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明朝政治日益腐敗，張煌言的父親辭官回鄉，課子讀書，并請人教習武藝。張煌言十六歲參加縣試，加考騎射，他三箭皆中，與試者無不驚服。

　　據說張煌言年少時放蕩不羈，喜好賭錢，贏了錢后就呼酒買醉。有一天，他喝醉了躺在社祠中，夢中有個神仙對他說：“君宜自愛，他日成大事者，君也。”張煌言從此感悟，開始努力讀書。（《海東逸史》）

　　崇禎十五年（1642年），張煌言考中舉人，還沒有來得及去京會試，國內形勢就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一年，明朝軍隊在松山（錦州附近）和清軍決戰，再吃敗仗，洪承疇投降滿清，山海關外土地全部喪失。緊接著，1644年春，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攻取北京。清軍在明朝山海關守將吳三桂的指引下入關，擊潰李自成農民軍，攻陷北京，建立起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皇朝――大清帝國，然后清軍揮戈南指，鐵騎長驅直入，踐踏中原大地，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年僅二十六歲的張煌言聽說后，“憤不欲生”，為了挽救民族危難，毅然投筆從戎，開始了抗清的戰斗生涯。

　　當清兵入據北京之初，明朝一些官員在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帝，建立了南明小朝廷。但它僅僅存在了一年時間，就被清朝滅掉。清兵趁勢進犯浙江。浙江人民沒有屈服，各地紛紛起義，保衛家鄉。張煌言參加了寧波舉義，并迎魯王朱以海來紹興監國。與魯王政權建立的同時，唐王朱聿鍵也被福建軍閥鄭芝龍擁立稱帝。1646年，清兵進犯閩浙，鄭芝龍降清，唐王被俘，絕食而死。張煌言匆忙辭別父親妻兒，追隨魯王泛海出走。

　　魯王在福建長垣再建臨時政權，聲威復震。奉魯王之命，張煌言與定西侯張名振重返浙東，招集散亡，籌建軍隊，并圖收復長江下游地區。這時候，南明最后一個皇帝永歷政權桂王朱由榔的軍隊，正在西南與清兵戰斗。原張獻忠部將李定國率軍隊攻克桂林之后，又攻入湖南，在衡州大敗清兵，準備順長江東下，特地約會張煌言東西夾擊。

　　順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張煌言一戰攻克崇明，然后與張名振溯江直上，在鎮江登陸，并在鎮江西北的金山駐扎了幾天。但由于西南方面軍隊未按約定時候趕到，只好暫時撤回崇明島。兩個月后，清兵大部分調離南京去迎戰李定國，長江下游兵力薄弱。張煌言決定再攻南京，一路攻打重鎮鎮江，他自己則直搗南京。但由于福建鄭成功方面的主力沒有出動接應，同時，鎮江方面的戰斗失利，張煌言在戰略上既處于不利地位，只得放棄攻城，撤回舟山。

　　這之前天下的局勢是：李定國率軍八萬東出廣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廣東，“兩蹶名王，天下震動”；同時，孫可望派劉文秀出擊四川，克復川南；張煌言此時也接受了永歷封號，也發動了攻勢。按照實現計劃，三方應該在長江會師，假若實現的話，江南一舉可以收復。十分可惜，這次以錢謙益為核心精心策劃的大行動失敗了！

　　鄭成功不出兵是因為有他自己的小算盤，而西南方面軍隊遲遲不到，則是因為這時候永歷政權正忙著搞內部爭斗。孫可望大權在握，逐漸滋長稱帝之心，挾永歷朝廷以自重。永歷帝如坐危城，為了自保，與朝臣合謀，偏偏在這個東西會師的關鍵時刻，兩次召李定國統兵入衛。于是本來要趕去與張煌言會師的李定國從湖南匆匆回師廣東，但不料永歷帝謀泄，孫可望派人到安龍問罪，意圖找出每一個參與策劃以及與李定國聯系的人；但永歷皇帝稟性難移，不愿承認他自己的責任。于是孫可望將十八名朝臣下獄、殺害，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之獄”。這一史事，《明史》、《清史稿》和《永歷實錄》、《安龍紀事》等歷史著作均有記載。在這種情況下，孫可望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自然也不會派劉文秀出師援助張煌言。

　　不久，李定國和鄭成功在廣東會師的計劃也失敗了，于是他率軍親赴安龍，打算從孫可望的控制下救出永歷帝朱由榔。孫可望派人阻截李定國軍北上，甚至下令“凡定國必過之地盡焚芻糧，以絕其歸路”。1656年，李定國擁永歷帝至云南，次年又大敗孫可望，孫可望勢窮降清。孫可望降清后，云貴虛實盡為清軍所知。1658年，吳三桂率清軍攻入云南。次年初，下昆明，永歷帝出逃緬甸。李定國率全軍設伏于磨盤山，企圖一舉殲滅敵人追兵，結果因內奸泄密失敗。

　　如此，自己人跟自己人斗了個翻天覆地，真是“親者痛，仇者快”！縱觀南明歷史，這樣的事情真是數不勝數。就這樣，錢謙益等人精心策劃的長江會師計劃由于南明政權內各懷心思，各自為戰，忙于內耗，不幸而失敗了。

　　張煌言兩次進軍長江，盡管都不得已撤退，卻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清斗志。第二年，張名振“中毒卒，遺言以所部屬煌言”（《清史・卷224・張煌言傳》）。當時傳聞紛紛，都說張名振之死是由鄭成功下毒所致，“名振遇毒，議者皆咎成功，以故失浙海將士心”（邵廷采・《東南紀事》）。

　　1658年，永歷帝朱由榔自西南遣使，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張煌言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于是，閩浙兩處加緊備戰，共圖大舉。

    1659年春，清兵分三路攻入云南。為了牽制清兵，保住永歷朝廷，再圖恢復，張煌言馳書鄭成功，請他火速出兵，北入長江。五月，鄭成功率十七萬精兵出發。張煌言率領本部將士六千人，與鄭成功會師，并充任先頭部隊，挺進長江口。

　　瓜州地處運河與長江交匯處，是清兵南下增援的要路。在這里，清兵設下攔江鐵鎖，兩岸又設西洋大炮數百門。狹窄的江面上，清兵還扎就巨大的木筏，筏上建筑城堡，浮泛水面，稱做“木浮營”。真是水下魚難過，天上鳥難飛。張煌言率軍担當突破江面封鎖的任務，鄭成功則派陸軍去奪取江岸炮臺。潛水士兵截斷了攔江鐵鎖，張煌言立即指揮艦隊進攻。這時，兩岸炮臺發炮如雨，清兵的木浮營也從水面順流而下，萬箭齊發。張煌言命令自己所乘的艦船直沖向前，將士們見此情景，更加拼力死戰，一舉奪下三座木浮營，江岸炮臺的清兵競相潰逃。隨后，鄭成功大軍開到，全殲守敵，攻克瓜州。一時江浙大地憾動，湘贛魯豫等省志士紛紛前來聯系，準備響應。清廷上下震驚，順治帝甚至準備“東還”了。

　　瓜州大捷后，鄭成功率陸軍攻取鎮江，以阻遏敵人增援。張煌言則帶******直搗南京北面的觀音門。不久，鎮江克復。張煌言聞訊后，一面寫信要鄭成功加速從陸路直趨南京，以爭取時間；一面命令部隊晝夜行軍，趕赴南京。六月二十八日，張煌言的******抵達觀音門。

　　當時，南京守備疲弱，士兵情緒低落。這時，如果鄭成功大軍及時趕到，南京一攻即破。可惜鄭成功仍取道水路，行進遲緩，而清兵卻從滇黔方面撤回一部分兵力，日夜兼程趕來，攻城良機終于失去。五天以后，鄭成功大軍抵達南京城下。這時，張煌言派往上游的部隊已攻取江浦城。蕪湖的清將也請求投降。蕪湖，是沿江關鍵重鎮。鄭成功請張煌言駐軍蕪湖，經營上游軍事。

　　七月初七，張煌言抵達蕪湖。他分兵四路：東出溧陽，西鎮池州，北取和州，南入寧國。自己則駐節蕪湖，總理軍務。

　　長江兩岸人民熱望故國的軍隊，已有十五年了。張煌言這次率軍到來，百姓爭相傳告，喜悅萬分。地方官員也紛紛歸順投誠。旬日之間，光復城池竟達四府三州二十四縣。部下水陸軍也增至萬余人。這時，湘贛魯豫等省志士，紛紛前來聯系，或提供敵軍情報，或約期起兵響應。張煌言面對這一連串輝煌勝利，更是無比欣慰。他日夜部署諸軍，擬直取九江，打通與滇黔聯系的道路。一時江淮半壁為之震動。

　　就在這時，鄭成功大軍在南京遭受了嚴重挫折。原來張、鄭分手后，鄭成功疏于警戒，誤中敵人緩兵之計。他沒有分兵攻取周圍城邑，而只是屯兵南京城外，靜候清兵投降。七月二十三日，守城清兵傾城而出，發動突然襲擊。鄭成功倉促接戰失利，大將余新、甘輝被俘，士兵傷亡慘重。

　　南京戰敗消息傳到蕪湖，張煌言立即寫信給鄭成功，要他切勿全軍東撤，只要堅守鎮江，自己還可保有上游各城，“天下事尚可圖也”。可是，這封信已經無法送達了。鄭成功在突遭失利之后，已放棄鎮江，并撤出駐長江流域的軍隊，回師金、廈去了。

　　鄭成功軍隊既撤，清兵便專一對付張煌言。張煌言孤軍深入，兵少糧缺，陷入極端危險的境地，最后全軍潰散。張煌言身邊只剩下一個僮仆，在各地百姓們的掩護下，他輾轉跋涉二千余里，花了大半年的時間，才脫險回到浙東。隨后，張煌言一面重整軍隊，一面總結經驗教訓，寫下了《北征得失紀略》一文。1660年，張煌言率部回到臨門。

　　這時，清廷企圖乘張煌言和鄭成功新敗之際，一舉消滅浙閩抗清力量。于是分兵數路繼續掃蕩。他們逮捕了張煌言的妻子和兒子，接著，下令沿海居民一律遷入距海三十里以內的地區，嚴禁舟船出海，企圖斷絕人民群眾與抗清隊伍的聯系。

　　1661年冬，吳三桂帶兵進入緬甸，俘永歷帝父子。1662年4月永歷帝在昆明被吳三桂所殺，南明滅亡。同年5月，鄭成功在臺灣病故。其子鄭經在清兵掃蕩下，被迫放棄沿海島嶼，撤往臺灣。同年六月，在云南邊境勐臘艱苦轉戰的李定國煞叨觥

　　“國仇家難轉相仍”，一連串不幸的消息使張煌言深深感到復國事業的艱難，卻更加堅定了他至死不屈的決心。如今只有張煌言一支孤軍屹立在臨門。在艱難危急的處境面前，有人建議退往臺灣，依附鄭經。張煌言認為，與其“偷生朝露，寧以一死立信”，堅持不肯撤退。張煌言和魯王都有曾經為鄭氏所制的切身體會，這恐怕是真正的原因。張煌言和舊日部將阮春雷合軍，集戰艦百余艘，準備攻取福寧沿海。不料遭到阮部叛徒出賣，未能如愿。而清廷又糾集數倍于張的兵力前來偷襲。眾寡不敵，這支抗清隊伍傷亡慘重，只好退駐舟山島。由于清廷強迫舟山島居民全部撤離，再加上對沿海的封鎖，使張煌言面臨絕糧斷炊的新困難。

　　當時浙江總督趙廷臣通過多種渠道，一再以帛書向張煌言招降，而張煌言也兩次以堅貞的氣節、鏗鏘的言辭拒絕了趙的誘惑。這里有一點殊可注意，那就是張煌言對滿族入主中原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轉變。

　　張煌言在后一封信的開頭就提出“古今來何代無廢興”，認可改朝換代是古代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種客觀存在，不過“有志之士，尚謂人定可以勝天”，表現了自己“挽狂瀾于既倒”的雄心壯志。接著，他又表示：“即使歷運推移，朝市遷變，興王每每賓禮勝國君臣，錄用前朝宗室”，這種做法，不失為使“忠臣義士，戴新朝之盛德，慰故國之悲思”的有效措施。如果再能“省刑薄斂，偃武修文，與天下更始，那就會出現“四海謳歌，群雄歸命”的太子景象。這些言簡意明的表達，足以證明張煌言已經看到了滿清治下的成果，也看到了歷史潮流的不可逆轉。

　　自從在魯王病死后，張煌言已經對前途感到完全絕望，盡管還有不少明朝遺民在四處奔走，鄭氏還雄居臺灣，但人心思定，大勢已去；天下事，有所為，有所不為，不能因為自己要以身殉國就硬要天下人陪自己也去殉國。這個時候的張煌言是相當沮喪的，在經過反復考慮后，他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解散了余部，自己隱居到南田的懸岙島（今浙江象山南）。張煌言始終是一位抗清志士，而不是一個獨善其身的人，這是他解散自己部下的軍隊后仍然沒有像其他士紳那樣去臺灣的原因。

　　但滿清并不十分了解張煌言的心思，他的銷聲匿跡在敵人眼中看來是在醞釀更大的行動，因此他的存在使清廷極度不安，他們要竭力拔除這一顆“眼中釘”。清浙江水師提督張杰絞盡腦汁，終于找到了一個張煌言的舊部徐元，叫他扮做行腳僧，在舟山探尋張煌言的蹤跡。

　　一天，張煌言手下的幾個士兵駕船去舟山買米，被徐元撞見。他抽刀威脅眾人供出張煌言的住址。幾個士兵寧死不講，被徐元一一殺死。最后剩下的一個船夫，在嚴刑拷打下供出了懸岙島的處所。

　　七月十七日，張杰派出兵卒，乘坐張煌言的米船在午夜潛入懸岙島。他們從島后山背偷偷地攀到山上。張煌言從睡夢中驚醒，伸手抽劍，但已經遲了。一窩蜂沖進屋內的清兵緊緊地把他捆縛住。他們搜出了搜出永歷帝頒發的“視師兵部”銀印和九枚關防、張煌言詩文稿以及他與中原豪杰志士的來往密信兩大箱。

　　 張煌言被押解回寧波，船過定海關，他遙望招寶山，俯視甬江水，思緒如潮，決然命筆，寫下《甲辰七月十七日被執進定海關》一首:：

　　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
　　到來晚節同松柏，此去清風笑翠微
　　雙鬢難容五岳住，一帆仍向十州歸。
　　疊山返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表示對遣散義軍的懊悔，也表示要堅持晚節，以文天祥等為榜樣，以身殉國，為國盡忠。

　　十九日，張煌言被押到寧波――他闊別了近二十年的故鄉。他頭戴方巾，神態自若，鄉親父老見之無不傷心落淚。浙江提督張杰以高官厚祿百般誘降，張煌言大義凜然，視死如歸，毅然回答: “張某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余辜。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張杰見誘降無效，奉浙江總督趙廷臣之命，將張煌言押送杭州。解省那天，寧波城成千上萬百姓擁上街頭飲泣告別，許多老人和中年人擺上香案跪地送行。張煌言穿著寬衣博袖的明朝衣冠，走下囚轎，穩步來到江邊。上船前，他撩袍下跪，撮土為香，朝鎮海方向拜了四拜，祝禱道: “大明兵部尚書孤臣張煌言辭別故里。”祝完，站起身來，向送行的百姓脆了下去，說：“煌言向父老鄉親們告辭了。”說完，叩頭拜了四拜，頓時，人群中一片哭聲。此情此景，令他感慨萬千，便在船上揮筆寫下了《甲辰八月辭故里》一詩， 表達了他將誓為抗清的民族斗爭事業而犧牲的決心：

　　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閏位在于闐。
　　桐江空系嚴光釣，震澤難回范蠡船。
　　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
　　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

　　其中“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的悲壯詩句。表明張煌言早已經明白復明無望，但依舊不失氣節，這是中國千百年來士大夫們最可貴的舍身成仁的精神。這精神不因失敗的結局而減色，它將永遠光照千秋！

　　當押解張煌言的船行駛到錢塘江西岸頭蓬鎮時，一個和尚乘人不備，向張煌言投去一個紙團。張煌言拾起一看，上面寫著一首詩:
　　
　　馳騁東南征戰多，海隅孤臣陷網羅。
　　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文山《正氣歌》。
　　
　　張煌言讀罷此詩，知是激勵他愛國忠君之言，心情十分激動，隨即揮筆寫下了《入武林》一詩以明志:
　　
　　國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慚將赤手分三席，擬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
　　
　　 張煌言這首氣勢磅礴、壯志凌云的愛國詩，字字句句表露了他對岳飛、于謙兩位民族英雄的敬慕，表明死后希望能葬杭州西子湖畔，與岳飛、于謙二墓為鄰。

　　到了杭州，清浙江總督趙廷臣再一次勸張煌言降清，并保證清廷以兵部尚書原職起用，遭到張煌言拒絕。在獄中，張煌言大書《放歌》一首于獄壁，歌詞有云：

　　予生則中華兮死則大明，
　　寸丹為重兮七尺為輕。……
　　予之浩氣兮化為風霆，
　　余之精魂分化為日星，
　　尚足留綱常于萬T兮，　
　　垂節義于千齡！”

　　1664年9月7日，清廷刑部公文到達杭州。這一天陰霾遮日，杭州城崗哨林立，一隊騎兵押解煌言來到官巷口廣場。張煌言站在刑場上，面對劊子手明晃晃的大刀，毫無懼色。他昂首遙望鳳凰山，連聲高呼“大好河山，竟使沾染腥！”接著索來紙筆，口占絕命詩一首，命書吏抄錄：

　“我今適五九（按：指四十五歲），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

　　然后，端坐就義。他的妻子董氏和兒子張萬祺一直被羈管在杭州，已經在三天前被害。與張煌言同死的還有幕僚羅綸、僮仆楊冠玉等。監斬官見楊冠玉長得眉清目秀，一副天真無邪，有心為他開脫。楊冠玉卻斷然拒絕道：“張公為國，死于忠；我愿為張公，死于義。要殺便殺，不必多言。”言罷跪在張煌言面前引頸受刑。時年僅十五歲。見者無不落淚。

　　“是日，驟雨晝晦，杭人知不知，皆慟哭”。（邵廷采《東南紀事》）

　　張煌言死后，寧波同鄉萬斯大等人與和尚超直收尸,并由張煌言外甥朱湘玉到總督衙門買回首級殯斂。并遵照他在《入武林》詩品所表示的愿望，把他葬于杭州南屏山北麓荔枝峰下。由于清朝對政治犯律令嚴苛，所以張煌言的墳墓僅黃土一g，連墓碑也沒有。但是，張煌言的民族氣節深深感染了當時的人民，他的墓前常有“包麥飯而祭者”，“寒食酒漿，春風紙蝶，歲時澆奠不絕”。百姓們暗中敬仰自己的英雄，懷念自己的英雄。

　　張煌言在眾多的南明人物中地位并不顯赫，然而在長達二十年的抗清斗爭中，他歷盡了艱難險阻，處處以大局為重，幾乎是一位無可挑剔的完人。黃宗羲為他撰寫的墓志銘說：“今公已為千載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養母，戔戔自附于晉之處士，未知后之人其許我否也。”后人將岳飛、于謙、張煌言并稱為“西湖三杰”，為淡妝濃抹的西湖平添了一抹金戈鐵馬之色。

　　張煌言既是一位以身殉國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造詣頗高的詩人，曾經受教于陳子龍。據《奇零草・自序》：他自成童便好為詩歌，既使軍旅余閑，也不輟吟誦。然而明亡前所作早已散亡殆盡。但他一生為反清復明四處奔走，屢有傾厄，劫后所存，不過全鼎一臠，故名《奇零草》。《采薇吟》則為其隱居于懸山范岙后所作，附以被執后蒙難諸詩。張煌言的不少詩作反映了他十九年艱苦卓絕的抗清歷程和東南抗清史事，有著厚重的歷史內涵，故有“詩史”之稱。由于張煌言的詩文在清一代被嚴厲禁止，流傳甚少，又為其勛名所掩，故鮮為人知，至今研究者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