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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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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界影響政府政策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早就形成傳統。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外交實踐中，中國為數不多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往往只是承担資料搜集、文件起草和政策宣傳工作。近年來，由于全球化作用的影響和中國與世界的不斷融合，知識界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日益擴大，不少專家、學者憑借自己擁有的知識資源，不時剖析時政、指點迷津。中國外交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的程度有所提升。例如，近年來，涉外工作的有關部門建立了定期的會商機制，協調意見，加強了與退休大使、高級智囊人士、學術機構和高等學府的咨詢及委托研究活動。在處理重大外交事件的過程中，有關部門注意保持外交和內部咨詢渠道的暢通，注意事后總結經驗教訓，改進工作機制，并選用一部分專家參加決策研究或決策制定。可以說，中國的思想庫影響力正在逐步擴大，這有助于中國對外決策趨向專業化和增強處理重大危機的能力。
    　　一、思想庫和政策團體
    思想庫（Think Tank，又譯智庫）原是西方國家的一個政治概念。為簡化起見，這里特指針對各種內政外交政策問題，由學有專精的學者組成的決策服務團體和咨詢機構。這些學者不僅為中國外交出謀劃策，提供最佳理論、策略、方法、思想；同時也以自己的“創造性思維”來為政府實際決策提供相應依據，并對決策產生有利影響。
    所謂政策團體(Policy Community)是指“在政策問題的解決過程中，在促成商談和交易方面有著某些優勢的一種專門而穩定的網絡。”[1]筆者認為，在新的環境下，思想庫、地方團體、知識分子、大眾傳媒、日益增多的群眾組織、商人，甚至一些特殊群體也逐漸有了更多的機會來影響中國國家政策包括對外政策的形成。
    考察和分析中國思想庫在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作用，有兩個重要的指標必須明確：即(1)中國的重要思想庫之間是否形成了良性互動，達到信息交流和人員交流的較為理想狀態；(2)這些思想庫人員是否形成了一個有較高認同、相對獨立、與外交事務和外交決策緊密相連的政策團體。他們是否能夠有效利用制度資源，保持經常而持久的聯系和互動。
    確定這兩個指標，可以使我們深入考察外交決策部門與中國思想庫之間的關系，特別決策咨詢制度是否穩定、是否能夠實現決策者和咨詢者之間在“責任分享基礎上的垂直性相互依賴”。[2]
    　　二、中國外交思想庫：機制和人員概況
    為人所知的中國外交思想庫雖然形態不一，但是大致有以下四個共同的特點：
    第一，以北京和上海為兩大重鎮，呈不均衡的分散狀態。在北京的機構和單位有：外交部所轄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外交學院；隸屬國家安全部的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屬于其他黨政部門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所屬的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美國研究所、亞太研究所、臺灣研究所；大專院校系統的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美國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戰略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歐洲研究中心；屬軍隊及其他一些對外系統的中國國際戰略學會、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中國國際交流協會、中國國際友好聯合會所屬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戰略與管理學會、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對外友協；屬于新聞系統的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人民日報》國際部等。在上海的一些機構也具有一定的實力和知名度，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等等。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中國其他地區也有一些在某些領域里的研究頗具特色的重要思想庫，如南開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廈門大學臺灣問題研究所、洛陽外語學院、南京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等等。雖然如此，中國主要的外交思想庫都集中在北京和上海這兩個地方，其他地區即使是重慶、廣州甚至天津這樣的大城市都缺少類似外交政策研究機構；在中西部特別是邊遠地區和省份，國際問題和外交事務的研究機構則更是鳳毛麟角，嚴重匱乏。
    第二，按照資金來源來看，中國對外政策思想庫一般為政府所主導，類似美國企業資助的那些基金會性質的機構在中國并不存在。由于主要預算依賴政府撥款，政府直接或間接影響著這些思想庫的生存和發展，因此這些思想庫在課題研究和信息提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制約。當然，在改革開放年代，所謂的民間思想庫已經出現，如首鋼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東亞問題研究所、上海美國問題研究所，等等，但這些民間思想庫力量還非常薄弱，尚有待加強。
    第三，從政治傾向角度來看，按照西方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來對中國外交思想庫的基本立場分類是沒有什么意義的。但是在對外政策建議和主張方面，中國思想庫的觀點并不單一，有時甚至爭論很大。以中美關系為例，有些研究人員支持中國采取溫和、寬容的對美政策，強調“在未來若干年里，美國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不會動搖，美國的總體實力強于我國的態勢不會根本改變，美國主動我國相對被動的局面也不會根本改變。這些客觀條件決定了在處理對美關系時，必須貫徹‘韜光養晦’和自衛原則不能動搖。”[3]有些則強調中國外交的“有所作為”。一些人認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實質就是要“西化”、“分化”與“遏止”中國，[4]因此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如臺灣問題、人權問題等，雙方妥協的余地很小，妥協往往導致中國讓步過多，損害中國利益。在策略上，他們強調斗爭的一面，主張對美采取強硬態度，為維護主權和尊嚴不惜犧牲經濟和其他利益。
    第四，按照工作性質來分類，中國外交思想庫的工作方向和重點有很大區別。簡單的說，其分工大體有“三線”之分：屬于“第一線”的是外交部及新華社等涉外系統的思想庫，其特點是密切聯系當前外交斗爭，雖離不開長遠的戰略考慮，但主要著眼于當前動態的國際形勢的研究，具有相當強的針對性。這些思想庫的建議和報告非常注重“短、平、快”，講究實效性和可操作性；屬于“第二線”的軍隊系統或對外交流單位的思想庫的工作特點是除了關注現實問題、熱點問題和突發事件之外，也聚焦對中長期國際形勢的研究，即注意收集富有綜合性、回顧性、全局性、戰略性和展望性的外交信息和情報；屬于“第三線”的是高等院校和社科部門的研究所，其工作特點是更為學術化，更具備理論色彩，這些單位在外交方面的研究課題一般不受太大的限制，主要是由研究人員的個人興趣決定，研究的是更具備戰略視角、更為宏觀的外交課題。
    　　三、思想庫政策研究人員的角色分析
    中國外交思想庫雖然數量不少，工作重點也不完全相同，但這些思想庫的行為模式有規律可查，其研究人員大致扮演以下五大類角色：
    第一類角色：為外交決策服務的政策建議者（智囊）角色。外交調研人員提供的情報、分析、判斷和建議是國家領導人作正確的外交決策的重要依據。中國外交政策制定者經常閱讀和參考這些機構給中國政府提供的對外關系內參和報告。例如，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和徐向前四元帥就曾花了7個多月時間，舉行了20多次座談會后完成的調研報告，為“聯美制蘇”戰略轉變，提供了“針對中國的戰爭不會輕易爆發，美蘇矛盾大于中蘇矛盾”的意見。中國后來與美國關系的解凍，與這份調研報告有密切關系。20世紀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鄧小平審時度勢，在長期掌握外交調研情況后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于藏拙、決不當頭、抓住機遇、有所作為”的32字戰略方針，[5]要求中國外交堅持自己溫和、堅定的政治立場，實事求是地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第二類角色：担當信息管道、信息使者和外交談判參與者角色。思想庫特別是對學術生涯和學術活動相當珍視的研究人員大多渴望參與中國對外政策的實際制定過程。因此，不少成員除了試圖通過自己的研究成果（如著作與研究報告等）來影響政府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以外，還通過參加外交部門舉辦的年終形勢總結會議、各類研討會和專題報告會、新聞發布會、媒體評論、甚至外國駐華使領館舉辦的一些學術交流和酒會活動，公開或私下與中國外交決策者和國外人員相互溝通，收集與發布相關信息。當然，也有些人員通過與決策者的私人關系，直接影響決策。例如，隨著中美關系的發展，特別是臺灣問題對中美關系的干擾程度日益引起中美臺三方的密切關注，中國部分學者連續參與了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主辦的“圓桌會議”活動，在參與會議的同時，發揮了一些官方外交渠道所發揮不了的作用。這條所謂的“第二軌道”已成為公認的對外溝通渠道。（注：“第二軌道”即“形式上雖同政府無關但實際上卻反映了政府意圖的研究機構之間進行磋商或交換意見，有時政府有關人士也以私人身份參加討論。”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調整部長高橋邦夫：“智囊團對政策形成的參與”，載日本《經濟社會研究》，1997年9月號，轉引白楊潔勉：《后冷戰時期的中美關系：外交政策比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9頁。）
    第三類角色：一般不為人所熟悉，主要是指部分學者憑籍自己的學術聲望和人脈關系，積極扮演著外交“納諫者”的角色。和一般的政策建議不同，“納諫”大多是通過非正常程序特別是私人關系或特殊渠道上報外交調研報告。這些調研報告主要是有關人員出于學識、良知和個性，針對某些棘手的外交難題，“實事求是”的預警性政策建議。這樣的報告反映出這些研究人員不人云亦云，堅持自己見解的獨立性格和精神。“納諫”行為一般也有三種基本形式：一部分體現在一些重要外交智囊撰寫的內參報告上，此類報告通常直接交給某些重要領導人或其秘書，一部分體現在思想庫人員與“領導”私下接觸的談話、專題匯報中的外交設想中；一部分則是學者在研討會發言或某些活動之后因發表某類看法受到領導重視，奉命完成的更為詳細的專題報告。
    第四類角色：思想庫人員的政策主張宣傳者和傳播者的角色。主要是指思想庫教育功能的發揮。外交部等單位已經實行不定期地對思想庫和其他單位進行“外交通報”的制度，同時注意聽取各思想庫成員的意見。思想庫研究人員為了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思想主張獲得公眾的支持和決策者的采納，積極地利用媒體進行宣講，用出版專著、撰寫報刊文章、簡報等形式，向各個層面傳播信息。現在，除了一般性的專業期刊之外，像《環球時報》、《南方周末》甚至《21世紀經濟報道》等報刊上的國際評論，也是不少政府官員和研究人員必讀的材料。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的開通，讓不少“國際問題專家”頻頻露面，點評國際事務，他們在中國主流媒體上的接受采訪、發表評論，參與媒體吹風會，使“國際關系”和“外交”成為目前中國大學里最受歡迎的學科之一。當然，不少思想庫研究人員在正常工作之余，也常常利用舉辦國際關系講座、報告會、為培訓班上課等形式，普及外交常識，“啟蒙”社會在外交理性化和科學化方面的意識。
    第五類角色：政策指導者、審議者和評判者的角色。思想庫成員之間的互動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一種帶俱樂部性質的“外交學術沙龍”，促進了彼此的交流。因為中國思想庫內不少人員本身是著名的外交工作人員或著名學者，因此，這些具有外交實際工作經驗的人比較習慣于用一種批判的眼光來評價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情況。例如，在外交部所屬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內部，就有相當數量的“共和國大使”和前高級外交官担任領導，這些資深人員一般不滿足于一般性的政策咨詢，而是希望發揮更大的“政策指導”的作用。
    　　四、參與決策情況分析
    全球公共外交的興起也使中國的思想庫面臨許多挑戰。這主要是指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制度構成的單一性。相對于經濟體制轉型中出現的不少著名民營經濟思想庫和法律事務所而言，獨立的外交思想庫寥若晨星。中國的思想庫應當逐步向多層次、多方位、跨學科、跨領域的方向發展，探索由企業、社會、新聞媒體、學會等非政府機構從事外交問題研究的路子。有些民間人士意識到這些問題，也在實踐中想打破這樣的局面，如博鰲亞洲論壇成立的亞洲研究所的最初定位，就是為中國的亞太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個非官方的論壇和信息交流基地。
    其次，中國思想庫參與國家外交決策的機會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大大增加，但是發揮的作用和實際功效有待進一步提升。這主要有三層解讀：一是中國的外交研究機構大多是計劃經濟的產物，緊密依附于各級黨政機關的母體內，因此中國外交思想庫存在一般事業單位的通病，如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行政人員比例過高等。二是就人員來看，現思想庫成員的構成也有不少具體問題。例如，領導不僅要担負日常的行政事務，如爭取擴大政府撥款、拉出版贊助，還要設法為研究人員解決住房、交通和生活問題。思想庫骨干成員有些是上級所指派下來的或是迫于人情壓力調入的，專業的研究能力不一定很強。另外，面臨市場經濟帶來的壓力，研究人員下海經商，研究機構經費不足，研究單位對優秀青年吸引力不大已經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注：中國外交部干部隊伍這些年受到的外部沖擊比較大，年輕有志向的畢業生對外交部常產生“百聞不如一見、一見不如百聞”的感嘆，這樣，轉行或下海也成了不少年輕外交人員慎重考慮的人生課題。某部級領導與作者的談話，2002年11月，北京，外交部。）三是從研究的旨趣來看，不少課題多半是指定的而不是按照研究者或研究機關依照自身的興趣、愛好和學業專長所設定的，因此，常常出現對一個問題有諸多研究所、諸多同領域專家競相加以研究的“低水平重復勞動”的現象。對此，美國問題研究資深專家資中筠教授就指出：“在我國，外國問題研究比之其他學科有其特殊的敏感性，思考馳騁余地較小，更談不到提出自己的理論框架。即使對某個具體問題偶有新見解，也是欲言又止，淹沒在大量的套話之中，棱角全無。”[6]
    再次，對外決策咨詢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建設落后，政府官員與專家學者之間的配合尚未達到應有的默契。所謂咨詢的制度化，作者以為應該是一種在決策者和思想庫單元之間塑造“相互關系的正式規則、受到遵從的程序和標準的操作慣例”的過程。[7]具體說來，一方面，是指思想庫內部機制是否能夠更加健全和科學；另一方面，決策咨詢是否定期、定向舉行，決策者和思想庫之間是否達成對咨詢規則的認同。也就是說，思想庫在決策體制和過程中是否能作為相對獨立的政治單位，扮演著更為自主的角色，發揮更大的作用。
    目前對外決策咨詢的制度化建設落后的具體表現如下：一是機構性的參與和協調達不到科學化的要求。中國正規的咨詢制度尚未建立，學者參與對外政策決策過程大多限于個人的參與而非機構性參與，因此沒有形成思想庫的總體影響力。中國應該迅速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定國家政治、經濟及軍事外交戰略的咨詢制度保證政府決策時能夠綜合國內各種意見，進行優劣辨別和選擇，做出反映國家利益的決定。二是現在實際掌管外交的高層官員如何在從事外交實踐、忙于事務性工作的同時加強自身知識積累和理論水平的提高，需要進一步作出努力。同樣，如何在研究理論的同時，也能具備一些實際的外交工作經驗，對專家學者來說也是一大難題。要制定正確的國家外交戰略，必須實現知識團體與官員團體的真誠合作，消除行政體制上的隔絕。
    　　五、對擴大思想庫政治參與的技術性建議
    國際形勢的變化使得我國外交機構承受著日益復雜的外交任務；同時，中國也面臨政治體制改革和政府機構消腫的艱巨任務。中國外交決策要實現“智能化”，[8]思想庫必須擴大其政治參與，發揮更科學的決策輔助功能，這是正確的外交政策制訂的前提和基礎，是“重中之重”的一項工作。從現狀來看，具有可操作性的擴大思想庫政治參與的戰略性和技術性的建議包括以下五點：
    第一，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籌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想庫。中國正在加大開放的力度，擴大外交的內容，無論是沿海地區，還是大西北，都在加速改革開放，如東北和東部沿海地區同俄羅斯、朝鮮、韓國、日本、美國等關系日益密切；福建、廣東、廣西、云南等與東南亞國家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度正在提升；西藏與印度、尼泊爾等國有著傳統聯系；新疆同巴基斯坦、阿富汗等的交往逐漸增多；內蒙古與蒙古共和國的聯系也是多方面的。另外，地方經濟在中國外交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因此，中央政府在開展經濟外交時，必須考慮地方利益，為地方創造更好的經濟環境。地方外交日趨活躍，自然可以變成中央外交的配合和補充，可以推動中國外交的總體發展。[9]有鑒于此，發揮地方積極性，建造有地方特色的思想庫就成為目前最重要的一項工作。
    第二，充分發揮公眾的積極性，使思想庫成為集思廣益的平臺。依靠群眾，相信群眾，動員群眾，提高外交的透明度和人民的參與是社會進步的一個必然結果。[9]公眾積極性能夠得到發揮，就能夠保證思想庫的“智慧之源”，也更能反映民眾的情緒和國民心態，使決策更貼近公眾想法和主流民意。從這個角度說，思想庫能否成為集思廣益的平臺是一個國家是否能在“公共外交”領域有所作為的直接指標。這里所謂的“公共外交”是“超越傳統外交范圍以外國際關系的一個層面，它包括一個政府在其他國家境內培植輿論、該國國內的利益團體與另一國內的利益團體在政府體制以外的相互影響、以通訊報道為職業的人如外交官和記者之間的溝通聯系、以及通過這種過程對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務處理造成影響。”[10]公共外交主要指公民參與的一些非傳統性的外交活動，如信息活動（包括國際廣播）、教育文化交流活動，等等，其目的在于減少國家間的誤解和猜疑，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由于公共外交對正在崛起的中國十分重要，因此中國思想庫必須重視國際社會對中國形象的定位和中國行為判斷，幫助民眾理解世界，認識世界，同時努力避免中國被其他國家的政府和公眾塑造成為它們的敵人，為中國打造一個開明的、合作的和友好的國家形象。
    第三，思想庫本身應當擴大信息獲取的渠道。目前中國思想庫獲取信息的來源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一些途徑：(1)從各種海外相關的文字材料特別是國外政府官員、國會議員的演講和談話，政府的政策聲明，相關研究機構和專家公開發表的報告、文章，以及報紙、通訊社等媒體所發表的報道與評論中獲取信息。(2)從各國駐華機構提供的材料中捕捉信息。這主要是各國駐華使館提供的該國相關政策的背景資料和參考資料。(3)從中國駐外機構提供的材料中分析信息，這主要包括發回國內的函電、內部報告、機密資料等。(4)從網絡中篩選信息。這主要是通過國際互聯網，借助搜索引擎獲取相關資料。(5)從各類外事活動和研究機構之間的交流中總結信息，這主要是通過參加國際會議，進行學術訪問，通過機構和學者之間的交流如邀請和接待國外政界、學界人士訪問取得相關信息。其實，在和平時期，90-95%的國際政治情報都是公開的。上述途徑雖然相對全面，但是有些渠道還有待開拓，如隨著外交透明度的加大，中國思想庫人員應該注意開拓另外一些過去不熟悉的、非書面、非媒體傳播的新的信息渠道，結交有戰略思維和信息價值、了解情況并愿意交談、有一定權威的朋友。對有敵對性的人士及其觀點和意見，也予以相應的重視甚至加強與其交往，以達到預警分析的目的。現在中國思想庫人員和一些學者喜歡通過會議、聚餐等手段進行調研，對其他社交手段如運動包括比賽觀摩、高爾夫社交、音樂會、參加藝術性或商務性的活動等形式并不擅長，或者說基本不熟悉。對人事理解不夠練達勢必影響他們和朋友的交往深度，更影響了他們對世事的研判。
    第四，提高外交信息處理的水平。21世紀“全球化”趨勢中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隨著現代信息與通訊科技之發展，決策者必須掌握更多、更準確的信息才能應對不同的決策情境，確定一國外交、軍事、經濟、宣傳等重大戰略。中國外交思想庫本身應當加強和提升情報分析的能力。情報分析重于收集，這樣可以避免閉門造車的外交盲點。中國在對外交往中不僅需要思想庫和大專院校的研究人員，而且也需要在政府部門內部造就一大批信息情報分析人員。信息分析當然要服從于政治，摒棄紙上談兵、忌諱經院學究，但是能否作到真正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準確處理信息和上報信息，也是對思想庫人員素質的一大挑戰。好的外交建議報告要爭取作到觀點鮮明，重點突出，光有“原汁原味”的信息還不夠，要在行文的判斷時有傾向性、可操作性和預測性。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機構之間的協調問題。現在外交決策的研究體制沒有形成大規模的分工和協作，缺少了解和溝通，存在大量重復研究。這樣不僅浪費研究資源，而且導致中國外交決策研究水平始終停留在較低起點上，很容易造成外交決策的被動。要資源整合，就必須節約大量的人力和資金，提高國家有限資源的利用能力。一些研究人員建議建立多個一流的大型外交決策數據庫。（這些數據庫不僅“應該包括全世界權威機構公布的有關國際關系和外交決策的基本數據”，例如各國官方機構、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歐盟、北約、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美國蘭德公司、美國國防大學、美國政府和國會的文件、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馬來西亞國際戰略研究所、中國北京和上海的國際研究機構，還可包括俄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國際關系研究機構所提供的有關國際關系的數據。數據庫還必須做到與世界上所有重要圖書館的網絡鏈接”。陸鋼外交決策智能化探索http://member.netease.com/～lugang/paper/wj1.htm）做法是先將外交決策處理的一些日常基本工作自動化，如公文、檔案、信函、資料、統計、法規等；接著可以按照問題的類別或性質設計一些簡單的專家系統，把一些經常發生的、比較固定的知識和規則輸入系統，自動處理。[8]當然，除了數據模塊外，中國還應該有外交決策計算機模擬、外交決策預警系統等一系列外交產品。所以，這些人員還提出了創辦中國“外交決策實驗室”的建議，目的是為了“將智能技術引進外交決策領域，讓思想庫成員關于外交決策的設想和技術都能夠得到充分地施展和試驗，從而提高其準確性和可行性”，提高外交決策的知識層次和工作效率，使實驗室真正成為中國外交決策的氣象臺、參謀部和思想庫。[8]
    第五，加大培養和匯集人才的力度，重點培養未來的新一代研究人員和決策者。提高思想庫人員的素質，重在開拓他們的視野和學識。國外在這方面有些先進的經驗可以借鑒。例如，美國思想庫十分重視新一代研究人員的培養，如蘭德公司設有自己的研究生院，對外關系委員會有新生代研究員。很多思想庫還為年輕人提供“實習項目”，使這些初出茅廬的研究人員有機會結交前輩、進行實踐、歷練才干。這些思想庫還為新政府輸送干部，充當人才“中轉站”。時下在布什政府里權勢傾天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當年在跟隨老布什下臺后就曾經在傳統基金會里“韜光養晦”。這些人的角色和職位的轉換過程，生動地反映出了思想庫在華盛頓的獨特地位。在中國外交史上，可以發現某些時期內特定領導人對外交人才非常重視，也非常注意培養這些人才。例如，周恩來曾經把中國外交官必須具備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概括為：“立場堅定，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11]現在，中國外交面臨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做一個好的“分析型的干部”應當是一個研究人員最基本的素質要求。他們也應該力爭成為綜合性的人才，不僅具有調研能力，還應該具有辦案的能力；不僅具有語言的魅力，而且也應當在對外交往中展示游說和交際的能力；不僅具有交涉和談判的能力，還要在對外談話中“和風細雨”般地宣傳中國的國家政策和外交方略。由此可見，今后中國思想庫要特別注意培養的不僅僅是“兩棲人才”，而且是“多面的全才”，只有這樣，才能為中國未來的外交創造更復旦學報：社科版滬98～104D6中國外交孫哲20042004在全球化的影響和中國內政外交決策更加理性和民主的背景下，中國知識界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日益擴大。本文介紹中國外交特別是對美國外交重要思想庫的機制和人員概況，分析了中國外交思想庫在關注國際政治現實的大背景下扮演的五類角色：(1)為外交決策服務的政策建議者（智囊）角色；(2)担當信息管道、信息使者和外交談判參與者角色；(3)憑籍自己的學術聲望和人脈關系扮演的外交“納諫者”的角色；(4)政策主張宣傳者和傳播者的角色；(5)政策指導者、審議者和評判者的角色。結合中國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信息流動的實際情況，本文還探討了外交思想庫之間在協調和協商方面的不足以及中國思想庫人員面臨的種種實際困難。同時，結合對美國思想庫的觀察和思考，作者提出了改革中國思想庫的五點具體建議。思想庫/智庫/中國外交/政治參與/外交決策本文為2004年4月提交給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主辦的“國際關系主 流理論及其批判”研討會發言論文。論文初稿得到王逸舟、俞正ｌｉáｎｇ@①、蔡拓 、李少軍、張睿壯、門洪華以及與會其他學者的評論，在此表示感謝。文中觀點概由我 個人負責。沈Niall Ferguson孫哲(1966-　)，男，北京市人，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郵編　200433 作者：復旦學報：社科版滬98～104D6中國外交孫哲20042004在全球化的影響和中國內政外交決策更加理性和民主的背景下，中國知識界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日益擴大。本文介紹中國外交特別是對美國外交重要思想庫的機制和人員概況，分析了中國外交思想庫在關注國際政治現實的大背景下扮演的五類角色：(1)為外交決策服務的政策建議者（智囊）角色；(2)担當信息管道、信息使者和外交談判參與者角色；(3)憑籍自己的學術聲望和人脈關系扮演的外交“納諫者”的角色；(4)政策主張宣傳者和傳播者的角色；(5)政策指導者、審議者和評判者的角色。結合中國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信息流動的實際情況，本文還探討了外交思想庫之間在協調和協商方面的不足以及中國思想庫人員面臨的種種實際困難。同時，結合對美國思想庫的觀察和思考，作者提出了改革中國思想庫的五點具體建議。思想庫/智庫/中國外交/政治參與/外交決策本文為2004年4月提交給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主辦的“國際關系主 流理論及其批判”研討會發言論文。論文初稿得到王逸舟、俞正ｌｉáｎｇ@①、蔡拓 、李少軍、張睿壯、門洪華以及與會其他學者的評論，在此表示感謝。文中觀點概由我 個人負責。

網載 2013-09-10 21: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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