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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H2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57(X)(2004)01-0084-15
    藏族是我國民族大家庭的一個重要成員，人口眾多，居住地域遼闊，語言使用情況復雜，除90%使用藏語外，還使用嘉戎、木雅、扎巴、卻域、史興、納木義、古戧、舒興、爾蘇、＠①等語言，而且還使用別的民族的語言，如羌語、普米語等。藏族有7世紀左右創造的文字，歷史悠久，文獻浩瀚，是創造、繼承、發展藏族文化的重要工具。藏族有語言文字研究的歷史傳統，在豐富的文獻寶庫中，語言文字研究的著作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傳統上將藏族的語言文字研究稱為藏語和藏文研究，這是不準確的。第一，正如上文所述，藏族并不只使用一種藏語，而是使用多種語言，統稱為藏語不夠準確；第二，一般所謂的藏文研究主要是指文法研究，由于藏族受印度語言文字研究傳統的影響，所謂的“文法”包括了語法、語音、文字和正字法等多種內容。因此，準確地說，藏語研究應該是指現代藏語、古代藏語（包括傳統所謂的藏文和古藏文研究（注：在中國，古文字研究是一個糊涂概念。本來，古文字是指與現代文字相對而言的，而且主要應該是指文字體系。“古”應該是文字創造年代的時間概念，因為有些文字是現代創造的。而中國的所謂古文字，大體是指比現在通行的文字更古老的文字，是一個相對的時間概念，既用它排除現代創造的文字，也用它排除有更古文字的古代創造的文字，使用的是矛盾的雙重概念。而且語言和文字都分不清，不僅包括文字體系的研究，而且包括文字所記錄的語言內容的研究。所謂的古文字，對藏文來說，尤其糊涂。藏文是7世紀左右創造的，雖然經過幾次改革，但改變的內容不大，文字的體系和結構更沒有很大的變化，或者說，與現代通行的藏文比較來說，沒有一個更古老和體系差別較大的古藏文體系。因此，由于作為拼音文字的藏文是在古代藏語的基礎上創造的，所謂古藏文研究主要是年代較久遠的藏語書面語的研究，或者說是歷史較遠的古代藏語研究，與文字體系沒有太大的關系，更不是專指文字學的研究。））的語言學研究，藏文研究應該是指藏文的文字學研究。傳統的藏語文研究主要是以藏族為主體進行的，內容包括文法、正音、正字、修辭、翻譯和詩歌韻律等方面，并以文字學習、古籍解讀、佛經翻譯為主要目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古代文獻資料。由于藏語和藏文的關系與五四運動前的漢語和漢文的關系一樣，語、文脫節，即寫的是“文言”，說的是“白話”，因此，按上文的觀點來說，這些研究都是古代藏語和文字學的研究，也就是歷時語言的研究，而不是共時語言的研究。這種研究傳統在藏族大多數學者中一直延續至今。新中國成立以前，漢族和其他民族對藏族語言文字研究也主要是文字和書面語，最早是為了傳譯，編寫一些對照詞匯，如《龍威寶書》、《西域同文志》和《五體清文鑒》之類的對照辭書；后來是佛學界，以學習藏傳佛教為目的，編寫一些簡單的課本和字典。此外，就是張怡蓀編的《藏漢集論詞匯》、《漢藏語匯》和《藏漢大辭典資料本》（新中國成立前未完成，新中國成立后重編出版），也都以文獻資料為對象，屬于古代藏語研究的范疇。稱得上語言學研究的只有于道泉從藏文翻譯的《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一書（注：于道泉：《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M]，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五，1930年。金鵬：《Etude Sur Le Jyarung》（嘉戎語研究），《漢學》第3輯3-4期合刊，1949年。）前言中趙元任對拉薩話的粗糙記音和金鵬對嘉戎語的描寫研究。可見，真正使用現代語言學理論從語言學角度對藏族語言文字進行研究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可以這樣說，藏族對本民族語言文字的傳統研究和新中國成立后開展的現代藏語、古代藏語和藏文文字學的研究，構成了中國藏族語言文字研究的主體。
    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黨的民族語文政策的貫徹和實施，隨著藏語文地位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各民族院校藏語文課程的設置、有關民族語文研究機構的建立以及各種民族語文研究雜志的創辦，中國藏族語言文字的研究不僅逐步擴大了研究范圍，從書面語研究擴展到口語研究、方言研究、直到藏族所使用的其他有關語言的研究，而且迅速提高了研究水平，以現代科學語言學的理論將語文學研究水平提高到科學語言學的研究水平。無論在藏語的結構研究、使用研究還是比較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別是辭書編纂、語音研究、方言研究諸方面都在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產生了重大影響。藏族語言文字研究的繁榮和發展，直接影響到藏民族素質的提高，影響到科學文化水平的提升和文化教育的發展。藏族語言文字的研究，在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也培養了一支強大的藏、漢和其他各族學者組成的科研隊伍，他們為中國藏族語言文字研究的開拓、提高和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在為豐富藏族的文化寶庫、推動國際藏學研究和中國民族語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中國的藏族語言文字研究已經風風雨雨50年。事實上，前10年所進行的基本上是創建學校、培育人才、組建機構、收集資料等進行研究準備的基礎建設工作，再去掉10年浩劫，真正進行科研工作時間大約30年。在短短的30年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績，值得認真回顧和總結。本文將分現代藏語、古代藏語、藏文文字學和新世紀的藏族語言文字研究等四個方面進行介紹和探討。本文以藏語和藏族獨立使用的語言為主。討論到的專題，以專門的著作和專題論文為線索，包含在語言調查報告和概況一類介紹性和描寫性文章中的觀點恕不引述、介紹和討論。
    　　一、現代藏語研究
    　　1.語言調查和識別
    中國的藏族主要分布在四省一區，地區遼闊，語言復雜。新中國成立以前，國內外除了對90%的藏族使用的藏語有所了解外，對10%的藏族使用的語言除嘉戎語等少數語言外，幾乎一無所知。1956年為了解決少數民族的文字和教育問題，調查了解中國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情況，制訂語言政策和規劃，推動語言研究，國家抽調700余人組成7個工作隊深入民族地區進行語言普查，其中第七工作隊即主要調查藏語和藏族使用的有關語言。第七工作隊包括地方協助調查的人員，前后參加調查的將近200人，對四省一區的藏語進行了全面的普查，調查方言約100余點。此外，對藏族使用的嘉戎語和羌語也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共調查方言土語約四五十個點。對門巴、珞巴等語言則進行了初步的調查；（注：金鵬主編：《藏語簡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孫宏開：《羌語簡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上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為撰寫藏語簡志，又對藏語各方言進行了重點核查和補充調查，特別對衛藏方言的拉薩、日喀則、山南、亞東、那曲等地的藏語進行了重新調查；70年代末，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組織人員深入西藏邊境地區對門巴、珞巴和＠①人的語言進行重點調查；（注：陸紹尊：《錯那門巴語簡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張濟川：《倉洛門巴語簡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歐陽覺亞：《珞巴族語言簡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孫宏開等：《門巴、珞巴、＠①人的語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林向榮：《嘉戎語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瞿靄堂：《嘉戎語》[M]，《中國少數民族語言》[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80年代，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學先后對川西地區的語言進行調查研究，上文所述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語言中，除嘉戎、羌和普米等語言外，大多是這一時期發現和調查的。（注：黃布凡：《川西藏區的語言關系》[J]，《中國藏學》，1988年第3期。孫宏開：《川西民族走廊地區的語言》[A]，《西南民族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西藏社會科學院還對藏語的方言，如衛藏方言的阿里地區的藏語、聶拉木地區的夏爾巴藏語、工布江達地區的巴松藏語進行了補充調查。（注：翼靄堂、譚克讓：《阿里藏語》[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瞿靄堂《夏爾巴話的識別》[J]，《語言研究》，1992年第2期。瞿靄堂等《衛藏方言的新土語－巴松話》[J]，《民族語文》1989年第3期。）通過這三個階段的普查、重點調查和補充調查，初步弄清了藏語的方言和藏族使用語言的情況。所以說“初步”，是因為藏族分布地區遼闊，方言和語言的使用情況十分復雜，上述各階段進行的調查，限于人力和物力，基本上還只是補充的性質，調查的范圍和深入的程度與實際情況還有較大的差距。因此，無論藏語方言和藏族所使用的語言都還需要進一步深入進行調查。即以筆者80年代所調查的衛藏方言巴松土語而言，兩個村子相距一二十里卻彼此不能通話，遑論川、滇、甘等省的康方言使用地區、藏北地區、林芝地區等，或民族雜居語言復雜，或地區遼闊尚未調查，方言土語乃至新語言的再發現應是意料中的事情。上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還進行了全國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使用情況的調查，其中包括了對藏族使用的藏語和藏文以及其他語言情況的調查，對藏族語言文字的規范、規劃和教育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等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情況》[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90年代末，中國社會科學院還對語言文字使用的活力進行了調查和研究，其中同樣包括了藏語。通過科學的量化手段，進行評測，為研究藏語的運用和國家研究制定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提供了科學依據。（注：黃行：《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活力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0年。）
    對于藏族所使用的藏語和其他語言進行補充調查，本身就包含著語言識別的意義，即識別所調查的語言是藏語的方言還是一種新的語言。比如上述的阿里藏語、夏爾巴藏語和巴松藏語的調查和識別，結果確定為藏語的不同土語，不是新的語言。事實上，語言的識別遠比上述情況要復雜得多。比如白馬藏語、道孚藏語、爾龔語、觀音橋話、錯那門巴語等的調查和識別都有不同的意見，甚至對嘉戎語與藏語的關系，即嘉戎語是一種獨立的語言還是藏語的一種方言，都有不同看法。這涉及到語言和方言差別的理論、調查的資料、比較的方法、研究者對比較語言的熟悉程度和研究的水平等多種復雜因素。由于研究這些新發現和調查的方言和語言的人員少，調查和研究的時間短，收集的資料還不夠豐富，對進行科學識別來說，任務還比較艱巨，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注：參見上引黃布凡和孫宏開關于川西地區語言調查情況的報告。瞿靄堂：《嘉戎語的方言》[C]，《民族語文》1990年第4-5期。黃布凡等：《白馬話支屬問題研究》[J]，《中國藏學》，1995年第2期。《觀音橋話語屬問題研究》[A]，藏緬語族羌語支語言和語言學研討會論文，臺北，1999年11月。張濟川《白馬話和藏語》[J]，《民族語文》1994年第2-3期。王建民等：《安多話嘉戎話對比分析》，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瞿靄堂、勁松：《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M]，《語言研究》，2000年第2期。瞿靄堂：《中同的民族與語言》[J]，《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孫宏開：《語言識別與民族》[J]，《民族語文》1988年第2期。孫宏開：《六江流域的民族語言及其系屬分類》[J]，《民族學報》1983年第3期。）
    　　2.方言學
    藏語是一種多方言的語言，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語言如嘉戎語、羌語、普米語、＠①語等都有方言的差別，這些語言大多沒有進行過深入和廣泛的調查，僅就初步了解來說，內部的差別也是較大的。方言和語言的識別，不僅中外觀點殊異，國內的看法分歧也很大。應該說這是語言學中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不同國家的研究都按照自己的語言實際有不同的研究傳統。國內不同語言的方言研究同樣根據不同的語言情況，并無統一的分類標準。過去的研究大多偏于定性，近年來出現定量的研究方法，比如通過詞階比較或綜合的量化標準進行定量分類。但由于對量化項目的價值可以有不同的認識，對不同項目的定值同樣會發生分歧，因此，量化的方法也不能作為一種硬標準取得統一的認識。在方言研究界，特別是中國的方言研究界，至少有以下幾點比較統一的看法：第一，不同語言的方言劃分不一定要有統一的標準，換句話說，要按照語言的實際情況區別方言；第二，宜粗不宜細，特別對方言差別大的語言來說，這個原則尤其重要；第三，方言劃分是類型學的劃分，應以語言的結構特征為主要劃分標準；第四，語言之外的種種因素，特別是社會因素、民族因素等是劃分方言的重要參考因素，但不能是決定因素；換句話說，要確立民族學、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之類的方言與語言學方言之間的不同概念，確立語言學方言概念的獨立性，擯棄語言和方言不能區分的錯誤觀點。筆者在語言識別和劃分藏語、嘉戎語方言時，除了貫徹上述一般原則外，也提出一些新的劃分原則，比如“非等量原則”，“即不同語言識別和方言土語劃分在結構標準的掌握上是不等量的，這是根據不同語言或方言之間不同的差異程度以及參考使用這種語言或方言的人的歷史、民族、文化等因素確定的。這個原則體現在語言識別上，就是‘從遠不從近’的原則，因為語言識別既關系到歷史分類，也關系到類型分類，具有交叉性。比如白語的識別，就現代白語的結構來看，與漢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有人認為白語是漢語的一種特殊方言，但參考歷史、民族、文化等因素，我們認為白語應認定為一種藏緬語言；再如我們在識別白馬話、夏爾巴話、巴松話時，同樣使用了這樣的原則，從現代語言狀況來看，這些話與藏語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但不同的一面小于相同的一面，由于我們采用的是定性的手段，純粹結構原則的論證就有可能產生不同的看法，如果參考了歷史、民族和文化等因素，這些話認定為藏語的方言就順理成章了；‘非等量原則’體現在方言和土語劃分上，就是‘從合不從分’的原則，這與漢藏語言的方言不僅分歧大而且分散的特點有關，也與方言分類的目的性有關。像漢語、彝語、苗語、藏語等方言分歧大而情況特別復雜的語言，如果按照‘等量原則’，恐怕會劃分成三五種語言或十幾種方言。以藏語來說，康方言內部土語之間的差別與衛藏、安多方言內部的差別是‘不等量’的，也就是說，康方言內部土語之間的差別遠遠大于衛藏和安多方言內部的差別。如果按‘等量原則’，康方言內部恐怕還能劃分出三個五個方言來。比如康方言內部的卓尼話（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來源于衛藏方言，后來與當地的康方言融合，成為一種與周圍康方言的土語很不相同的特殊土語。由于歷史來源和發展線索清楚，作為康方言的一個土語遠比作為一個獨立方言要科學和合理。”（注：瞿靄堂、勁松：《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J]，《語言研究》，2000年第2期。）
    藏族的歷史文獻中早就將藏語分為衛藏、康和安多三個方言。新中國成立后，對藏語進行了全面普查，經過研究，依然按照藏族的傳統，將藏語分為三個方言，只是進行了細化和科學化，包括確定了方言的分布地域和進一步劃分了方言下一層級的土語。如衛藏方言分布在西藏自治區的大部分地方；康方言分布在西藏自治區的昌都地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和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方；安多方言分布在甘肅省、青海省各藏族自治州、化隆回族自治縣、循化撒拉族自治縣、樂都縣的部分地方以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部分地方。西藏自治區的藏語除改則、班戈、聶榮、申扎、安多、那曲等地屬于康方言的西部土語，昌都、波密、察隅、墨脫等地屬于康方言的東部土語外，主要屬于衛藏方言。衛藏方言有五個土語：前藏土語分布于拉薩市、山南專區；后藏土語分布于日喀則專區；阿里土語分布于阿里專區；夏爾巴土語分布于聶拉木縣樟木口岸；巴松土語分布于工布江達縣錯高和雪卡鄉。藏語的康方言除上述少數地方外，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區以外，也分五個土語：東部土語主要分布于德格、甘孜、康定、雅江、丁青、理塘、巴塘、鄉城、稻城等地；南部土語分布于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縣；西部土語分布于西藏自治區境內；北部土語分布于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卓尼土語分布于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縣、迭部縣；舟曲土語分布于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縣；藏語的安多方言分布在甘肅、青海和四川三省，分四個土語：牧區土語分布于青海省各藏族自治州、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部分地方；農區土語分布于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縣、循化撒拉族自治縣、樂都縣部分地方；半農半牧土語分布于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道孚土語分布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縣、爐霍縣。
    藏族總人口459萬（1990年統計），90%以上使用藏語。藏語三個方言中，衛藏和安多方言差別較大，基本上不能通話；康方言介于兩者之間，東部土語和南部土語較接近衛藏方言，其余四個土語較接近安多方言，但它分別與衛藏和安多方言通話都相當困難。衛藏和安多方言內部各土語之間的差別較小，一般來說，彼此通話不成問題。但衛藏方言的夏爾巴土語和巴松土語都比較特殊，與其他土語不能通話。康方言內部比較復雜，土語之間的差別較大，彼此通話有一定的困難。這是就一般而言的，具體情況還要復雜得多。藏語三個方言之間語音、語法、詞匯上都有一定差別，但以語音差別為主；其次是詞匯和語法。土語之間的差別主要是語音，其次是詞匯，語法差別較小。三個方言和方言內部土語之間的詞匯差異概括來說，衛藏、康與安多方言的非同源詞約30%左右，衛藏與康方言的非同源詞約20%左右。方言內部土語之間的非同源詞一般是10%左右，差別大的也能達到20%，個別情況像夏爾巴土語、巴松土語都超過20%。語音差別主要表現在濁輔音和復輔音聲母、單元音韻母、輔音韻尾和聲調的差異上；語法差別則主要是動詞的屈折形態和助詞的差異。（注：瞿靄堂：《藏族的語言和文字》[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年。《藏語方言的研究方法》[J]，《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1年第3期。）當然，對藏語方言的分類也有不同的看法。（注：張濟川：《藏語方言分類管見》[A]，《民族語文論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由上可見，藏語方言的劃分還是比較粗糙的，這不僅因為我們遵循上述的有關原則，而且因為盡管對藏語進行過比較全面的普查，但由于藏族居住地區廣大，語言使用情況復雜，一次普查和多次補充調查還不可能完全掌握藏語的全部使用情況，特別是康方言分布地區，語言和方言的分布尤其復雜，還有大量的調查和研究工作要做。即使以方言內部比較統一和調查得比較深入的衛藏和安多方言來說，同樣有進一步調查研究的必要。比如夏爾巴話、巴松話、白馬話等都是近幾年才發現和補充調查的。盡管還有這些不足之處，但藏語的方言學研究依然無庸置疑地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可以這樣說，沒有中國各民族學者對藏語和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語言進行大規模、全方位、長時間地深入四省一區實地進行艱苦卓絕的調查和研究，世人根本無法如此全面地窺見藏族語言使用的面貌，遑論編繪諸如《中國語言地圖集·藏語方言圖》這樣的比較科學和精確的方言地圖，（注：瞿靄堂、譚克讓：《中國語言地圖集·藏語方言圖》[M]，香港朝文公司，1987年。）編纂《藏漢對照拉薩口語詞典》（注：于道泉主編：《藏漢對照拉薩口語詞典》[A]，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安多藏語口語詞典》（注：華侃、龍博甲：《安多藏語口語詞典》[M]，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3年。楊士宏：《一河兩江流域藏語方言匯要》[M]，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5年。）這樣規模較大的方言辭書了。
    嘉戎語是部分藏族并用的一種語言，與羌、普米等語言同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藏語支，主要通行于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雅安專區部分地方，使用人口約15萬，占藏族總人口的3.8%。嘉戎語是藏語支乃至藏緬語族中一種極富特點的語言：1)它是藏語支語言中惟一較完整地保留古老特征的語言，如復雜而規律的復輔音聲母系統以及包括古老前置結構和人稱、從屬范疇的語法系統，是漢藏語言歷史比較研究的寶貴資料；2)方言復雜，分歧較大，以致有人認為嘉戎語的西部方言是一種獨立的語言（稱道孚語或爾龔語）（注：黃布凡稱道孚語，見《川西藏區的語言關系》[J]，《中國藏學》1988年第3期，孫宏開稱爾龔語，見《六江流域的民族語言及其系屬分類》[J]，《民族學報》1983年第3期。），因而是方言劃分和語言研究的一個比較典型的實例；3)具有復雜的語言和歷史文化背景。如各方言中藏語借詞多達30%-40%，在政治、歷史、宗教、文化等方面與使用藏語的藏族又有極其密切的關系，因而有人認為嘉戎語不是獨立的語言，而是藏語的一種方言（注：王堯：《藏語mig字古讀考——兼論藏語聲調的發生與發展》[J]，《民族語文》1987年第4期。并參見上引王建民等：《安多話嘉戎話對比分析》，成都：四川人民族出版社，1992年。）。這是方言劃分和語言識別研究的又一新的課題；4)由于上述復雜的語言情況和歷史文化背景，造成了發生學分類的困難，有人認為嘉戎語屬于藏語支，有人則認為應屬于新設的羌語支。（注：參見上引黃布凡、孫宏開文。）解決這個問題，顯然對漢藏語言發生學分類研究有推動作用。
    嘉戎語可以劃分為東部、北部和西部三個方言。東部方言主要通行于阿壩州的理縣、汶川縣、小金縣、馬爾康縣和金川縣的大部分地方，又可分為馬爾康、理縣、大金、小金四種土語，使用人口約9萬；北部方言主要通行于阿壩州馬爾康縣卓克基區大藏鄉、沙爾鄉和草登區的草登鄉、大維鄉和日部鄉，又可以分為大藏和草登兩種土語，使用人口約1萬；西部方言主要通行于阿壩州金川縣中寨區、壤塘縣上寨區和馬爾康縣松崗區木爾宗鄉、甘孜州丹巴縣格什扎鄉、丹東鄉、八旺鄉和東古鄉、道孚縣的城關區和瓦日區的瓦日鄉、下甲鄉和木茹鄉以及八美區的沙仲鄉，又可分為中寨、上寨、丹巴三種土語，使用人口約4萬5千（注：西部方言的人口數字引自上文所引黃布凡文。）。嘉戎語方言差別較大，一般來說，互不通話。以方言內部來說，東部方言各土語基本能通話，北部方言土語間通話就有困難，至多能懂一半左右，西部方言各土語間基本不能通話。嘉戎語方言或土語的差異，就語言結構來說，語音、詞匯、語法上都有較明顯的反映，尤其是詞匯和語法。從差別的程度來說，東部方言與西部方言差異最大，北部方言居中而更接近東部方言，換句話說，北部方言與東部或西部方言的差異遠小于東部方言與西部方言的差異，北部方言與東部方言的差異又小于與西部方言的差異。這種差異與地理位置相合，即離得越遠，差別越大。如北部方言地理位置居中，與其他方言的差異也居中，而東部方言東端的理縣土語與西部方言的差異就大于中部馬爾康土語與西部方言的差異。
    從上述“從合不從分”的原則出發，在語言和方言識別中，我們提出“方言鏈”的概念，即如果兩種方言的差別較大，使用結構定性的手段難以確定的時候，應該考慮“中介方言”，即在這兩種方言之間是否還有一種或數種與這兩種方言都能發生關聯的方言。“中介方言”是通過與上述兩種差別較大的方言的比較，都能確定為方言差別的方言。如果有這種“中介方言”，那么就與這兩種差別較大的方言形成“方言鏈”，將這兩種差別較大的方言“鏈接”起來，成為一個整體，也就可以認定這兩種差別較大的方言是方言差別，而不是兩種獨立的語言。我們認為所謂的“爾龔語”是嘉戎語的一種西部方言，就是因為雖然這種所謂“爾龔語”與嘉戎語的東部方言差別較大，但有北部方言作為“中介”，就將東西部方言“鏈接”起來，因為通過按照結構原則的比較，北部方言與東部方言和西部方言都只是方言的差別。加之，參考使用所謂“爾龔語”的人的歷史、民族和文化等因素，就更能進一步說明它作為嘉戎語的一個方言而不是獨立語言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注：瞿靄堂：《嘉戎語的方言》[J]，《民族語文》1990年第4-5期。林向榮：《嘉戎語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3.語音學
    現代藏語的語音研究有兩個出發點：第一，揭示藏語的語音特點；第二，豐富和促進漢藏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聲調、復輔音聲母和韻母。漢藏語言的語音研究，特別是音系學研究，由于獨特的語言結構、悠久的文化背景、優秀的學術傳統和特定的社會功利目的，形成了獨立的研究理論和方法。藏語語音研究自不例外，同樣“遵循三條原則：第一，縱橫相交的歷史原則，即將語音放在共時和歷時的相交點上，視作縱橫共現體，是一種開放和發展的系統功能研究，比如塞擦音聲母的單純性、入聲調類的獨立性、漢語舌面塞擦音的音位功能性、藏語元音長短的附屬性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根據這種歷史和發展的觀點；第二，主次相關的功能原則，即根據語音的出現和使用頻率、語音在系統中的地位和語音之間的關系，確定語音的功能屬性，比如借詞音位的確定，嘉戎、珞巴等語言聲調的功能性質，拉薩藏語鼻音前置輔音等方面的研究，即遵循這種語音的功能價值觀；第三，動靜相聯的系統聯系原則，即將語音的動靜兩種狀態結合起來，也即將獨立狀態和系統狀態結合起來，揭示語音的系統結構功能屬性、語音之間的動態關系和變化規律。比如語音的協和與聯音變化、音變和變音的關系、本調和變調的關系、音位與變體的關系等研究，都建立在這種過程觀的基礎上。”（注：瞿靄堂、勁松：《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語音篇·漢藏語言的音系學》[J]，《語言研究》2000年第2期。）因此，嚴格來說，藏語語音極少有單純的描寫研究，大多是將描寫、歷史和功能結合起來的研究。
    聲調　聲調是漢藏語言的一個重要語音特征，在語音系統中，將聲調識別為與輔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語言要素，并作為特定語音分析層次的一個功能單位，是對音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理論貢獻。因此，中國有研究聲調的歷史傳統。藏語的聲調研究更有特殊的意義，因為一是聲調產生的時間晚，大約在8-9世紀之間；二是聲調的變化小，各地的調類和調值比較統一；三是聲調產生和分化的條件清楚；四是調值與聲韻母還保持著比較自然的聯系；五是各地聲調發展不平衡，現代藏語中幾乎保留了聲調發展各個階段的不同形態；六是保留了可資比較的無聲調方言；七是有7世紀左右聲調產生之前的書面文獻。這樣的條件不是其他漢藏語系的語言都有的，于是藏語聲調的研究對漢藏語系語言聲調的研究，特別是聲調發生和發展的研究就有了重大的意義。
    中國藏語聲調研究大體包括五個方面：第一，聲調的綜合描寫和歷史比較研究，即全面描寫現代藏語方言的聲調類型，并在構擬藏語古調類的基礎上研究聲調的發生和發展，主要探討聲調與聲韻母的歷史制約關系；（注：瞿靄堂：《藏語的聲調及其發展》[J]，《語言研究》1981年第1期。黃布凡：《藏語方言聲調的發生和分化的條件》[J]，《民族語文》1994年第3期。）第二，研究藏語方言的聲調，比如拉薩話、卓尼話、夏爾巴話的聲調，主要描寫聲調的系統和探討聲調與聲韻母的歷史制約關系，即聲調的發生和變化的研究；（注：胡坦：《藏語（拉薩話）聲調研究》[J]，《民族語文》1980年第1期。瞿靄堂：《卓尼藏語的聲調及聲韻母的關系》[J]，《中國語文》1962年第7期。譚克讓：《夏爾巴藏語的聲調系統》[J]，《民族語文》1987年第2期。《藏語拉薩話聲調分類和標法芻議》[J]，《民族語文》1982年第3期。）第三，研究藏語方言聲調的變調規律；（注：瞿靄堂：《藏語的變調》[J]，《民族語文》1981年第4期。譚克讓：《藏語雙音節詞調類型》[C]，《藏族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四，研究藏語的調值，通過藏語的模式變調以及方言聲調類型的比較，參考聲調較后產生的康方言的聲調，特別是作為方言島的夏爾巴話的聲調，構擬藏語古調值，并通過古調值探討藏語聲調的發生和發展；（注：瞿靄堂：《藏語古調值構擬》[J]，《中國語言學報》1989年第4期。）第五，進行藏語聲調的實驗研究。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對聲調性質的實驗，即通過對單字調和雙字變調的實驗，以實驗的數據，為確定聲調的音系學研究提供了科學的依據，拉薩話字調中的12調和24調、變調中的11調的確定，也即對原來聽辯的糾正，就是實驗的成果；（注：胡坦等：《藏語（拉薩話）聲調實驗》[J]，《語言研究》1982年第1期。）二是對聲調與音節關系的實驗，確認了藏語長短調與長短音節的關系；（注：譚克讓、孔江平：《藏語拉薩話元音、韻母的長短及其與聲調的關系》[J]，《民族語文》1991年第2期。）三是對聲調產生的嗓音機制和感知所做的實驗。（注：江荻：《論藏語聲調高低分化的噪音機制》，《漢語及少數民族語言語音學研討會論文集》[C]，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1998年。孔江平《藏語（拉薩話）聲調感知研究》[J]，《民族語文》1995年第3期。）
    藏語的聲調研究不僅為藏語聲調的定性和定位、發生和發展等方面作出了貢獻，而且對漢藏語系語言的聲調研究具有推動的意義和借鑒、啟發的作用。
    藏族所使用的語言中，嘉戎語的聲調研究也曾經是一個熱點。嘉戎語是藏緬語族中一種語音系統極為復雜的語言，按漢藏語系語言聲調發生是語音簡化的一種代償現象的規律，嘉戎語周邊大多語言也沒有聲調，或者說沒有語言接觸發生聲調的條件，聲調的產生缺乏必要的基礎。但事實上，嘉戎語中的確有極少數詞或語法成分有以音高區別意義的現象。因此，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嘉戎語是否具有聲調系統就成為一個值得討論的課題。一種觀點認為“梭磨話（嘉戎語東部方言的一種土語——引者注）每個音節都有固定的聲調，盡管聲調在大多數詞中都不是區別意義的惟一要素，但固定的聲調都是區別不同音節的特征（或稱要素）之一。由于梭磨話的每一個音節都有固定的聲調，說這種話的人已有區別聲調的語感，因而任何一個音節，如果不按其固有的聲調去念，就會出現錯義或歧義，至少會被認為不是純正的梭磨話。我們認為，音節有無固定的聲調乃是確定一種語言有無聲調的關鍵因素。因為，音節的聲調固定后，聲調就已成為不同音節的區別性特征之一，其區別意義的功能將逐漸由弱變強，由少到多。這就是說，音節有了固定的聲調之后，這種語言就已完成了由無聲調向有聲調的過渡。這是一種質的變化。”（注：戴慶廈、嚴木初：《嘉戎語梭磨話有沒有聲調》[J]，《語言研究》1991年第2期。）另一種觀點認為“從音系特征來說，嘉戎語的聲調與音節關聯的不穩定性，詞調表達方式的多樣性或無系統性，缺乏單音節的辨義功能，聲調與聲韻母也沒有固定的關聯，與漢藏語言聲調音系學特征的音節性、辨義性、羨余性多不相合。”嘉戎語自然是無聲調語言。（注：瞿靄堂：《論漢藏語言的聲調》[J]，《民族語文》1993年第6期—1994年第1期。林向榮：《關于嘉戎語的聲調問題》[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9年第5期。）這涉及到資料收集、聲調和音系學的理論、對漢藏語言聲調發生發展規律的認識等多方面的問題，值得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
    復輔音聲母　復輔音聲母是藏語語音的一個重要特點。歷史上藏語有豐富和復雜的復輔音聲母。隨著語音的發展和變化，復輔音聲母已經逐漸簡化和消失。現代藏語方言中所保留的復輔音聲母同藏語書面語（藏文）中的復輔音聲母比較起來，顯然已經簡單得多了。但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諸語言中，除嘉戎語外，現代藏語方言中的復輔音聲母還是比較豐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緬語族語言這一語音特點。現代藏語三個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較繁多的復輔音聲母，而衛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帶前鼻音成分的復輔音聲母外，多數地方復輔音聲母已經消失。所以，復輔音聲母還是劃分方言在語音上的一個重要標志。藏語調類的分合、新音位的產生、濁音的清化、元音的復化等現象，都和復輔音聲母及其發展變化有關。
    藏語復輔音聲母的研究有兩種：一種是綜合的研究，即通過藏語各方言的材料，探討復輔音的性質、結構和類型，描寫各方言中復輔音聲母的現狀，并通過與藏語書面語的比較，研究復輔音聲母的發展和變化；（注：瞿靄堂：《藏語的復輔音》[J]，《中國語文》1956年第6期。江荻：《藏語復雜聲母系統及復雜演化行為》[J]，《中國藏學》1996年第4期。）一種是對藏語個別方言復輔音聲母的研究。內容與上述基本相同。如對安多方言復輔音聲母的研究。（注：華侃：《甘南夏河、瑪曲藏語中復輔音聲母的比較》[J]，《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4期。《安多方言復輔音聲母和輔音韻尾的演變情況》[J]，《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第1期。王青山：《天峻藏語復輔音的特殊現象》[J]，《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4年第3期。）此外，也有人做了相關的實驗研究。（注：孔江平：《道孚藏語雙擦音聲母的聲學分析》[J]，《民族語文》1991年第3期。）
    韻母　古代藏語的單元音韻母和韻尾都與原始漢藏語言的韻母比較接近，而且現代藏語有的方言中還比較相近地保留了這些特點。因此，藏語韻母的研究對整個漢藏語言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上古漢語的語音研究，無論是聲母或韻母研究都不能沒有藏語語音研究的幫助。藏語韻母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韻母性質、結構、類型和歷史發展變化的研究。這是一種綜合的研究，以全面揭示藏語韻母的面貌為目的，既有以整個藏語方言土語為對象的，（注：瞿靄堂：《藏語韻母研究》[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瞿靄堂：《藏語韻母的演變》[J]，《中國語言學報》1983年第1期。）也有以一種方言為對象的；（注：瞿靄堂：《藏語安多方言韻母演變情況提要》[C]，《民族語文研究文集》，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二是研究藏語的復元音韻母。藏語的真性復元音韻母在整個漢藏語言中是絕無僅有的，它在感知上是一個單位，卻有兩個等重的響點，與假性復元音有明顯的差別。（注：瞿靄堂：《藏語的復元音》[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譚克讓：《阿里藏語的復元音》[J]，《民族語文》1980年第3期。）有人還對這種真性復元音做了語音實驗，為這種復元音的定性和定位提供科學依據；（注：董穎紅：《藏語真性復合元音的聲學特征分析》[C]，《現代語音學論文集》，北京：金城出版社，1999年。）三是研究與韻母有關的音節減縮現象。藏語音節減縮現象除與聲調有關外，主要涉及到新單元音韻母、復元音韻母的產生，特別是真性復元音韻母的產生、韻母配列的重構、韻母的鏈變等多個方面。應該說是藏語語音重要特點之一。（注：譚克讓：《阿里藏語構詞中的音節減縮現象》[J]，《語言研究》1982年第1期。《阿里藏語語法形式上的音節減縮現象》[J]，《民族語文》1983年第5期。）
    語音演變的理論　不同語言的發展和演變既有共性又有個性，這些相似性和差異性共同構成了語音發展演變的理論。比如連續音變論、擴散音變論、疊置音變論等。藏語的音變理論研究是一個具有開拓性的領域。如從音變的類型（注：胡坦：《藏語歷史音變的幾種類型》[C]，《民族語文論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音變與語素的關系（注：胡坦：《藏語的語變異和語音變遷》[J]，《民族語文》1984年第3期。瞿靄堂：《藏語中的異根現象》[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音變原理（注：胡坦：《略談規則和例外》[J]，《民族語文》1993年第4期。江荻：《論語音對應關系中音值差異的成因》[J]，《民族語文》1996年第6期；《論語言演化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性》，《中國民族語言論叢(2)》，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方面對藏語語音演變進行研究。
    　　4.語法學
    藏語和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語言在語法上有以下特點：(1)以動詞為中心的句法框架；(2)有比較豐富的形態；(3)具有施動和受動標記；(4)大多為賓動、名形（包括數量、指代）語序：(5)判斷、存在動詞多形化；(6)動詞人稱化和方向化。中國有關的語法研究主要是藏語，而藏族所使用的其他獨立語言，除嘉戎語外，大多還只有描寫性的調查報告，沒有專著和專題性的論文。全面和綜合研究藏語語法的極少，（注：王志敬：《藏語拉薩口語語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4年。）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語法體系　主要從“注意漢藏語言的特點”、“整體考慮、照顧方言”和“求同存異”的原則出發，根據“后置表達系統”、“形態簡化”、“減縮現象”和“賓動語序”等系統性特點，構建以虛詞和輔助動詞為框架語法體系；（注：瞿靄堂：《論藏語的語法體系》[C]，《藏族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或者研究語法的類型特征，（注：胡坦：《藏語語法的類型特征》[C]，《藏學研究論叢(4)》，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或者以動詞為中心探討藏語的語法結構。（注：金鵬：《論藏語拉薩口語的特點和語法結構》[J]，《民族語文》1979年3期。）
    形態研究　主要是對藏語動詞形態的研究。藏語動詞的形態是一種殘存的現象，已經沒有獨立表達語法功能的作用，但卻是一種重要的形式變化。大體可以分為：研究動詞形態的形式類型及其歷史發展變化；（注：瞿靄堂：《藏語動詞的屈折變化的結構及其演變》[J]，《民族語文》1985年第1期。金鵬：《藏語動詞表三時的屈折形態簡化的兩種途徑》[J]，《語言研究》1983年第1期；《藏語拉薩話判斷動詞和存在動詞的用法》[J]，《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1年第4期；《藏語拉薩話動詞的式及其表達方法》[J]，《民族語文》1983第1期。謝廣華：《藏語動詞的語法范疇》[J]，《民族語文》1982年第4期。）其次是對動詞的時、體、式、態、自主性、重疊功能和判斷、存在動詞的特點進行的研究。（注：車謙：《藏語動詞的自主和不自主》[J]，《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2期。王青山：《藏語口語詞的重疊與上加成素》[J]，《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3期；《青海環海區藏語的動詞重疊形式》[J]，《民族語文研究文集》，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淺談藏語形容詞的語法范疇》，《民族語文研究新探》[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王會銀：《藏語拉薩話動詞的重疊形式》，《民族語文》1988年第3期；《現代藏語拉薩話形容詞的重疊形式》[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3期。仁增旺姆：《重疊方式在安多藏語中的運用》[J]，《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譚克讓：《藏語動詞的自動態和使動態》[J]，《民族語文》1988年第6期。張濟川：《藏語的使動、時式、自主范疇》[J]，《民族語文》1989第2期；《藏語形容詞級的范疇》[J]，《民族語文》1996年第6期。瞿靄堂：《阿里藏語動詞體的構成》[J]，《民族語文》1980第4期。江荻：《藏語拉薩話現在時的標記及功能》[J]，《民族語文》1999年第5期。）這些研究都充分體現了現代藏語的形態特征。
    助詞研究　助詞是藏語語法體系中的一種主要語法手段。是藏語形態變化分析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助詞研究成了藏語語法形式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由于藏語的助詞研究大多包含在有關著作和語言的描寫報告中，專題的研究比較少。（注：謝廣華：《論藏語的結構助詞》[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第3期。王青山：《試析巴塘藏語中的幾個結構助詞——兼談人稱代詞的音變現象》[J]，《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4年第4期。）
    句法研究　藏語像其他藏緬語言一樣，是以動詞為中心的語言，動詞的屬性常常能影響句中其他詞語語法功能的變化。“藏語動詞語雖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詞語。”（注：胡坦：《拉薩藏語中幾種動詞句式的分析》，《民族語文》1984年第1期。）換句話說，藏語動詞的性質決定作為主語名詞的標記。有時候，作為主語名詞的標記使用，也會起反作用，“N能否控制V，主要表現在動詞語尾上，而N對V的控制程度的強弱則表現在主語名詞的用不用施格上。”（注：胡坦：《拉薩藏語中幾種動詞句式的分析》，《民族語文》1984年第1期。）就是說，動詞上同樣需要體現主語名詞的一定語法功能，如人稱、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標記會改變主語名詞與動詞的語法關系。可見，從動詞的屬性（比如“向”）和主語名詞的標記（比如格助詞）關系著手，是研究藏語句法的一個有效途徑。此外，研究某種句式如比較句的結構和特征及其方言差異和古今變化，（注：胡坦：《論藏語比較句》[J]，《民族語文》1985年第5期。）或者研究藏語的復句（注：格桑居冕：《藏語復句的句式》[J]，《中國藏學》1996年第1期。）和一般地討論句法結構（注：謝廣華：《拉薩藏語的句法結構》[J]，《民族語文》1985年第6期。）等。
    　　5.信息處理
    藏語的信息處理還處于起步階段，主要解決藏文平臺和輸入法的問題，而且當前尚處于各自為政，沒有統一的標準和規范的階段。此外就是建立一些比較簡單的數據庫（注：鮑懷翹等：《藏語拉薩話語音聲學參數數據庫》[J]，《民族語文》1992年第5期。趙穎、拉熱：《藏漢雙語藏藥檢索系統》[C]，《中國少數民族語文現代化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和演算程序（注：王維蘭、夏吾才讓：《藏文歷算日月食預報系統的研制》，《中國少數民族語文現代化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與語言研究有關的，比如自動分詞研究（注：羅秉芬、江荻：《藏語計算機自動分詞的基本原則》，《中國少數民族語文現代化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統計用語料的抽樣研究等（注：周季文、江荻：《藏語計算機統計用語料抽樣文體的遴選》，《中國少數民族語文現代化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江荻：《書面藏語的熵值及相關問題》[C]，《1998中文信息處理國際會議論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大多與書面藏語有關。還沒有形成一定的研究規模。
    　　二、古代藏語研究
    古代藏語研究原來稱藏文研究，概念比較籠統，而且語言和文字不分。藏文是拼音文字，語言基礎十分清楚。因此，研究藏文的產生和發展、文字體制和正字法等應是文字學的內容；而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藏文所表述的內容，則應屬于古代藏語的研究，研究的是藏文創造年代作為文字基礎的語言。傳統藏文的研究主要是“文法”，喜饒嘉措大師說過，藏文的文法多如牛毛，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生動的比喻。而且正如上文所述，文法研究不能等同于作為藏文基礎的語言的語法研究，因為傳統文法研究還包括了正字法、正音法、文字學等眾多內容。由于我們將原來的藏文研究分為古代藏語研究和文字學研究兩部分，因此，下文涉及到傳統的古代藏語語法研究時，除將文字學部分排除在外，其他內容不再詳細區分，只是將傳統的研究稱為文法研究，以現代語言學方法進行的研究稱為語法研究。古代藏語研究可以分為辭書、語法、語音和漢藏比較四個部分。
    　　1.辭書
    藏族傳統辭書稱“正字法”或“正字學”。新中國成立后，限于條件只能先重印了一批如《正字學詳解》（注：華康翻譯大師：《正字學詳解》[Z]，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正字學初學》（注：阿尊良巴：《正字初學》[Z]，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58年。）、《藏文正字智者生喜本釋》（注：樣堅饒白傲錯：《藏文正字智者生喜本釋》[Z]，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傳統辭書。藏族傳統辭書為了便于記憶，都集詞成韻，簡于注釋，連續排列。1957年民族出版社約請法尊法師和張克強從藏文翻譯成漢文并補注出版了格西曲扎《藏文辭典》，這應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本新法編排的藏文辭書。嗣后，出版了一些按傳統方法編寫的藏文辭書和新法編排的辭書（注：桑熱嘉措：《正字學》[Z]，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才旦夏茸：《藏漢詞匯》[Z]，青海人民出版社，1955-1957年。山木旦主編：《新編藏文字典》[Z]，青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索朗降村：《藏文辭典》[Z]，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還出版了新詞術語詞典和成語詞典等。（注：《藏漢新詞匯》[Z]，北京：民族出版社，1954-195年。《漢藏對照成語》[Z]，民族出版社，1980年。）1985年出版了享譽海內外的《藏漢大辭典》，（注：張怡蓀主編：《藏漢大辭典》[Z]，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獲得四川省科研成果一等獎和吳玉章科研基金一等獎等多種榮譽。近年來，為方便學習梵文和翻譯、學習藏文古籍，還出版了《梵藏漢對照詞典》。（注：安世興：《梵藏漢對照詞典》[Z]，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
    　　2.語法
    文法研究　傳統的古代藏語語法研究是指文法的研究。據傳藏文傳統的文法書原有八種，但傳世的只有《授記根本三十頌》（簡稱“三十頌”）和《性入法》（也稱“字性綴聯法”或“音勢論”）兩種，成為后世文法研究的濫觴。《三十頌》為偈頌體，四句一頌，以后加字為中心，論述正字法和語法問題，包括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字母分類和文字結構；第二部分講述虛詞的形式和意義；第三部分是有關后加字的論述，說明后加字的重要性；第四部分論述學習方法。《性入法》也是偈頌體，簡明敘述字母分類、綴聯規則及其所表達的語法意義，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字性分類，按發音方法將藏文字母分為陰性、陽性和中性等類；第二部分是前加字和后加字的字性分類、綴聯規則及其作用。前加字和后加字的字性是按其在音節中的實際發音確定的，因此與上述字母的字性并不完全一致；第三部分論述字性分類和正確綴聯的重要意義。這本書從根本上來說，是從字性和綴聯的角度對《三十頌》的注釋、疏證和補充。
    藏文的文法研究有悠久的歷史、優良的傳統和深厚的底蘊，因此，后世的研究都以《三十頌》和《性入法》為藍本，特別是術語和有關概念至今沿用不變。新中國成立后，首先重印出版了大量藏族文法名著。（注：司都：《司都文法詳解》[Z]，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色多：《藏文文法根本頌色多氏大疏》[Z]，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年。《西藏文法四種合編》[Z]，北京：民族出版社，1956年。《語門文法概要》[Z]，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扎得文法》[Z]，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然后撰述新著，從研究的內容和方法來說，可以分為四派：第一派是注釋派，即嚴格按照《三十頌》和《性入法》偈句的次序，逐句注釋，并對不同觀點進行駁辯；（注：桑熱嘉措：《文法要義》[Z]，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才旦夏茸：《藏文文法詳解》[Z]，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藏文文法》[Z]，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二派為增補派，在上述的注釋框架內，對《三十頌》和《性入法》中未曾提到的內容進行補充；（注：貢噶：《藏文文法簡要及動詞的用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57年。毛爾蓋桑木旦：《藏文文法概論》[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079年。）第三派為改組派，即突破原來的框架，進行改組編排，并加以增補擴充；（注：擦珠·昂旺洛桑：《藏文文法講義》[M]，北京：民族出版社，1959年。扎西旺堆：《藏文文法解釋》[M]，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四派為創新派，即完全脫離《三十頌》框架，以通行藏文資料為基礎，使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研究作為藏文基礎的古代藏語語法。（注：格桑居冕：《藏文文法教程》[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榮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和法國國庫司頒發的1988年科研獎；《實用藏文文法》，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胡書津：《簡明藏文文法（修訂本）》，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新中國成立后，使用不同資料、方法和從不同角度研究和撰寫的古代藏語語法書，都取得豐碩成果，有的還榮獲國內外的多種獎勵。
    語法研究　任何一種語法研究無不與這種語言的語法特點有關。古代藏語的語法是以形態和助詞為框架的，因此，古代藏語語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這兩方面，尤其是動詞的形態研究。事實上，上述的傳統文法研究中大多包括了動詞的形態研究，即所謂三時一式的研究。也有專門著述討論動詞形態的。（注：貢噶：《藏文文法簡要及動詞的用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57年。欽饒威色：《藏文動詞釋難》[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78年。）當然，還有專門討論虛詞的。（注：央堅朱白多吉：《藏文虛詞使用法》[M]，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78年。旦巴：《藏文虛詞》[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79年。）這些傳統的研究，大多從語文學角度出發，意在學習藏文和解讀古籍。從語言學角度出發研究的，主要研究動詞形態的形式、結構和發展變化，（注：瞿靄堂：《藏語動詞的屈折形態及其演變》，《民族語文》1985年第1期。）或者研究形態的形式和功能，（注：黃布凡：《古藏語動詞的形態》，《民族語文》1981年第3期。）或者通過方言和藏文文獻中動詞形態變化的資料構擬古代藏語動詞的歷史形態變化，（注：江荻：《藏語動詞的歷史形態研究》，《中國藏學》1991年第1期。）或者研究動詞屈折形態的語音形式和進行統計分析，（注：江荻：《藏語動詞屈折現象的統計分析》，《民族語文》1992年第4期。）或者研究某種形態成分的功能等。（注：羅秉芬：《藏文再后置字－s的功能》[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第4期。）古代藏語動詞除三時一式的屈折變化外，還有自動態和使動態的屈折變化，也是形態變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注：格桑居冕：《藏語動詞的使動范疇》[J]，《民族語文》1982年5期。）此外，還有對藏語動詞語法范疇進行理論探討的。（注：黃行：《藏語動詞語法范疇的相互制約作用》[J]，《民族語文》1997年第6期。）
    助詞研究是另一個重要方面，有全面研究各類助詞的，也有專門研究一種助詞的。（注：車謙、胡書津：《藏語的賓語和結構助詞la-sgra》，《西南民族學院學術論文集》[C]，成都：西南民族學院，1981年。胡書津：《試談書面藏語關聯詞語的兩個問題》[C]，《西南民族學院學術論文集》，西南民族學院，1981年；《書面藏語“zhing”的用法》[J]，《民族語文》1983年第2期；《書面藏語同體格“de-nyid”淺說》[J]，《西藏研究》1985年第1期；《書面藏語“la-sgra”格助詞語法意義芻議》[C]，《中國民族語言論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基本上都是研究助詞的綴聯形式和功能。
    　　3.語音研究
    傳統的語音研究基本上包括在文法的研究中，比如上述的字性的分類等。以現代語言學理論來研究古代藏語語音的，可以分為以下幾方面。
    由于藏語有拼音文字，因此，古代藏語的語音研究或前溯文字創造以前的語音，或后推文字創造以后的語音。做系統研究的，如利用藏文拼音的特點和傳統的語音研究，通過方言比較，構擬藏文創造時期語音系統，（注：格桑居冕：《藏文字性法與古藏語音系》[J]，《民族語文》1991年第6期。）或使用文獻資料探討特定時期和地點的語音問題。（注：黃布凡：《十二、十三世紀藏語（衛藏話）聲母探討》[J]，《民族語文》1983年第3期。）但大多古代藏語的語音研究都包含在語音的歷史演變研究中，如上文介紹的復輔音、復元音、韻母、韻尾、（注：譚克讓：《藏語擦音韻尾的演變》[J]，《民族語文》1985第4期。張濟川：《古藏語塞音韻尾讀音初探》[J]，《民族語文》，1982年第6期。羅秉芬：《古藏語復輔音韻尾中d的演變》[J]，《民族語文》1991第3期。）聲調等相關研究，這些研究既是現代藏語語音的研究，也是古代藏語語音的研究。藏文是在一定的藏語基礎上創造的，所以現代藏語的語音與藏文有嚴格的對應關系，但有一些藏文聲母的讀音在現代方言中發音不一致，或者在同一方言甚至同一種話中的讀音都不一致。這種不規則現象引起研究者對古代藏語語音考辨的興趣，因此，像對*sr-、（注：張濟川：《藏語聲母*sr的來源和演變》，《中國民族語言論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車謙：《吐蕃時期藏語聲母的幾個問題》[J]，《民族語文》1986年第2期；《從gcig談起——關于古藏語聲母中清塞音、塞擦音送氣和不送氣問題》[J]，《民族語文》1982年第2期。）*phja-、*bra-、（注：華侃：《吐蕃時期phya和bra的讀音考》[J]，《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第4期。）*lh-（注：張濟川：《藏語聲母lh－的來源和演變》，《民族語文》1990年第2期。）、*db-（注：江荻：《藏語db音類的演化過程及時間層次》[J]，《民族語文》1997年第5期。）這些聲母都分別進行了專題的研究。
    　　4.漢藏比較研究
    漢語和藏語處于漢藏語系語言的兩端，漢藏語系從而得名。漢語和藏語雖然有較大的差異，卻有極為明顯的同源關系。由于漢語和藏語的發展速度不同，漢語和藏語的比較，對漢藏語言的系屬、語音史研究都有重大的意義，同時也反映了漢藏兩個民族的文化交流、歷史淵源和親密關系。這個課題已成為國內外藏學研究的一個熱點。中國對漢藏語言比較也有較多的研究。主要是與古代藏語的比較研究，有關現代藏語的比較研究也在這里附帶提及。漢藏比較研究主要是同源詞的比較研究，除翻譯介紹國外的有關研究成果外，（注：包擬古著、潘悟云、馮蒸譯：《原始漢藏語與漢藏語》[M]，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國內學者也有較大規模的深入研究。有的還采用了語義比較法等新的同源詞識別方法。（注：俞敏：《漢藏同源字譜稿》[J]，《民族語文》1989年第1-2期。《漢藏兩族人和話同源探索》[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施向東：《漢語和藏語同源體系的比較研究》[M]，華語教學出版社，2000年。薛才德：《漢語藏語同源字研究——語義比較法的證明》[M]，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1年。）與現代藏語的比較也基本上是詞匯的比較。（注：金鵬：《漢語和藏語的詞匯結構以及形態的比較》，《民族語文》1986年第3期。韓鏡清：《現代藏語和漢語在構詞方面的共同特點》[J]，《中國語文》1959年第5期。王聯芬：《漢語和藏語數量詞的對比》[J]，《民族語文》1987年第1期。鄧為群：《漢藏語詞義差異初探》[J]，《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第2期。）
    　　三、藏文文字學研究
    傳統藏文文字學的研究都包含在文法的研究中。近人的研究，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研究，都從現代文字學的理論和吸取國內外研究的成果出發，突破了傳統研究的框架，進行了獨立的創新研究。就研究的內容來說，藏文文字學的研究實際上包括三個內容：一是藏文的歷史學，即考證藏文的創造年代和創造者；二是藏文的結構學，即研究藏文的字母符號和結構規則，也就是研究文字制度；三是藏文的字源學，即研究藏文是自源文字還是借源文字，如果是借源文字，所借鑒的原始基礎文字是什么文字。無論是傳統的研究還是現代的研究，重點都在藏文的歷史學和字源學，因為藏文作為一種拼音文字，在結構上比較統一整齊，規則比較嚴謹簡明，傳統的研究者除了在所謂的“基字”和“字性”等方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解釋外，沒有太大的分歧，而且這些分歧只存在于概念或解釋層面上，并不涉及到文字的結構和體制的實質。（注：張濟川：《藏文元音a的表示法》[J]，《民族語文》1982年第2期。）但文字的歷史學和字源學兩方面則分歧極大，至今沒有定論。因此，藏文文字學的研究，可以說基本上就是藏文的歷史學和字源學。（注：群培多吉：《藏文源淵初探》[J]，《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第2期。）
    就藏文的歷史學來說，主流觀點是藏傳佛教的觀點，即藏文創造于7世紀，由藏王松贊干布派大臣圖彌三菩扎游學印度，學成歸來，仿擬印度文字，創造藏文。正楷仿效蘭查文字，草書仿效烏爾都文字。但在藏族不同的著名史籍上，對字源字體還有不同看法，第一種觀點如《王統世系明鑒》認為源自梵文，《賢者喜宴》認為源自那伽拉文和克什米爾文，《布頓佛教史》則認為源自克什米爾文；第二種觀點是苯教觀點，認為藏文是仿照象雄文字創制的。持苯教觀點的人更進一步從藏族典籍辨偽、文獻與文法書規范不一致、藏文與象雄文字形比較等多方面研究，確認藏文源自象雄文。（注：才讓太：《藏文起源新探》[J]，《中國藏學》1988年第1期。）第三種觀點從研究印度文字的變遷、文字名稱辨正、藏文與梵文不同發展階段的字體、字形和字母結構規則的比較等，確認藏文源自悉曇梵字。（注：函闊：《西藏文字與悉曇梵字的比較研究》[C]，《少數民族語文論集》（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現在比較統一的看法是藏文創自民間，源于梵字，創制和使用早于7世紀，圖彌三菩扎是否確有其人待考，如有其人，也只是對藏文進行整理規范，統一書寫和使用，但不是藏文的創造者。至于傳說中他所撰寫的《三十頌》和《性入法》兩書，系后人所作或經后人修改，對藏文的規范和統一起到重大的作用。藏文的字源問題，由于印度及其周邊地區文字類型和變體眾多，字體又比較近似，完全從字形比較入手考證字源，很難得出定論。還有待于考古學、文獻學和歷史學的共同配合，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此外，由于藏文在歷史上有過一些改進，即所謂正字法的厘訂，在藏文文法的傳統研究中都有提及，也有專文討論。（注：羅秉芬、安世興：《淺談歷史上藏文正字法的修訂》[J]，《民族語文》1981年第2期。瞿靄堂：《藏族的語言和文字》，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年。）
    　　四、新世紀的藏族語言文字研究
    當代中國藏族語言文字研究經歷了半個世紀，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有幸作為一個參與者，覺得十分欣慰，也十分驕傲，因為中國在短短的幾十年中能趕上世界的研究水平，有些方面還處于領先的地位，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說是輝煌的成就也不為過。當然，在我們面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還很艱辛。因此，面對新世紀，至少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值得我們重視。
    1.重視語言文字的研究　相對于歷史和宗教研究來說，藏族語言文字的研究近年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影響到經費額度、人才培養、機構設置、成果公布、研究深度、國際交流等多個方面。近年來已有明顯反映。如果不加強領導的力度，重點扶植，政策傾斜，正確認識政治化和專業化的關系，在不遠的將來，中國藏族語言文字研究在國內外學術界所取得的優勢就將不復存在。
    2.確立明確的方向和目標　要確立一個學科的研究方向和目標，必須充分認識現實和實際條件，主要是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際、藏族社會需要的實際、藏族語言文字研究現狀的實際和人才的實際。脫離實際，再遠大的目標和科學的方向，無法實現，也等于空話。這已有歷史的教訓可以吸取。為了確立科學的目標和方向，我們需要科學地認識和確立三種關系和原則：在古今關系上應以今為主；在國內和國外關系上應以國內為主；在理論和實踐關系上應以實踐為主。這樣的原則，并不影響我們與國際研究接軌，更不影響我們借鑒國外的科學研究成果，也不會影響我們建立藏族的先進文化。因為這是科學的辯證關系，而不是機械的排斥關系。
    3.加強基本建設　上文已經提到，中國藏語的方言調查和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語言的調查，還遠遠沒有結束，而且任務還相當繁重和艱巨，情況不明，資料不足，難以進行深入研究。以語言研究的基本建設來說，如編寫拉薩話的科學口語語法、漢藏口語詞典、文字口語的對照詞典、科學口語教材等，都是基礎建設工作的當務之急；以藏文研究的基本建設來說，規范、統一藏文文體，編寫統一教材，確立文字統一使用原則，編寫新詞術語詞典；建設藏文開發平臺，以便編寫藏文程序，藏化操作系統和應用軟件，研究和統一輸入方法；建立藏文信息處理學科，提高信息處理水平等，都應屬于基本建設的范圍。
    4.擴大研究范圍　以藏語和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語言來說，除了一般的和常規的研究外，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問題需要加強研究：第一，是代表語和通行語關系的研究。鑒于我國少數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和語言、方言使用的繁雜情況，除了漢語作為族際通用語言外，一個民族內部主要語言的方言之間的關系，以及主要使用語言與所使用的其他語言之間的關系，如確立民族共同語的問題，標準話和基礎方言選擇的問題等，都有必要進行深入的研究。藏族語言文字的使用同樣存在這些情況和問題。比如拉薩話確立為民族共同語，是藏族的代表語言，是中央級的廣播和會議翻譯、聯合國標準化委員會的標準化依據。因此，使用其他方言和語言的藏族就有學習的責任和義務。現實的情況是，拉薩話只在一定的場合或環境中具有通行語的作用，如在不同地區藏族集中的學校、機關、企事業單位等環境中。這就產生了需要深入研究的代表語和通行語之間的關系問題。此外，就是雙語問題，即漢語與藏語的雙語問題、藏語與外語的雙語問題、藏漢外的三語問題、藏語與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語言之間的雙語問題等，這些問題中既包括了語言問題，也包括了文字問題。語言文字都有選擇、學習、并用、兼用、放棄等眾多復雜問題。這些問題也關系到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制定、民族團結、民族語言文字平等使用和外語學習的權利等政治性和政策性問題。如果我們不進行深入研究，妥善處理，同樣會造成不良后果，直接影響藏族人民整體素質、科學水平的提高以及先進文化的建立和發展。
    5.培養跨學科人才　這要解決三個思想上的認識問題：第一，要打破“族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民族語言研究人才的培養出現認識誤區，認為民族語言文字應由本民族來研究。科學沒有國界，更不應有“族界”，應該吸納各民族的優秀人才研究藏族的語言文字，解決適應藏族社會發展需要的各種語言文字的實際問題；第二，要改變知識結構。從上面簡單的介紹中可以明顯看到，古代藏語的研究者大多是藏族學者，而現代藏語的研究者大多是漢族和其他民族的學者。這不僅是“族界”的問題，而是知識結構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族際交融，古今貫通；其次，要求我們具有跨學科的全面知識，既要學有專長，又要涉獵廣博、學識全面、文理兼通。這樣才能適應今天信息化時代的要求和學科綜合化發展的趨勢。第三，要充分發揮老專家的余熱。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人才斷層現象在藏族語言文字研究中已十分突出，培養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如何發揮老專家的作用就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任何一種認知或一門學科都是歷史的產物，歷史積淀的成果，沒有歷史繼承的學科不能稱其為新興的學科，只能是薄弱的學科。當代中國藏族語言文字的研究有半個世紀的積累，是一筆不小的財富，有充分利用的價值。
    以上是我們從個人的角度所能看到的中國藏族語言文字研究的“昨天”、“今天”和不遠的“明天”。
    字庫未存字注釋：
    　　中國藏學京84～98H1語言文字學瞿靄堂20042004中國作為世界漢藏語言研究的中心，新中國成立的半個世紀以來，各民族學者對藏族的語言文字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輝煌成就。本文分現代藏語研究、古代藏語研究、藏文文字學研究、新世紀的藏族語言文字研究等四個部分，介紹和評述中國各民族學者有關藏族語言文字研究的貢獻和得失，總結過去，展望未來，以期弘揚藏學和推動中國藏族語言文字研究的發展。現代藏語/古代藏語/藏文文字學本課題的研究得到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培養計劃”基金和教育部“十五”規劃項目基金(01JB740006)資助。第五節對于有關漢字的字形和字義分析，得到沈培先生的指正；第六節對于有關語言表達的語義解釋規則的構造和形式表示，得到詹衛東先生的指正。謹此一并致以誠摯的謝意。滴石The Function of the Word Sense in Sentence Understanding
  LU Jian-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Peking University 100871)瞿靄堂，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北京　100081） 作者：中國藏學京84～98H1語言文字學瞿靄堂20042004中國作為世界漢藏語言研究的中心，新中國成立的半個世紀以來，各民族學者對藏族的語言文字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輝煌成就。本文分現代藏語研究、古代藏語研究、藏文文字學研究、新世紀的藏族語言文字研究等四個部分，介紹和評述中國各民族學者有關藏族語言文字研究的貢獻和得失，總結過去，展望未來，以期弘揚藏學和推動中國藏族語言文字研究的發展。現代藏語/古代藏語/藏文文字學本課題的研究得到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培養計劃”基金和教育部“十五”規劃項目基金(01JB740006)資助。第五節對于有關漢字的字形和字義分析，得到沈培先生的指正；第六節對于有關語言表達的語義解釋規則的構造和形式表示，得到詹衛東先生的指正。謹此一并致以誠摯的謝意。滴石

網載 2013-09-10 21: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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