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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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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26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951(2001)02-0035-(05)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每個人都生活在傳統之中。傳統與文化又是無法剝離的，傳統文化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特有的、有史以來的歷史沿革。它是任何一個政黨在從事其文化發展事業時不可回避但同時又是必須正視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誕生至今近八十年的時間里，對傳統文化的認識與政策選擇上經歷了一個復雜的曲折過程，回顧這一過程，總結其經驗教訓，對于中國共產黨更好地認識與把握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國傳統文化是植根于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經濟土壤中以儒家思想文化為核心，包括各種不同思想文化內容的有機聯系的文化。從本質上講它是一種過去的農業文明的產物，是一種倫理型文化或人本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不管人們如何認識與把握它，它都作為一種歷史的積淀和社會意識的潛流，滲入社會心理的深層，它和其他民族傳統文化一樣都具有民族性、時代性、繼承性等基本特征。中國傳統文化在古代農業文明時期曾一度輝煌，到了近代受到西方文化挑戰并出現了危機，從此也就開始了人們如何認識它的論爭。中國共產黨從20世紀20年代初產生到今天，對傳統文化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曲折的反復過程，從部分肯定到基本肯定再到基本否定最后到肯定的過程，對傳統文化所持的方針和原則也經歷了一個有分析地批判到批判繼承再到徹底批判最后到為我所用的變化過程。
　　一、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
　　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大體經歷了肯定與否定相互滲透即有分析地批判最后到基本否定的變化過程。
　　馬克思認為：“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注：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09頁。）傳統具有繼承性，不能割斷，傳統文化就是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傳統文化中走來，深受傳統文化熏陶，大多能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對傳統文化進行有分析地批判。例如，黨的重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所言：“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孔子者，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李大釗批孔目的在于對現實進行批判，正如他本人所言：“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權威也；非掊擊孔子本身，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對于孔子學說的歷史意義，孔學的精華，不僅加以肯定，而且還要發揚光大，對孔子之道的現代價值則以真理的標準進行取舍，“孔子之道有幾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則取之；否者斥之”。這種對儒學有分析地批判的態度在當時在以激進反傳統為基本特征的新文化運動中非常難能可貴。新文化運動中，大多數啟蒙知識分子以“價值重估”的評判精神，對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展開了激烈批判，如黨的創始人與早期主要領導者陳獨秀，他認為孔教：“其根本的倫理道德，皆與歐化背道而馳，勢難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新舊之間，絕無調和而存之余地。”（注：陳獨秀：《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0頁。）他在1924年2月《前鋒》3號期刊上發表短文——《國學》把中國傳統文化比作一堆“糞穢”，把胡適、章士釗之輩辛辛苦苦研究墨子與名學視為“在糞穢中尋找香水”，把“東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國故研究比作是在“糞穢中尋找毒藥。”言語不可謂不激烈，而這在當時啟蒙運動中又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實際上選擇了一條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的對待與處理中國傳統文化的道路。即使這樣，陳獨秀后來又指出“反孔非儒”，他所激烈批判的是被封建統治者或北洋軍閥所用作工具的封建的倫理綱常，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學與墨學等作了區分。毛澤東早期也曾指出“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它占半壁的地位”，后來又進一步指出對中國傳統文化要“契其瑰寶”、“絕其淄磷”以達到“取精用宏”的目的。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中國近代社會最革命的進步力量，肩負改造社會的歷史使命，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也是自然的，但由于當時激烈的階級斗爭，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來不及系統地研究，更談不上對博大精深傳統文化的系統研究就立即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了，再加上黨內左傾教條主義干擾，這一階段后期基本上把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對立起來，把傳統文化視為封建文化的代名詞，對傳統文化認識與處理上就帶有一種非理性的情緒色彩，從而也給中國革命帶來重大損失。
　　二、從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到1957年春
　　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基本上肯定，采取了批判地繼承的方針。
　　任何民族的變化，都是歷史的文化合乎規律的發展。恩格斯在闡述思想文化時指出，任何一種新學說，雖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經濟的事實中”，但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注：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6頁。）在談到對待人類歷史上文化遺產時說，問題不在于簡單地拋棄這兩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內容，而是要批判它，要從暫時的形式中剝取它所取得的成果。列寧在批判對歷史傳統的虛無主義態度時明確指出：“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所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的合乎規律的發展。”“只有正確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進行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注：列寧：《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承與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從發展新民主主義文化事業的現實需要出發，在1938年毛澤東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注：毛澤東：《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287頁。）這是中共黨人較早鄭重提出要認真對待傳統文化問題，只有給傳統文化以一定歷史地位才能談得上如何對待它，這是對待傳統文化所應采取什么樣的戰略方針的前提。在這里，毛澤東實際上也指出了傳統文化包括古代、近代兩大部分。
　　1940年1月，毛澤東又寫了《新民主主義論》對傳統文化認識與政策提出了經典性的表述，并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發展方向作了詳細規劃。“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注：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68頁。）這段話實際上已成為以后中國共產黨人對傳統文化認識上的經典性表述。它進一步提出了認識與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目的——提高民族自信心；把傳統文化進行了科學的劃分——精華與糟粕兩部分；對待傳統文化的方針——批判地繼承，這一方針或原則解決了中國近代以來對傳統文化認識上的長期以來的紛爭，與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劃清了界限。在此文中，毛澤東在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還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方向——“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所謂民族的，一方面“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另一方面“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所謂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所謂大眾的即“民主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應為人民大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
　　總之，從抗日戰爭爆發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人員提出了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良好的思路，但由于種種客觀原因，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也未能在實踐中展開，從而給新中國的文化建設留下了一個嚴峻的課題。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無產階級在完成了奪取政權和“剝奪剝奪者”的基本任務之后，應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呢？列寧明確指出：“在解決了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治變革的任務以后，擺在我們面前的已是另一類任務，即可稱為‘小事情’的文化任務。”（注：列寧：《列寧選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94頁。）實際上，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曾滿懷豪情地預言：“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民被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注：毛澤東：《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692頁。）列寧也認為“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了。”（注：列寧：《列寧選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368頁。）
　　“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注：毛澤東：《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350頁。）1956年底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基本確立，反映在上述政治、經濟的變革，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體的儒學喪失了統治思想的歷史地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開始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導思想和我黨觀察與分析問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黨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又進一步深化，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方針，科學地揭示了文化發展規律。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指出：“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實的活人。”它形象地表述了“古為今用”的文化發展方針，研究的目的為了創新，是為我所用，在民主革命“批判地繼承”的原則思路上又前進了一步。1956年9月9日，中共八大決議對毛澤東上述論述進行了明確確認：“對于我們過去和外國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識，必須加以繼承和吸收，并且必須利用我國現代的科學文化來整理我國的優秀的文化遺產，努力創造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文化。”周恩來在1961年文藝座談會上講道：“我是主張先把本民族的東西搞通，吸收外國的東西要加以融化，要使它們不知不覺地和我們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注：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0頁。）事實上，由于多種客觀原因以及我黨在思想上的準備不足，沒有來得及把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加以搞通，我黨指導思想很快出現了“左”傾錯誤，對傳統文化“古為今用”的戰略也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得以實行。
　　三、從1957年反右斗爭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
　　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基本上是全盤否定。
　　在這期間，毛澤東在一些講話、談話和指示中多次涉及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問題，有的議論也不乏精辟，如1960年12月，毛澤東在同外國文化代表團談話時說：“應該充分利用遺產，要批判地利用遺產，所謂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時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有人民性的東西，有反封建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的東西與非封建主義的東西區別開來。封建主義的東西不全是壞的……至于充分利用它們，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古典著作多得很，現在分門別類地整理，重新出版，用現代科學觀點逐步整理出來。”后來，毛澤東又多次提出：“孔夫子的傳統不要丟了。”但從總的傾向看，從1957年反右開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思想領域里“左”思潮日趨嚴重直至發展到極端，我黨開展了“全民批孔”“破四舊”等政治批判活動，全盤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文化發展遭到毀滅性破壞，長期在中國社會中潛在的文化惰性一齊迸發出來，出現了無數文化觀念上的顛倒混亂。產生上述現象的主要原因：
　　1.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估計不足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從捍衛社會主義純潔性的高度出發，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思想比較注意分辨與批判，這當然符合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要求和規律，但是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糟粕部分——封建主義文化殘余幾乎沒有受到廣泛而深刻的質問與改造，批判地繼承僅僅是一個良好思路，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毛澤東又認為思想文化領域中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文化與資產階級文化的斗爭，從而忽略了對中國傳統文化中負面文化的批判，相反舊的思想、舊的傳統卻以新的形式而在某種程度上復活與泛濫。鄧小平后來對此曾有深刻地論述：“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以后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注：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35頁。）
　　2.把中國傳統文化簡單等同于封建文化
　　以一種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對待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源遠流長，自有其深刻的道理，其中民族性的一些東西可以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集中體現，是一個民族告別愚昧落后、走向文明進步的先導和動力。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民族精神有許多方面，基本上可以概括為以下二個方面：(1)天下為公、憂國憂民的愛國精神。(2)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它們是民族延續發展的精神動力，或者說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精神支柱。
　　3.以政治批判代替了文化批判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政治、經濟的反映，但同時一定文化又具有相對獨立性又反作用于政治、經濟，文化又有自己內在發展的規律性。但在這一時期，人們并不把通常文化研究孤立地當作學術問題論爭，而是把它與政治緊緊聯系在一起，“復興”傳統文化與“揚棄”傳統文化的問題，就變成了“保守”與“革命”，“倒退”與“進步”的另一種說法，把文化當作階級斗爭的一種工具。“文化大革命”發動者的初衷是通過對封建文化、資產階級文化的革命，建立起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新文化，結果事與愿違。
　　四、從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至今
　　這一階段，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傳統文化進行了重新審視并提出了綜合創新的文化建設方針和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文化發展原則。
　　在對中國傳統文化認識問題上，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繼承與發展了毛澤東思想，一方面高度評價了中國傳統文化，他認為“我國古代曾經創造出輝煌的成就……但是我們祖先的成就，只能用來堅定我們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來安慰我們的落后。”（注：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90頁。）另一方面，他又著重指出了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他認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少。”（注：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頁。）鄧小平后來又具體論述了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的具體方法：(1)“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要劃清社會主義同封建主義的界限……要劃清文化遺產民主性精華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注：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35頁。）(2)“重點是切實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制度……不要認為只要破字當頭，立就在其中了。必須明確，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義的政治運動和宣傳運動，不要對什么人都搞過去那種政治批判。”（注：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37頁。）只有這樣，才能給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提供一個良好寬松的環境與制度保障，才真正有可能做到批判地繼承。此外，鄧小平還提出了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具體方略——“鉆研”、“吸收”、“融化”、“發展”（注：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12頁。）的八字方針。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傳統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得以重新確認，1986年《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進一步強調：“要繼承和發揚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同時要反封建主義殘余影響。”可見，傳統文化已成為我黨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吸收原料的一個寶庫。
　　歷史發展到今天，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面對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綜合國力劇烈競爭，面對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明相互激蕩，面對小康社會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要求全黨必須從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和民族振興的高度，充分認識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注：《人民日報》，1997年9月22日。）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看作“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綜合國力的主要標志。”世紀之交，文化作為國際政治“軟權力”作用不斷提升，對文化或文明的關注已經越出了抽象學術領域。美籍華人、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曾說：“一個依賴過去的民族是沒有發展的，但是，一個拋棄祖先的民族也是不會有前途的。”中國共產黨正在從事的現代化事業，要求必須正確回答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背棄了傳統的現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現代化的傳統則是自取滅亡的傳統。適應現代世界發展趨勢而不斷革新，是現代化的本質，但成功的現代化運動不但在善于克服傳統因素對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傳統因素作為革新的動力。”（注：羅榮渠：《中國近百年來現代化思潮演變的反思》載《從西化到現代化》。）優秀的傳統文化可為現代化發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總之，縱觀近八十年來中國共產黨與傳統文化的關系，我們從中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1.必須從戰略高度來認識傳統文化
　　從關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敗與民族興亡的高度來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從當前世界文化發展趨勢可以看出，盡管區域與全球經濟、經濟一體化不斷得到強化，但各國政府仍然堅持把本民族文化發展的獨特性放在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從各個社會自身內部產生出的本民族文化的強烈保護意識，已成為普通社會公眾中的一種強大的文化認同力量。
　　2.必須正確地把握傳統文化內涵
　　一方面，在傳統文化界定時，毛澤東側重于指古傳統文化，鄧小平則多次使用古傳統文化、近代文化、革命傳統文化等不同詞語，但主要側重于近代與革命傳統文化，“要懂得這些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傳統文化具有強烈時代性與發展的動態性，它應包括中國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現代文化。各個時代的文化既有繼承性，又有創造性，既有共性，又有個性，不能把一個時代的傳統文化作為整個民族自古到今的文化，因此，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評價與認識，必須根據不同時代進行具體的歷史的動態的考察。
　　另一方面，在把握傳統文化內涵時不能停留在精華與糟粕的傳統二分法，有些很難分清楚是精華與糟粕，不能再停留在“批判地繼承”抽象的原則意義上。早在一個半世紀前，馬克思就反對費爾巴哈在研究黑格爾哲學時“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塊倒掉”，而在做許許多多、實實在在具體的工作。傳統文化的研究不能簡單地視為專家學者的工作，每一個中共黨員尤其是領導干部要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地研讀傳統文化的典籍，否則，連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重要典籍都沒有認真讀過，這正如毛澤東1941年5月《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所講的那樣：“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注：毛澤東：《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473頁。），怎么能談得上批判與繼承呢？
　　3.必須正確處理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問題
　　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要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點，我們肯定民族傳統文化對于現代化的意義，但同時也并不排斥世界其他民族異質文化，我們同時也必須吸收與借鑒外國的進步文化，以促進自身文化的發展。對此，毛澤東曾講：“對于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注：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頁。）“中國應當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糧食的原料。”（注：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頁。）這就是毛澤東所講的“洋為中用”方針。從一般意義上講，中國文化與世界另一文化系統——西方文化各有短長。中國文化過多注意價值理性而工具理性缺乏基本的發展，西方文化在高揚工具理性的同時卻壓抑了價值理性的合理伸展。因此，我們應堅持本民族文化特征為先導，以對西方現代文化中優秀成果予以兼收并蓄為輔的價值取向。
　　在新的時期，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集體鄭重指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必須繼承發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而又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時代精神，立足本國而又充分吸收世界優秀文化成果，不允許搞民族虛無主義和全盤西化。”（注：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我們文化的發展，不能離開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開展多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國文化之長。”（注：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
　　總之，20世紀以來，隨著西方文化、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與中國本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國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三大傳統即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傳統、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國共產黨肩負21世紀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創造的歷史使命，只有更好地促進三大傳統的良性互動，才能更好地開掘我們民族的文化資源，建立并豐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收稿日期］2000-10-12
《石油大學學報》：社科版東營35～39K4中國現代史孔德永20012001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傳統是割不斷的，傳統文化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特有的、有史以來的歷史沿革，傳統文化具有民族性、時代性、繼承性等基本特征。中國共產黨從誕生至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經歷了曲折發展的四個階段：即從部分肯定到基本肯定到基本否定最后到肯定的過程，對傳統文化采取了有分析地批判到批判地繼承再到徹底批判最后到為我所用的方略變化過程，考察與省視這一過程對于我們正確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建設面向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文化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中國共產黨/傳統文化/關系孔德永(1966-)，男，山東曲阜人，山東曲阜師范大學馬列部講師。 曲阜師范大學，山東 曲阜 273165 作者：《石油大學學報》：社科版東營35～39K4中國現代史孔德永20012001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傳統是割不斷的，傳統文化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特有的、有史以來的歷史沿革，傳統文化具有民族性、時代性、繼承性等基本特征。中國共產黨從誕生至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經歷了曲折發展的四個階段：即從部分肯定到基本肯定到基本否定最后到肯定的過程，對傳統文化采取了有分析地批判到批判地繼承再到徹底批判最后到為我所用的方略變化過程，考察與省視這一過程對于我們正確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建設面向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文化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中國共產黨/傳統文化/關系

網載 2013-09-10 21: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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