢銷。”[5]427發表政見、商榷國是，小說雜志成為公共輿論的最佳載體。小說由邊緣趨向中心的文學進路中，烙上知識分子接受心理的時代印痕。金圣嘆對小說“文”和“事”分而論之的策略，呈現出探求小說規律的審美自覺，但這種推戴小說的叛逆情結，只限于少數幾個頗具“游走之魂”的異端知識分子。時至晚清，學可一代楷模的經學大師俞樾，借對《七俠五義》的贊賞早已導夫先路。俞萬春的《蕩寇志》痛感皇權的失落，強化小說與政治的聯系。至梁啟超鼓吹的“小說界革命”，摘發伏奸，顯其弊惡，通過對小說社會功用的借重，宣泄對世風日下的現實担憂。《新小說》雜志的“群治”取向，又強烈地影響到后起的小說雜志。這樣，小說主編、作者和讀者的三維交流，借助小說雜志形成一個個不臣服于皇權的輿論中心，進而向社會輻射延伸。士大夫對小說的態度由蔑視到參與創作，這是一個社會觀念的移位和革新，凸顯出歷史和時代選擇的巨大威力。
　　二、科舉廢止和主觀選擇
　　社會發展和文明運行常常遵循一定的規范，出入封建科舉制度下的知識分子，埋首經案，視科舉為登龍的不二途徑，封建帝王的收羅策略和士子登龍前后的反差又強化它的誘惑。歷史上雖不乏遺世高蹈的隱士，但他們內心仍割舍不掉對皇權的依賴。科舉形式上的平等，掩不住其嚴格甚至殘酷的淘汰原則，真正實現“學而優則仕”社會垂直升遷的，仍在少數。千年的文化積淀，凝固成知識分子的理想和寄托。咀嚼儒家陳典舊說，力保緊跟皇權的步伐，科舉制度為“政統”填培了廣厚的社會基礎，形成士和官的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政統”和“道統”的和諧。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建立新式學堂。這種改變必然性規約的歷史趨向，使廣大知識分子滋生一種無可依傍的茫然和焦慮。垂直上升之路既阻，社會信仰的多元化模式又使得“道統”的經典地位趨向淪喪，舊式士大夫亦因為喪失社會給養而日趨消亡。伴隨科舉廢除后心理巨創而來的，是知識分子的人格獨立。如果說李伯元拒絕薦舉和曾樸故意弄污科考試卷的叛逆行為還只限于少數精英層面，那么這種制度性行為的終結則徹底解構了知識分子依附關系的存在基礎。
　　思想的深層含義被時代現實過濾，只剩下幾個保留歷史記憶的皇權代碼。既然儒家經典不能急于應對時代的需要，那么它的話語權力就理所當然地受到質疑和挑戰。晚清一度盛行的佛學和諸子學研究，就是當下知識分子社會失衡和思想混亂的具體反映。這就如同許紀霖先生的描述：“一方面是取得了一定的職業自由和經濟獨立，另一方面卻享受不到獨立于政治的實際保障；一方面是精神和心靈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卻承受外界環境的殘酷壓抑，這種種極不和諧的命運遭際，在近代知識分子的內心深處挑起了緊張的心理沖突。由此，產生了一種欲擺脫屈辱的依附似乎又擺脫不得，渴望人格獨立似乎又有所恐懼的矛盾心境。”[6]12知識分子只能抽身換位，尋覓新的空間來體現自我的人生價值。雖然教育體制的改革和當下的留學生制度一定程度上填補了皇權話語解構后的真空，但是社會失衡的加劇又給知識分子的適應和選擇增添幾許悲涼的況味。鐘駿文一語道破文人轉型時的陣痛：“十年前之世界為八股世界，近則忽變為小說世界，蓋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則斗心角智，無不以小說家自命。”[2]200詩文呈才的傳統模式，被小說戲曲的風教功能所取代，知識分子從“非我”中突破進展，重新設置自我的價值定位。正因為他們對當下現實的深刻檢討和理性反思，造就李伯元、林紓、曾樸、張春帆為代表的職業小說家的誕生，他們的職業實踐為其他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本。他們游離于皇權話語之外，思想的自由更彰顯近代知識分子的批判理性。
　　甲午海戰的失利，國事杌隉激發知識分子的理性反思。“戊戌六君子”蹀血午門的殘酷現實，更召喚知識分子進一步自剖和檢討“中體西用”論的可行性，對異域文明的認識也就有了由“器”到“道”的層面拔升。林紓以“桐城后學”古文大家的身份廁身小說領域，其清醒的比較眼光引發國人對異域文明的正確認識。“林譯小說”在晚清風靡一時，特別是他有意將西方小說同《史記》與韓愈古文相提并論，抬高了小說的文類地位，這就為知識分子從事小說事業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典范。“林譯小說”的走熱，強化了林紓對自我小說家身份的認同，而其與商務印書館的協定又使得他的選擇切實可行。“他所以這樣多產，是與商務的鼓勵分不開的。那時的稿酬，一般是每千字二、三元，惟有林紓的譯作卻例外地以千字十元給酬。來者不拒，從不挑剔。當時的十元，可購上白粳一百六十斤，代價可算是很高的了。”[7]35-36“當時報紙，除小說以外，別無稿酬。”[5]417小說的稿酬制度，誘發更多的知識分子進軍小說領域。知識分子由單一的科考渠道突然置身于多元職業的選擇關口，救國新民的政治話語，促使他們紛紛投身于小說領域和出版界，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得到凸顯。
　　知識分子強烈的身份認同意識，催生他們的離心傾向，在文學上鮮明地表露為批判精神的強化。吳趼人《恨海》、符霖《禽海石》都展現了情感與禮教的撕扯，體現對人性的直面和正視。也正因如此，從戊戌變法到洪憲改制的種種政治鬧劇，林紓都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以觀察家的身份冷靜地打量，其更是通過《劍腥錄》的客觀敘事，將草菅人命的丑惡現實刻勒成一個知識分子的歷史記憶。晚清小說家取材不諱時人實事，更是體現小說家的獨立而冷靜的批評意識。像《文明小史》、《大馬扁》中的康有為、梁啟超；《官場現形記》中的剛毅；《老殘游記》中的毓賢，時人時事就成了小說家社會訴求的現實載體。而《孽海花》涉及的時人之復雜，更是廣為周知。曾樸手擬的時人名單就有62個之多，據魏紹昌先生考證竟達278人[8]149。這種清醒的小說家意識，張揚了他們療救社會沉疴的彈性空間。國門洞開，以赫胥黎“天演論”和盧梭“民約論”為代表的西方思潮，以及由此影響的自由、平等、主權在民等觀念，與中國固有的民本思想相印證，豐富了小說家的思想資源。表露于小說領域，就是理想小說、立志小說和社會小說等門類的產生和發展，它們更進一步加強小說救國的話語威力。
　　開通風氣和追求小說的“有益”和“有味”，成為當下小說家弘揚群體意識的一個重要向標。邊緣化的生存境遇，造就知識分子的叛逆心理。晚清小說家不遺余力地揭發官場黑幕，甚至不惜犧牲小說的藝術，趨向記者和偵探家的身份認同，就是其最好的注腳。普泛的憂患意識煎熬知識分子的靈魂，拯世救國的時代使命又使他們很難靜下心來寫作，只求作品能流行一時，不望小說傳世流芳。晚清小說家往往片面地強調小說的救世神話功效，急于表露自我的政治主張，連綴話柄，淡化了自我的生命體驗。小說家保持舊道德的清醒立場，又體現在小說人物形象的善惡鮮明的二元對立，人物形象本身被圖解和異化成一個個政治的代碼，削弱了小說表現現實生活的深度和刻畫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市場和社會需要牽制了他們的審美選擇，理論預設又使得晚清小說呈現出鮮明的時代印痕。
　　三、社會需要和心理調適
　　異域小說的翻譯，其本身就帶有輸入文明的意味。教會辦報、辦學以及國人的效仿，引發近代傳播手段的質變，近代傳媒所裹挾的西方文化，加速了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和重建。小說的當下文學主流話語地位，吸引廣大知識分子參與小說隊伍。辦學規模和小說雜志的繁榮，勢必為小說的接受和消費準備了廣泛的讀者。1907年老棣的《文風之變遷與小說將來之位置》準確地描繪出這一變化：“自文明東渡，而吾國人亦知小說之重要，不可以等閑觀也，乃易其浸淫‘四書’‘五經’者，變而為購閱新小說，斯殆風氣之變遷使然歟？”[2]227晚清文化的多元取向，加深了知識分子與衰朽國勢的同構共震。異域思潮的本土化改造，在小說領域表現為政治小說、偵探小說、科學小說、冒險小說、虛無黨小說等小說門類的興起。小說的銷量在當時是評介晚清作家社會價值的一個重要尺碼，閱讀群體的市場效應迫使小說家切合雅俗流變作出選擇，偵探小說和寫情小說的走紅就是小說家向市民娛樂意識認同的最好說明。
　　近代都市的發展，為小說的繁榮提供了一片廣闊的藍天，也延續著小說讀者的新變。沿海城市的開埠和辦廠，吸引住部分落魄文人的目光，他們紛紛棲居都市中的租界，成為所謂的“條約口岸知識分子”。租界的治外法權，更適合張揚他們的批判鋒芒。作為近代都市變遷縮影的上海，其驚人的發展速度更適合知識分子的社會選擇，晚清的幾種主要小說雜志落戶于此，就是頗有說服力的例證。轉型中的舊式士大夫，一部分淪為城市平民。雖然當下的小說書價并非所有人能承受，但是有文化的市民，就是小說的潛在讀者。小說讀者群的增加，基本上體現為面向士大夫內部的拓展。平裝書的出現，解放了小說傳播的尷尬局面，更多的小說進入市民的閱讀視野。徐念慈的《丁未年小說界發行書目調查表》，就隱含著小說報人面對市場的務實態度。稍后他不無担憂地告白：“記偵探者最佳，約十之七八；記艷情者次之，約十之五六；記社會態度，記滑稽事實者又次之，約十之三四；而專寫軍事、冒險、科學、立志諸書為最下，十僅得一二也。”[2]335數目的背后，折射著讀者閱讀趣味的嬗變。讀者不再拘囿于儒家教義框架內敘事和閱讀，皇權話語的解紐，一個多元化的話語時代就宣告來臨。
　　報刊受眾的增多，意味著公共空間的拓展。“據1903-1905年初南京、武漢、杭州等地11座城鎮的調查，當時這些地方共訂購報刊62種，20227份，除《南洋官報》由各級官府分攤外，其余11000余份都是民間私人訂閱的。”[4]162晚清報刊刊登小說，是當下的時尚；民間購買力的增強，亦表明了小說讀者隊伍的壯大。注重游戲人生的都市小報，順符了大眾的審美需求。作者一讀者這雙向交流的擴大，為知識分子馳騁才華提供了廣闊的舞臺。在危如累卵的國勢下，小說雜志不再扮演政府應聲蟲的角色。這種思想距離的存在，為知識分子的批評家和觀察家身份提供了契機。“君子立身處世，不以文章眩俗，不以筆墨惑人。凡一文一字，發于心而著于書，必求有益于風化，有利于人民，有功于世道人心。”[2]480濁流洶涌、大浪淘沙，知識分子對傳統的檢討和審察，也是他們普世心腸的宣泄和升華。
　　小說觀念的近代化進程，是以小說的文類地位的改善贏得突破。知識分子的心理調適，還突出表現在其對小說批評的群體關注。晚清小說的群體關懷趨向，刺激廣大知識分子進軍小說批評領域。對近代小說批評新氣象的奠基和開創，自然歸功于標領一代風騷的王國維。王國維服膺叔本華、康德哲學，富有創見地將西方悲劇理論引入小說批評領域，進而斷論《紅樓夢》為一部“徹頭徹尾的悲劇”，為后來者樹立一個新的典范，同時也打破了評點和索隱的批評軌轍。雖然王國維始終以清廷遺老自居，但其批評實踐的本身，清晰地表明他已經開創了一個新時代。就是在傳統的小說評點領域，也表露出革命的新氣象。企圖繪制中國新小說范本的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的評點中借題發揮：“此篇論題，雖僅在革命論、非革命論兩大端，但所征引者皆屬政治上、生計上、歷史上最新最確之學理。若潛心理會得透，又豈徒有政論而已。”[2]56棄質取毛，申訴自我的政見。燕南尚生借對《水滸傳》的“命名釋義”，嫁接為君主立憲張本的主觀意圖。徐念慈的“覺我贅言”和“覺我余言”，亦包孕著自我的救世熱腸。他們不再恪守小說評點的既定規范，落腳于對當下社會人生的關注，這就突破了金圣嘆以來的評點傳統。“小說叢話”、“小說小話”等隨筆欄目，以及晚清報刊中的文藝副刊，它們一道構筑起一個各抒己見的小說批評世界。這樣，知識分子對小說的關注，就不單是少數精英的理論呼吁，更落實在轟轟烈烈的小說創作和文學批評實踐上。
　　四、結語
　　蕩滌皇權話語的束縛，鑄就晚清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延續了1300年科舉的廢止，打破了知識分子賴以支撐信仰的工具性循環。心靈的煎熬和變異，表露為濃郁的社會沉思和人生悲嘆。異域文明的輸入，解構了“道統”話語的桎梏；中西文明的對比，為廣大知識分子提供了返觀自身的時代命題。挑戰和反省、磨合和應變，知識分子在近代社會的復雜張力中尋求自身的定位。歷史的淘洗和現實的過濾，小說家憤世嫉俗的“失重”心理在讀者認同意識的撫慰下，獲得暫時的平衡。話語權力的內斂和壓縮，其傾注于小說領域，就成了張揚自我、批評社會的審美選擇。文化傳統是小說觀念新變的生長點，歷史風云造就社會選擇的多彩斑斕，小說觀念的近代化進程扭結著現實的力量。“無論是以‘新小說’為啟蒙手段，還是撫慰都市夾縫中掙扎、無助的魂靈，從慷慨救國到譴責批判、憂傷哀情，文學的單元里充斥著多元主題。”[4]253力挽衰頹、諷喻彈射，晚清小說的功利化、實用化寫作狀態，強化小說面向公眾的時代追求。邊緣化的生存境遇，造就了晚清小說的繁榮，也改變了知識分子社會訴求的既定軌跡。晚清小說以其鮮明的時代表征，書寫著一代知識分子痛苦靈魂的蛻變過程和圖謀富強的普泛心路。
　　收稿日期：2007-02-10
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129～133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賀根民20072007
知識分子/晚清小說/邊緣化/科舉/社會訴求
　　intellectuals/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marginalization/imperial/social demands
The Marginalization and Evolution:Intellectuals and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 Gen-min　　(Humanities School,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China)Because of the decay and social unrest, intellectuals who shuttled between feudalistic "tradition" and "political" unification moved towards social marginalization. The imperial system which supported the intellectuals' belief was shattered. Torment in their hearts reflected the strong feelings of their social meditattion and life grievances. Western civilization was imported and deconstructed the restraints of "tradition", compar-ed with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vast number of intellectuals came back to the proposition of the era and self-concept. Marginalization in the existential situation, not only gave rise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late--Qing novel writing but also changed the established track of social aspirations by the intellectuals. Its distinctive strong character indicated that painful soul was transformed sharply and the hope to be prosperous in intellectuals was universal.
穿梭于封建“道統”和“政統”之間的知識分子，因為國家的衰朽和社會的動蕩，趨向社會邊緣化。科舉的廢止，打破了知識分子賴以支撐信仰的工具性循環；心靈的煎熬和變異，表露為濃郁的社會沉思和人生悲嘆。異域文明的輸入，解構了“道統”話語的桎梏；中西文明的對比，為廣大知識分子提供了返觀自身的時代命題。邊緣化的生存境遇，造就了晚清小說的繁榮，也改變了知識分子社會訴求的既定軌跡。晚清小說以其鮮明的時代表征，書寫著一代知識分子痛苦靈魂的蛻變過程和圖謀富強的普泛心路。
作者：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129～133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賀根民20072007
知識分子/晚清小說/邊緣化/科舉/社會訴求
　　intellectuals/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marginalization/imperial/social demands

網載 2013-09-10 21: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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