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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僅就現代條件下，結合我國實際，探討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究竟應該具有什么樣的發展觀念人文精神。
　　（一）“經濟中心”和生態平衡。一個是經濟，一個是自然。似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應犧牲自然生態，這是發展觀上傳統的形而上學。在這種觀念支配下，有些錯誤思想和行為一直未得到糾正。比如有些人認為“對生態環境的投資勢必影響經濟建設規模”，甚至認為，“為保證經濟建設，首要的、第一步的就是討伐自然，向自然進軍”。如此等等。我認為，諸如此類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生態觀念這個課題沒有得到肯定和解決。為此，其一，應以人“返回”于生物圈入手，去體解經濟和自然的內在聯系。人本是生物圈的一“分子”，由于自然生態環境進化，人類便自以為是，以自我為中心去主宰生物圈。現在應該讓人們意識到，人永遠也不可能完全超越自然而生存，所以也就需要永遠把自身“定位”在生物圈之內，才會體察到生物圈這個社會穩定對于人，對于經濟發展的舉足輕重。從而，解決在傳統的觀念上的一種“片面性”，認為人僅僅是，而且永遠是“社會動物”。從人進化意義上說，人既然從生物圈中來，也就不難設想自我身心平衡的自然條件。人為要取得經濟價值，也就不能忘卻這個條件。同理，一個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以自然生態環境平衡、生物圈穩定為基本，那是難以想象的。我國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的嚴重聞名于世，在“八五”期間作為重點綜合治理工程，經數年努力，已基本控制了水土流失。這對保證農業經濟穩定持續發展甚有實效。其二，應從法制上確定有關地區（部門）生態環境建設的指標，協調經濟發展和生態建設，規定對生態環境破壞行為的嚴厲制裁措施。解決生態環境建設的指標，應是一個科學的指標體系或系統內含諸多單項指標層面。諸如維護自然動植物生態環境框架、控制水土流失、合理擴大作物面積等等。更重要是在科學形態上，對于生態環境理論應進行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和應用科學的研究和實踐，并對其具體成果進行客觀的價值評價。所有這些，都是保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自然前提、自然意識。
　　（二）人類生活需求的無限性和自然生態承受力有限性的矛盾觀念。根據世界人口活動基金會專家估算，地球對于人口消費承受力極限為125～140億。現在實際狀況是：在表面上全世界人口還不到其中的一半，可在實際生活中在許多國家和地區人口增長嚴重失控，有專家認為，在未來不到100年內，世界人口將達到臨界點。 再就是生態環境日趨惡化，亟須在全世界范圍內喚起人文精神，以拯救地球。德國環境生態學者馬迪拉爾克認為，人類如此對自然的掠奪和破壞，尤其某些國家對生態環境的污染，以及對野生動物和原始森林的“毀滅性的打擊”，估計到2020年，世界將有1/5～1/4人口飲用水產生嚴重困難。他說，再就是社會化生產本身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告誡世人：“已經非控制不可”。他指出，在今后二三十年內，最緊迫的是人類發展與地球生物圈、自然環境的承受力“保持協調、適度狀態”。可是，人對自然需求的無限膨脹，與自然生態系統可載力的限度的沖突，有可能使這種期望“狀態”成為泡影。
　　緩和、解決二者的矛盾在于：其一，增強全人類生態共享的意識。世界各個國家、地區及其社會，乃至每一個人，都不能不去關心我們人類根源于、生存于、發展于廣袤的自然。在這里形成的各種復雜的關系，有國家與國家、地區的，有各國家與社會的，也有人與人的，這些關系始終未能擺脫人與自然的關系。因為這種關系本質上構成了人類社會賴以發展的生產活動本身，盡管這其間存在著不同社會與自然之間進行物質、能量與信息變換的中介。誠然，這個中介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但我們應該以更多更主要的精力去關注全人類與自然的和諧。比如無論是西方發達的工業國家向大自然大量傾倒工業廢物、污染環境，還是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事故，造成人員傷、殘、亡，歸根到底還是人對自然生態環境的自覺意識程度不夠。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又由于“冷戰”結束后，國與國、地區之間的聯結似乎更“緊”了，各國所面臨的生態越來越成為人類生存的共同課題。盡管羅馬俱樂部關于自然資源《增長的極限》有點“悲觀”，但它提出的報告或者說是警告，認為人類的無限需求將由于自然資源的“極限”也會導致“終界”，是值得人類高度關注的。任何國家、地區的發展，都不能不顧及其他國家、地區的生態效益，不能因自身的局部和暫時利益而犧牲整個人類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尤其第三世界諸多國家的生存、發展的自然環境。
　　其二，辯證理解“平衡相對性，不平衡絕對性”的哲學概念，反對在觀念上為生態環境“不平衡”尋找理論依據。“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是就事物矛盾雙方地位不同而言的，只有如此，才能確定客觀事物的質。生物圈的存在，也正是由于具體生物種群之間在圈內地位與作用不同，才構成了它特有的生態。可是，這種生態是自然界在“地球內外合力推動規律”作用下形成的，一方面，受地球內部構成要素的相互影響，另一方面，地球也受到太陽系相關因素的制約。就是說，自然生態是在不平衡中維持著相對平衡。如果把其中不平衡絕對化或以為可以破壞平衡，那它也就只能剩下個別的種群了。其他平衡性理論亦如此。我們如果對世界上其他事物不是作這樣理解，那末，在實際上，便沒有任何事物的存在。不能想象，可以脫離他物、他方面的質而單獨生存的某物。因此，“不平衡之絕對性”是一個有條件的命題，絕對不能排斥相對。在生態環境平衡觀上，對辯證理解“不平衡之絕對性”持異議，其本質是理論上、觀念上堅持人類對自然資源有限性的絕對占有和無限貪欲，是有悖人文精神的自然倫理觀念的。
　　（三）人的價值取向和自然生態規律。人類對自然界的價值選擇既要遵循、又要利用地球生物圈的規律。在觀念上，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既反對“自然生態法則的意志論”，同時也反對在“自然生態法則”面前的宿命論。
　　人類自近代以來，科學、技術以空前速率發展著，技術實踐活動確實在改變著人類生活行程。可是，也正是技術這種力量卻使人們陷入“技術萬能”，用以主宰自然生態，違背它的發展規律，這是技術價值觀念的錯誤。現代對自然價值取向錯位的原因之一，就是對于技術創造的“奇跡”近乎迷信的程度，以致技術在超越自然規律、生物圈法則的情境下，對自然生態環境形成威脅。從人文意義上說，技術濫用于對自然生態的討伐，是對人性的某種扭曲。人性與自然性的協調、一致，要求在技術力量施加于自然時，不僅要在自然容許的領域內，合乎生態平衡法則，以持久地與自然保持平和狀態，不要“觸怒”它以遭報復；而且要補償于它。在當前，最重要的“補償”，應對瀕臨滅絕的物種加以保護、衍生，維護地球生物圈系統，發揮它的整體功能。在一些地區，自然生態業已失衡，要極力予以協調，使其正常發揮功能。所有這些，也是人類對自然的一種價值觀念。總而言之，地球生物圈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它需要人類從自然價值觀意義上加以調控、管理；只有在這個前提下，人類方能依據它的規律加以利用，使“自在自然”成為“為我自然”。在堅持生物圈的“自為價值”同時，人類才能借助其固有規律，獲得發展。否則，我們就要受到自然的懲罚。
　　（四）“人類中心論”和“自然優先論的倫理、心理觀念”。從自然的生態規律說，地球上廣袤的自然在與人類產生特殊關系后，形成三種存在方式。這就是自在的自然、人造的（再生的或第二的）自然，以及潛在于人類意識中的自然——對前兩種自然的反映、構想形成的同人類息息相關的生態環境意識。人類心中如果沒有這樣賴以寄托的藍圖，也就等于沒有一個與自然“為伍”的遠景。可以說，這種觀念化的自然，是人類文明、人文精神價值的某種標志。它證實人類對大自然生態環境的強烈意識，負有義不容辭的保護、補償的道德責任，以保證其有序狀態和優先地位，摒棄在自然面前的“以我為核心”的狂態。
　　歐洲近代工業文明，曾經創造了巨大的財富，馬、恩對此在《共產黨宣言》中作了高度評價。可它同時卻“把人類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和自力掙得的自由”。其中包括對自然的征討與破壞，這就是由“機器的采用”所帶來的對“自然力的征服”，對弱國的侵略，甚至野蠻踐踏人工自然。當然，這種“機器文明”對大自然濫加征伐，隨后逐步發展成為全球性了。與此同時，世界人口增長曾在相當長歷史階段內失控，使大自然這位母親所能提供的資源，業已不堪重負。盡管自現代以來，人類已逐步意識到維護這僅有的“一個地球”及其自然生態環境已是刻不容緩，可是就全世界范圍而言，人類對自然規范的“意志化”傾向（破壞性的）并未得到根本克服。因此，1972年和1989年兩次在溫哥華舉行的國際會議，分別發表的《人類環境宣言》和《溫哥華宣言》，向全世界發出呼吁，“為了維護現在以及未來千秋萬代”的功業與利益，必須竭盡所能“改善人類自然環境”！認為，“人類面臨的生態危機”足以威脅自身的生存。1992年國際“環保會議”也發出同樣呼吁。
　　因之，人類應從根本上改變過去那種對待自然規范的“以我為中心”的“一元”傾向，形成對自然和自我分別以倫理和心理“二元并舉”方針。一方面，普及“生態倫理學”。強調人類作為大自然的產兒，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具有不可推卸的道德義務；強調自然本身并不能主動地給人類創造價值，而人類只有在切實地保護好大自然前提下，方能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強調自然具有內在必然性，它既有“造福”于人類的一面，又有“移禍”于人類的一面，如火山造成泥石流、地殼運動形成的地震，等等，會使人類受到滅頂之災。這雖然由于人的解放程度還很低下，尚不能擺脫來自自然的壓迫和奴役，但也是人類超越并不是利用自然規律而自食其果。人類不能像康德那樣以自我構造的范疇去把握自然的因果律、必然與偶然的關系。這種自由是主觀自生的。因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于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目的服務。”〔1 〕“生態倫理學”不僅在于要求人類對自然規律有一個正確的價值意識，也在告誡人類自然是一個“多產”的母親。人類并非自然的“獨生子”，它有許許多多的“同胞”，有的比人類的資格要老得多出幾百萬年、甚至二三十億年。人類不可唯我獨尊，在自我發展同時，是否想到對自然生態亦有某種倫理責任呢？根據當代最新科學發現，生物圈的“條件反射”會直接或間接地干擾那些踐踏它們的“萬物之靈”的生理器官，甚至會造成人的植物神經失調。美國植物學家帕斯特研究后認為，植物也具有“知覺”和“語言”，對它們施加“壓力”到一定程度，有的會發出一般動物嗅覺不到的“毒類”，造成其生存環境的“恐怖情緒”。這些也許有些類似于神話，但也從一定側面警告人類，多一次對自然的“勝利”，也就多一次被自然“報復”的機會，這也是生態的倫理效應。看來19世紀德國科學家海克爾首次提出“生態學原理”對人類發出的類似告誡，未曾被世人所矚目。這些是對自然“二元并舉”的倫理陳述，也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二元并舉”的另一面應建立一門“自然心理學”，要從人文精神角度，去考察人類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心理。應該承認，人類對自然的蹂躪、破壞到了眾所周知的、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人文精神的悲劇，是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畸形心態，也是人類對即將來到或已受到不同程度的自然“報復”的無知妄為。應該看到，人在自然面前同樣也有“利它”這個永恒課題。研究這個課題，從終究意義上說，還是為了人類自身的發展。可是，人類對自然如此“利己”，到頭來勢必貽誤千秋功業，那才稱之為“人文精神的失落”。應該認清，在人與自然、社會主體與自然客體關系中，人總是懷有“主體優越感”、隨心所欲主宰客體的心理。這就潛藏著主體的生存危機，面臨著“人類中心論”的末日。自然客體同其他客體一樣，均有其“反攻”于主體的能動性的一面，也許這就是當今西方世界號稱“綠色革命”、“綠色政治”等的自然心理基礎。總的可以這樣說：“自然心理學”是屬于人文范疇的，或者說，它是從人文意義上闡釋人對自然生態環境應當具備的視野，使大自然母親與人類能夠友好如初，不施報復予人類，且造福于人類。今天，世界已進入了和平與發展時期，在一定意義上講，生態危機超過了經濟危機，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超過了國與國之間的緊張。這是因為，在某種范圍內人對自然的掠奪超過了人對社會的掠奪。其基本原因是人類對自然懷有凌駕之心，這是一種妄自尊大的悲劇心理。
　　在這里，我們既要反對自然主義，也要反對人本主義。自然主義，是對大自然生態環境的一種“放任”，既不講改造，也不強調保護與合理利用。自然本身也有其必然性，人對自然的自由，與對其他事物必然性一樣，也有一個認識、改造、實踐的問題，以實現其價值。但這不是人本主義，不是以人為本位的“唯我”為是。當代人本主義自然觀，是一種機械論，是對人文精神的詆毀。這種論點受到1989年在溫哥華舉行的第二次“科學與文化”為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的批評與譴責。大會通過的《溫哥華宣言》向世人宣告，人類任意“駕馭大自然”的“機械論的僵化的舊的宇宙模式已被一些新概念所取代！”這就是“人本身創造性動力！”它具有“老的機械論模式所無法反映的方式與宇宙整體有著全面的聯系。”〔2〕
　　因之，人協調同自然的關系之本身就是創造。這就是它能夠創造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較為理想的自然環境條件。如同馬克思所說：“勞動的不同的自然條件使同一勞動量在不同的國家可以滿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使得必要勞動時間各不相同。”〔3 〕這就是強調人類為了營造一個在于縮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提高勞動效能的“自然條件”。在現代條件下，就是要人類對自然行為規范化，樹立自然生態優先地位的倫理次序，摒棄“人類中心論”，真正地實現人類、自然生態與“地球生物圈”一體化，確立人與自然的“互作”觀念，以使得“同一勞動量”在較理想生態環境下，“可以滿足不同的需要量”。
　　（五）生產力觀念和人文精神。談到人與自然關系，勢必要關涉到這一關系實質性問題，即生產力內涵及其有關的觀念。這就存在著一個如何對待自然力、并使之為人服務的人文價值意識這個歷史的和現實的課題。在實際生活中，我認為也不能不論及到它。試看我們正在廣泛流行著的關于生產力、“第一生產力”的一些概念：“生產力就是人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實際能力”；有的教科書認為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目的是使人類……有效地改造和征服自然”，即使是“現代發展科學歸根到底是為征服自然的”。如此等等。這些提法同人文精神背道而馳。因為人文精神是堅持對人、社會、國家乃至整個世界以“真”相論，關注人的價值創造、自我實現，強調尊重人這個族類的理論與實踐的探索，以及人與人之間倫理、道德等的觀念。生產力在不同時代、不同民族，卻有著非常不同的人文“含量”。這就會使得人從事自然客體對象化的實踐及其價值形式不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別。
　　從社會生產力和自然二者關系上說，最重要是要搞清生產力內涵。如果把生產力僅僅理解為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能力，那就只能把自然當成敵對的東西。生產力的進步，如果人不與自然“為伍”，與之建立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在效益上相互滲透的“伙伴”關系，那實際上堵塞了生產力發展的道路。人類向自然索取不斷獲得生產能力，直至把它看成奴役對象，那末，自然就會變成人類的異己、生產的障礙。我認為，從歷史和理論上說，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比起歐洲人祖先，更早認識到做為生產力主體的人與自然界的息息相關。早在西周末期，人們就已認識到對自然規律的破壞、擾亂，必自食其果。周幽王期間（約公元前7-80年）太史伯陽便指出：“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震。”〔4 〕這里實際上也包含著陰陽交互影響而有天地萬物的文化蘊味。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我國之人文觀念，也早于歐洲，并著眼于、注重于人對自然的愛護、補償；而且，與“天文”相貫通，主張“天人合一”，即人的文化行為應符合天地之自然規律。頗有意思而又耐人尋味的是，遠在《周易》中就有了“天文”和“人文”這兩個關于人與自然萬物相關聯的范疇。所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突出了人和自然的和諧、統一，突出了人的功能和價值。這無疑比起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那種與神學相對立的人文主義要成熟，在時間上也比它要早兩千多年。總的可以說，中國古時人文觀念，與天文觀念相協同，強調的是人和自然的完美、同趣；歐洲的人文觀念，著眼于人對宗教的對立、反抗，強調的是人的解放。
　　此外，中國人文觀還注重人與自然的所謂“情景交融”、“虛實相生”的“意境之論”，凸現“人化自然”的“人文景觀”，人生價值的藝術之美，追求真、善、美之于自然“感悟”中的“人生意識”。但這并不是說中國人不重視自我的社會價值，而應該說中國人更傾向于對自然崇拜。以“八卦圖解”為象征的中國人文精神多少有一點自我封閉的深層邏輯。這似乎也就產生了對“自然力”過于“寬容”的情感，以至于反而使得人與自然形成某種“隔閡”，在長期的封閉的自然環境中，無數自然資源未曾得到開發與利用，人成了生產力的“局外”，從而生產力的發展異常緩慢（這并非指的古代中國對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性）。對我們祖先“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進行如上的“反思”，絕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否定、摒棄，而是強調人既要維護“自我”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平衡、諧和，又要開發、改造自然，歷史地發展民族的生產力。只有如此，一方面，為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壯大提供物質基礎；另方面，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進行其它實踐活動。因為，感性的、被改造的自然，是人類生產實踐拓展，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社會進步、人的自我解放程度的展示。這是人文精神對自然的自覺的追求；相反，對自然過于“寬容”，以至于麻木不仁，期待自然的恩賜，反而是對人文價值的否定和玷污。正是在這些正、反意義上，我們歡呼科學、技術的每一個進步，因為它都是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解放。恩格斯把馬克思稱為“科學巨匠”，指出：“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門理論科學中的每一個新發現，即使它的實際應用甚至還無法預見，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喜悅。”〔5〕總而言之，我們不能寬容對自然盲目的“寬容”， 這又如馬克思所說，“耕作如果它的發展是自發的，而不是有意識地加以引導……接踵而來的就是土地荒蕪。”〔6〕
　　現在，我們可以給生產力內涵注入某種人文“函數”：生產力是人類以其價值觀、智力和技能通過一定手段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同時與自然系統進行物質變換的歷史活動的能力。這段話包括以下四層意思：一是說，生產力應是人價值觀等等人文因素的“外在”；二是說，生產力狀況應有其手段、工具為其水平標志；三是說，生產力主體——人要獲得物質資料，對自然必須取保護和改造相統一的態度；四是說，生產力作為人與自然物質、能量的變換活動，有其時間的矢向性，昭示它是一種動態的歷史過程之間斷性和連續性的統一、主體與客體的統一以及人文與天文的統一。
　　概而言之，在人類生活和自然生態的關系中，人類始終要清醒地意識到：在人類進行的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和人自身生產過程，一方面，要以人的潛能憧憬著本文在前頭提到的意識化、觀念化的自然，即人類此“三種生產”賴以繼續、發展的應然性的自然生態環境，并給它打上人文烙印。另一方面，對于這種觀念化自然，人類究竟應具備何種既不斷“補償”于、又同時索取于自然的實踐精神和價值取向。為此，我認為所有人文科學都應該去關注自然生態這個人類生存的最后根據。＊
　　注釋：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53、575頁。
　　〔2〕《自然辯證法研究》，1992年第10期，第71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頁。
　　〔4〕《國語·周語》。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俄文第2版，第45頁。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政法系。郵編：100037〕
　　　　　　　　　　　　　　　　　　　社會科學輯刊沈陽18-23J1文藝理論王致欽19961996 作者：社會科學輯刊沈陽18-23J1文藝理論王致欽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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