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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干木，姓段干，名木。戰國初年魏國名士。師子夏，友田子方，為孔子再傳弟子。因其三人皆出于儒門，又先后為魏文侯師，故被后人稱為“河東三賢”。

    段干木祖籍河東，似可無疑。其故里所在，卻眾說紛紜。一說安邑(今運城市安邑鎮)，一悅芮(今山西芮城)。有趣的是，兩地現均有段村，且段干木墓冢、祠堂并存。在安邑者，又有上下段村之分，莫知孰是。段干木生卒年代不詳，方志僅有“魏文侯時人”，“蓋期生晚周之季”的模糊記載。大概生于春秋末抑或戰國初。卒年當在魏文侯前，不會晚于前396年。

    段于木的青午時代正處千巾國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大變革時期。戰爭頻仍，社會動蕩。新興的地主階級迫切需要大量的政治軍事人才治理國家；士多朝秦暮楚，奔走干王侯之門。這樣的社會環境為矢志仕宦之途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展抱負的良機，如果段干木想步入仕途的話，還是大有希望的。但是他根本不想這樣做，而是迷上了從事馬匹交易的經紀人。《淮南子》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為文侯師。”說明他在成為魏文侯師之前，就早已是魏國有名的市儈了。

    戰國時期，安邑作為魏國都，商業空前繁榮，經商成為風氣。受其影響，或為生計所迫，段干木混跡于市井，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值得一提的是，段干木年輕時曾一度名聲很壞。這固然反映了戰國時人們對此種職業的鄙夷，更主要的還是因為段干木浪跡市井，久而久之，不免染上商人奸猾狡詐的習氣。在《呂氏春秋》中，把段干木同顏涿、子石、索廬參、子張等劃為一類，統稱之為“刑戮死辱之人”。

    大約在30多歲時，段干木游西河(今陜西東黃河西一帶)，在此遇到子夏。此后便和田子方一道投身于子夏門下。深受其師友的影響，學識德行大有長進。皇甫謐說段干木“有文有行”，“懷君子之道”，遂“聲馳千里”，名重―時。據《淮南子》云，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說，段干木賢而文侯禮之，舉兵伐魏，“無奈妨于義乎”，于是秦乃偃兵息鼓，輟不攻魏。段干木名望之高如是。段干木究竟為何步入儒門，習“王官之學”，不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決非欲籍此進身當政。段干木一生“守道不仕”，“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便證明了這一點。魏文侯“造其門”，段干木竟“逾垣避之”，令人哭笑不得。此后，魏文侯便以客禮相待，“每出過其閭而軾”，甚至在屈駕請見段干木時，“立倦而不敢息”，拳幸之忱，溢千言表，而段干木卻絲毫不為所動，始終不肯出山為相。依然為市井中人，過著逍遙自在的隱逸生活，輕富貴，傲王侯，灑脫飄逸而毫無愧意。“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段干木學成后，仍舊習難改，重操舊業，只是人們已經不去計較這些罷了。

    段干木對功名富貴的厭惡，是他追求灑脫的獨特個性和儒家道德規范融合的結果。如果說，段干木早年為生計所迫，身上染著銅臭的話，這時他追求的則完全是毫無拘束和煩惱的生活情趣，而儒家追求個性的道德現和富貴說又使他為自己的行為找到理性的支柱。孔子說：“衣敝A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恰是段干木生活的寫照。

    段干木終身不仕，然而他又不是真正與世隔絕的山林隱逸一流，而是隱于市井窮巷，隱于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中。這種經歷使他對春秋戰國之交連年不斷的戰火，給人民所帶來的疾苦有了極為深切的感受。進而“厭世亂而甘恬退”，不屑與那些乘戰亂而俯首奔走于豪門的游士和食客為伍，使傾覆之謀，“濁亂天下”，為戰爭推波助瀾。作為魏文候的老師，段干木盡管沒有步入宮廷，卻以自己的儒師風范影響文侯，以自己的經世之才匡主裕民。使魏文侯成為戰國初年名聞遐邇的賢明國君。

    段于木晚年過著恬淡安逸的寓居生活，讀書之余，設堂講學，傳授儒家詩書禮樂之學。邑人楊d推測上下段村的由來，認為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段干木曾經遷居，兩處均為故址，一種可能是他讀書講學的地方，后人慕名而稱為段村。安邑上下段村、芮城段村或許都是段干木晚年讀書講學的地方。

    段干木“蓋亦圣人之徒”，而魏文侯則是集儒家和法家思想于一身的復雜的歷史人物。這就造成二人在政治思想上的巨大差異，使魏文侯“得師而不得臣”，成為終身憾事。因此，我們在充分肯定段干木輕爵祿，做士侯，同情人民疾苦的積極面的同時，也應該看到他思想保守，不敢正視現實的消極一面。當然，這是兩千多年以前戰國初年的人所無法避免的。

網載 2013-09-10 21:2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