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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武帝時代，更多的是論及武帝的雄才大略和他手下的名將如衛青、霍去病等抗擊匈奴，開疆闊土，建立了無數功勛，很少有提及武帝時默默工作的文臣集團。正如人吃多了生猛海鮮，反而對粗茶淡飯更感興趣。名將如海鮮，文臣如淡飯，二者協調方能大可治天下，小則調人味。下面介紹的便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人物――公孫弘。    

潦倒前生

　　公孫弘（公元前200―前121），字季，淄川薛邑人，從“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可以推測他的出身不應該很清貧。獄吏雖小但也是官啊。至于后來所謂的“窮的幫人放豬為生”更多的還是失去小吏之位后對生活不滿的一種發泄，而并非是為了謀生而從事的職業。更明顯的例子就是40歲后開始學習儒家經典，鉆研《春秋》。如果是普通的農人家庭是很難有這樣的認識的。這里也不得不欽佩一下公孫老兄，人都說三十而立，而公孫弘已過不惑之年，雖然仍是一無所成。但他沒有放棄，而是努力的去學習新的知識。這一點真的是太可貴了。畢竟時間并不僅僅使人衰老，更消磨的是一個人的斗志。 

　　“牧豚（豬）海上”的生活不知過了多久，史書也沒有更多的記載。從他40歲后傾心于儒學經典這一選擇來看，他對時代的脈搏的把握不可謂不準確。畢竟漢初的無為而治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在當時看來研究黃老子才是正途，儒學就有些偏門了。 

　　果不其然，漢武帝初登帝位，就開始將統治思想從黃老之學向儒家經典轉變。我們的這位孝武皇帝不在看重無為而治，而要有為而治。即位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發布求賢令詔舉賢良方正。年已60歲的公孫弘慨然應征，（真可謂等的花兒也謝了）多年的混跡已使公孫弘對生活，對社會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更能投年少氣盛的武帝所好，很快得到了武帝的賞識，被拔出列，任為博士（不是今日的博士，官位）。漢武帝交給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出使匈奴，歸來后估計對武帝發表的一通賢良方正的“以德懷遠”的迂闊之論，沒能得到武帝的贊許，反而惹怒了武帝，“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此次入世的失敗，歸其原因：主觀上公孫弘的表現可能平庸了，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武帝年少氣盛做事過急，在未能掌握實權的情況下大肆的宣揚儒學，打擊其他的學說，這大大的侵害了很多非儒的不滿，朝野上下以竇太皇太后為首主張無為而治的思想還比較根深蒂固，不是輕易可以動搖的。“毋奏竇太皇太后”終于徹底激怒了太皇太后，她斷然予以鎮壓，在這次朝野的動蕩中，武帝所提拔的倡儒之士都受到了一定的打擊，丞相竇嬰太尉田`免職，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皆被逼自殺。六年后，隨著竇太皇太后的去世，武帝幾年的磨練已經逐漸的掌握了實權，開始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武帝倚文景四十年生聚之財、挾國富民強之威，要做大有為之君，在此背景下，公孫弘第二次踏上了他的政治生涯。 

大器晚成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再次頒發了求賢詔，年望七十的公孫弘第二次被淄川國舉薦應賢良文學對策。這次武帝出的題目內容是上古堯舜為什么能風調雨順、風俗樸實、政治清明，要賢良文學們從“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作答。公孫弘則在對策中提出了“治民”八條。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常而民勸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罚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公孫弘在對策中所提到的觀點估計沒什么新意，只是對經典的一些重復論述。在加上自己年老估計也沒有給負責考試的太常留下什么好印象。所以太常將他的對策排在了下等，呈給了武帝定奪。沒想到武帝對他的對策十分贊賞，反而將他的對策拔為第一名。武帝召見公孫弘，看這老頭精神矍鑠，容貌偉岸，打心底高興，再拜他為博士，待詔金馬門。看來武帝是和公孫弘前世有緣，公孫弘該回家燒高香啊。這次能被看重實力是一方面，運氣的成分真的大了點。 

　　可能是這次詔見激發了公孫老先生的斗志，對自己的未來有了更多的幻想。雖然有著60多歲的年齡，但卻有著20歲的心臟。看著自己的年齡時日不多，為了爭取更大的晉升機會發表了如下近似吹牛的觀點： 

　　“陛下有先圣之位而無先圣之名，有先圣之民而無先圣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這里公孫弘大有以周公自居意思。武帝馬上問他：“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公孫弘更是“大言不慚”的應對：“愚臣淺薄，安敢比材于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去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術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此次的吹捧可以說達到了很好的效果，武帝能容下東方朔的神吹，當然也會留意公孫弘，對他的言論很驚異，大加贊賞。公孫弘一歲三遷，以火箭般的速度，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晉升為左內史，成為主持京師政務的重要官員之一。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晉升御史大夫，第二年就代薛澤任丞相，封平津侯，位極人臣。以儒生而榮登相位，公孫弘在西漢是開端人物。有趣的是因他也形成了許多的規制。漢本以列侯為丞相，而公孫弘以布衣為御史大夫，后擢升為丞相，武帝特封之為平津侯。此后，便有先為丞相后再封侯的慣例。凡丞相必為列侯，故稱丞相為君侯。因武帝封公孫弘為列侯，食邑為高成縣平津鄉，此鄉范圍很小，僅六百五十戶，從此有丞相封侯不過千戶的慣例。做為儒生而有如此榮光，“天下學士靡然鄉風”也就不奇怪了。最后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壽終正寢。 

平庸政績

　　說公孫弘的政績平庸更多的是結合他任政期間武帝的作為而言。從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至元狩二年（前121年）公孫弘任政的十年間，好大喜功的漢武帝在政治、軍事、經濟和思想文化上有很多的重大措施。但作為朝中重臣的他真正參與的少之又少。下面我們列舉一些史書上明確記載與他有關的政績： 

　　1，元光五年（前130年），當時，朝廷注重與西南夷的溝通，并在巴蜀設立了郡縣，由于賦役酷虐，巴蜀百姓為之叫苦不迭，天子便派公孫弘去視察。公孫弘歸來奏對，又不合皇帝之意，弘大駭。但武帝并沒有深究此事。元朔元年（前128年）時東夷歸降，武帝打算在朝鮮的中部設立滄海郡，二年，衛青等將領擊敗匈奴右賢王，收復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而公孫弘并沒有吸取西南夷的教訓，而是“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愿罷之。”公孫弘所提到的建議，武帝并沒有直接了當的否認，而是通過朱買臣廷辯陳述置郡的好處，“發十策，弘不得一”。至于公孫弘是真的不能應對還是了解到了武帝開疆的決心而故意回避，我想后者的因素更多一些。公孫弘也知趣的作出了讓步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罷西南夷p滄海而專奉朔方。”這件事可謂武帝與公孫弘都作出了讓步，也可以看出武帝對公孫弘還是非常器重和信任的，同時也緩和了內廷與外朝的矛盾。 

　　這三件事都與漢武帝的開疆闊土的對外政策有關，可以明確的看出公孫弘在漢武帝的開疆闊土上態度，顯得過于保守。只看到了拓邊政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而未能看到其積極的意義。這多少也影響到了武帝在重大決策中不可能把它考慮進入內廷，而把它放在外朝作為執行者的角色。這也就注定了他在政治上不會有太大的作為。 

   2，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時民間有名的江湖大俠郭解被官府抓獲。通過審查，郭大俠親手殺人的案子都發生在朝廷頒布大赦令以前。大赦令頒布以后他的小弟們所犯的殺人案，他都不知道。按律郭大俠應該無罪釋放。此時身為御史大夫的公孫弘則力主族滅郭解一家。公孫弘說下了這樣一段話：：“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無道。”游俠是春秋戰國相對自由開放的思想所衍生出來的產物，他們在一定的期間能曾經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例如在平定七國之亂的時候吳楚大俠劇孟在平亂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游俠本身他們以武犯禁，無視國家的法律，這本身也會影響國家社會的穩定。而此時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政策，團結國內的一切力量，削弱豪強的勢力。游俠這個階層就成了尊王政策的阻礙。公孫弘在此問題上，看到了游俠的影響，而且也說到了武帝的心坎了。雖然郭大俠剛好鉆了法律的空子，但影響到了皇帝的利益，不死才怪呢！ 

　　3，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六月，公孫弘與太常、博士一起上書建議武帝，提出興學、置博士子弟、任儒生為官的建議。在下總是覺得這件事才是公孫弘一生中最為有影響的事跡。因為這一政策使得儒生入士就有了規范化的門徑。使得大量的儒生躋身漢朝的廟堂，大大提高了官員的文化素質。這對于提高執政效率有著積極的意義。雖然儒生在工作中過于書生氣顯得軟弱，但總體上還利大于弊。跟隨漢高祖劉邦征戰天下有功而從政的人員在漢朝政壇上消失，而儒生的介入很好的解決了這一國家政治轉型。 

　　從史書上的記載來看，公孫弘為政的功績實在不敢恭維。簡單分析其原因： 

　　公孫弘在担任御史大夫及丞相的時候，內朝已經建立并承担了國家決策權，而處于外廷的丞相或御史大夫已經處于無足輕重的地位，更多的是以執行者的身份出現。這是公孫弘政績寥寥的根本原因。 

　　武帝在位期間發動了多次的對外戰爭，戰爭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武將。所謂“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所以武帝最為重用的官員多以武官為主。武帝時期的武官團體在朝廷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也是導致公孫弘邊緣化的一個原因。 

　　公孫弘在對外政策上與武帝有著較大的分歧，多以對立面的身份出現。而且公孫弘為人比較圓滑小心，沒有膽量和魄力去違皇上意。還有他的年齡精力有限這些也多少注定了政績平庸的本身的原因。 
　　　　　　　　　　　　　　　　　　　　　　　　　　　　　　　　　　　　　　  
品頭論足

　　中國人總喜歡在一個人死后，給一個人下一個蓋棺定論。然而評價公孫弘的一生，則有著諸多的分歧。 

　　在他生前之時，《詩》博士轅固就罵他“曲薛阿世”，和他同朝為臣喜歡直諫的汲黯斥責他“多詐而無情”。但在下覺得盡管他們說的有一定道理，但有些過了。他的多詐奸猾也并沒有多大的奸佞。只是在這兩位過于正直的人眼中容不下。他做事顯得過于圓滑，這可能與他多年生活的混跡所總結出來的生活閱歷。他很少參與廷辯，即使廷辯發現與武帝的意見相反，便馬上服輸。 

　　他貴為三公后自奉仍然很簡樸，用布被。他的這些行為，使不少人認為是故意做出來的。汲黯就向武帝告他“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當皇帝責問他是，他都一一承認，回答的相當得體：“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于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公孫弘生活簡樸，在奢靡之風橫行的武帝時代，與貴族們生活奢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的行為不能說沒有一點沽名釣譽的味道，但也不乏主觀上的真誠，畢竟他曾經貧窮過，體驗過社會下層的生活。但這種行為怎么說也不能做為詆毀他的一個借口。 

　　公孫弘為人表面上看十分寬厚，甚至將大部分的俸祿都用于門客們的生計。但內心并非如此，他為人意忌，外寬內深，他容不得比他高明的人，更容不得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人，表面偽善，暗中報復。促成主父偃誅族和對董仲舒包藏禍心的調用，向我們展示了他內心陰暗的一面，使他道貌岸然的儒者形象大大縮水了。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先是被武帝安排主持燕王劉定國謀反一案，逼其自殺。接著他又任齊國相，齊王劉次昌行為不端，逼齊王自殺。不久，趙王劉彭祖告發主父偃有收受諸侯賄賂的丑行，武帝此時應該想從輕發落的，畢竟削弱諸侯的力量是武帝一直推行的，主父偃的行動也是得到武帝首肯的，而且削弱諸侯的使命還沒有完成，此時的主父偃還有其作用。但公孫弘力主嚴懲主父偃，送上了讓武帝拉不下面子的話：“齊王自殺無后，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武帝的面子當然比小小的主父偃的生命更重要。鋒芒畢露的主父偃最終得了個族誅的下場。雖然他有賄賂劣跡，但族誅的懲罚也太過了。公孫弘陰暗的一面暴露無疑。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肆行不法的膠西王相位空缺。公孫弘忌妒博士董仲舒，便乘機向武帝推薦董仲舒為膠西王相，想通過膠西王加害董仲舒。不過，由于董仲舒比較善于處理與膠西王的關系，加上他的赫赫名聲，膠西王反而很尊重他，自然也就沒有加害他。公孫弘的如意算盤落空了。雖然此事武帝也負有一定的責任，但公孫弘的心術不正在此次事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公孫弘四十歲后，才開始鉆研儒家經典《春秋》，他秉承了儒家的那套伴君原則，而且對自己還是有著深刻的了解，雖不能做到知人者智，但能自知者明也足以。幾十年的豐富人生閱歷，他知道武帝是一個喜歡獨斷專行的專制集權皇帝。特別是內朝建立以后，此前作為百官之首的丞相，早已被排斥在朝廷重大決策之外。公孫弘明白這一趨勢，所以他小心翼翼，不爭權，甘作配角，唯武帝馬首是瞻。公孫弘是一個知進退的人物。元朔元年（公元前122年），發生了淮南和衡山的倆諸侯王謀反案件，被牽連的朝廷重要人物不下萬人。但公孫弘為求善終，他主動辭去丞相一職。但武帝并沒有答應讓他在相位上善終。這也是他為官哲學的最好體現。總體上來說公孫弘是幸運的，他雖然未能善始，但終究得以善終。這當然與他的為官哲學有關，但和武帝對他的信任也是分不開的。武帝信任的并不是他的才能有多優秀，而更多的應該是他的處事之道。忽然發現自己說的公孫弘太陰暗了，有點偏頗了。公孫弘以儒生榮登相位，開辟了一個時代，他在儒家思想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其思想創新上的貢獻難以與董仲舒比肩，但他作為丞相，開設太學，培養儒生。在相位上為天下儒生可謂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這種為官之道更多的武帝專權的政治形勢決定的，我們應該給予更多的原諒。

網載 2013-09-10 21: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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