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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一類稱之為“新歷史小說”的作品，出現在小說領域中。這類作品雖然也有人提出異議，但是總的來說，贊揚之聲是不少的。有人稱它們“已經開啟了新歷史之門，洞察到了未曾有過的‘歷史種種’”。“這是一個全新的歷史視角”等等。對于這樣的意見我們是不能茍同的。我們認為所謂的“新歷史小說”是小說創作中的一種嚴重迷誤。
　　一、冒牌的“歷史小說”
　　我們認為“新歷史小說”是一種冒牌的“歷史小說”，從根本上說它不符合歷史小說創作的藝術原則，這一命名是很不科學的。
　　什么是歷史小說，歷史小說究竟應當根據什么樣的原則來進行創作？這一理論問題古代經歷了由毛倫、毛宗崗父子的實錄歷史小說觀（即把歷史小說完全等同于歷史）到謝肇浙的“虛實相半”的創作主張。即在歷史的基本事實的基礎上進行藝術的虛構。古代小說理論家對歷史小說性質的認識，雖然由實錄發展到了歷史小說應當有虛構，但是，卻并沒有認為歷史小說可以完全離開歷史事實去臆造。現代絕大多數小說理論家認為，歷史小說當然是反映歷史面貌、描寫歷史事件、塑造歷史人物形象的小說。1902年《新民叢報》第14號上為文學報《新小說》撰寫的廣告《中國惟一之文學報〈新小說〉》中對歷史小說的解釋是：“歷史小說者，專以歷史上事實為材料，而用演義體敘述之……”（我們認為用不用“演義體”是形式問題，與歷史小說的性質無關。）當代小說家和小說理論家大多繼承了古代、現代認識歷史小說性質的觀點。認為歷史小說應當在尊重歷史基本事實的前提下進行藝術的創作，而不能憑空捏造。王富仁、（韓）柳風九指出：“離開一個歷史人物的主要歷史活動，僅僅依照一條過去誰也不重視的歷史資料和誰也不同意的解釋方法而塑造出來的歷史人物，與原有的歷史人物已經沒有任何關系。他們是名字相同的兩個人物，而不是歷史小說家與別人有不同感受的同一歷史人物，因而，歷史小說家的創造性人們也感受不到了。感受到的只是現代人對古代人的挑剔和不公。”1995年《文學評論》組織了一次“歷史小說創作筆談”。在筆談中，唐浩明指出：“雖然對‘歷史小說’的定義有著多種多樣的不同說法，但比較多的人還是認為，歷史小說在大的方面不能違背歷史的真實，即書中的主要人物的經歷、重大事件的梗概應該與歷史相吻合。”可見大多數作家還是很強調歷史小說與一般小說具有著不同的特質，這就是歷史小說不能離開歷史的基本事實隨意編造。歷史小說中所描敘的“歷史”與真實的歷史具有著基本事實相符的一致性。因為歸根結底，“歷史小說”是以它的題材特點——與歷史的緊密聯系，符合歷史的基本面貌來確定它的性質的。不具備這種性質的小說，不能列入其中是很自然的。眾所周知，我們之所以將小說劃分為各種不同的類別，就是因為小說這一大門類中的各個類別，仍然有著各自不同于它類的特質上的差別。如果隨意把各種有特質差別的小說隨意混同起來，將不具備某種性質的小說，冠上一個“新”字就可以稱作某種小說，那小說的分類也就會變得毫無意義。南帆先生在筆談中指出“新歷史小說”中“想象的成份遠遠超出了史料。史料的意義僅僅體現在年代和背景之上，村落、家族和人物基本上均來自作家的虛構。這形成了一種難以查核的仿歷史話語。”這種“仿歷史”的小說創作當然只能看作是一種歷史小說的冒牌貨。所以我們認為這種所謂的“新歷史小說”根本就不具備歷史小說的任何特點與審美價值。它只是現代作者給自己隨意編造故事貼上了一張名叫“新歷史小說”的標簽，沒有任何“歷史”事實的依據，以“新歷史小說”的提法是不科學的。
　　姚雪垠在《李自成·前言》中說：“歷史小說應當是歷史科學和小說藝術的有機結合，而歷史小說家在處理兩者的關系時必須做到深入歷史，跳出歷史。不深入歷史就不能達到歷史科學，不跳出歷史就完不成藝術使命。”臺灣著名歷史小說家高陽也說：寫歷史小說應當是“實中求虛，虛中有實”。“小說憑想象，歷史講真實，真實與虛構之間形成兩極端。須想辦法給予調和、貫通，而在這調和過程中，歷史本質不能予以改變。”古今歷史小說家中很大部分人都持這種觀點。我們認為，這種觀點可以看作是歷史小說創作的基本原則。但有人認為“我們沉淀在記憶底下乃至融入血脈之中的‘歷史’，其實不過是訴諸我們視覺和思維之中的‘史書’而已——難道我們就否認它們不是由那些史官、文學家們撰寫的嗎？”言下之意是說歷史上的記載，尤其是“正史”的記載未見得都是真實的。由于修史者的立場觀點，個人好惡，而在修史中完全顛倒是非黑白，歪曲歷史的也并不是沒有，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們認為對歷史上一些重大史實，甚至重要人物的情況，往往并非只有某一種史書有所記載，現當代作家可以參考其它史書、野史、傳聞等予以考訂。再則就一般的史書來看，即使是封建正史，修史者對史實認識的思想觀點，可能與今人大相徑庭，甚至是非判斷完全相反，但那是評判問題。今人完全可以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重新評判，而其中的歷史記載大多還是比較真實的。我們不能因為這些史書中可能存在虛假而對其中的所有記載都懷疑，甚至對史書全部否定，那當然更是錯誤的。除了今人通過科學認真的考證，證明史書中的記載確系虛假之外，我們不以“史”（包括野史傳說等等在內）為“歷史事實”的依據，我們以什么作為“歷史事實”呢？難道某些個人對歷史純主觀的猜測或憑空想象，會比史書的記載更為可靠嗎？我們當然只能以現存的史料作為歷史事實的基本依據。因此，歷史小說對歷史的反映就必須以社會上公認的歷史事實為基本依據，符合歷史的基本面貌，尤其是重大歷史問題不可以隨意編造，甚至顛倒。
　　二、對“歷史”的褻瀆與認識歷史的誤導
　　雖然現在有不少人反對文學作品的宣傳作用，但是，文藝具有宣傳作用是不可能否定的。雖然文學宣傳的內容不一定是政治，但是它終歸具有某些宣傳作用，至少也包含著某些宣傳的因素。既然如此，我們就不能不來談談歷史小說所具有的宣傳作用。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視歷史的民族。許多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在老百姓中都有著廣泛的影響。知識分子對歷史的熱忱就更不用說了。中國普通的老百姓雖然熱衷于了解歷史，但是他們了解歷史卻大多并非通過歷史典籍或歷史教科書得到的。一般都是通過歷史故事、傳說，歷史小說、戲劇等通俗文藝得到的。這樣歷史小說或歷史戲劇就成為普通大眾了解歷史的一種最常見、最普遍的方式。尤其是古代，歷史小說家更有著將歷史小說當作普及歷史知識讀物的意圖。明代張尚德所作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引》、蔣大器所作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雖然其目的在于回答“既有正史，何必演義”的詰問，但是他們解說歷史小說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因為它的通俗性，能夠成為普及歷史知識的工具。這實際上等于說歷史小說不過是歷史著作的通俗讀本，在真實性上與史書是一致的。這種觀點當然并不科學，但卻證明了古人確實有通過歷史小說來普及歷史知識的意圖。又由于古今歷史小說家創作的歷史小說大多具有基本上忠實于歷史的習慣，因而也由這種習慣培養出了中國民眾欣賞歷史小說的觀點——至少不把歷史小說中所寫的事件完全看成是虛假的。這樣，歷史小說對于人們認識歷史就具有了極大的影響力。
　　而所謂的“新歷史小說”中所寫的事件完全是子虛烏有之事，是百分之百的虛構。“新歷史小說”打著“歷史小說”的招牌，雖然前面加了一個“新”字，但人們注目的重點當然還是“歷史小說”那幾個具有定性意義的字眼，這樣它們就只能在社會上造成誤導。人們憑著欣賞習慣將這種歷史小說所敘之事、所寫之人也當作一種雖有虛構變形，卻在原則上并不違背歷史真實的事件來看，這就必然造成人們認識歷史的嚴重迷誤。這正如韓敏先生所說的：“在我們看來，‘六經注我’式的‘新歷史小說’由于它們過于主觀和‘小說化’，而與歷史的真面目相去甚遠。”“新歷史小說”所寫的“歷史”純屬“子虛烏有”的虛構（但這不是所有讀者都會如此清楚的），這種憑個人興趣臆構歷史的寫作，只能充分說明作者對歷史的不尊重、不負責。但是，一些“新歷史小說”家在寫作中卻又故意采取一些“元敘事”的方法，引用不少“資料”加以“證明”，把“新歷史小說”裝扮得簡直像歷史檔案、報告文學一般真實。作者也力圖使人們相信他寫的是比任何歷史記載都更真實的事實。這樣就更增加了對人們認識歷史誤導的迷惑力。由此可見，所謂“新歷史小說”在創作上的臆構屬于褻瀆歷史，在社會影響上屬于對人們認識歷史進行誤導。這無論對作者、對讀者都是很有害處的。
《文藝報》京②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中頊20012001 作者：《文藝報》京②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中頊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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