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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11-4721(2003)04-0109-07
　　儒學之所以在古代東亞成為維系社會的精神支柱，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成為意識形態化的官方儒學。在東亞，儒教是傳統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那么在近現代以后，儒學能否再度發揮意識形態的功能呢？這里可以通過新加坡、馬來西亞現代化模式中儒學的作用來進行探討。
　　　　一、東南亞的傳統社會與意識形態整合
　　東南亞的文化淵源比較復雜。這與其地理位置和歷史都有關系。橫斷山脈的地勢；決定了它是一條南北走向的民族走廊。就整個東南亞說，它是亞洲三大文化影響的交匯區，又地處南北陸路交通與東西水陸交通的十字路口上，歷史上民族遷徙頻繁，文化交流范圍廣泛。所以這里既有東亞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響，又有伊斯蘭教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響，同時伴之以隨處可見的本土原始文化。東南亞地區內，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傳播的重點不同，又有大陸文化和海島文化的不同。據有的學者考察，東南亞追根，很多都要追到中國，[1](P342)加之近代以來大批華人遷居東南亞，所以中國文化和東亞文化在此地有很重要的影響。而近現代由于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東南亞又成了諸多西方制度的“試驗田”，這不僅使東南亞各國在文化、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上存在諸多差異，而且，在東南亞一些國家中，又是東西文化并存。例如，在“亞洲價值觀”特別流行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同時也流行著英語。
　　有人說，東南亞是亞洲社會的縮影，也是非西方社會的縮影。東南亞傳統社會是亞洲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個典型，這里保留著亞洲凝重的歷史遺產。[2](P2-5)盡管東南亞在歷史上曾分割為許多地方王國，近代以來又被西方殖民者割據，使得這一地區在地理和社會發展方面非常分散、各自為政，但是，該地區的各地、各國之間仍是有許多共性的。
　　東南亞具有亞洲內向性社會的特征，在這里，傳統價值觀表現為“社會先于個人”，人們認為，這表現了亞洲集體主義的特色；而“有組織的集團比個人更具有普遍性”，“普遍具有天然的集體思想——在集體中每個人都有其特定的地位和職能”，[2](P3-4)被認為是亞洲傳統農業社會的共性。東南亞在政治方面具有亞洲傳統社會的特色，主要表現為尊重權威，注重統治者個人的人格魅力，并以此為統治者合法權力的根據。東南亞所具有的亞洲社會特色除了文化交流的影響外，又是以久遠的本土文化特色為基礎的。早在殖民統治建立之前，東南亞人民已經形成了一些樸素的文化和信仰體系，主要是多元的萬物有靈崇拜、“船貨崇拜”和文化上的實用主義。東南亞傳統社會具有多元宗教、多元文化格局。
　　東南亞傳統社會結構的特點是用習慣法管理社會。就是說所有的村民都愿意服從當地的傳統規則。可以說這種因襲的態度與各種等級秩序和權威一道維持著社會的穩定。而這些秩序與權威建立在以家庭倫理為基礎的秩序上。例如在馬來鄉村，地域性的族群往往是由一個或多個血親集團靠通婚形成，掌握族群最高權力的是酋長，而酋長通常也是某個家族的領袖。在這樣的情況下，整個社會都看重統治者是否賢明，這種習慣也影響著東南亞傳統社會的政治。[2](P5-9)
　　東南亞的現代民族國家就是建筑在這樣的傳統社會基礎上的。事實上，東南亞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也就是意識形態一體化的整合過程。這個過程又是與東南亞各國強大的民族主義運動相關聯的。有的學者在總結東亞成功的經驗時，認為從主觀因素而言，東亞的崛起是各種內部因素或綜合因素的結合，并把這種因素概括為“東亞經濟民族主義”。所謂東亞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綜合性概念，既包括經濟，也包括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的意義。從經濟角度講，是從民族國家利益出發，集中國家一切財力物力發展國民經濟并形成有關國家經濟建設、對外經濟關系的戰略、路線、方針、政策；從政治上講，振興國家經濟，實現現代化是全國全民族的最高綱領和指導原則；從文化上講，東亞經濟民族主義中體現著一種東方人特有的民族精神，即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而奮斗不息的民族意識和感情。[3](P42-43)無疑，在東南亞地區現代化比較成功的國家，如新加坡，這三方面特點也都具備，只不過由于上述東南亞傳統社會所具有的多元文化、多元宗教以及移民多的特點，使它在后兩個方面的特點更為突出。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的意識形態整合突出地表現在圍繞現代民族國家建立和發展經濟為中心工作中的文化和政治因素的結合。正像一位臺灣學者所說的：“民族主義是對西方國家的入侵東南亞一個積極有建設性的反應。結果形成了一種激昂慷慨的新情操，和一種強勁莫之能御的新動力，堅持要創造一個自己能決定自己命運的新社會。”[2](P11)
　　東南亞一些國家以民族主義為導向的意識形態整合表現的特征主要是：以民族主義為自豪，視之為被授予權力、自由和主張民族尊嚴的象征；重視意識形態的強大功能，注重宣傳民族意識、神圣的國家，及國家光榮的歷史；創制國家和民族的象征物，要求以主人的身份書寫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甚至在學術上也要求表現民族的尊嚴，擺脫西方傳統的“東方學”單純從人種學的角度來研究東南亞社會和民族的傾向。
　　應該指出，東南亞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注重本土和威權主義文化傳統的傾向，都是以經濟上采取市場經濟模式為前提的。在經濟運作方式上雖然有的國家是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有的具有明顯的政府干預市場經濟模式，但總的說，他們在經濟上都是自由主義的。這樣，他們的意識形態方面的整合，明顯地具有應對社會轉型期的矛盾沖突，維護國家穩定，引導人民確立國家認同的性質。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的增加，以及傳統社會結構的加速解體，意識形態整合的這種功能就更為顯著。新加坡的儒家倫理運動，以及新、馬提出的“亞洲價值觀”，都具有這種性質。
　　但是，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建立現代民族國家與意識形態整合一體化的方式，其實也是一種治國方略，即在政治上、文化上保守東方傳統，并與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有機結合。以此來促進經濟增長，增強民族、國家的凝聚力。正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所說：“（亞洲國家）并不輕易放棄賴以生存的傳統文化與價值觀”，但是”在不同程度上，亞洲人靜悄悄地采用了西方不少有用的價值觀、社會措施以及管理方法，因此在他們的價值體系中有東西混合的成分”。[4]
　　　　二、新加坡——新、馬模式成功的典型
　　東南亞各國近現代以來的發展以新加坡、馬來西亞最為受人矚目，兩國之中新加坡的現代化最為成功，躋身于亞洲四小龍之列，并常被人們用儒家文化來注釋其成功的經驗。故這里且從新加坡入手，分析新、馬模式的經驗。美國學者K.E.柯德爾(Calder)在分析新加坡賴以取得現代化成就的社會結構模式”儒家社會主義型的資本主義”時指出：“在許多方面，新加坡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忠實地反映了東亞模式的顯著特色。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盡管高度西方化，但在許多方面仍不失為一位典型的儒家領導者……”“新加坡的國家政策也是完全儒家式的，盛行道德訓誡，或許除中國之外，比其他任何亞洲國家更徹底。如同中國大陸用大字報抵制修正主義敦促提高生產，新加坡以政府公告形式告誡人們節儉、勤奮以至最近號召剪短發……”“除了繼承儒家道德傳統之外，新加坡在許多方面也顯示出是東亞政治經濟制度上最西化的國家。”[5](P74-75)這是用一個西方人的眼光來看新加坡模式與儒學的關系。此外，人們在評價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現代化成功中的作用時，常提到的是：儒家企業精神；賢能和集權的政府。這兩點也是東亞經濟發展模式中的一般經驗。
　　其實，新加坡模式中的儒家企業精神是以新加坡華人所具有的勤奮、自強、吃苦耐勞等傳統美德為基礎的。新加坡是個移民社會，華人移民占國民的大部分。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40年代，有大批下南洋的移民在這里停留。早期南洋地區的開發和繁榮，是與華人的辛苦創業分不開的。但是，這只是從儒家文化對新加坡影響的歷史淵源來說的。從現實看，新加坡既是移民社會，又是多種族、多元文化共存的社會，也是個開放的社會；這里東、西文化，新舊觀念交織碰撞，公民多掌握英語，西方文化的傳播不存在語言障礙。這使新加坡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時突出地遇到國家認同、文化整合以及社會控制等問題。為此，新加坡采取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整合措施。在新加坡，儒家文化本只是多元文化之一元，但新加坡政府公開提倡儒家倫理，以儒學為凝聚人心、整合秩序的工具，因而儒家思想便成為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政府的治國理念。對儒家文化的提倡可謂是一種帶有實用化色彩的意識形態運動，這也正體現了儒家“時中”的特性。正像李光耀所說的，新加坡“并不輕易放棄賴以生存的傳統文化與價值觀”，“但如果這些價值觀成了進步的絆腳石，它們就會被拋棄或者被改裝”。[4]
　　新加坡的儒家文化意識形態特色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即賢人（或好人）政府和儒化社會。為了看清二者的邏輯關系，這里先從后者說。
　　關于儒化社會。
　　韓國學者金日坤曾把家庭集團主義看作儒家文化的一大特性。[6](P144-145)誠然，新加坡的政府也非常重視維護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但與日本或韓國不同的是，新加坡的團隊主義并不突出地表現在微觀的企業管理上，即把企業當作擴大了的“家庭”。移民社會的新加坡更注重樹立一種國家團隊精神。前總理李光耀說：“我們能夠建立起團隊精神、集體精神。每個人都為團隊作出最大努力。這團隊就是國家，反過來，國家關心個人，公正平等，政府的藝術就是建立團隊精神的藝術。”[2](P339)
　　新加坡政府致力于加強儒學在治理社會中的作用，這包括：用儒家的倫理教化人民，號召國民講禮儀、勤勞、重視家庭、愛國，提倡公德心，號召建設“優雅社會”，“團結的社會”；同時強調權威、秩序，提高社會凝聚力；狠抓人口素質，意識到新加坡最大的資源就是人，因而重視培養人才，把最優秀的人才選拔到重要位置。政府在運用思想和文化手段塑造和影響人們價值觀的同時，也采取嚴厲的法制來進行道德引導及有效的社會控制。例如：嚴格執行罚款制度，實行新聞審查和網絡審查、電影和電視節目審查，實行生育控制和優生政策，以及對公務員實行嚴格的財務監督和財產申報制度，實行各種嚴格的廉政措施等等。
　　新加坡政府用儒家倫理塑造“好公民”，以此來整合社會、穩定社會，同時也注重關心人民、改善人民生活。例如：對低收入居民和高薪階層采取不同辦法，以解決絕大多數居民的住房問題；設立強制性的多功能的中央公積金制度，以及在政府與職工、工會間建立一種“共生關系”，減少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差距等。[2](P421-422)政府的富民政策使人民得到實惠，生活富足，人民就更加擁護政府、維護政府權威。新加坡政府與民眾的融洽關系，從某一角度看，有些近似于傳統儒家的“仁政”說，而新加坡的成功之處，正在于“政府與社會的緊密結合”，通過這種結合，營造一個儒化社會。這對于維持一個多元化社會，同時又建設一個統一堅固的現代民族國家，是至關重要的。所以1988年李光耀在對新加坡大學生演講時說：“華人失去儒家性格的那一天，也就是我們淪為又一個第三世界社會的那一天。”[2](P424)這反映了多年來新加坡政府的治國理念。
　　關于賢人政府。
　　如果說新加坡政府倡導儒家文化的目的是在于營造一種社會意識氛圍的話，那么這種創造社會意識的成功有賴于一個以儒家思想為治國理念的精英領導集團。這就是新加坡的賢人政治或好人政府。新加坡賢人政治的前提是政府領導集團由精英分子組成。如在總理職位上領導新加坡凡31年，后又任內閣資政的李光耀就是這樣的精莢。在他周圍集中了全新加坡第一流的人才，他們都是學有專長的專家和高級管理人才，大多在西方著名學府留過學。例如1997年國會選舉中上任的內閣成員中，總理吳作棟是美國威廉斯學院發展經濟學碩士，內閣資政李光耀是英國劍橋大學法學學士，副總理李顯龍是哈佛大學公共行政學碩土，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陳慶炎是美國阿得雷德大學應用數學博士，內政部長黃根成是倫敦大學商學碩土等。[2](P268-269)新加坡政府專門設置人才機構組織，把挑選高中層干部的重點放在大學畢業生身上。從小學到大學，他們實行教育分流制，讓最杰出的學生留學歐、美、日、澳，歸國后很快便成了國家各部門的精英。
　　新加坡政府也具有東亞威權主義的特證。這表現為：一方面，在施政風格上對政治權力的獨斷，充分發揮其對經濟和各項社會事務的干預、調節和啟動作用，同時新加坡領導人也對西式民主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如李光耀多次表明這樣的看法：所謂民主，并沒有固定的標準，不同文化、歷史和民族具有不同的民主。他還認為兩黨制“不符合我們的天性，……我們是一個亞洲社會”。[2](P344)另一方面，從新加坡民眾來說，華人社會也渴望得到權威的保護，以免在相互傾軋中財富被剝奪，這就使他們把一元的權威的政治領導看成是“自然的”現象，而少數政治精英，則懷著“救世型的”報國心態，參政意識十分強烈，導致了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人民行動黨的集權統治正是儒家政治的張揚。”[3](P90)
　　但是，儒家政治文化，其核心在于注重當政者的素質、品格及個人修養，這一點，新加坡又可以稱為世界之最。在新加坡，多年處于執政者核心地位的李光耀是一位既“賢”且“王”的君子。他威嚴、清廉、勤奮而又博識好學。他是新加坡發展的設計師，視新加坡為“生命所系”，對國家和人民懷有高度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他的政府被稱為“君子政府”和“好人政府”。1990年接任他為新加坡總理的吳作棟曾說：“我們感到特別幸運，因為31年來，新加坡一直由英明又正直的人統治。……我們的國會制度能運用得這么好，應歸功于當政者的素質及良好的品格。”[7]
　　上文所述兩點——儒化社會和賢人政治，可說是意識形態化的儒學在新加坡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但是，如何看待這份經驗，即如何衡量儒學在新加坡的地位，卻是一個有爭議和值得深思的問題。
　　對此，有人提出：新加坡是一個商業社會、一個較發達的社會，雖然在那里可說是“儒風”吹拂，但它決不是一個儒家文化占統治地位的儒家社會，在那里，儒學只是一種工具。[2](P350-351)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若僅把儒學概之為一種工具，即“儒化”人民，維護威權體制的工具，那么，它又與封建社會歷代君王以之為政治意識形態，強迫人們服從“三綱五常”的社會秩序的儒學有什么區別呢？對于這個問題，1982年應新加坡教學發展總署之邀訪問新加坡，參與新加坡開設儒家倫理課程計劃的杜維明教授，曾給予特別關注。他在與新加坡各界對話時屢次談到，要強調儒家哲學的核心價值，即長期以來啟迪了東亞一代又一代心靈的那些基本觀念；要把儒家思想理解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倫理道德的形式，以此來“幫助我們的孩子培養他們的道德品質”。杜維明認為，歷史上儒家思想可以而且確實曾經被當作一種政治化的意識形態而應用。但是，由于這些統治者根本就不信奉儒家倫理這樣的偉大理想，因而他們將儒學墮落成一種強制性的控制術。利用道德來達到政治目的，把道德政治化了。而且，由于他們不是由群眾心甘情愿地推選出來、在道德正義的基礎上施行統治，所以他們用強制性的手段來加強自己的影響。[8](P129、39、161)基于此，杜維明指出：“當強制性的政治實體，同時壟斷了意識形態和道德控制的時候，其政治化對于社會和文化的創發力可能會造成極大的危害。”[8](P40)
　　杜維明闡述了儒學理想化的道德價值形態，同時，也指出了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儒學的危害性。也許，這是針對當時新加坡一些人提出的現實問題而發出的警示吧。
　　但是，當代新加坡政府所推行的儒家倫理，與歷史上封建君王的政治意識形態化的儒學是有本質區別的。這是因為，雖然儒家倫理在新加坡作為一種尋根文化、作為華人社會代代相傳的道德倫理，是政府用來凝聚人心、穩固社會的意識形態，但這樣做的前提是，它是新加坡用以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新加坡“儒化”社會的基礎是從西方引進的先進體制和先進技術，包括法律制度、經濟體制、教育體制乃至市政建設等；而新加坡弘揚儒家文化，是為了治理現代化所帶來的各種弊病，“抵御西方歪風”，建立一個具有新加坡特色的、經濟發達的現代化東方社會。今日的新加坡與舊時的儒式政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如李光耀所說：在華人傳統中，統治者是勝任其職的人，具有某種學識能力，是正直的人，但是他們是世襲的，而“每5年我都必須面對一次選民”。[2](P424)
　　對于新加坡運用儒家倫理治理社會的經驗，杜維明是從“作為一個多民族和多文化的社會”，致力于“它自己的普遍化的趨向”角度來看的。他以為，鑒于國情，新加坡“惟一的選擇就是創造性的一體化——一種尋求文化認同和普遍觀點的綜合”。[8](P205)同時，他把新加坡的儒家倫理看作一種“轉化了的儒家倫理”。他說：“在新加坡所有的，不是排斥一切其他百家的儒家倫理。……在某種方式上，西方的競爭性和經典的儒家倫理的勤奮結合到了一起。儒家倫理不再是孤立的了。這是一種為接受西方挑戰而轉化了的儒家倫理。這種新的模式，作為一種反應回答不僅僅是對于世界的適應。”[8](P210)
　　而北京大學陳峰君教授則從東亞模式的角度認為新加坡經驗是“歐美的新教倫理創造的先進體制和先進技術”與傳統文化相結合，從而創造出的新的文明，“是一種全新的‘再生機制’”。他說：“新加坡既是倡導儒家文化的典范，同時也是學習吸取西方文化的范例。……一方面在新加坡具有儒家傳統文化，存在著集體主義、權威主義等有利于國家意識保持發展的政治穩定，從而有助于克服與緩和急劇變革中引起的社會秩序與發展性危機，增強社會的內聚力，以及加強對分散的經濟權勢的宏觀調控，調整集體與個人的利益沖突，保證社會公平與福利，促進社會的和諧與整合等。另一方面，依據新教倫理而來的歐美資本主義制度，帶來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創造了與此相關聯的國際經濟環境和資本主義精神。這樣，既保障了市場原理的適用和開放性，又使得傳統的倫理和秩序的存續與傳承成為可能。新加坡……將西方文化的積極成果與東方文明的優秀積淀，恰到好處地結合起來，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突發性的成就。”[3](P190-191)
　　以上這些論述對于我們理解新加坡經驗是十分有益的。
　　　　三、從“亞洲價值觀”的爭論看新、馬模式
　　東南亞現代化比較成功的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常宣稱他們的發展成就得益于一種精神上的力量，即“亞洲價值觀”。其實就新馬模式看，亞洲價值觀首先是這兩個國家立足于自己的國情所實施的治國哲學和治國方略，是融合東西方文化，成功地結合了西方“發展理性”與東方集體主義價值觀的一種混合型意識形態。但是“亞洲價值觀”也是時代和國際政治的產物，從這些國家發展的外部環境看，“亞洲價值觀”是以新、馬為代表，東亞一些發展中國家對抗西方民主和人權的說教，抵御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一種意識形態，是亞洲國家對西方中心論的挑戰和自信的表現。因而也可以說，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發展成就，是東亞模式的成功，使得“亞洲價值觀”成為冷戰時代后的一個熱門話題，使得西方國家與東亞一些發展中國家關于“亞洲價值觀”的辯論成為國際關系中西方與非西方關系的一個焦點和學界的顯學。
　　亞洲價值觀，就一般含義上講，本應指亞洲范圍內存在的各種源流價值觀的總稱，它幾乎包括了東方三大文化圈的內容，或指亞洲的東方價值觀的主流。但目前在國際上引起爭議的“亞洲價值觀”，卻是東亞某些發展中國家具有權威主義特色的官方意識形態，及其所倡導的主流價值觀。其內容概括起來大體包括：（一）國家與社會先于個人，并強調個人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堅持集體主義的人際倫理和人權觀；（二）強有力的施行仁政的“好政府”，這是政府對人民安分守已、尊重權威的回報；（三）維持有秩序的社會，有了秩序才有效率和安定的生活；（四）家庭是整個社會的基礎，也是人們工作的動力和目標；（五）崇尚和諧與協商，沒有非白即黑的強烈對抗意識，重視通過協商取得共識。[2](P394)
　　東亞和東南亞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或提倡“亞洲價值觀”，或在國際上以“亞洲價值觀”解釋、辯護自己的行為。他們對“亞洲價值觀”各有自己的詮釋與實踐，而對之闡釋和實踐較有代表性的，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國政府和領導人。西方的媒體、學術界，及官方主流意見對“亞洲價值觀”的批評詰難，也集中針對這兩個國家。
　　例如，1994年12月，美國一個新聞業組織“自由論壇”和香港的外國俱樂部聯合在香港舉行了一個名為“亞洲新聞論壇”的國際研討會，對新加坡的新聞模式和所提倡的“亞洲價值觀”進行猛烈攻擊。有評論說這是對“亞洲價值觀”進行的一次“公審”。[9]不僅西方媒體，并且西方國家政府也卷入了這場論戰。如1994年7月21日美國政府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一方面肯定“亞洲已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同時又嚴厲批評說，有人認為民主似乎對亞洲不太合適，至少對亞洲國家不合適，人權是相對而言的，西方的人權政策僅僅是在掩蓋西方的文化帝國主義——這些觀點是錯誤的。該報告指出，各國都必須尋找自己的民主形式。但是，進行虐待和實行暴政是找不到理由的。美國不能聽任壓迫在道義相對主義的幌子下自行發展。因為民主和人權不僅是西方人向往的東西，而且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向往的東西，是普遍原則。[10]
　　西方媒體和政府輿論之所以對“亞洲價值觀”這樣關注，傾注這樣大的力量進行批評，是因為把以新加坡（李光耀）為代表的“主張威權控制下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意識形態”當作他們向世界播散自由民主價值觀、實現民主化進程的主要障礙。而實際上，西方對“亞洲價值觀”的詰難，也主要是依據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傳統，和當代在西方已經滲透到哲學、宗教、科學、政治、社會、文化、行為等各個領域的，極富號召力的自由主義理論。
　　如保羅·克魯格曼發表《亞洲奇跡的神話》，認為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主要是靠驚人的資源投入而獲得快速增長的，并不是靠提高效率來推動。[2](P469)克里斯托弗·林格爾則針對新加坡李光耀和馬來西亞對“亞洲”價值觀的樂觀態度，認為在他們眼里，“在發展經濟的祭壇前，政治自由成了祭祀的羔羊”。在對未來世界發展趨勢的預測上，林格爾認為獨裁體制無法適應未來捉摸不定的全球化進程和世界市場，不一定能贏得未來。他說：“長期以來，經濟增長和發展取決于文明社會的私有制。它有助于防止少數統治者控制和分化其余的社會成員，從而起到制衡作用。”“恰恰相反，獨裁政權靠限制交流和信息傳播，靠強行實施嚴格的社會控制，來削弱和排斥政治上的反對力量，從而維護自己的統治。他們也許只允許自己信任的黨內阿諛奉承者在國內商務活動中唱主角，以確保經濟力量不會用來削弱執政黨的統治。”[11]而《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肯尼迪在他的《“亞洲世紀”還遠得很》一文中強調，亞洲許多國家經濟依然落后。1996年在吉隆坡出席“新亞洲論壇”的詹姆斯·加里森博土則說，“亞洲復興(Asian Renaissance)對亞洲是重要的，可是對世界其他地方卻是無關緊要的”。[12]他干脆否定了亞洲模式具有任何普遍意義。
　　西方不僅以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原則，而且以他們自身的發展模式為普遍原理來權衡亞洲的發展，而積極倡導“亞洲價值觀”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卻強調：非西方國家有權力根據自己的國情選擇發展道路，確立主流價值觀；從國際關系的原則看，全球民主化不僅指各個國家內的民主化，也應該是國家間關系的民主化。在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原則上，倡導“亞洲價值觀”的國家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在向西方大國的“威權政治”要求民主，進行抗爭而已。
　　例如，對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權，新加坡就更相信自己的理解。新加坡無任所大使許通美說，東亞人不相信西方的無限制的個人主義。個人是重要的，但個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家庭、家族、宗族、鄰里、社區、民族和國家的成員。1992年李光耀在訪問菲律賓時談到他與“美國政治評論員”在民主觀上的分歧，他說：“我不相信民主對于發展來說是必需的。我相信一個國家要發展，它就需要紀律甚于需要民主。民主的泛濫導致了紀律渙散和秩序混亂。”[2](P474-475)李光耀還說：“東方國家的目標是建立秩序井然的社會，以使人人享有最大的自由。這種自由只存在于紀律嚴明的社會中，而不存在于任意爭斗的無政府狀態當中。”[13](P53)而對于國際論爭持更激烈態度的馬來西亞馬哈蒂爾，對西方批評“亞洲價值觀”的言論亦有自己的回應。他在《邁向亞洲的復興》著名演講辭中說：亞洲很多人相信，我們的確有本身的價值觀和做事的方式，這些都是為了爭取一個更好的字眼：“亞洲”。對于那些認為本身價值觀和做事方式放諸四海而皆誰的人，這是一個異端。但亞洲價值觀難道就不能成為通用價值的基礎嗎？[14]他還說：“我只是認為，我們可以要求担任一個平等的角色。我們要求共同決定權……但西方至今還不承認這一點。”[15]
　　從上述有關“亞洲價值觀”的爭論，我們可以看出“新馬模式”發展的國際文化背景。“亞洲價值觀”本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路向問題，為什么會成為西方與東亞發展中國家意識形態論戰的重要話題呢？這就關系到冷戰后國際意識形態格局的變化了。
　　自冷戰時期結束，伴隨著前蘇聯東歐集團解體，美國在西方集團中的領導地位也在走向衰落。而東亞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亞洲的復興，即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快速增長、產業結構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綜合國力的增強等，都使得非西方國家、地區的重要性持續上升。不僅世界經濟形成了美、歐、東亞三極而立的格局，而且亞洲發展中國家對自身傳統的自覺、對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的自主，以及在國際關系中要求平等地位意識的增長也形成一種趨勢。
　　對于世界上若干非西方文明的發展與崛起，以及國際關系中意識形態相應變化的趨勢，西方一些有遠見的學者早已予以關注。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格拉漢姆·富勒在他撰寫的《下一個意識形態》文章中指出，當今民族文化正受到世界文化普遍均質化的威脅。第三世界面臨著強大的文化壓力。因權力、財富、影響力的不公平分配以及大國對小國的不尊重所引起的世界性沖突，其實要比基督教、儒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教義的沖突嚴重得多，沖突是現實造成的，文化只是沖突的載體。因此，“下一個意識形態”對抗實質上反映的是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的利益沖突。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尊重”、“尊嚴”這類詞語將構成下個世紀政治言論重點的基本詞匯。第三世界的人民和領導人已認識到，按照西方的觀念，他們也應受到西方的平等對待和尊重。曾以“文明沖突論”引起學界爭論的亨廷頓教授則警醒地指出，當代在以可口可樂為代表的西方物質文明風靡全球現象所掩蓋下的文明沖突的實質。他在《西方：獨特的，但不是普世性的》一文中提到，近年來西方有不少人自認為西方文化應該就是世界文化，并不遺余力地推銷這一概念。他指出，有一種看法，認為現代化就是其他民族在追隨西方模式時，放棄自己傳統的價值觀、制度和風俗習慣，實行全盤西化。他認為，這些具有均質性、普世性的西方化世界的幻影是錯誤的、傲慢的和危險的。[2](P451-452)
　　而《亞洲大趨勢》一書的作者約翰·奈斯比特則更直接地指出：“全面承認并且接受東方的時代已經到來了。這種接受就和當初接受地球是圓的這一事實一樣意義深遠。東方不僅僅是日本和中國。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包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這些都是重建世界經濟秩序的強大力量和重要參與者。”[13](P246-247)他還說：“整個世界舞臺正上演著一出大融合的戲劇。全球各個角落都被信息高速公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亞洲的現代化不能被看作它的西方化過程，而應是它自己的‘亞洲方式’的現代化。”[13](P264)
　　從這些議論中我們不難看出東亞發展模式以及“亞洲價值觀”提出的重要意義。值得注意的是，當今有關亞洲價值觀的爭論并沒有終止。20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亞洲的價值”這一觀念又成為經濟和社會學界批判的對象，并成為熱點問題被炒作；在對亞洲經濟危機的診斷中，形形色色所謂西方世界“亞洲價值觀”的討論又紛紛出籠。此后，由于2001年1月27日，新加坡李光耀在瑞土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一次討論會上發表演講，針對信息技術和信息時代談到了儒家傳統，于是又引起西方諸多媒體有關儒家價值觀“已經過時”的一番輿論。美國《新聞周刊》網絡版還以《李光耀放棄“亞洲價值觀”》為題發了專稿。[16]
　　但是，畢竟時代在前進，無論是“東亞模式”，還是“亞洲價值觀”，都不可能一成不變，他們會隨著全球經濟和人類文明的發展“與時俱進”。今天，由于“尖端技術通訊網的發展，低廉的運輸費，無邊境的自由貿易等”，“全球化”的實現已經作為一個不可避免的現實在日益靠近我們了，因此，不僅文化的開放成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大趨勢，而且重視本土文化與吸收外來文化已同時作為越來越突出的問題擺在人們面前。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必須走出原來的思維框架，必須重新認識，重新把握人類不同文化之間的“文化認同”問題，即需要回答：在不同地區彼此互異的文化圈里，面對文化的多樣性，人們如何才能在自己文化的認同和其他民族文化之間取得協調、平衡和發展？[17](P4-5)
　　而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是“新馬模式”還是儒學的價值觀、文化觀，都可能會從新的角度給我們以深刻的啟迪。
　　收稿日期：2002-10-01
文史哲L濟南109～115B5中國哲學劉宗賢20032003東南亞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也就是意識形態一體化的整合過程。東南亞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具有注重本土和威權主義文化傳統的傾向，但卻是以經濟上采取市場經濟模式為前提的。它們的意識形態整合，明顯地具有應對社會轉型期的矛盾沖突，維護國家穩定，引導人民確立國家認同的性質。新加坡的儒家倫理運動，以及新、馬提出的“亞洲價值觀”，都具有這種性質。當今有關亞洲價值觀的爭論并沒有終止，需要回答的是：在不同地區彼此互異的文化圈里，面對文化的多樣性，人們如何才能在自己文化的認同和其他民族文化之間取得協調、平衡和發展？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是“新馬模式”還是儒學的價值觀、文化觀，都可能會從新的角度給我們以啟迪。新加坡/馬來西亞/意識形態化/儒學　　Sigapore/Malaysia/Ideologization/Confucianism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東方哲學的新進展”的結題成果之一，項目批準號：99BZX023.The Pattern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The Ideologized Confucianism　　LIU Zong-xian　　(Institute of Confucianism,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Jinan)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states in Southeast Asia is also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of ideologies. With regard to the ideology,the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stress the indigenous and authoritative cultural tradition while take the pattem of market economy as a precondition. It is evident that their integration of ideology is to deal with the conflic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to maintain the social stabilization and to lead people to establish the nature of the national indentification. The contemporary controversy over the Asian value has not ended yet. We may get some valuable emlightenment from both the "Singapore-Malaysia Pattern"and the Confucian values or caltural ideas.劉宗賢(1946-)女，北京人，山東社會科學院儒學研究所研究員。山東社會科學院儒學研究所，山東　濟南　250002 作者：文史哲L濟南109～115B5中國哲學劉宗賢20032003東南亞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也就是意識形態一體化的整合過程。東南亞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具有注重本土和威權主義文化傳統的傾向，但卻是以經濟上采取市場經濟模式為前提的。它們的意識形態整合，明顯地具有應對社會轉型期的矛盾沖突，維護國家穩定，引導人民確立國家認同的性質。新加坡的儒家倫理運動，以及新、馬提出的“亞洲價值觀”，都具有這種性質。當今有關亞洲價值觀的爭論并沒有終止，需要回答的是：在不同地區彼此互異的文化圈里，面對文化的多樣性，人們如何才能在自己文化的認同和其他民族文化之間取得協調、平衡和發展？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是“新馬模式”還是儒學的價值觀、文化觀，都可能會從新的角度給我們以啟迪。新加坡/馬來西亞/意識形態化/儒學　　Sigapore/Malaysia/Ideologization/Confucianism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東方哲學的新進展”的結題成果之一，項目批準號：99BZX023.

網載 2013-09-10 21: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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