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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56,K25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02)04-0114-05
　　陳獨秀是一位個性鮮明、特立獨行且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他的思想觀念及行為方式與同時代的青年人相比，每每處在時代的潮頭，他本可以走“舉人、進士、狀元郎”的老路，卻踏上一條“康黨、亂黨、共產黨”的新途。然而，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方式的轉變都有其內在的合理性，問題是如何才能求得對“合理性”的合理解讀。本文將著重探討陳獨秀在世紀之交的思想來源及其對文化觀念的選擇。
　　 一、青少年陳獨秀所處的時間與空間
　　“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走著非常之路，做著非常之事，以達到個人的欲望和目的，并對社會發展起著新的促進作用。”[1]這是歷史學家夏東元先生在為盛宣懷作傳時確立的一個視點，它說明了人的生活舞臺（時勢）對人所產生的重大影響。本文亦以此作為考察陳獨秀早年心路歷程的切入點。
　　在時間上，至1879年陳獨秀出生，洋務運動進行了近20年。其間，“曾（國藩）、李（鴻章）當國，相繼提倡西洋制械練兵之術，于是‘洋務’、‘西學’之名詞發現于朝野。”[2]陳獨秀的青少年期是19世紀的最后20年。其間，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相繼爆發。中法戰爭對那時僅五六歲的陳獨秀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甲午戰爭則不然，因蕞爾小國日本大勝我泱泱中華帝國，梁啟超稱其為“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憂國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議論其事，而且講求新法雜然矣”[3]。是年陳獨秀15歲，在大哥的嚴督之下，學作八股文、讀《昭明文選》。陳獨秀后來回憶道：“甲午之役，軍破國削，舉國上中社會，大夢初覺。稍有知識者，多承認富強之策，雖圣人所不廢。”[4]陳氏可算是“中等社會”里一個“稍有知識者”，對甲午一役不可能一無所知。可以推論，甲午一役是陳氏平生首次感受到國恥的刺激。此后，歷史便進入了“近代中國思想轉變的關鍵時期”，而陳獨秀正面臨著做“康黨”還是“舉人”的重大抉擇。
　　空間上，在中國的文化圖譜上沿海與內地自16世紀就開始出現反差。鴉片戰爭以后，沿海與內地的反差逐漸加快。“西方人首先在中國沿海建立據點，后來又擴展到長江沿岸。在這些據點及周圍地區，逐漸發展出一種文化：它在經濟基礎上是商業超過農業；在行政和社會管理方面是現代性多于傳統性；其思想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壓倒中國的（儒學）；它在全球傾向和事務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內向。中國文化的重心仍然牢固地植根于內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沿海日益重要地成為內陸變革的促進因素，就像細菌學上的‘酵母’一樣。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新的河海文化的產物。”[5]近代中國早期的改革者絕大多數出自沿海或沿江地區，如容閎、鄭觀應、馬建忠、黃遵憲、伍廷芳等，他們均未執著地去追求前途未卜的進士頭銜。陳獨秀的家鄉地處長江下游，大致可定位在（至少接近）沿海沿江地區。安慶不僅是太平軍活動的“老區”，同時也是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祥地之一。1861年曾國藩率湘軍攻下安慶，同年秋冬之交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是中國第一家綜合性的軍火試驗廠，次年中國人自行設計的一艘小火輪在波浪翻滾的安慶江面試航成功[6]。在陳獨秀看來，與鄰省的南京相比，安慶不過是“山城小市”，但安慶畢竟是一省之都，是政治中心，又地處長江之濱，交通便捷，信息較內地城市要暢通得多。安慶人對“西方的沖擊”也是早有感受的，尤其是在進入了19世紀的最后幾年里，而此間正是陳獨秀開始涉世、渴求新知之時。
　　 二、從《揚子江形勢論略》看《時務報》對陳獨秀的影響
　　《揚子江形勢論略》（簡稱《論略》）是1897年底陳獨秀撰寫并印發的文章，也是迄今所見到的陳獨秀最早的作品。18歲的陳獨秀的這篇文章并不是泛泛地談論變法救亡，而是專注于長江籌防，儼然一位胸懷韜略又富有實戰經驗的大將軍。他在《論略》結尾處道出了自己的心聲：“近時敵鼾臥榻，謀墮神州。俄營滿蒙，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齊，日本覬覦閩越，英據香澳，且急急欲壟斷長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轄東南七省之利權，萬一不測，則工商裹足，漕運稅餉在在艱難，上而天府之運輸，下而小民之生計，何以措之。時事日非，不堪設想，爰采舊聞旅話暨白人所論，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述沿江形勢，舉辦諸端，是引領于我國政府也。”[7]
　　這段文字的確令人稱奇，因為他對最新的國際形勢、列強的對華政策竟了如指掌。然而，更令人稱奇的是文中他對長江流域地理與軍事的諳熟程度。只有7000余字的《論略》卻能“廣征博引，縱論長江上自荊襄，下至吳淞口的形勢。對江水的流向、緩急、深淺和江面的寬狹、江中沙堵的分布、南北兩岸各處城鎮的戰略地位，都作了極為詳細的論述，并參照歷代戰爭的得失，提出了對加強長江防務的具體方案。……（他）對長江水文及兩岸的地貌了解得如此細致入微，并進而提出了他對建設江防的方案。好像他對長江及其南北兩岸做過實地考察似的”[8]。18歲的陳獨秀最遠也只到過一次南京，且先前未上過新式學堂，能作如此鴻文，的確使人感到“驚異”。“驚異”使人生疑。《論略》中的材料到底從何處獲得的呢？作者并沒有像今人寫論文那樣提供確切的出處，只是含糊地講了一句“爰采舊聞旅話暨白人所論”。在他晚年寫的自傳中也只字未提早年的這一杰作。這樣“爰采舊聞旅話暨白人所論”就成了“破譯”該案的重要線索。
　　陳獨秀在自傳中對1897年夏天赴南京趕考寫得特別詳細。在考場上，陳獨秀對那位從徐州來的大胖子“看呆了一兩個鐘頭”，由此引發了許多聯想。“最后感覺到梁啟超那班人們在《時務報》上說的話是有些道理呀！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一兩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后十幾年的行動。”[9]陳獨秀在回憶這一幕時幾乎有種刻骨銘心的感覺。陳獨秀的這段自述透露出這樣的信息：在此之前，他已經是《時務報》的讀者，正是因為先前閱讀《時務報》，才使他在那“一兩個鐘頭”里“改宗”有了一個合理的解釋。問題是他是怎樣讀到《時務報》的，《時務報》對他產生了哪些影響。
　　考察陳獨秀能否讀到《時務報》，答案是肯定的。翻開《時務報》，在封底該報代銷點的名冊上“安慶”二字赫然在目。安徽全省共有《時務報》的代銷點9處，其中安慶有4處。據該報第50冊（農歷1897年底出版）公布的統計資料，安徽全省共代銷《時務報》25628冊[10]。陳獨秀在《新青年》時期，曾多次談到讀《時務報》的感受。如，“前讀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學術，粲然可觀，茅塞頓開，覺昨非而今是。吾輩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識，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賜。”[11]又，“康門諸賢……以時務知新主義，號召國中。……吾輩后生小子……恒于廣座為康先生辯護，鄉里瞀儒，以此指吾輩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12]
　　讀了梁啟超的文字便有“茅塞頓開”、“昨非而今是”之感，這不獨是陳獨秀，在世紀之交，新潮的青年人概莫能外。其間對陳獨秀產生影響的莫過于梁啟超在《時務報》初期所作的《變法通議》（為一組系列文章），其主要內容是討論變革中國的教育制度。對于科舉制度的弊端，梁氏在文中條分縷析，這為陳獨秀在南京科場上的異動打下了思想基礎。所以說，陳氏的“異動”也是合理的。不寧惟是，當絕意于舉業的陳獨秀從南京回到安慶后，自然面臨著人生之路的選擇：今后干什么？從時間上來推論，正是在1897年下半年他將精力投入到了《論略》的資料搜集、寫作及刊印上。
　　陳獨秀所作的《論略》正是得益于閱讀《時務報》。披閱《時務報》，可發現1897年上半年《時務報》連載兩篇文章，一是《揚子江籌防芻議》（第21-22、24-26冊連載），二是《查閱沿江炮臺稟》（第28-30冊連載）。兩篇文章的作者分別為雷諾、來春石泰與駱博凱，均為德國人，他們奉兩江總督之命，在1896年對吳淞口至南京沿江進行實地考察后寫成考察報告，內容當然非常詳盡。將《時務報》上的這兩篇文章與陳獨秀寫的《論略》對照，不難發現《論略》中的不少材料、尤其是有關長江防務的方案均來自《時務報》上的文字。
　　以上考證，不只是為了揭示《論略》的資料來源，更不是要得出陳獨秀作《論略》不過是借用了他人的材料，而是要說明的確是《時務報》“決定了我個人往后十幾年的行動”。1897年前后，當同齡人還在捧讀四書五經的時候，陳獨秀卻成了康、梁的信徒。更為可貴的是，陳獨秀在成為梁啟超的信徒后，不只是坐而言，而是起而行，為國運民瘼獻計獻策，并將自己的主張刻印散發，廣泛傳播，以喚起國人救亡意識。陳獨秀作為傳媒人的生涯實際上可追溯到此時。此種行為方式也是仿效了他所推崇的梁啟超。
　　 三、留日時期陳獨秀的文化接受與行為取向
　　戊戌政變后，梁啟超在日本創辦了《清議報》，在異國遙領世紀之交中國的思想界，向國內青年大量輸入域外的新知新學，國內學子由此眼界大開，并吸引了一批青年人東渡日本求學。因此可以說，戊戌后的中國朝政雖然極度黑暗，但思想文化界正進入一個活躍期。
　　在政潮洶涌的1898年，很難發現陳獨秀棄絕舉業后的所思所想。只知道他隨繼父去了東北沈陽，在衙門里當差，做點文書工作，其間為母親奔喪回故里一次。“辛苦歸閭里，母已長棄捐。無言執兄手，淚濕雍門弦。”[13]1900年前后，義和團運動爆發，他在東北“曾目睹……中國人坐火車者，雖已買票，常于黑夜風雨中無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車中，華官不敢過問，沿鐵道居民時被淫虐者更言不勝言”[14]。耳聞目睹，使陳獨秀更進一步感受到國家積弱不振，面臨著瓜分豆剖的危險。“我越思越想，悲從中來。我們中國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此中必有緣故。我便去到各國，查看一番。”[15]再也不愿照舊走生活老路的青年陳獨秀，決心告別妻兒，并于1901年11月加入了自費留日的行列，次年春（約3月）回到安慶。
　　反映陳獨秀在東京數月留學生活對其產生了何種影響的資料并不多，但有兩點理應加以關注。一、初次出國的陳獨秀不免會帶有一種好奇心來觀察數年前曾打敗中國的東洋小國。日本何以小而強，中國何以大而弱，中日從國家制度到民間生活，有什么異同。二、留學生群體對他的影響。初到日本的陳獨秀因言語不通等緣故，主要生活在華人圈子里，先期抵日的中國人的言行對他會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其間陳獨秀曾參加過東京留日學生成立的“勵志社”的一些活動。閱讀報刊是陳獨秀接受新知的主要渠道，當時的中文報刊主要有《清議報》、《開智錄》、《譯書匯編》、《國民報》等。這些刊物的主要內容是宣傳近代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喚起國人救亡意識，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清議報》，陳獨秀在閱讀這些報刊時，不免有種先睹為快之感，更希望國內的鄉親也能分享到這些寶貴的精神食糧。他日辦報的動機也許此時正在萌生。
　　陳獨秀回到安慶后，以他在東京的生活感受，積極嘗試新的救國之途：辦報、結社、演說。此三項啟蒙之策早在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就曾積極鼓吹。但當時風氣未開，呼應者多在一些商都大埠。經歷過闖關東、下東洋的陳獨秀，較當年寫作《論略》時要成熟許多。他開始尋找同道者，推動鄉里的啟蒙活動。陳獨秀經由南京到安慶，一路尋訪青年志士，切磋救亡之策。回到安慶后即與幾位青年創設藏書樓，傳播他從日本帶回的書刊，并聚眾演講。同時他還打算創辦一份刊物《愛國新報》（后未辦成）。其宗旨是“探討本國致弱之源，及對外國爭強之道，依時立論，務求喚起同胞愛國之精神”[16]。這樣的辦報宗旨在20世紀初幾乎是一種統一的“口徑”，主要是受梁啟超《清議報》的影響，欲步其后塵。陳獨秀在安慶的所為，是想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的聽眾、讀者，擴大新思想的社會基礎。其間，初顯其組織、籌劃才能，可以說他由此踏上了自己的政治人生之路。陳獨秀的所為也因此而受到當局的忌恨，于是他再次東渡日本。
　　陳獨秀第二次留日的時間也很短暫（1902年9月至1903年4月）。20世紀初留日的中國學生人數增加很快，其思想、活動及對國內政治與思想的影響越來越大。1902年4月由章太炎、秦力山等發起，孫中山、梁啟超列名贊成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相繼在東京、橫濱舉行。這標志著孫中山倡導的“革命排滿”在留日的中國人中間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認同，“排滿”活動也由地下轉入公開。7月28日留日學生因與清駐日公使在自費生能否入軍校問題上發生沖突，導致吳稚暉欲投河自殺、胡漢民率數人退學抗議的嚴重事件，在國內外引起不小震動。凡此表明，留學界已不像陳獨秀第一次來日本時那樣風平浪靜了。
　　陳獨秀抵日后入東京成城學校學習軍事。同年冬，張繼、秦毓鎏等在東京發起成立了“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的“青年會”[17]。陳獨秀亦加入了這一組織。1902年11月上海的南洋公學發生了退學風潮，旋即在蔡元培領導的中國教育會的幫助下成立了愛國學社，國內學界風潮隨后涌動。在日本的梁啟超則在《新民叢報》上發表《論南洋公學學生退學事件》和《答某君問辦理南洋公學善后事宜》。梁在報上批評該校總辦人非其才，難辭其咎：“中國今日舉國中未有能知教育者……惟有虛心勿自尊大，而常以愛學生為目的，則雖不能完備，而可望有漸趨完備之一日。若欲仇視民權自由之論，運手段以壓制之，吾敢信其雖總辦易十人，而學生不能安如故也。”[18]也許是受到南洋公學學生的示范或梁文的啟發，陳獨秀等很快便導演了一幕活報劇。1903年3月底，鑒于清政府委派的管理留日學生的學監姚煜作風卑劣，阻撓學生學習軍事，陳獨秀約張繼、鄒容等闖入姚宅，“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稍稍發抒割發代首之恨”[19]。陳獨秀等涉案的三人因此而被遣送回國。陳獨秀第二次留學的時間雖短，但卻進一步促使他成為一名思想與行動上的革命青年，一名較為執著的民主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
　　關于陳獨秀發起成立“安徽愛國會”及1903年5月17日下午成立會上諸人的演說，上海的《蘇報》有較為詳盡的報道。陳獨秀作為發起人首先開講，“謂當今非提倡軍人精神，斷不足以立國。外患日亟，瓜分立至，吾輩恐有不足為牛馬奴隸之一日。詞情慷慨，滿座唏噓。”[20]5月28日，《蘇報》還刊一有關安徽愛國會的附記：“諸君演說者，計20余人，演說畢由陳君由已（即陳獨秀）提出愛國會會員名簿、宣言、宗旨，相同請書名于此，依次簽名者126人，復投票公舉7人担任會章程起草，再于次禮拜日會議公決。5點鐘乃散會。”其后擬定的章程將宗旨定為：“本社（會）因外患日亟，結合士群為一團體，發愛國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執干戈衛社稷，以為恢復國權基礎。”[21]安徽愛國會這種結社組團的方式，已擺脫了傳統社會秘密會黨的程式，一開始便采用了現代民主社會的結社、結黨方式，遵循自愿、民主、平等、紀律等原則。陳獨秀發動的此次活動，作為全國拒俄運動的一部分，其活動方式與指導思想基本上是效法東京和上海青年學生先期展開的拒俄活動，空出“愛國”、“尚武”、“自救”，其流行的口號是“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愛國主義”。
　　安徽愛國會不久即被安慶知府解散。陳獨秀約于7月逃到上海，時值因《蘇報》發表激進的“排滿”言論進而引發“蘇報案”。一個月后（1903年8月7日）原《蘇報》主筆章士釗創辦的《國民日日報》在滬問世，本有在安徽辦報初衷的陳獨秀遂加入該報編輯部。報館內聚集一群富有斗爭精神的知識青年，如張繼、陳去病、蘇曼殊、柳亞子、高旭、劉師培、金天翮等，他們在報上發表了不少文字犀利的詩文。該報是當時國內屈指可數的革命報刊，主旨是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張揚愛國主義，鼓吹反清革命。陳獨秀在《國民日日報》發表的兩篇詩作，均表現出一個熱血青年的英雄主義氣概：“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男子立身惟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22]在《國民日日報》期間，陳獨秀為助蘇曼殊翻譯雨果的《悲慘世界》花去了不少時間。該書以《慘世界》為名在《國民日日報》上連載，是為陳獨秀接觸法蘭西文化之始。
　　《國民日日報》因清廷禁銷，約于同年年底終刊。已步入政治人生不歸之途的陳獨秀至此已不能休止。滬上的辦報實踐，促使他盡早實現自辦報刊的夙愿。1903年歲末陳獨秀回到安慶后即著手籌辦《安徽俗話報》。
　　 四、《安徽俗話報》時期陳獨秀的思想傾向
　　陳獨秀本來想要辦一份《愛國新報》，為何又更名為《安徽俗話報》呢？這與20世紀初“省際意識”的上升和白話報的涌現有關。省際意識至少可追溯到維新時期湖南成立的南學會，是地方對中央積弱不振的回應。梁啟超對湘省于1898年初成立的南學會有如斯評價：“蓋當時正德人侵奪膠州之時，列國分割中國之論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圖，思保湖南之獨立。而獨立之舉，非可空言，必其人民習于政術，能有自治之實際然后可，故先為此會以講習之，以為他日之基，且將因此而推諸于南部各省，則他日雖遇分割，而南支那猶可不亡，此會之所以名為南學會也。”[23]自1902年11月，黃興、楊篤生等湖南籍的留學生在東京創辦了《游學編譯》后，其他省份的學生接踵而起辦報刊，并在刊名上標明省份，如《湖北學生界》、《直說》（直隸省）、《浙江潮》、《江蘇》等。此外，還有影響頗大的《新廣東》、《新湖南》等小冊子。這些刊物和小冊子在內容上側重于本省的歷史、文化、省情，介紹本省的興革，揭露列強對本省資源的覬覦，旨在喚醒本省民眾的政治熱情。至于白話報，早在1898年江蘇就出現了《無錫白話報》，進入20世紀，《杭州白話報》、《蘇州白話報》、《紹興白話報》等相繼問世，而影響較大的是上海的《中國白話報》。此時的陳獨秀“想起我們安徽省，地面著實很大，念書的人也不見多，還是沒有這種俗話報”。“只有用最淺近最好懂的俗話，寫在紙上，做成一種俗話報，才算是頂好的法子。”[24]報名的更改，也反映了陳獨秀審時度勢的一面。
　　陳獨秀創辦該報目的是為了啟蒙，故其內容并無深奧的哲理，而是用淺顯的語言讓父老鄉親知道中國的處境，激勵民眾保家衛國。陳獨秀在該報上發表的文章主要圍繞兩大主題：一是愛國救亡，二是積弱溯源。關于愛國救亡，相關的文章有《瓜分中國》、《說國家》、《亡國篇》、《論安徽的礦務》、《安徽煤礦》等。陳獨秀在文中突出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號召國人奮起救亡。接著是分析中國積弱危亡的原因。他在《亡國篇》、《惡俗篇》中反復論證這樣一個觀點：“凡是一國的興亡，都是隨著國民性質的好歹轉移。”他認為中國人天生有幾種不好的性質，如“只知有家，不知有國”；“只知道聽天命，不知道盡人力”。[25]陳獨秀的這一思維路徑明顯是受了梁啟超《新民說》的影響。
　　20世紀初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的《新民說》在中國思想界引起的反響無論怎么夸大都不為過。無數青年為之傾倒，如癡如醉。梁氏的命題是：“凡一國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26]梁啟超以他提出的一套新的人格理想與社會價值為尺度，對中國國民性的缺陷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陳獨秀從“國民性質”入手展開啟蒙工作，正是受到梁啟超的影響。這可視為其后他發動新文化運動的遠因。
　　1902年底梁啟超在《新小說》上提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27]這里所講的“小說”除了指用白話寫的通俗文學外，還包括戲曲和歌謠等。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上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唱戲一事，與一國的風俗教化，大有關系，萬不能不當一件正經事做。”他倡導“排些開通民智的新戲唱起來，看戲的人都受它的感化，變成了有血性、有知識的好人”[28]。
　　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上的言論，充滿了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民主主義思想，與同期其他進步刊物相比，思想內容相近，而無激進的排滿言論，但不能由此得出此時的陳獨秀只是一個梁啟超的信徒，政治上仍是一個改良主義者的結論。因為，其一，《安徽俗話報》作為該省最早的新式刊物，且讀者主要是下層民眾，如果大談“革命排滿”，不僅缺少能與之溝通的受眾，且為當局所不容。陳獨秀在報上避而不談“排滿”，表明他能審時度勢，這是一種政治上成熟的表現。其二，梁啟超在世紀之交（1899年～1903年），其思想的激進程度不亞于革命黨人，他也是一位忠誠的愛國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事實上，除孫中山等少數人外，20世紀初堅定的革命黨人極為有限。由改良而轉變為革命的青年學子，更多的是因為讀了梁啟超的文字。平心而論，1903年前后梁啟超在進步青年中的知名度要大于孫中山。到了1905年同盟會成立后兩派大論戰時，梁啟超才成為一個反對革命的角色。[29]
　　從青年陳獨秀在世紀之交的文化選擇來看，他有著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和高度的政治責任感，思想上敢想，行動上敢為。在文化選擇上，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并無鄒容、章士釗那種與滿人有著不共戴天之仇的激烈情緒。他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但平民百姓的民生始終是他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平民百姓也是他依靠的力量，創辦俗話報的目的就是要喚醒最底層也是最廣大的百姓。他推崇梁啟超，但終未成為反對革命的君主立憲主義者。他具有一定的省際意識，但未成了地方獨立主義者。凡此表明，陳獨秀在政治人生之途上正日趨成熟，他注定要走一條特立獨行之路。
社會科學研究成都114～118K4中國現代史閭小波20022002陳獨秀是20世紀前半期中國政壇和思想界的風云人物，也是學術界爭議較大的人物。陳氏之所以走了一條獨特的道路，與他所處的時勢及個人對時勢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通過分析陳氏早期的思想來源及文化選擇，進而探析“時勢”與“英雄”間的互動關系，方可求得對陳氏早年所走道路及思想路徑的合理解讀。陳獨秀/思想來源/文化選擇/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閭小波，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與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 南京 210093。 作者：社會科學研究成都114～118K4中國現代史閭小波20022002陳獨秀是20世紀前半期中國政壇和思想界的風云人物，也是學術界爭議較大的人物。陳氏之所以走了一條獨特的道路，與他所處的時勢及個人對時勢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通過分析陳氏早期的思想來源及文化選擇，進而探析“時勢”與“英雄”間的互動關系，方可求得對陳氏早年所走道路及思想路徑的合理解讀。陳獨秀/思想來源/文化選擇/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

網載 2013-09-10 2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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