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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中國家的貧窮落后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現象，是由經濟的、政治的，內部的、外部的，歷史的、現實的等各種各樣錯綜復雜的原因造成的，而且這些原因也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對此，筆者以內部和外部原因為基本線索，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理論依據，試圖對發展中國家貧窮落后的根本原因進行理性的界定。
　　國際經濟舊秩序是導致發展中國家貧窮落后的主要外部因素，這是眾所周知的客觀事實。
　　現存的國際經濟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其占有的優勢地位，在國際經濟領域內建立起來的一套有利于其自身的“游戲規則”。它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WTO）為支柱，主要體現在國際生產、 國際貿易和國際貨幣金融三大領域。這種建立在少數國家居壟斷地位基礎之上的國際經濟秩序必然會在多方面限制和阻礙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在這種體制下，國際生產是以不合理的分工為基礎的。帝國主義的長期殖民統治所造成的“工業歐美，原料亞非拉”的狀況難以得到根本改變，許多發展中國家仍然是單一型的經濟結構，工業雖有所發展，但一、二種農牧產品或初級礦產品仍然是這些國家國民經濟的命脈。如博茨瓦納的養牛業產值就占到全國國民生產總值的50％以上。畸形的國民經濟結構，既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協調發展，又對外部消費與需求造成極大的依賴，從而嚴重影響到發展中國家民族經濟的主動權，貧困落后的面貌長期得不到改變。國際貿易是以不等價的交換為特征的。不合理的國際分工必然會造成不合理的貿易結構和不平等的貿易條件。西方發達國家可以利用其壟斷地位和便利條件，人為地抬高工業制成品的價格而壓低農礦產品的價格，形成國際貿易中的“剪刀差”，盤剝發展中國家。1965～1986年，發展中國家商品出口價格平均提高2.4％， 而發達國家工業制成品出口價格的年均增長率為5.5％。1950年，發展中國家尚有3億美元的外貿順差，但8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收支逆差卻高達每年數百億美元。國際金融貨幣是以少數發達國家居壟斷地位為標志的。一些主要的國際經濟機構和貨幣金融機構均由少數發達國家所控制，發達國家的貨幣是國際主要的流通、結算、計帳和儲備貨幣，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必須與發達國家的某種貨幣或合成貨幣掛鉤。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就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受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和貨幣利率等經濟政策的影響，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像1971年美元第一次貶值時，發展中國家就損失了1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顯而易見，這種體制對于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尋求發展是個嚴重的障礙，它無疑是造成發展中國家長期貧困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力爭打破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看，導致發展中國家貧窮落后的主要內部因素有：
　　第一，經濟發展戰略及相關政策的失誤。
　　就經濟發展戰略而言，這是個既復雜而又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最具影響力的重大因素。盡管各發展中國家自獨立以后都對此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一沒有經驗，二不注意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因此不少發展中國家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及相關政策時都不同程度地犯了錯誤，走了彎路，有的國家情況還相當嚴重。既然是戰略性的決策失誤，那么，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當然不會是一時一地的，其破壞性和嚴重的后遺癥是無法用精確的數字來加以界定的。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的貧窮落后與沒有找到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正確發展戰略和許多政策性失誤不無重大關系。
　　第二，人口的過度增長。
　　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人口因素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之一，雖然它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但對社會的發展仍有重大的影響。人口的生產同物質資料的生產是否保持適當的比例關系，對社會發展會起著加速或延緩的作用。人口數量過多，增長速度過快，會給社會發展帶來不健康的影響。我們當然要反對馬爾薩斯錯誤的人口論，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人口數量和增長速度同生產發展水平的嚴重脫節的確是造成發展中國家長期貧窮落后的一個重大原因。大量增長的人口不僅不同程度地抵消了這些國家經濟的增長，有些國家甚至出現了虧空。有關資料顯示，1960 ～1973年，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3％，遠遠高于發達國家的4.9％，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卻只增長3.6％，反而低于發達國家的3.9％。 結果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雖然獲得了高速增長，然而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拉大了。由于經濟增長速度落后于人口增長速度，因此，1981～1986年，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竟出現了0.9％的負增長。這其中尤以非洲為甚。 整個80年代直至90年代中期，非洲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一直低于人口增長率。該洲也是當今世界唯一的人口增長超過糧食增長的大陸。目前，非洲是世界最貧窮國家和貧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區。恐怕不會有人懷疑人口的過度膨脹是導致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的。
　　第三，社會的腐敗。
　　這也是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一個重大原因。腐敗是當今世界的頑癥，而尤以缺乏民主監督機制的貧窮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為甚。1997年2月3日的《人民日報》曾報道，由于腐敗，發展中國家僅債務就增加了30％。1997年起始于泰國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不僅使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遭受了重創，而且也對周邊國家以至世界經濟帶來了極為消極的影響。有些經濟專家在分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原因時指出，危機的出現固然有著多種原因，但嚴重的權力腐敗也是一個不可否認的因素。據世界銀行的一份公告顯示，該行貸給印度尼西亞的資金大約有20～30％被政府官員和他們的親朋好友裝入自己的衣兜。隨后世行又進一步查實，許多本該用于援助的款項在相當一部分國家未能得其所用，而是進了許多權貴的個人腰包。腐敗使生意成本和合同價格抬高，使投資者信心遭受打擊，使社會財富浪費，使社會道德淪喪，使人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降低，成為阻礙社會發展和社會安定的重大因素。正如有人指出的，國家越貧窮，腐敗越嚴重；腐敗越嚴重，國家越貧窮。
　　第四，基礎差，底子薄，資金和技術缺乏，經濟結構畸形單一。
　　這也是導致各發展中國家貧窮落后的幾點關鍵性因素。它們是歷史與現實，內部與外部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歷史上看，它們主要是帝國主義長期的殖民統治所造成的。從現實情況看，既是國際經濟舊秩序這一外部因素所施加的負面影響的結果，又是由有關發展中國家內部政策性失誤所造成的。基礎差和底子薄的現實決定了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即使從縱向看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也是不顯山不露水的，橫向比較的結果是，它們仍處于貧窮落后的狀態，更何況從縱向看并無多大發展的國家。資金和技術作為現代經濟的兩大關鍵性要素決定著社會資源的配置與流向，它們的嚴重缺乏必定會導致經濟運行過程中“瓶頸”現象的出現，從而影響整個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這一問題本可以通過引進資金和技術并由此而相應地增加自身積累的辦法逐步加以解決。但有的國家在這一問題上未把握好適度性原則而犯了決策性的失誤，因而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引進資金當然有利有弊。由于各發展中國家已經取得政治上的獨立，擁有了國家主權，因此其利弊的大小就主要取決于發展中國家自己利用和限制的程度和方法。如果發展中國家政策得當，依據趨利避害的原則進行引資則利大于弊。相反，則弊大于利。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通過引進外來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促進了自身經濟的發展。而有些發展中國家在引資時既不注意自身的償還能力而盲目引進，又不注意通過引資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結果造成沉重的債務負担，有些工業部門被外資所控制，產業結構的畸形狀況也未得到根本的改善，國家也就仍然處于貧困落后的狀態。
　　就各發展中國家而言，導致它們貧窮落后的內部因素當然不僅僅是上述這幾個方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又是錯綜復雜的。正是由于這許多因素的存在，加上國際經濟舊秩序等外部因素所施加的消極影響，造成了各有關發展中國家的貧窮與落后。至于在這內外兩重因素中到底哪種因素是占第一位的，是導致發展中國家貧窮落后的根本原因，我們既無法用精確的數字來加以辨明和論證，也不能感性地從表面的現象中整理出結論。由于國際經濟舊秩序對發展中國家擺脫貧窮尋求發展是個巨大的障礙，故而有些學人特別是一些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學人便把它看成是導致發展中國家貧窮落后的根本原因。我們認為，撇開各發展中國家的內部因素，單純從國際范圍和國際經濟關系的角度來分析發展中國家貧窮落后的原因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根唯物辯證法內外因關系原理，發展中國家貧窮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國際經濟舊秩序，而在于各有關國家內部。正是它們的內部因素所構成的矛盾性決定了它們如何發展變化，向什么樣的方向發展變化。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要擺脫貧窮落后的面貌，根本的途徑就在于拋棄那種把希望主要甚至完全寄托于外部世界的不切實際的幻想，而是把著力點放在理順各種內部要素、從內部掃清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種種障礙、堅持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在此基礎上去努力創造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所需要的良好外部條件，包括力爭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筆者認為，這正是廓清發展中國家貧窮落后根本原因的現實意義之所在。
江海學刊南京103～105B1哲學原理甘劍斌19991999甘劍斌，1966年生，現為蘇州大學管理學院講師。 作者：江海學刊南京103～105B1哲學原理甘劍斌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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