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一、中國“新重商主義”的結構特征
　　重商主義作為一種思想學說和經濟政策，發端于14、15世紀，對后世影響深遠。在當代全球化背景下，重商主義的基本思想與核心理念并未被拋棄，并因各國國情和政策差異而形成了不同的“新重商主義”（New Mercantilism）。如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東亞經濟體新重商主義，因其具有特定產業扶持和出口導向特征而被克魯格曼稱為“結構式”新重商主義。而在某些新興市場國家，新重商主義甚至成為其經濟政策之圭臬（張國昀，2004；陳志昂、王義中，2005；胡坤，2006；李石凱，2006等的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雖然被看成是其有史以來最開放的時代，但曾任美聯儲副主席的艾倫·布蘭德（Alan S. Blinder）在討論美國這一時期的貿易政策時卻仍感嘆道“盡管克林頓－戈爾政府在自由貿易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整個國家卻比10年前更加篤信重商主義。自亞當·斯密以來，就沒有哪位經濟學家能夠消除對重商主義的盲目信仰”（法蘭克爾、奧薩格，2003）。
　　自1978年改革啟動以來，中國在擴大開放方面采取了廣泛的措施，實行了外貿“獎出限入”、資金“寬進嚴出”和產業“填平補齊”的管理思路和政策框架，并逐漸演變為一套比較系統的中國式“新重商主義”戰略。這一開放模式，通過資本控制、出口導向、稅收及準財政激勵、固定匯率及強制結售匯四大支柱的國家干預手段，發展對外貿易和推進工業化，以實現“強國富民”的目標。四大支柱的政策背景及特點表現如下：
　　1.出口導向。由于中國國內潛在市場較大但內需相對較小，低成本勞動力豐富但資源與技術短缺，加上政策的傾斜，形成了進口以資源、中間品和資本品為主，出口以中低檔消費品、加工貿易制成品為主的貿易模式，出口大于進口，從而維持了較高的貿易順差。
　　2.通過稅收、金融等準財政激勵刺激出口，通過產業、關稅或非關稅壁壘限制進口。我國長期以來通過出口退稅（1985年起實行）、對外貿企業實行虧損補貼、出口信貸補貼等金融財稅政策鼓勵出口；1994年，人民幣超貶，使得本來價格就低的出口商品更具有成本競爭力（“匯率補貼”）；從80年代早期到90年代，我國雖然不斷地降低平均關稅水平，但仍是東亞發展中經濟體中唯一增長了非關稅壁壘的經濟體，此后到加入WTO才不斷地降低非關稅標準，而進口的關稅和配額限制直到2005年后才逐步得以解除。
　　3.資本控制。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中國對國際資本流動采取了區別對待、分類管理、有寬有嚴、有緊有松的政策，嚴格進行短期外債管理，限制證券組合投資，限制短期資本進出入，通過稅收、土地等優惠鼓勵生產性的長期資本（FDI）流入，只是在最近幾年非FDI的作用才上升。在資本輸出方面，投資主體以國家為主（儲備運用），投資方式以金融資產為主，而對外直接投資僅占對外投資5％左右。近兩年為緩解外匯儲備高增長壓力，我國加大了企業“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并開始放松一些與居民相關的資本流出。
　　4.固定匯率及強制結售匯制度。從1994年1月開始，中國一次性匯率貶值，并將對美元的名義匯率長期固定在8.27的水平。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減輕了進出口風險。2005年7月21日起，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上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2％，此后緩慢升值。同時，為配合固定匯率制度的施行，國家還實行了居民對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對中央銀行的兩級強制結售匯制度，嚴格限制私人部門用匯，將外匯牢牢地控制在國家手中，從而有助于穩定貨幣。
　　為更清楚地考察中國新重商主義與古典重商主義和當代美國、日韓新重商主義的主要區別，我們將有關內容匯為表1。從表1可知：（1）與古典重商主義比較，“國家利益”仍然是當代新重商主義首先考慮的問題，因而不可能放棄政府干預；（2）當代重商主義同樣重視商業與貿易的作用，但逐漸將注意力從制造業轉向了金融、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對產業和貿易的保護則更加“隱性化”；（3）各國所采用的新重商主義政策手段，要受到其國情約束和在當代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差異等條件的限制。
　　表1 新重商主義的國際比較
　　
　　按照熊彼特（1954）的說法，“出口壟斷主義”、“外匯管制”和“貿易余額”三個命題，特別是關于貿易余額的學說，通常認為是傳統教義的“重商主義體系”的核心。當代美國并不十分關心“貿易余額”，而更側重于高新技術、金融等方面的“出口壟斷主義”，這是由它的貨幣中心國地位和技術條件決定的；日、韓因其自然稟賦，只能在東亞美元本位的基礎上，更側重于“貿易順差導向”以及對某些本國制造技術的控制和國內市場的保護。對中國而言，其新重商主義的手段更倚重于“外匯管制”和“貿易順差”，所謂的“出口壟斷主義”幾乎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低成本和低端產品的壓價出口。應當說，中國的這樣一種“新重商主義”對本國而言是比較實用的，但卻仍是比較“低層次”的一種政策，受到中國不可逾越的工業化階段、大規模的就業壓力等基本條件的嚴格約束。
　　二、中國新重商主義的績效及經濟原理
　　從表1的國際比較可看出，中國的“新重商主義”似乎是介于古典重商主義和日韓為代表的東亞新重商主義之間的一種政策體系。這樣一種戰略的經濟績效究竟如何？
　　中國“新重商主義”至少產生了兩大經濟后果：（1）直接導致了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和外匯儲備累積。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自90年代后出現了雙順差，至今仍在持續，并且經常項目順差近幾年增長迅猛，從1990年占GDP的3％上升至2007年的約10％（約3 000億美元）。到2007年底，國家外匯儲備存量約為1.5萬億美元，比2000年增長近8倍，成為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2）使中國在近10多年的時間內保持了經濟“高增長、低通脹”的宏觀格局。在90年代中期前，中國的經濟增長具有較大的波動性，同時CPI也是大起大落。而在90年代中期后，正是由于新重商主義及其配套改革的施行，中國的經濟增長基本在高位運行，而CPI卻在低水平運行（甚至一度出現通縮），造就了一個平穩增長的奇跡。
　　就后者而言，這一戰略能兼顧增長和穩定雙重目標的經濟原理在于：（1）首先政府通過政策供給，引進FDI，加速本國的總體資本積累，帶動國民產出提高，通過出口導向政策保證出口增長，從而在形成資本項目順差的同時，使得經常項目也出現順差。國際收支雙順差，使中國獲得了新的貨幣擴張機會，國家可以不再單純地依賴于包括財政赤字貨幣化的簡單“發票子”的貨幣創造手段，而是通過與外匯儲備增量相對應的貨幣發行，并進一步通過國有銀行體制來對國有企業等內資部門進行貨幣補貼，有效地實現了內資部門的增長和出口盈余，從而達到了雙順差的良性循環，促進了經濟增長（王宏淼，2007）。（2）通過基于資本管制的固定匯率制度，為開放條件下通貨膨脹的治理找到一個新的“基準瞄”，在外匯儲備可獲得情況下，匯率持續固定在盯住的水平上，由于外部（美國）價格水平是相對穩定的，在購買力平價條件下，國內價格得以保持穩定（薩克斯與拉雷恩，2003）。
　　因此，中國在新重商主義戰略之下，并沒有像早期發展中國家那樣將國際借貸用于本國消費或進口，而是利用國際制造業重心轉移之機，將國際長期債務轉化為經常項目盈余，不僅很好地規避了短期債務風險（如拉美的“國際借貸綜合癥”），而且通過貨幣擴張和低價補貼有效地拉動了經濟增長，解決了就業，獲得了外溢效應，積累了外匯儲備，提高了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的能力，維持了較長時間的宏觀穩定——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改革開放獲得成功的寶貴經驗之一。
　　三、中國新重商主義的問題累積與政策困境
　　當然，中國的“新重商主義”戰略也積累了許多問題：
　　1. FDI的快速流入，盡管有助于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但也造成了中國的內、外資兩部門之間、地區之間發展極其不平衡的問題。目前，外資企業的加工貿易主要集中在廣東、江蘇、上海、山東、福建、浙江等省市，這六省市約占全國加工貿易總額的近90％（其中廣東占我國加工貿易進出口總值的半壁江山），而加工貿易總額后10位的省、市、自治區占全國加工貿易總額比重不到6％。其結果是使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的資金、勞動力、資源等生產要素大量加速流入東部沿海地區，中國的地區差距不斷擴大。
　　2.數量型擴張的貿易模式有著較大的負面影響。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出口與進口相對價格出現下降（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卻帶來貿易收入上升（收入貿易條件好轉）的現象，說明中國的貿易模式是一種簡單的“數量型擴張”。這種貿易模式，盡管在一定時期內解決了就業，拉動了經濟增長，但其長期的負面影響也不小：（1）引致貿易爭端。中國作為最終產地承受了美國、歐洲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巨大壓力，據WTO統計，中國在近10年已連續成為世界上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2）通過出口退稅、匯率補貼等各類政府激勵壓低出口品價格，使得我國有低價傾銷之嫌——這是西方國家強迫我國匯率升值、要求金融開放的政治施壓借口之一。（3）在國際制造網絡中，我國事實上處于比較優勢階梯的下端，只能出口技術含量低、競爭激烈、低附加值的商品。外匯規模的增加，是以我國產業工人的“血汗工資”代價換來的。（4）加工貿易模式下，不僅重要的核心技術難以得到發展，還將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留在國內，影響我國長期國家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因而，數量型貿易增長模式及相關的新重商主義政策需加以改進。
　　3.持有高額外匯儲備的成本較大。中國外匯儲備的持續激增，意味著風險集中于政府，但最終可能仍由納稅人“買單”。外匯儲備作為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對應的是負債中的儲蓄，本國政府一方面通過向國內代理人以本國r利率發行政府可交易債券（或負債券），另一方面又以國際利率r*持有國際可交易債券（或負國際債券），所以進一步考慮國內與國際通貨膨脹率π、π*和人民幣升值收益（不考慮國際債券違約風險），持有國際債券的實際凈收益為：（r*－π*）－－（r－π）=（r*－r）－（π*－π）－。即實際收益為國際實際利率與中國實際利率（機會成本）之差，再減去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收益（機會收益）。在r*，π*不可控制的前提下，我國中央銀行雖然可通過人為壓低國內名義利率r或提高國內通脹率π（使本國實際利率很低，甚至為負實際利率）使外匯儲備的凈實際收益提高，但卻給本國存款人的社會損失（福利）帶來較大損失。況且，在人民幣快速升值、美元持續貶值的過程中，即使中國外匯儲備的凈利差收益為正甚至較高，也仍難以抵消其“價值蒸發”的損失。僅從2005年7月人民幣匯改算起，隨著新一輪美元貶值，中國外匯儲備實際損失當在500億美元以上。此外，儲備資產多元化的前景也并不樂觀，當中國試圖從國際市場進口糧食、礦產、石油等重要資源時，這類產品價格隨即飆升。
　　4.經濟穩定受到挑戰，貨幣政策面臨困境。國際經濟理論中著名的“桑頓效應”表明，在一國囤積美元并用國家信用紙幣取代美元時，事實上已經輸入了通貨膨脹（蒙代爾，2003）。歷史上“桑頓效應”一再發揮作用，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德國等國際收支順差國家，就因為“桑頓效應”而在通貨膨脹的重壓下呻吟，這正是美元體系強加給它們的。中國亦已初現此類端倪。隨著雙順差激增，當前中國外匯儲備已約占GDP的2／5、貨幣供給量M2的1／4左右，市場流動性開始過剩，并在近期表現為國內外投機性資本的涌動，資產價格和物價開始上漲，出現了“雙膨脹”格局，經濟穩定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張平、王宏淼，2007）。而面對資產價格和物價上漲趨勢，央行還只能較多地依賴數量型干預，謹慎使用傳統的利率調控手段。既要穩定匯率，又要控制通貨膨脹；既要兼顧經濟增長，又要保護（補貼）脆弱的國有銀行，還要顧及外匯儲備損益，中國貨幣政策確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四、中國新重商主義的改進思路
　　中國的新重商主義政策發揮了重大作用，也存在諸多問題。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我們就應放棄這一政策。我們應當做的是借鑒國際經驗，在堅持國家利益（國民福利）至上原則的基礎上，強化或調整某些經濟思想或經濟發展觀來改進這種戰略。
　　1.既有干預，更重市場。先進國家的經驗證明，實行市場經濟，充分發揮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并輔之以適當的國家干預是必要的。但同時值得警惕的是，政府干預也有“度”的問題。90年代“日本病”（重外輕內、產業空洞化、金融社會主義）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是政府對國內某些產業的過度保護或干預所致。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傳統以及近40年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下，政府在轉軌經濟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有其合理性，在當代不平等國際分工以及國際保護主義流行的大背景下對某些幼稚產業以及事關國家安全的產業進行保護也是必要的。但要認識到，市場競爭才是生產效率提高的最重要推動力，不能以政府干預替代市場在資源優化配置中的作用，而應當逐步弱化要素積累階段的“直接數量型干預”，向市場化價格調節轉變，輔之以產業政策、金融財稅政策等，實現科學發展和宏觀穩定，并把擴大與人口質量相關的公共支出作為自己的重要目標，這是中國新重商主義戰略調整的關鍵環節。
　　2.既要重工，也要重融。中國經濟面臨的難題之一，是在工業化尚未完成、自身經濟基礎仍很薄弱之時，就已經直面金融全球化的劇烈外部沖擊。因此，一方面要發揮后發優勢，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工業化，通過技術進步盡快地推進工業化進程和產業結構升級換代，避免淪為發達國家低端品供應地的境地；另一方面要重視金融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作用。面對當代發達國家以“重融”為特點之一的、更高層次的新重商主義，中國可以探討制定“國家金融戰略”，有序推進金融業市場化改革，兼顧本國金融的發展和安全雙重目標。
　　3.既要重商，更重富民。早在330年前，亞當·斯密就這樣批判重商主義政策：“消費是一切生產的唯一目的，而生產者的得益，只在能促進消費者的得益時才應當加以注意，這原則是完全自明的，簡直用不著證明。但在重商主義下，消費者的得益，幾乎都是為著生產者的得益而被犧牲了，這種主義似乎不把消費看做一切工商業的終極目的，而把生產看做工商業的終極目的。”（亞當·斯密，1776）。亞當·斯密關于生產的終極目的是為了消費的觀點值得深思。為了實現經濟趕超，中國現有的新重商主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消費者的利益來保護某些國家壟斷企業和出口部門利益的（事實上也是政府利益），這在一定時期內有其合理性，但不宜長期堅持，否則對當代消費者的福利損害太大。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與日韓等東亞經濟體的基本國情不同，是完全有可能以國民福利的改進為目標，兼顧內、外兩個市場協調發展的。
　　在上述思路下，應當盡快改革不利于本國消費者、且容易引發國際爭議的、某些較低層次的新重商主義做法，將長期結構改革與短期周期政策結合起來，使中國獲得更高質量的出口和增長。
　　第一，在外貿與外資政策方面。（1）出口退稅政策，就內資部門而言是一種政府向生產者、出口商的轉移支付；就外資部門而言是本國政府對國際投資者的一種國際支付。在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下，雖然有助于出口，但它最終必須由全體納稅人（特別是消費者）“買單”。因此應當繼續降低甚至取消直接的出口退稅政策。（2）加工貿易對中國貿易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是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之一。在目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不能因噎廢食而否定其在吸納勞動力、解決就業和培養熟練工人等方面的作用，但要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通過發展一般貿易和服務貿易來逐步降低加工貿易在我國貿易結構中的比重。（3）轉變數量型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出口產品科技含量，繼續維持低端產品的比較優勢，著力提高中高端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同時要理順出口行業秩序，通過行業自律等手段限制出口價格戰，促使外貿出口從規模導向轉為效益導向。（4）調整出口的地區結構，適當減少對美國的出口比重，發展與歐盟、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貿易。（5）增加重要能源、資源的進口，引進對國民經濟具有戰略意義的關鍵資本品和高技術產品，緩解資源與技術瓶頸，促進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6）調整產業結構和工業地區布局，繼續限制高能耗、高污染產業的發展，加快產業進步和結構升級，實現可持續發展，提高國家的長期競爭力。
　　第二，在外匯管制方面。要支持我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實施，重點之一是加強國際能源合作，實現能源來源多元化；重點之二是實施“原產地”策略，繞開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將容易引起反傾銷制裁和貿易爭端的產業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此外，還應繼續放松對國內企業和居民的外匯管制，擴大對外證券投資，合理疏導資本流出；控制短期外債的增長速度、規模和比重；加強國際收支監測和統計工作，降低國際游資通過貿易和非貿易途徑的流入、流出程度，特別要防范其易變性帶來的危害。目前，在外匯約束已經遠遠突破、內資部門經濟已經有了快速發展的情況下，為應對國際收支失衡，應當適時調整FDI引資政策：（1）引導外資投向本國尚無能力發展的高新技術等產業；（2）鼓勵FDI流向中西部地區，緩解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3）逐步消除內、外資兩部門的分割狀況，在目前內、外資稅率同等化已實行的情況下，還應減少甚至取消對外資在土地、審批等方面的優惠政策；（4）允許外資企業在國內資本市場上市，讓國內投資者分享外資部門的收益。
　　第三，在外匯儲備管理方面。（1）繼續促進外匯儲備結構合理化。一是“藏匯于民”，降低外匯過多集中于政府的風險；二是可以雙邊貿易量作為其中一個參考指標，逐步降低美元資產比重，提高歐元和日元資產比重；三是適當增加外匯儲備中黃金儲備的比例。我國自2001年、2002年分別增持黃金儲備105噸、99.5噸后，至今一直維持在600噸水平，與近年外匯的高增長極不相稱。提高黃金儲備，既可規避美元貶值風險，又可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一定支撐。（2）合理使用外匯儲備。一是合理增加戰略物資和急需先進技術的進口；二是設立外匯平準基金或企業海外投資風險基金，委托專業公司管理；三是對國內基礎設施、教育、科學研究、自主創新能力建設等領域進行戰略性投資。（3）引導進出口企業盡量以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
　　第四，匯率和價格調節方面。正如蒙代爾等人一再指出的那樣：“相對價格的變動只不過是調節機制的偶然因素，不是國際收支調節過程中必需的本質機制”（蒙代爾，2003）。20世紀80年代后期，大規模的日本升值并沒有糾正美國的貿易逆差。對于當代FDI－貿易關聯所主導的中國國際收支失衡亦是如此，不能寄希望于通過人民幣升值來糾正美中貿易逆差問題。人民幣的過快升值對于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并無多大好處，不僅削弱經濟的競爭力，而且在短暫的資產泡沫之后可能就是通縮。2005年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標志著中國事實上已經放棄完全無彈性的固定匯率制度，但中國走向完全浮動的匯率制度仍將是一個長期過程。
　　第五，在財政政策方面。在目前財政收入大幅度攀升而內需相對不足的情況下，政府需要做的是藏富于民、不與民爭利，適當降低政府儲蓄和政府支出，著力提高居民收入，擴大本國居民消費；加大社會保障、醫療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支出，降低不確定性，提高人口質量。
　　第六，在貨幣政策方面。（1）簡化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在兼顧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控制時，應將重點轉向通貨膨脹控制和穩定幣值，逐漸淡化經濟增長目標。（2）抑制資產價格過快上漲和通貨膨脹是當務之急。匯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幣升值預期是當前貨幣沖擊的一個關鍵性因素。中國經濟的風險依然高于發達國家，套利資金僅為獲取利差或期待人民幣的“慢慢升值”來中國都不是很值得的，套利資金是為了人民幣升值和資產價格上漲的雙重收益而來。因此，應該合理提高利率水平，降低資產價格上漲預期，抑制資金套利行為，并更多地運用資金價格來調控資金流向，才能逐步穩定匯率預期，降低風險，穩定經濟。
　　第七，在金融改革方面。目前金融服務業發展落后，結構不均衡，體制弊端嚴重，不良資產的潛在風險大，資本市場“小”而“淺”且極不規范，非銀行金融機構發育不足，這既不利于資源的宏、微觀優化配置，又不利于分散社會風險，已極大地限制了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中國的“FDI迂回”現象與之有很大關系。因此：（1）要繼續推進國家銀行股份化改造，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提高服務水平。（2）調整金融結構，規范發展證券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讓資本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要場所。一個有規模、有深度的證券市場不僅可緩解銀行改革不完全到位引發的信貸配給問題，而且可快速吸收經濟中過多的流動性。（3）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滿足多層次的投資者需求。
經濟與管理研究京38～44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王宏淼20082008
新重商主義/開放模式/發展戰略/國家干預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逐漸形成了國家干預下一套比較系統的，以資本控制、出口導向、稅收及準財政激勵、固定匯率及強制結售匯制為四大支柱的“新重商主義”開放模式或戰略。筆者撰寫本文的目的，是對迄今為止的中國開放模式或戰略作重新審視，分析作為這一模式的中國新重商主義的結構特征、績效機制、政策困境和改進思路，在此基礎上提出以“既有干預，更重市場”、“既要重工，也要重融”、“既要重商，更重富民”為準則改進中國新重商主義戰略的具體對策。
作者：經濟與管理研究京38～44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王宏淼20082008
新重商主義/開放模式/發展戰略/國家干預

網載 2013-09-10 21:27:48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