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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529(2007)03-0120-05
　　[愛德華·W·薩義德：《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朱生堅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在冷戰時代行將結束、新保守主義烈焰方熾的1987年，美國左派學者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 Jacoby)出版了一本很有獨見卓識的論著《最后的知識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在知識界引起了一陣轟動。作者在書中慨嘆，在當代美國文化生活之中，公共知識分子正在退隱消逝，取而代之的學院派知識分子，囿于象牙塔內，只求學術聞達，不問世事，對于關系國計民生、社會公正的重大問題，表現出一副貌似超然、實則冷漠的思想做派。
　　為了行文論述方便，作者以粗線條的手法，把20世紀的美國知識分子劃分為三代。第一代出生在19和20世紀之交，以文學批評大家埃德蒙·威爾遜等人為代表，他們屬于傳統的美國知識分子，在大學體制之外安身立命，以自由撰稿為業，以廣大公眾為寫作對象，是一流的散文家和作家。第二代出生于20世紀20年代，我們所熟知的艾爾弗雷德·卡津、丹尼爾·貝爾、歐文·肖等人，為其中的翹楚。在50年代大學擴張之前，他們為一些小雜志寫稿，文字典雅，流暢可讀，他們的讀者多為知識界中人。50年代之后，他們開始在大學任教，屬于承前啟后的一代。第三代知識分子出生于40年代之后，他們與大學的淵源最深，生活方式受到大學的塑造，畢業之后，留在高校任教，成為“學術人”。他們未能掌握公共話語，也未能像前輩那樣，練就深入淺出、洗練優美的文字工夫，他們行文生澀費解，術語連篇，他們的讀者只有學術同行。
　　雅各比由此結論：從50年代末開始，美國知識分子幾乎全部從城市進入校園，從文人的咖啡屋進入了大學的食堂。造成此種狀況的原因，雅各比認為有二：第一，大公司膨脹，雇員不斷增長，砸掉了獨立的商人、工人和手工業者的飯碗；第二，戰后高等教育“大爆炸”，教師隊伍擴編。知識分子由此失去獨立性，告別自由文人的生活，要么被大公司收編，要么進入高校，總之不再以賣文為生，而是從事有固定薪酬的工作。(雅各比：10—15)
　　其實，雅各比的解釋并不完整，如果我們敞開更加宏觀的歷史視閾來審視這一現象，就會發現，其背后有著更為深刻的政治、經濟和思想傳統方面的因素，在發揮促動作用。與戰后歐洲的公共知識分子相比，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影響和陣容要遜色得多，這里既沒有像薩特和雷蒙·阿隆那樣的思想巨擘，登高一呼，應者云從，也沒有像英國新左派那種陣勢龐大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群體，能夠主宰英國的公共領域(Anderson: 195)。美國既不像法國，有大革命造就的激進主義思想遺產，也缺乏英國式的社會主義思想傳統。二戰之后，英國工黨多年執政，奉行激進的社會改良政策，政治輿論相當寬松，使得30年代勃興、40年代一度沉寂的社會主義思想傳統，在60年代得以復燃。在美國，激進主義的土壤實在不夠豐厚，在30年代，羅斯福新政成功地化解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挑戰，50年代麥卡錫主義肆虐，還有冷戰時期的思想管控，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使大批左派知識分子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對于社會未來的另類走向，開始噤若寒蟬，不置一詞，惟恐“紅運”當頭，于是，不由自主地被自由主義洪流脅裹而去。70年代之后，蘇式社會主義的魅力大減，直至徹底喪失其吸引力，左派知識分子最后的思想退路被堵死，資本主義的替代物不復存在，他擇性的社會規劃無望實現，后現代理論家利奧塔所說的“宏大敘事”徹底解體。與此同時，戰后資本主義也經歷了歷史性變化，生產性資本主義轉變為消費資本主義，隨之而來的是，享樂主義的生活方式和態度在全社會蔓延，彷徨無依的左派知識分子無力杯葛它的誘惑；生活的思考已經從大腦轉移到下體，弗洛伊德主義最終獲勝。在這種情勢下，知識分子的主流除了伴隨“歷史終結論”的高亢序曲起舞之外，似乎別無選擇。
　　公共知識分子在社會生活中日漸式微，固然顯見，不過這并不意味著這一群落將徹底滅絕，如雅各比所暗示，而且公共知識分子與學院派知識分子也并不是決然對立的，二者之間也偶有交叉，已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后殖民主義文化批評的先驅愛德華·薩義德即為顯例。
　　薩義德以《東方學》、《世界、文本、批評家》和《文化與帝國主義》三部著作馳聲學界，開啟后殖民主義文學批評的濫觴。他生前出版著作21種，其中政論居多，在已發表的論文和訪談當中，政治與社會的議題又占據了絕對的比例。在這些論著當中，薩義德集中批評美國的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為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和人權事業吶喊，以實踐知識分子的社會使命：向權力講真話。
　　他的最后一本書、也就是他死后出版的《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總結了他終生奉行的理念：人文主義學術批評與政治介入相結合。在形式上，這不是一部系統的論著，而是四篇演講和一篇論文的集結。核心章節為《人文主義的范圍》、《變化中的人文主義研究和實踐之基礎》和《回到語文學》，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系列演講，《艾里希·奧爾巴赫〈模仿〉導論》是他在劍橋大學的演講，《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是2000年在牛津大學召開的一次文學研討會上提交的論文。
　　巴勒斯坦裔的薩義德出生在埃及的一個基督教家庭，后來全家移居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了嚴格的人文主義學術訓練。在60年代，他以《約瑟夫·康拉德與自傳體小說》(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一文獲得博士學位，此后一直在大學任教，講授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方面的課程。1967年中東戰爭爆發，西方世界對阿拉伯人的妖魔化令他十分憤慨，促使他思考知識分子的社會使命。
　　在20世紀的文學批評領域，人文主義通常與T. S. 艾略特、F. R. 利維斯、美國新批評等比較保守的勢力聯系在一起，左派學者，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常常痛詆人文主義批評迂腐和瑣碎。人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很多方面針鋒相對，例如，人文主義強調人的潛力和創造力，強調思想的社會作用，相信人能夠發揮能動作用，把握自己的命運。馬克思主義則認為，歷史的發展自有其嚴格不變的規律，人固然可以認識這個規律，但歷史的發展，終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歷史的發展主要由社會經濟生產所決定，而不是人們的思想觀念。薩義德以左派學者的身份，大力宏揚人文主義，可謂異數。
　　從歷史上看，人文主義不是一套系統理論，在文藝復興時代，它只是用于指稱那些與古典學問相關的新態度和新信仰。(布洛克：6)當時的人文主義者，從古希臘和羅馬的思想學術中吸取資源，指導人們認識并表現人和自然(蘇阿托尼：4)，以反駁中世紀思想遺產——經院哲學，它否定經院哲學的神秘觀和命定論，抬高人的價值，肯定人的力量，從而改變了人是上帝面前卑微的罪人這一可憐形象。它還抨擊經院哲學陷入形而上問題的迷思，瑣碎空洞，脫離日常生活。
　　薩義德作《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并不想從學理上探討人文主義的思想起源，在各個時代的具體表現和標志性人物，進而勾畫出其歷史沿革和思想嬗變，他是在反思人文主義在當代的實踐，為美國的人文學科研究把脈，揭示其弊端，敦促人文研究者承担社會批評的職責。他是通過批評“自由人文主義”的批評實踐來確定自己的人文主義理念和批評方法的。
　　簡單地說，“自由人文主義”是指馬修·阿諾德以降，中經艾略特延至利維斯和美國新批評派的一個文學研究傳統，自20世紀初，一直到60、70年代以前，它是英美學界文學研究的主流，但是，“自由人文主義”這個術語本身，在70年代才開始流行。英國學者彼得·巴里辨析說，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學界對于方興未艾的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抵制態度，所謂“自由”，表明批評家不贊同激進的政治立場，批評內容也無關政治議題，所謂“人文主義”是在標榜“非馬克思主義”、“非女性主義”、“非理論”。(Barry: 3—4)
　　在薩義德看來，美國的人文主義研究存在三個問題：首先，它的批評實踐崖岸自高，極具排他性，一般讀者未經嚴格訓練，難以窺其堂奧，其內容也極具選擇性，在60、70年代之前，主導文學研究的新批評派，只認可少數內容艱深的文本。這種人文主義研究過分強調文學性，夸大經典作品改善人性的功效，美化過去，忽視現實，無意于改變社會現狀。9. 11事件之后，人文研究重申傳統價值的主張，又為保守勢力利用，替美國對外發動戰爭辯護。針對這種狀況，薩義德提出，人文主義應當是一個民主的過程，向所有階級背景的人開放，針對大學內外的各種態度展開批評。由此我們不難看出薩義德本人的人文主義理念：文學批評應貼近現實，面向一般民眾，以社會批評為其終極目的，學院派知識分子也應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人文主義研究的第二個問題是，傳統與經典，與當代時新事物，被認為鑿枘不入、互為軒輊，前者受尊崇，后者遭拒斥。薩義德則認為，回溯人文主義的發展脈絡，就會發現，人文主義的重大成就，與各個時代的新事物(包括新的藝術思想或文化)關系極為密切。在此，很有必要指出，薩義德并不反對閱讀經典，在本書中，他還盛贊哥倫比亞大學的經典閱讀課程，對學生助益良多，他本人對于英美文學經典更是熟稔于胸，在論著中征引繁復，以為例證。他著力反對的是過分尊崇經典，厚古薄今，搬弄死者以恐嚇生人的態度。他的主張是，閱讀經典要結合當下的體驗，以讀者之心去映鑒作者之心，從中領悟當代的歷史性和歷史的當代性，“對一部經典作品的每一次閱讀和理解都在當下把它重新激活，提供一個再次閱讀它的契機，使得現代的、新的東西一起處于一個寬闊的歷史境域，這個歷史境域的好處在于，它向我們表明，作為一個爭論的過程，歷史還處于構成之中，而不是一勞永逸地完成和固定了的。”(薩義德：29—30)第三點，人文研究應具有更加寬廣的包容精神，尊重異域的文化、異己的學術傳統和精神特性，“人文主義是努力運用一個人的語言才能，以便理解、重新闡釋、掌握我們歷史上的語言文字成果，乃至其他語言和其他歷史上的成果”。(薩義德：33)這也是時代變化之所需，從70年代以來，美國人文學科研究和實踐的基礎已經發生巨變，薩義德本人對此深有體會，他在1963年初掌教席之際，班里白人男生居多數，時至今日，班上的男女學生自各個種族，學習內容也不同以往，“過去的人文學科學習、研究的是古希臘、羅馬和希伯萊文化影響下的經典文本，現在，來自真正多元文化的、比過去遠為多元化的聽眾，要求并且促使注意力作出整體的回轉，指向以前被忽略的或默默無聞的許多人和文化”。(薩義德：51)
　　自由人文主義的保守和狹隘是薩義德主要批評的對象，不過，取代自由人文主義的時新理論，例如后結構主義，也不為薩義德看好，雖說他本人曾是它們在美國最早的闡釋者之一。薩義德認為它們過于抽象，忽視歷史，無補于現實，而且文字艱澀，行話連篇，不忍卒讀，“作為一種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手段，專門知識已經失去控制，尤其是在一些學術理論的表達方式中，以至于它們已經變成反民主，甚至反知識了。”(薩義德：85)其實，薩義德批評時新理論，還有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無論結構主義還是后結構主義，本質上都違背了人文主義精神，根據這兩種理論，個人即是“結構”和“話語”所塑造的對象，他無力制服它們，只能利用它們，或為它們所利用，“結構”也好，“話語”也好，強調它們的預先決定力量，就是在貶低個人的能動作用。
　　為了讓人文學科擺脫困境，薩義德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借鑒艾里克·奧爾巴赫和列奧·斯皮策的歷史語文學的闡釋方法，這兩位拉丁語文學研究大家都是流亡美國的德裔學者，他們遵循日爾曼學術傳統中語文學闡釋學的路數。語文學闡釋學貫穿著一種歷史主義思想。歷史主義在歐洲思想中的緣起和發展，得益于意大利歷史哲學家維柯，維柯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以文本形式傳給我們的有關過去的知識，只有從過去的創造者的觀點，才能得到恰當的理解(薩義德：106)，這就是著名的“創造即真知”原則，它預示了歷史主義的發展。語文學闡釋學的主張大致如下：要想全面和正確理解一部作品，批評家在閱讀過程中，必須帶著同情性理解的態度，運用個人的知識和才情，把自己設想成作者本人，仿佛身處作者所在的思想傳統和社會現實之中，經歷作者的生活體驗，體會作者遣詞設句的良苦用心，具體說來，
　　閱讀一位作者，比如康拉德，首先就是仿佛用康拉德自己的眼睛來閱讀他的作品，這也就是努力理解每一個詞、每一個比喻，把它們看成是康拉德有意識地優先于其他各種可能性而挑選出來的。看他的作品的手稿，我們肯定就能知道這個組織和選擇的過程對他來說是多么費力、多么費時：由此，它值得我們——作為他的讀者——付出同樣的努力，進入他的語言，以便理解他為什么特意以那種方式寫作，并以它創作出來的方式理解它。(薩義德：73)
　　薩義德如此推重語文學闡釋學的批評方法，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利用這種方法研究文學，可以糾偏自由人文主義批評嚴重忽視文本外部因素的弊端，為文學批評增添歷史的厚重感、社會的現實感，同時避免某些馬克思主義批評簡單的還原論；其次，對于歷史和現實的關注，有助于抵制當前批評界對于高度技術化的、反人文精神的后結構主義的過分推崇。一些解構主義批評，為了在文本中尋找矛盾因素，取得顛覆性后果，經常以吹毛求疵、生硬武斷的態度來對待文本，強作解人；其三，語文學闡釋學的換位思考方式，有助于打破長期困擾美國人文學科研究的歐洲中心論，破除喧囂一時的“文明的沖突論”背后那種狹隘的意識形態考量。
　　總之，《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體現出薩義德為文學批評在自由人文主義與后結構主義之外另辟蹊徑的深遠用意，他給自由人文主義增添了社會批判和政治關注的內容。對于后結構主義，他在吸收和運用其某些成果的同時，也保持著一定的思想距離。這種立場和態度也表現在他大力倡導幾個重要觀念中，例如“世俗的批評”(secular criticism)、“業余性”(amateurism)和“現世性”(worldliness)，這幾個術語在本書以及其他著作中一再出現。“世俗的批評”是針對后結構主義而發的，在薩義德看來，后結構主義一如經院哲學，陷入瑣碎不堪的語言和邏輯游戲，成為一種準神學，“世俗的批評”要擺脫這種高度專業化傾向，回歸世俗的歷史與社會。“業余性”旨在反對批評家畫地為牢，將視野局限在專業范圍內，他們應將思想的觸角延伸到學術圈子之外，針對社會時局發表見解，體現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和社會良知，就像語言學家諾曼·喬姆斯基縱論國際關系那樣。注重文本的“先世性”，就是把文學作品看成現實社會當中的一個現象，不僅從文學傳統中追溯它的起源，還要把目光放在非文學的、非經典的社會文化空間。
外國文學京120～124J1文藝理論趙國新20072007
公共知識分子/自由人文主義/語文學闡釋學
愛德華·W. 薩義德在他的遺著《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一書中力圖對二戰以來美國人文主義批評實踐進行反思。通過詳盡審視自由人文主義和后結構主義批評的種種局限，薩義德主張文學批評回歸一種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即艾里克·奧爾巴赫和列奧·斯皮策所倡導的歷史語文學闡釋學。這部篇幅不長的演講與論文合集體現了作者終生信奉的理念：人文主義文學批評應當與社會關懷相結合。
作者：外國文學京120～124J1文藝理論趙國新20072007
公共知識分子/自由人文主義/語文學闡釋學

網載 2013-09-10 21: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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