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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通鑒論》是明清之際大思想家王船山的一部杰出史論。該書縱覽古今，漫議得失，歷來被視為警世資治之作。筆者披閱此書，發現船山先生身遭世變，創劇痛深，對知識分子問題有著周密的觀察和獨到的思考*，真知灼見，比比皆是。
　　船山認為，知識分子具有義不容辭的拯世救世的神圣使命。這主要表現在對天道的體察認知，對治道的維護拯持，和對學道的傳承光大。此三者依次遞進，密不可分。發現和認識社會歷史與自然界的內在規律是知識分子救世的基礎，開物成務、經世致用、治理國家是知識分子救世的目的，而傳承文化、光大人文精神則是知識分子救世的命脈所在。
　　一體察天道
　　船山認為，“士欲救世陷溺”必須“推極于天”，只有“體天心”才能“達民隱”。
　　那么，何為“天”？“天者，合往古來今而成純者也。”①“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②船山認為的“天”即是“天心”、“天道”，即是隱藏在自然和社會萬事萬物背后的法則和規律。因而，“天”并不具有任何人格神的屬性，它不以人心的向背而變動，它只是純而又純的理、規律。既然如此，那么社會活動中的人便不能“違天”更不能“欺天”。船山說：“理不可違”②。“違天而人理絕。”③規律不可違不可欺，只有洞悉了規律；人才能利用規律，從而規律才能助ｙòｕ＠①于人。“不疚于天，則天無不ｙòｕ＠①。”④
　　顯然，不違背規律就必然引出對規律的認識問題，船山稱之為“知天”。那么，什么是“知天”？船山提出了一重要思想：“知天者，知天之幾也。”④他認為“天有貞一之理焉，有相乘之幾焉”④，即天有永恒不變的鐵的規律，這一規律隱于事物的表象之后，只有在事物相互作用、矛盾運動之時，才會顯現其端倪，才容易被認識和體察。“天常有遁消遁長之機，以平天下之險阻，而恒苦人之不相待。智者知天之消長以為動靜，而恒苦于躁者之不測其中之所持。”④所以，要耐心等待和把握事物發展的契機，來認識天道運行的內在規律。船山認為，“知天”是“知人”和“自知”的基礎；“君子之所貴于智者，自知也、知人也、知天也，至于知天而難矣。然而非知天則不足以知人，非知人則不足以自知。”⑤只有知天，才能“以理司化”、“以幾遠害”，才能“居靜以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之”④。否則，就是盲動，“持一罅之知，物方未動，激之以動”，這樣勢必給國家、民族造成災難。由此看來，知幾知天具有重大意義。天、幾都是可以認識的，“世之英杰能見幾”⑤。具體說來，應怎樣去知幾知天呢？船山指出知幾察天的方法是：“運以心，警以目，度以勢，乘以時。”②即運用理性思考和感性經驗，審“時”度“勢”，從而把握“勢因乎時，理因乎勢”⑥的辯證關系。唯其如此，才能知幾、知天。
　　船山認為，在知天的過程中，“圣人”的作用是巨大的。“天欲開之，圣人成之。”①把體察天道的使命放在了少數“圣人”身上。在這一基礎上，他又提出著名的“假手”論。“假手”者，意謂主觀意志憑借某種客觀力量而實現。他認為，如果“圣人不作，（天）則假手于時君及智力之士以啟其漸”①。即當沒有圣人為人們體察天道的時候，天道即規律將照樣發揮作用，只不過這種作用將假借一些“時君”或“智力之士”的手，曲折地表現出來罷了。如天假秦始皇之私心“以行其大公”⑦。秦末、隋末起義領袖的敗死，則是“天貿其死，以亡秦、隋”⑧。同理，“天假手武氏正綱常于萬世”⑨，即“天”通過武則天擾亂綱常而敗亡的曲折過程達到其確立萬世準則的目的。船山的“假手”說，賀麟先生曾比之為黑格爾“理性的狡獪”說⑩，嵇文甫先生則認為有類于波緒亞的“神追求著自己底目的而支配世界史，人則亂動著”一說[11]，都頗有新意和深意。但是船山的“假手”說是在“圣人不作”的前提下提出的，他所希望的當然還是規律被圣賢之人及時體察，及時用于指導人事，從而使歷史少走彎路，人民少受災難。因而他的“假手”說并非強調被動地等待上天自己來實現其目的，相反，他更強調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能動地、主動地發現規律，“竭天成能”，甚至“因天造命”。
　　“造命”論是船山知天理論中最燦爛的一節。他認為，天的“命”在于天理的大化流行。那么這種“命”能否成為我們自己的呢？船山指出：“惟循理以畏天，則命在已矣。”②只要我們遵循規律而不去違背它，那么命就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接著，船山分析了“俟命”、“受命”和“造命”的關系：“唯能造命者，而后可以俟命，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②“俟命”不是消極等待，而是積極地洞悉義理發現規律掌握規律，伺機而動，最終掌握自己的命運。更具開拓意義的是，船山認為能夠造命的決不僅僅是傳統所認為的君相，知識分子同樣可以造命：“修身以俟命，慎動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這樣，船山終于把知識分子與“天”之“命”的關系牢固地連結了起來。
　　二維護治道
　　在傳統社會中，知識分子是社會的中堅，他們在社會機制良性運轉的過程中負有不可替代的責任。船山認為，“士之有見于道而思以匡者”[12]。知識分子能夠體察天道，所以他們理應有“默挽人心、扶危定傾”、“立人之道以匡扶世教”的使命。尤其在“治統之亂……天地不能保其清寧，人民不能全其壽命”之時，知識分子更應“秉素志以立朝”，從而維護治道。
　　那么，知識分子應怎樣來維護治道呢？船山認為君子經世之道有質有文，有本有末。立綱修紀，撥亂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兇之則是本和質，反之，緣飾以備其文章，附會統治者則是末和文。顯然，知識分子救世匡時應立足于正本而不是逐末。具體說來，知識分子應在維護治道上如何發揮其作用呢？約其所論，蓋有三端：
　　其一，匡人君，循大公。
　　人君，是萬民之主，然而并非即是完美和大道的化身。因此，他提出：“匡維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責乎？”[13]在這里，船山否定了真龍天子金口玉言的神話，認為人君同樣有私欲、同樣會犯錯誤，而且，由于處至尊之位，挾最大之權，一旦出現過失勢必會給國家人民帶來極大災難。“明主一懷疑而亂以十世”，“人君一念之煩苛，而四海之心瓦解”[14]。當人君“不信仁賢，而邪佞充位……毒流天下，而自信為無過”時，“孰與控告哉”③？在船山看來，只有知識分子能担此重任。
　　那么，知識分子“匡君而靖國”的依據是什么呢？船山說：“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15]“君子所垂法以與萬世同守者，大經而已。”[12]其判斷標準即是政治中的大同與大公。船山接著分析道：“有一人之正義，有一時之大義，有古今之通義。輕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三者有時而合，合則亙千古、通天下而協于一人之正，則以一人之義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時不能交全也，則不可以一時廢千古，不可以一人廢天下。”⑤也就是說，當政者思考問題往往從一世一時利害出發，而知識分子則要以萬世之業為慮，以“天道”和“大經”為依據來思考問題。所以，“以一時之利害言之，則病天下；通古今而計之，則利大而圣道以弘。”①
　　在實施“匡君”的行動中，船山不主張進言強諫。“君子出所學以事主，與激于時事之非而強諫之臣異。以諫為道者，攻時之弊，而不恤矯枉之偏。”[16]“進言者極其辭，而必有所避就”，“故進言者，匪道是循，徒以致寇，而可不慎哉”⑧。知識分子不要一味批評當政者，而關鍵在于正面建樹。“以學事主者，規之以中正之常經，則可正本以達其義類，而裁成剛柔一偏之病；主即不悟，猶可以保其大綱而不亂。”[16]在這里，船山深刻地指出道德倫理系統的健全是社會機制良性運轉的基礎，知識分子努力的方向即是正定人心、有效地維護這一系統。
　　其二，正人心，定風教。
　　社會一刻也離不開教化系統，這一系統所直接和間接產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如果這一系統發生了紊亂，則后果不堪設想。而這一系統的承担者即是知識分子。
　　首先，船山指出了人心散、風教亂的極大危害。“（若）天下之風俗波流簧鼓而不可遏，國家之勢，乃如大堤之決，不終旦潰以無余。”⑧而這一危害的產生顯然與知識分子的失職有關。“上無綱，下無恥，習以成風，為君子者，亦曰是久處田間，宜為汲引者也。朋黨惡得而禁，士習惡得而端，國是惡得而定乎？”[14]
　　其次，船山指出了正人心、定風教的方法和途徑。他認為，“扶危定傾，以得人心為本務。”[17]因為“一心得御，而太和之氣歸之。”⑤人心正定了，社會的秩序便不會紊亂，治統就能夠得到保障。而想穩固人心，知識分子就必須從自身立德做起。“德立而后道隨之，道立而后政隨之。誠者道之本，欺者誠之反也。”[18]在這里，船山又深一步指出了立德的根本在于立誠。在船山看來，誠，有著廣泛的涵義，體現于人生的諸多方面，諸如知、仁、勇，等等。必須從多方面入手來實現立誠。特別是在立言上，知識分子更應如此。“君子立誠以修辭，言其所可行，行焉而無所避，使天下洞見其心，而鬼神孚之。”④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根本上失卻了作為一個“士”的基本良知。船山進而“誠”“直”并論：“誠以安君之謂忠，直以正友之謂信，忠信為周。君子周而上下睦，天下寧矣。”④由此可見知識分子對于維護治道的重要意義。
　　第三，船山指出了禮樂崩潰時代知識分子的使命。在船山看來，如果大部分知識分子不能立誠、正德、正人心，那么結局是不堪設想的：“無以植其本，則后起者無藉以興，而錮人心風俗于簡略慢易之中，待之百年而民俗益偷。”④這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所不愿看到的。船山認為維護風教的責任不唯知識分子，但如果統治者拋棄了風教，知識分子就有責任担負起來。“風教之興廢，天下有道，則上司之；天下無道，則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后風教永亡于天下。”③所謂“下存之”就是存在知識分子之中。在天下無道的混亂時代，知識分子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清醒，做到“主自疑也，吾自信也；諸王自競也，吾自靜也。”[19]這個時候，知識分子必須拿出大氣魄，大勇氣，奮力拯救將要傾倒的社會大廈。船山特別贊美和肯定亂世中仍能“秉素志而持之以正”的知識分子。他舉例說，三國紛爭之時，天下大亂，綱常崩潰，斯文掃地，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大儒管寧卻遠在遼東，心靜神凝，傳授學問，拯持綱常。船山認為這是十分有功的：“漢末三國之天下，非劉、孫、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荀悅、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寧持之也。”[20]這是多么崇高的禮贊！
　　其三，辟異端，誅俗儒。
　　船山認為，“君子立誠以居正”、“不競以名”，腳踏實地為社會，為國家做著自己應做的事情。然而，異端者和俗儒全然不是如此。他們為了一己或小集團的利益而不惜破壞千古大經，擾亂社會秩序，船山認為，對他們應當辟而誅之。
　　“所謂異端者，詭天地之經，叛先王之憲，離析六經之微言，以誣心性而毀大義者也”。[12]這是一類從外部損害社會綱常價值的知識分子中的敗類，而危害更大的則是另一類從內部腐蝕、破壞的俗儒。“若夫壞人心、亂風俗、釀盜賊篡弒危亡之禍者，莫烈于俗儒。俗儒者，以干祿之鄙夫為師者，教以利，學以利，利乃沁入于人心，而不知何者為君父……”③。接著，船山承襲了孔子把“儒”分為“君子儒”和“小人儒”的觀念，并進一步作了分析和界定。“君子儒之以道佐人主也，本之以德，立之以誠”，而小人儒只不過“沐猴之冠、優俳之戲而已”[18]。小人儒即俗儒，他們不是積極地為民族，社會有所建樹，相反而是假托仁義“有所緣飾以無忌憚”。漢代的大多儒者，不是嚴肅地體天道、護治道、傳學道，而是以讖曲邪妄之說附會當權者，制造了諸多禍害，所以船山憤然寫道：“漢儒之毀道徇俗以陵夷圣教，其罪復奚逭哉！”①小人儒依附于權勢，他們“懷祿結主”，全部心思都是為了迎合“人主之私好”。船山特別以李斯為例：“李斯之對二世曰：‘明主滅仁義之途，絕諫爭之辨，犖然行恣睢之心。’盡古今概賢不肖，無有忍言此者，而昌言之不忌。……無他，畏死患失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⑦此最后一語，道出了小人儒的本質所在，同時足以讓所有的知識分子猛然自省。掃除一切小人儒，這是維護治道的根本。
　　三傳承學道
　　“國有君子，國可不亡。”⑧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船山看來就是知識分子能夠以天下之大經來維護治道。而治道的維護又有賴于學道的傳承。因此，傳承學道即為知識分子的一重要且根本的使命。
　　那么什么是學道呢？船山認為的學道就是適合于各個時代的著眼于平治天下使人民康樂的儒家學統。這一學統為歷代先賢先儒所傳承和體現。學道不同于治道，儒者之統不同于帝王之統：“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并行于天下，而互為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是故儒者之統，孤行而無待者也；天下自無統，而儒者有統。”[19]但是，在相當多的人看來，百無一用是書生。對此，船山說：“君子之道，儲天下之用，而不求用于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為無用而已矣。……（君子應）秉道以自安，慎交以遠物，存黃、農、虞、夏于盜賊禽獸之中……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簡以消天下之險阻。“⑦具體說來，知識分子應怎樣傳承學道呢？船山提出如下幾項基本原則：
　　其一，“君子度德以自處”⑧。
　　知識分子若想傳承學道必須從修身開始。為人尚且不良，焉能傳承學道？一個知識分子在其漫長生涯中，誘惑可謂自八面而來，一旦其不能明大義，識大體，即有可能墮落腐化，其對國家、人民的危害往往也大于其他階層的人。修身的過程，船山不是把它看成以書本行事的過程，而恰恰相反，是“有得于心而正之以書”。船山說：“夫讀書將以何為哉？辨其大義，以立修己治人之體也；察其微言，以善精義入神之用也。乃善讀書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書者，鮮矣。”③具體說來，應該加倍注意“清”、“慎”、“勤”三點：“君子之清，清以和；君子之慎，慎以簡；君子之勤，勤以敬其事，而無位外之圖。……君子修此三者，以宜民而善俗，用宰天下可矣。”[12]“位外之圖”可謂知識分子的頭號大敵，因為整個社會環境都在誘引著知識分子聚焦于此。“國家以學校為取舍人才之徑，士挾利達之心，桎梏于章程，以應上之求，則立志已荒而居業必陋。”③怎樣來抵御利達之心呢？船山認為做到“亢志堅忍”、“志清而氣亦昌”才能克此大敵。其中首要的一條就是“學須靜也”：“惟澹與靜，以養廉恥之心，以明取舍之節，以昭忠孝之志，純一于天性，終遠于利名。……無欲故靜。皎然白其志于天下，流俗不能移，妻子不能亂。……致命遂志而不困。”[16]無欲、靜并不意味著全然不動，一味求靜。船山認為，靜是為克己之需，但對于傳承學道來說，知識分子就要動而且要不管別人眼色地去行動。“君子弗患乎人之議己，而患其無可議也。”③
　　其二，“窮居而以天下為心”。
　　知識分子在修身的基礎上，總要把自己所學所思奉獻于社會，這也是知識分子救世的必然要求。但是，以怎樣的心態和目標取舍來完成這一要求，卻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若夫窮居而以天下為心，不求當于天下之論；遇主而以所言為守，不數變以求遂其私。”①在這里船山指出了另一個知識分子的大敵，即不是從學道出發，傳承學道、平治天下，而是應合時論，滿足統治者的私心。知識分子是一個富有創造性獨立性但也容易隨波逐流的階層，許多知識分子的悲劇都緣于“應帝王”情結，為了達此目的，不惜屢次改變自己的學術思想的價值取向，但其結果卻總被發展變化了的歷史所遺棄。為了避免這樣的悲劇，知識分子應安于“窮居”，但更須時時刻刻“以天下為心”。
　　船山認為，尤其在亂世，知識分子不隨波逐流是很難的。“士生無道之世，而欲自拔于流俗，蓋亦難矣。”[14]其原因即是不能以天下為心，只是以當權者為心。這種取向上的差別會引發完全不同的結論。在亂世，上層興權詐，下層染偷薄，人心澆薄，世風日下。這時，以當權者為心的知識分子“視天下無一可為善之人，……所以道窮而仁義亦窮也。”相反，以天下為心的知識分子，他們面對荒廢的倫理、荒蕪的心靈，并沒有因此而失去信心：“無事不可因，無因不可導，無導不可善，喻其習氣之橫流，即乘其天良之未喪，何與可與以同善哉？此則盎然之仁，充滿于中，時雨灌注而宿草榮矣。”[21]
　　其三，“獨握天樞，以爭剝復”*。
　　船山深明中國歷史治亂相迭的規律性，他特別關注于亂世中知識分子的心理、思想和行動。社會的動亂不可能不影響到儒家學道的傳承和光大。“圣王之教，絕續之際大矣哉！”他在《讀通鑒論》中反復闡明并強調的一點就是“上失教，君子起而教之。”他認為這是最能體現知識分子價值的時刻，人民百姓不淪胥于禽獸，全賴于此。我們且看船山的一段經典表述：
　　“天下不可一日廢者，道也；天下廢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不可一日廢者，學也。……見之功業者，雖廣而短；存之人心風俗者，雖狹而長。一日行之習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聞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達于一人。君子自竭其才，以盡人道之極致者，惟此為務焉。有明王起，而因之敷其大用；即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獨握天樞，以爭剝復，功戀大矣。”[20]
　　船山首先開宗明義指出知識分子存道的重要性；然后，評判了功利行為和正定風教的不同價值，并指出了踐行大道的完全可行性；最后說明了知識分子弘道的使命性。尤其在天下分崩、人心瓦解之時，知識分子獨自把握著天道的門樞，以去剝爭復，拯國救民，船山認為這是十分有功的。
　　這也是傳承學道的關鍵一環。對此，船山是深有其感受的。他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時刻面對外族入侵后的“殘山剩水”，為傳承學道而避世、避王朝以至為全發而避人。他改名換姓，潛身瑤洞，以巨大的勇氣和毅力去實現他那“吾生當以衛圣人之教，愿為此活埋五尺之身”的大悲宏愿。他用自己的行動為后世的知識分子定下了拯世的標尺和楷模。
　　船山自命“希張橫渠之正學”。他在《讀通鑒論》這部煌煌史論中所闡釋和一再強調的知識分子救世精神，也正是張載那萬古不易的四句教精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盡管時代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盡管古代哲人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時代的痕跡；但是王船山所揭橥的知識分子的救世情懷，在今天，在往后，都值得知識分子們再三反顧，深長思之。
　　注：
　　①—⑨[12]—[21]《讀通鑒論》卷三、卷二十四、卷十七、卷二、卷十四、卷十二、卷一、卷五、卷二十三、卷七、卷二十七、卷二十六、敘論一、卷四、卷十三、卷十六、卷十五、卷九、卷下。
　　⑩賀麟《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126頁
　　[11]嵇文甫《王船山史論選評》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4頁
　　*　中國古無知識分子概念，五四以后始有此名。王船山所論及的“士”、“君子”、“君子儒”等，正是封建士大夫即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同義語。
　　*　剝（）、復（）是《周易》的第二十三、二十四卦。在剝之時，世無道，君子行之不敢顯其剛直，故小人長也；在復之時，雖說一陽來復，但已顯示出陽剛居上的趨勢，有利于君子佐治以行其大道。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礻加右
　　
　　
　　
天津師大學報:社科版26～31K23中國古代史（二）（宋遼金元明清）劉德春19951995 作者：天津師大學報:社科版26～31K23中國古代史（二）（宋遼金元明清）劉德春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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