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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人類主體意識的覺醒，當今世界的文學藝術活動愈來愈傾向于對人的心靈空間的開掘與拓展，文藝心理學已成為現代文藝學的重要學派之一。然而我國新時期以來的文藝心理研究，主要是從西方現代心理學派中借鑒著方法，汲取著養分的。西方現代心理學派無不存在著共同的認識論上的缺陷，就是常常把人類心理簡單化、生物學化。這種缺陷勢必會影響到對各種文藝心理現象作出真正科學的闡釋。因而，探討科學的文藝心理學研究的基本原則與方法，對于繁榮我國當今的文藝創作與評論，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文藝與社會心理的關系——科學的文藝心理學研究的核心課題
　　蘇聯社會文化歷史心理學派創始人維戈茨基早在1925年撰寫的一部重要著作《藝術心理學》中，就提出了一個觀點：科學的文藝心理學只有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才能卓有成效地發展。但是，這一觀點并不是能夠被人們普遍理解和輕易接受的。例如，法蘭克福學派中就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缺乏心理中介的社會—歷史批評模式，因而無以解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之間作用與反作用的過程。這顯然是對唯物史觀的一種誤解。而他們為之雀躍的所謂“貢獻”，就是在物質存在和思想意識之間發現的“心理中介”，也就是弗洛依德所說的“本能結構”。其實用“本能說”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結果只能是把人的心理現象生物化而已。
　　誠然，人的心理是個復雜的系統，心理現象具有多樣性和多質性的特點，因而要準確地把握人的心理發展的過程和規律性，確實需要多維度、多視角、全方位的研究，從而全面地揭示出存在于其中的、受各種不同關系制約著的人的心理現象、心理特征的豐富性、復雜性和多樣性。馬克思主義從不否認人的心理的客觀物質基礎，從不否認人的心理發展的生物性的、自然的進化過程，因而從不否認藝術創造和審美認識的生理—心理前提。但同時，馬克思主義又強調，機體的進化只是給心理的發展提供了物質的前提，心理的形成與發展還取決于人和自然的關系，以及人和他人之間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指出，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勞動—意識—社會關系三者是有機統一的整體，彼此是在相互制約中發展變化的。當人通過自己的勞動“改造”、“影響”著他以外的“外部自然”時，也使他的“內部自然”同時地得到了“改造”，發生了“變化”。所以馬克思把人的本質看作是永遠地改變著的歷史運動的結果，把人的存在看作是一種復雜的人對世界的關系。
　　在現實的社會關系中，有一種特殊的形式和樣式，就是人們之間的心理關系。這決定了人的心理的社會性特質。個體的個性心理，作為相對獨立的個性的東西，也是個體在各自所處的社會條件和具體環境中形成和發展的，受社會關系制約的。換一種方式說，每一個體的社會地位，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道路的獨特性，產生著他的個性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是社會關系的產物。個性的心理特征、心理發展的過程，在個體活動于其中的社會關系之外是不存在的。
　　據此，馬克思恩格斯提醒人們，不要把人的自然生物存在同人的社會存在割裂開來。如果把人的各種生命機能作為純自然的生物的機能孤立起來，就會奪走人的一切人的東西和社會性的東西，把這些機能變成純粹動物的機能。這種非歷史的人的觀點同時也是反審美的。“非歷史的”、“非社會的”、“純自然的”人不能作為藝術表現的對象。1890年赫爾曼·巴爾與保爾·恩斯特之間曾經就文學中對婦女的描寫問題展開過一場論戰。巴爾從生物學觀點出發，認為婦女問題不是社會問題，首先是“性別問題”。除了環境影響和遺傳特性之外，在每一個婦女身上還必須區分出“第三婦女”，即“本來的婦女”、“自在的婦女”。并把婦女問題說成是“決不能相互了解”的“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永遠問題”。他與左拉、泰納等實證主義者一樣，都認為人不是社會的生物，而是生物學的生物。對于這類用生物學觀點對待社會問題的觀點，恩格斯曾給以嚴厲的批評和辛辣的諷刺。同樣，離開社會關系而研究所謂“人的心理”，也只能是純粹的動物心理而已。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文藝心理問題上來。毋庸置疑，當文學藝術以各種不同形式反映人的各種心理現象時，尤其需要注意審美主體心理的社會性因素。主體包括個體與群體，所以主體心理也可以分為個體心理與群體心理。微觀的個體心理研究和宏觀的群體心理研究，都是文藝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兩者都很重要，而且彼此是相互影響相互交織的。馬克思恩格斯對兩者都有精辟的見解。但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其心理都是實踐活動的產物，都打上社會性的印記。就藝術創造而言，主體的神經系統的生理特性使作家藝術家獲得了進行審美活動和藝術創造的“前提”。但這個“前提”，只是一種潛在的可能。要使潛在的“可能”變成可能的“現實”，真正起決定作用的，卻是社會生活條件。正是作家藝術家生存于其間的社會生活條件以及社會關系，決定著這種藝術創造的潛能怎樣轉變為藝術創造的現實。同樣，文學藝術作品對人的心理的深入刻畫，也應當揭示主要由各種社會關系所構成的人的行為的內在動力以及包括人的性格和內心矛盾在內的心理狀態。所以，如果不能深刻、具體地理解各色人等的各種具體的社會關系及其變化過程，就不可能準確地把握具體的、現實的人的心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一個人，也不可能創造出富有魅力的真正優秀的藝術作品。
　　西方現代心理學通常運用實驗法、客觀觀察法、自我分析法、精神分析法等等方法，來研究人的生理心理機制，研究人的心理現象發生發展的規律，在有關人的個性心理結構、心理活動方式、乃至潛意識因素等等方面積累了大量資料，取得了豐碩成果，為文藝心理學研究提供了可貴的參照系。但是由于西方現代心理學研究關注的更多的是作為生物學化的人的生理心理，而不是把人作為一個整體、一個社會的人來考察，所以不可避免地帶有把人類心理簡單化、生物學化的缺陷。這種缺陷也勢必影響到與之息息相關的各種文藝心理學派的構建。而科學的文藝心理學則更多地關注文藝與社會心理及其相互關系的研究。可以說，闡明人的審美意識和藝術活動怎樣在社會心理作用下發生、發展的過程，闡明作為社會意識形式的文學藝術對于社會心理的依賴關系，正是科學的文藝心理學研究的核心課題，社會心理分析法是科學的文藝心理研究最為鮮明的特征。在這方面，馬恩經典作家的文藝批評實踐為我們提供了例證。
　　　　　　二、文藝的社會心理分析的經典范式——馬恩文藝批評實踐舉要
　　在《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一文中，恩格斯就是從社會心理的角度切入，對歌德作品中的矛盾現象作出深刻而獨到的分析的。恩格斯針對格律恩從抽象的“人的觀點”出發把歌德歪曲成超現實、越階級的“人的詩人”的論調，首先指出，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對當時的德國社會的態度是帶有兩重性的：“有時他對它是敵視的；如在《依菲姬尼亞》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個期間，他討厭它，企圖逃避它；他象葛茲、普羅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樣地反對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時又相反，如在《溫和的諷刺詩》詩集里的大部分詩篇中和在許多散文作品中，他親近它，‘遷就’它，在《化裝游行》里他稱贊它，特別是在所有談到法國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護它，幫助它抵抗那向它沖來的歷史浪潮。”接著指出，歌德作品中的這種矛盾現象，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他的各種思想情緒的表現。“在他心中經常進行著天才詩人和法蘭克福市議員的謹慎兒子、可敬的魏瑪的樞密顧問之間的斗爭。”那末歌德的這種情緒又是從何而來的呢？恩格斯明確指出，這是歌德所處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圍繞在歌德周圍，有一股鄙俗氣。而對這股鄙俗氣的態度，歌德也是矛盾的：有時他厭惡周圍環境的鄙俗氣，有時又對它妥協，遷就，而且愈到晚年愈向它讓步，這就使他“有時非常偉大，有時極為渺小；有時是叛逆的、愛嘲笑的、鄙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則是謹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狹隘的庸人”。（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6頁。）
　　恩格斯在這里所說的圍繞在歌德周圍的“鄙俗氣”，指的即是當時德國小市民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心理：追求微小的寧靜、舒適，害怕正在醞釀之中的革命風暴的恐懼心理，一心想與封建勢力調和妥協的市儈習氣。當時的德國，正處于封建專制統治之下，政治經濟落后，而資本主義又在逐漸興起。日趨分化的小市民階層惶惶不可終日，在充滿矛盾的心態中滋生著日益濃重的奴顏婢膝的鄙俗氣，歌德就被圍困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面臨著進退維谷的境地，無力戰勝德國的鄙俗氣，倒是鄙俗氣戰勝了他。從而在偉大的歷史潮流來到他面前時，他竟然由于“庸人的恐懼心理而犧牲了自己有時從心底出現的較正確的美感”。歌德作品中時時顯露出來的那根庸人的辮子，正是彌漫于那個時代的社會心理的反映。
　　恩格斯還特意強調，對歌德的批評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來衡量他，不是從道德的、黨派的觀點來責備他，而只是從“美學的歷史的觀點來責備他”。由此見出對作家作品進行社會心理分析，也是馬克思主義美學批評和歷史批評相結合的應有內容。
　　如果說恩格斯對歌德的評論提供了一種社會心理分析的范式——通過對一個時代社會心理的把握來剖析作家個性心理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現，那末馬克思則常常把社會心理分析運用于對藝術的審美價值的評述。例如，在闡述金銀飾品的審美屬性時，馬克思指出，金銀作為審美對象，它的審美價值來自兩種特性。第一個特性，是它的色彩的鮮明這個“天然的美學屬性”：“它們可以說表現為從地下世界發掘出來的天然光芒，銀反射出一切光線的自然的混合，金則專門反射出最強的色彩紅色。而色彩的感覺是一般美感中最大眾化的形式。”第二個特性，是作為富裕、也就是財富的表現的社會屬性：由于它們具有的“天然的美學屬性”，“使它們成為滿足奢侈、裝飾、華麗、炫耀等需要的天然材料，總之，成為剩余的財富的積極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5頁。）因此， 當人們把金銀飾品用作向神廟及其神靈奉獻的貢品，用作向社會公開展示的藝術品，或者個人的裝飾品時，它之所以成為人們審美知覺的對象，主要已經不是由于它們的天然美學屬性，而是由于它們是一種復雜的社會關系的承担者，能夠滿足人們“顯示豪華”、“炫耀富裕”的心理需要。這是千百年來閃閃發光的金銀給人們提供審美快感的首要內容。
　　馬克思還例舉了種種文學事例，說明當黃金作為一種“貨幣儲藏”形式出現在藝術作品中時，藝術形象每一瞬間所展示的，都是表現在貨幣積累這一客觀經濟學過程及其后果中的社會心理內涵——“萬惡的求金欲”。他說，在古希臘悲劇中，特別在歐里庇得斯的作品中，描寫貨幣流通和貨幣儲藏這兩種不同形式時，是把兩者“作為公正和貪欲對立起來”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27頁。）。 而最突出的例子，是馬克思對巴爾扎克的評價：“巴爾扎克曾對各色各樣的貪婪作了透徹的研究，那個開始用積累商品的辦法來儲藏貨幣的老高利貸者高布賽克，在他筆下已經是一個老糊涂蟲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6頁。）這充分說明， 巴爾扎克是從塑造人物形象出發，著眼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以及由這種關系所反映出來的社會心理，從而對經濟學的現實和事實發生興趣的。他的作品給我們展現的不是資本主義財富積累的一般的客觀規律，而是這一經濟過程如何造就了各色各樣的貪婪者的形象和心理。只有從社會心理這一角度切入，現實的經濟關系才能有機地融入小說結構，才能成為人物形象的有機構成要素，編織成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藝術畫面。
　　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在對文學藝術現象展開心理分析時，始終是以對主體的社會心理的深刻把握為基點的。誠然，他們還只是為我們提供了具體的批評實踐，從理論上把社會心理分析確立為科學的文藝心理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和主要方法的，還應歸之于由恩格斯提出、經普列漢諾夫完善的“中介環節”說。
　　　　　　三、“中介環節”理論——文藝心理研究科學原則的確立
　　在晚年，恩格斯曾經多次指出，他和馬克思在闡發唯物史觀時，出于論戰的需要，在反駁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把論述的重點放在經濟的作用上面，“從作為基礎的經濟事實中探索出政治觀念、法權觀念和其他思想觀念以及由這些觀念所制約的行動”，而忽略了“這些觀念是由什么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0頁。）。他為自己和馬克思“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預交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9頁。），而感到深深的遺憾。
　　恩格斯所說的“其他參預交互作用的因素”，就是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之間的“中間環節”。他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首次明確提出了“中間環節”理論。他說，在經濟和意識形態之間，特別是與哲學、宗教等較之道德、政治和法律觀點“更高的即更遠離物質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一些“中間環節”。由于這些中間環節，“觀念同自己的物質存在條件的聯系”，變得“愈來愈混亂”，“愈來愈模糊”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49頁。）
　　后來，恩格斯在寫給施米特、布洛赫、梅林、博爾吉烏斯等人的有關唯物史觀的信中，反復強調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之間的相互作用。他說，如果有人對唯物史觀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7頁。）“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相互影響并對經濟基礎發生影響。并不是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而其余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基礎上的互相作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6頁。）所以，簡單機械地把意識形態研究停留在“經濟決定論”上，許多現象就無法解釋清楚。例如，宗教、哲學、藝術等等“更高地懸浮于空中的思想領域”，“它們都有它們的被歷史時期所發現和接受的史前內容，即目前我們不免要稱之為謬論的內容。這些關于自然界，關于人本身的本質，關于靈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虛假觀念，大都只有否定性的經濟基礎；史前時期的低級經濟發展有關于自然界的虛假觀念作為自己的補充，但是有時也作為條件，甚至作為原因。雖然經濟上的需要曾經是，而且愈來愈是對自然界的認識進展的主要動力，但是，要給這一切原始謬論尋找經濟上的原因，那就的確太迂腐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4頁。）。
　　為此，恩格斯提醒人們，要把唯物史觀作為研究工作的指南，就必須注重對經濟基礎與各種思想觀念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亦即注重“其他參預交互作用”的“中間環節”的研究。這是一個尚未得到清晰分析的復雜的理論問題。他說：“在理論方面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別是在經濟史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學史和一般文化史的關系這些問題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復雜的事實中指明正確的道路。”（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3頁。）
　　那么，經濟基礎和其他各種思想觀念之間的“中間環節”究竟是什么呢？恩格斯曾把那些交互作用的因素稱為相互沖突的“許多單個的意志”所形成的“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這些意志融合為“一個總的合力”，每個“意志”都在這個“合力”之中作出自己的貢獻。（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8頁。）然而關于這個“合力”，恩格斯還沒有來得及作更多的論述和發揮。繼之而起的是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
　　普列漢諾夫一貫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來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時間充分研究的那些知識領域，特別注重研究各種思想體系的歷史：藝術、宗教、哲學。他在闡述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時，創造性地考察了恩格斯的“中間環節”問題，提出了社會心理中介說。他指出，經濟基礎和各種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之間的這個“中介環節”，就是處于一定經濟關系和政治制度下的社會人的心理狀態。
　　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一書中，普列漢諾夫把影響人類歷史發展的各種社會因素概括為五個層次：（一）生產力的狀況；（二）被生產力所制約的經濟關系；（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生長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經濟直接所決定的，一部分由生長在經濟上的全部社會政治制度所決定的社會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這種心理特性的各種思想體系。（注：《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3 卷，第195頁。）這五個層次，可以用下面的序列來表示：
　　生產力→生產關系→社會政治制度→社會心理→各種思想體系。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論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 第82頁。）
　　馬克思的這段話可以概括成下面的序列：
　　生產力→生產關系→法律、政治的上層建筑→社會意識形式。
　　不難看出，普列漢諾夫稱馬克思說的“法律、政治的上層建筑”為“社會政治制度”，而把“社會意識”分成兩種基本的形式——“社會心理”和“各種思想體系”。亦就是說，在馬克思的社會結構學說中增添了“社會心理”這一環節。
　　因此，恩格斯提出的“中間環節”理論，可以說是對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重要補充；而普列漢諾夫提出“社會心理中介”說，則把恩格斯的“中間環節”具體化了，明確指出社會心理是溝通思想體系與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政治制度這三者之間的橋梁。在普列漢諾夫的公式中，社會心理部分由經濟狀態直接所決定，部分間接地由政治制度所決定；而思想體系則更多地由社會心理所決定。這樣就突出了影響歷史發展的各種社會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與作用，解決了它們的“起源”問題，給“思想行程”以科學的說明。
　　普列漢諾夫還特別聲明，這個公式不是什么創造，只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關系的見解的進一步“說明”，目的在于反對折衷主義，強調唯物史觀的一元論性質。他在《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一文中作了十分詳盡的論述。
　　普列漢諾夫指出，馬克思在強調經濟的作用時，從來沒有否認心理對社會的重大意義。在馬克思那里，“社會經濟和它的心理乃是人們的‘生活的生產’、他們爭取生存的斗爭的同一現象的兩方面，在生產中人們由于生產力的特定狀態而一定地結合著。爭取生存的斗爭創造他們的經濟，而在經濟的基地上生長著他們的心理，經濟本身也是派生的東西，正如心理一樣。正因為如此，任何進步著的社會的經濟是變化著的：生產力的新的狀態引起新的經濟結構，同樣引起新的心理、新的‘時代精神’。從這里便可明白，只有在通俗的演說中才能說經濟是一切社會現象的最初的原因。遠在成為最初原因之前，它本身是結果，是生產力的‘功能’”（注：《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1卷，第716頁。）。
　　因而社會心理與社會存在之間的關系表現為：“生產力發展的任何特定的階段必然地引起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人們的一定的結合，即一定的生產關系，亦即整個社會的一定的結構。而既然有了社會的結構，就不難了解，它的性質將一般地反映于人們的全部心理之上，反映于他們的一切習慣、道德、感覺、觀點、意圖和理想之上。習慣、道德、觀點、意圖和理想必然地應該適應于人們的生活式樣，……社會的心理永遠順從它的經濟目的，永遠適合于它，永遠為它所決定。”（注：《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1卷，第715頁。）當然，這種適應是一個不斷從不和諧到和諧的辯證發展過程，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變化，經濟基礎內部也會產生差異和矛盾。社會心理一部分適應著舊的生產關系，另一部分卻迎合著新生產關系的呼喚。概而言之，社會心理決定于社會存在，是社會存在直接的、現實的反映，是社會群體在特定時期對社會政治經濟關系的評價、態度和情緒的體現。在爭取生存的斗爭中，如果人們的社會心理適應于社會政治經濟關系的變革，那末對這個生存斗爭是有利的。但是，當我們指出心理的“合目的性”，說適應于社會政治經濟的“合目的的心理”有益于社會時，并不等于說心理只是被動的順應社會，而對社會進化沒有能動的作用。普列漢諾夫強調指出：“當承認它適應于社會經濟時，馬克思同時便承認了它的巨大的、什么也不能替代它的意義。”（注：《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1卷，第716頁。）
　　這意義，突出表現在社會心理是社會存在和思想體系之間的中介環節。一切思想體系同社會存在的聯系不是直接的，都要以社會心理為中介。思想體系是社會心理的反映，而社會心理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所以思想體系通過社會心理間接地反映社會存在。用普列漢諾夫的話來說就是：“一切思想體系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時代的心理。”（注：《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3卷，第196頁。）
　　按照普列漢諾夫的解釋，社會心理是社會意識的感性階段，指的是特定時期特定民族或特定階級、階層廣大群眾中普遍流行的、在日常生活中自發地形成的、沒有經過系統整理的精神狀態，包括各種感覺、情緒、觀念、要求、愿望、理想、習慣、風尚、道德情操、審美趣味等等，亦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一種“日常意識”；思想體系是社會意識的理性階段，是經過思想家、學者、文藝家概括化了的、系統化了的社會意識，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學的、藝術的等等思想觀念。作為中介的社會心理的決定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們要達到對各種社會關系的理性認識，必須通過對大量“日常意識”的總結。亦即是說任何形式的思想體系反映社會存在時都是這樣那樣地依據“社會心理”并概括“社會心理”的，是社會人的心理的集中反映；二是思想體系要反作用于社會存在，首先必須“普及”、“擴展”、“凝凍積淀”為社會心理，變成人們行動的信念。“遲慢的心理進化先于經濟革命”。這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如果對社會心理沒有精細的了解和研究，對思想體系的唯物主義解釋是不可能的。普列漢諾夫經常引用馬克思的一段名言來說明思想體系和社會心理之間的這種相互轉化關系：“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筑。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頁。）
　　正象恩格斯把哲學、宗教等思想觀念視為較之道德、政治和法律觀點更高、更遠離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一樣，普列漢諾夫對意識形態作了類似的劃分。他在用法權的例子說明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的關系以后說：“法權無疑地是一種意識形態，不過是第一級的，所謂低級的意識形態。應該怎樣理解馬克思對高級的意識形態，對科學、哲學、藝術等等的觀點呢？”（注：《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1卷，第720頁。）普列漢諾夫指出馬克思對于哲學和藝術的觀點概括起來即是：任何藝術作品以及任何哲學體系可以以特定時期的智慧和道德風習來解釋；智慧和道德風習的狀況是為社會環境所決定的，而社會環境的屬性是為每個特定時代的生產力的狀況所決定的。因而，有了生產力的狀態亦就有了社會的屬性，亦就有了適合于它的心理，亦就有了環境及道德風習雙方之間的互相作用。這就是“經濟基礎—社會心理—藝術和哲學”之間的辯證關系。
　　在闡釋馬克思的觀點時，普列漢諾夫還特別指出，文學藝術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特定形式，在它與經濟基礎的關系中，最能體現社會心理的中介作用。堅持以一個原則，即以所謂“經濟弦線”來解釋全部歷史過程，這是困難的事。“在涉及意識形態發展的問題上，最深知弦線的人，有時也會束手無策的，如果他沒有某些特殊的天才，即藝術感。心理適應于經濟。可是這適應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為了理解它的全部過程，為了使自己和別人一目了然于它是怎樣完成的，不止一次又一次地需要藝術家的天才。例如，巴爾扎克對于解釋和他同時代的社會各階級的心理已經做了許多。從易卜生那里我們也可以學到許多，并且從別的人那里我們所能學到的難道會少嗎？可以期望，隨著時光的流轉，將出現很多這類的藝術家，他們，一方面，理解‘弦線’運動的‘鐵的規律’，另一方面，能夠了解和指明，如何在弦線之上，并且正是由于弦線的運動，生長著思想體系的‘生動的衣裳’。你們說，凡有詩意的地方，不能不有藝術的自由意志臆測的構思力的地位。當然是這樣！事情是非此不可的。而這點馬克思是很好地了解的；正因為如此，他就說，應該嚴格地區分特定時代的經濟狀態（它可以以自然科學的確切性來規定）和它的觀念的狀態。”（注：《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1卷，第760頁。）在此，還要接著普列漢諾夫的話補充說一下，在“觀念的狀態”中，馬克思還區分了“統治階級的意識”和“自由的精神生產”。馬克思所說的“自由的精神生產”，主要指文學藝術生產。他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在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包圍中，文學藝術有可能是一個比較自由的領域。這與恩格斯的“更高、更遠離經濟基礎”的說法無疑是一致的。
　　普列漢諾夫在論述“社會心理是思想體系的根源”時，首先想到的也是文藝。他以法蘭西浪漫主義為例，通過對雨果、德拉克魯阿、柏遼茲這三位分屬文學、繪畫、音樂三個不同領域的浪漫主義大師的比較分析，從兩個方面說明19世紀30年代法國浪漫主義文藝運動與當時的時代心理的關系。其一，分屬不同藝術領域的三位大師之所以都被公認為浪漫主義的杰出代表，是因為他們的作品所表現的是共同的時代心理——法蘭西浪漫主義精神。這也是三位藝術家的不同類型的作品的共同價值之所在。其二，法國資產階級的浪漫主義文藝運動在本階級之間之所以沒有獲得普遍的同情，是由當時的法國資產階級共同的心理狀態所決定的：他們在很多地方并不了解自己階級的優秀思想家在文學藝術中要表達的意向和趣味。這種不和諧現象，顯示了思想體系和社會心理兩者關系的復雜性——既顯示了思想體系對社會心理的相對獨立性一面，也顯示了社會心理內在結構的復雜性一面。在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定時期，特別是大動蕩時期，同一階級的成員的心理會加速分化，出現先進或落后的區別，因而某種學說或思潮往往只反映某個階級中某一類人的意向。通過以上分析，普列漢諾夫充分證明了從社會心理的角度考察文學藝術現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因此，普列漢諾夫特別注重文學藝術與社會心理關系的研究。反復強調，“決不是‘上層建筑’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從經濟基礎中成長起來的；藝術同經濟基礎只是間接地發生關系的”（注：《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2卷，第322頁。）所以，“在討論藝術時必須考慮到中間的環節”，必須揭示藝術反映社會生活的過程。文學藝術正是通過表現社會心理這個中間環節才能反映社會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同時也是通過影響社會心理來作用于社會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他說：“要了解某一國家的科學思想史或藝術史，只知道它的經濟是不夠的。必須知道如何從經濟進而研究社會心理；對于社會心理若沒有精細的研究和了解，思想體系的歷史唯物主義解釋根本就不可能。……歷史科學不能把自己局限成一個社會經濟解剖學；它所注意的是直接或間接為社會經濟所決定的全部現象的總和，包括思想的作品在內。沒有一件歷史事實的起源不能用社會經濟說明：不過說沒有一件歷史事實不為一定的意識狀況所引導、所伴同、所追隨，也是同樣正確的。因此社會心理學異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歷史中都必須估計到它，而在文學、藝術、哲學等學科的歷史中，如果沒有它，就一步也動不得。”（注：《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2卷，第272—273頁。）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文藝學史上，如此明確地把社會心理學置于歷史唯物主義體系之中，如此強調它在文學藝術中的特殊地位和意義，普列漢諾夫是無人能夠并肩的第一人。
　　國外不少論者指出，普列漢諾夫的社會心理中介說是對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一種獨特表述，把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體系具體化，大大擴展了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研究范圍。這無疑是普列漢諾夫的一大功績。我們進而認為，正是在對唯物史觀的獨特表述中，普列漢諾夫科學地闡明了社會心理因素對考察文學藝術問題的重要意義，把社會心理學引進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領域，為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中的社會心理分析法的確立提供了理論依據。這是普列漢諾夫對完善馬克思主義美學、文藝學理論體系的一大貢獻。
　　在20年代的蘇聯，盧那察爾斯基曾對普列漢諾夫有關文學藝術與社會心理關系的理論，和他對文學藝術現象所作的社會心理分析實踐，給以高度評價，稱之為“普列漢諾夫原則”。并說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在廣泛地研究某個時代的作家作品時，這個“經常起作用的原則”，“開始以特殊的力量突現出來了”。（注：盧那察爾斯基：《關于藝術的對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65頁。）可惜， 盧那察爾斯基為之欣喜的“突現”并沒有持續多久，在形而上學和個人崇拜的影響下，這個“普列漢諾夫原則”非但沒有引起充分重視，而且遭到無端的貶斥和批判。庸俗社會學的興起，不能說與對普列漢諾夫的批判沒有內在的關系。
　　
　　
　　
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81～189J1文藝理論張懷久20002000本文認為，文藝心理學已成為現代文藝學的重要學派之一。而主要從西方現代心理學派中借鑒的文藝心理的研究方法，在認識論上大都存在著把人類心理簡單化、生物學化的偏頗與傾向。要使文藝心理學研究走向科學，就必須確認人的審美意識和藝術活動與社會心理不可分割的聯系。馬克思恩格斯的文藝批評實踐為我們提供了對文藝進行社會心理分析的經典范式。由恩格斯提出、經普列漢諾夫完善的“中介環節”說，則把社會心理分析提升到了作為科學的文藝心理研究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與方法的高度。張懷久，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81～189J1文藝理論張懷久20002000本文認為，文藝心理學已成為現代文藝學的重要學派之一。而主要從西方現代心理學派中借鑒的文藝心理的研究方法，在認識論上大都存在著把人類心理簡單化、生物學化的偏頗與傾向。要使文藝心理學研究走向科學，就必須確認人的審美意識和藝術活動與社會心理不可分割的聯系。馬克思恩格斯的文藝批評實踐為我們提供了對文藝進行社會心理分析的經典范式。由恩格斯提出、經普列漢諾夫完善的“中介環節”說，則把社會心理分析提升到了作為科學的文藝心理研究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與方法的高度。

網載 2013-09-10 21: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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