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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對于關注并表現人的心靈世界的文學來說，人性問題是必得進行思考和選擇的價值領域。兒童文學也是文學，它同樣有著自身關于人類生存的哲學。信任兒童的本性是兒童文學的人性觀。檢驗作品對兒童本性所持的觀點，可以見出其作為兒童文學的真偽高下。《蠅王》正是由于表現兒童人性惡的思想，才暴露出它在人生哲學層面上是兒童文學疆界的入侵者；而《麥田里的守望者》則由于它對兒童本性的信任而成了兒童文學的親密盟友。信任兒童本性的兒童文學是一種樂觀、前瞻的文學，它的使命就是“給這個世界再次帶來信仰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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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信任兒童本性：兒童文學的人性觀
　　人類認識自身是一個痛苦而又漫長無盡的過程。關心人類的靈魂的哲人蘇格拉底發出的“認識你自己”這一著名的醒世呼喊回蕩了兩千年后，莎士比亞依然排遣不開對人類的認識迷惘，他借李爾之口道出自己理不盡的痛苦：“誰能告訴我：我是誰？”又過了五百年，人類對自身認識依然不見“柳暗花明”——法國后印象派畫家高更的不朽之作《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里去？》其題名正是整個現代主義文藝的心境象征。
　　人類對自身本質的種種認識和思考，最終往往歸結于一個古老的哲學命題“人性論”之上。人性善惡成為數千年來中外哲學家、倫理學家聚訟爭議的一大懸案。
　　對人性取何種態度，歷來是人類構建社會和人生的根本點。一般而言，若采取性善說，便喜歡自由的社會，因為這樣的社會可以直接發現并發展人的善的本性。反之，若采取性惡論，便不免傾向于重視統制，原因在于必須抑止人性的惡。從人性論與宗教的關系來看，“言性惡則乞靈于神明，言性善則立于人定。”〔1 〕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已證實錢鐘書的這種說法。至于人性善惡參半的觀點，則會促使人們建立揚善懲惡的社會。
　　對于關注并表現人的心靈世界的文學家來說，人性問題正是他們必得進行思考和選擇的價值領域。意大利當代作家卡爾維諾的小說《一個分成兩半的子爵》寫了這樣一個故事：在一次戰爭中，子爵梅達爾被炮彈擊中，將他剛好從額頭到臉部、胸部以至整個身軀劈成左右兩半。這兩個半身人先后被醫生救活，他們各自回到故鄉卻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人，右半身專門作惡，他因自己只剩了殘缺的半身而要把世上的一切劈成兩半；左半身則剛好相反，專門為善，他因自己體驗到了半身的痛苦而努力使世上有缺陷的人與事變得完整和美好。后來，這兩個人同時愛上了一個姑娘；因之而發生決斗。決斗中恰好互相把對方的傷口劈開，于是醫生又把兩個半身人縫合為一體，恢復了子爵原來的面貌。這篇帶有寓言性質的小說，簡直可以視為人性善惡參半觀點的一種形象化注釋。
　　《莎樂美》是英國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根據《圣經·新約全書》中的《馬太福音》里記載的故事，經改編后創作的一部戲劇。猶太王希律的女兒莎樂美，從小就仰慕施洗者約翰，并數次主動追求，但約翰不為所動。莎樂美發誓此生非要吻到約翰的嘴唇。當她隨母親進入王室，成了猶太公主后，便唆使希律砍下約翰的頭，終于吻到了她立誓追求的至愛。希律則因此陷于狂躁，命令衛士殺死了莎樂美。這出悲劇令人驚駭地看到，一種人性美的渴望卻又與人性惡的欲念扭結在一起。
　　與王爾德的激越相比，中國作家沈從文對人性的表現則顯現出外柔內剛的平和。也許可以把沈從文看作是比較典型的宣揚性善論的作家。他的《邊城》等小說對人的美善品行的表現是那樣普遍，令人感到沈從文對人性的本質懷有莫大的信心。沈從文對性善的張揚決不是幼稚的、脫離現實的一種烏托邦空想。事實上，他深刻地發現，在現實社會中，人的善良的本質不僅在逐漸減弱，而且還可以變得丑惡。在“人性的治療者”沈從文看來，殘破的道德標準，虛偽狡詐的都市“文明”，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都是毒害人類善良本性的病灶，對它們必須不斷地進行揭露和剜治。
　　兒童文學也是文學。它與成人文學一樣，也有著自己關于人類生存的哲學，有著自己在人性論上的獨到觀點。兒童文學的人性觀點其實也是兒童文學的兒童觀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因為人性的源頭正發生自人的幼年、童年的心理積淀之中。
　　兒童文學的人性觀有著一段發生、發展、變化的歷史過程。英國是世界上兒童文學發源最早的國家。在這個國家，最早送到兒童手中的是清教徒們為拯救兒童“罪惡”的靈魂而出版的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教訓性書籍。毫無疑問，這種書籍的底層流淌著傳統基督教的原罪觀的濁流。在英國兒童文學歷史上，為改變原罪觀作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的是法國思想家盧梭和英國浪漫派詩人們。當啟蒙的人文主義者陷入把人性看作“白板”的經驗理性的陷井時，盧梭撥開歷史的迷霧，通過邏輯還原，張揚人類內心的自然狀態——天賦良知。而英國浪漫派的“兒童是成人之父”，兒童的想象力和新鮮的感受性與人類精神的自由解放緊密相連的兒童觀正是一種性善論的觀點。
　　進入20世紀，信任兒童的本性可以說已經成為世界兒童文學的共識。在20年代初，即使是在壓抑人性的封建道德十分頑固的中國，象周作人這樣的兒童文學先知也說道：“我們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應得完全滿足。凡有違反人性不自然的習慣制度，都應排斥改正。”〔2〕并提出兒童文學應“順應自然，助長發達， 使各期之兒童得到保其自然之本相”〔3〕的主張。
　　信任兒童本性的兒童文學，必須直面性惡論者的詰難。19世紀的叔本華，在論述人性惡時，激奮地認為幼兒心性具有殘忍的特質：“沒有一個動物，只為折磨而折磨另一個動物，但人卻如此，正是這種情形，構成人類性格中的殘忍特質，這種殘忍特質比純粹獸性更壞。（中略）例如，如果兩條小狗一起玩耍——看到這種情形是多么的令人愉快，多么可愛——如果有個三四歲的小孩加入它們，小孩一定會用鞭子或棍子打它們，因此，即使在那種小小年紀，就表現出自己是“Lanimal me　charrt Pare Xcellence。”〔4〕創作《胡蘿卜須》的法國作家勒納爾也曾在《日記》中寫道：“維克多·雨果和其他許多人把兒童這一存在看作是天使。實際上這些家伙是兇暴而極壞的。首先，有關兒童的文學，只要不站在這一觀點上，就決不能進行革新。”〔5〕
　　兒童文學無法在人性惡的哲學層次上同意叔本華關于幼兒心性殘忍的觀點。兒童文學當然承認，在現實中并非沒有幼兒“虐待”小狗等小動物的現象，但是幼兒在天性上是同情、愛護小動物的。用竹竿捅破蜜蜂的巢穴，掐斷捉到的蜻蜓的翅膀，這幾乎是自然中的每個兒童都做過的事情。這種行為完全受兒童的強烈的好奇心和旺盛的行動力驅使，它與罪惡的欲望無關，因為在兒童“殘忍”行為的剎那間，是完全超越了善惡這一倫理范疇的。日本的童謠詩人北原白秋就指出：兒童的這種“殘忍”“不是根本的殘忍。它只是成長力的一種變異，是美和詩。將它只看成是惡，這不過是成人那不純的道德觀念。”〔6〕
　　生活中兒童的某些“殘忍”行為，本質上可以說是一種無邪。當代小說家余華以其對現實的冷酷描寫而引人注目。他的中篇小說《現實一種》寫到四歲的皮皮如何因驚喜于襁褓中堂弟的哭聲而不斷“虐待”（打耳光、卡喉嚨）堂弟使其放聲大哭的情景，最后，皮皮竟因感到抱著的堂弟的沉重，而將手松開，以致堂弟摔死在地。余華深知幼兒的心靈世界與成人不同，在他的筆下，皮皮對自己的行為的“殘忍”始終是渾然不覺，因而，讀者也便不應對其行為作倫理道德上的裁決。有的成人文學評論家認為余華這是“描寫了兒童與罪惡的關系”，“提醒成年人在成長過程中不斷有意識地戒除那些幾乎與生俱來的犯罪沖動。 ”〔7〕這種觀點是否也是因“成人那不純的道德觀念”而造成的文本“誤讀”呢？
　　至于說到勒納爾的批評，它雖然對克服把兒童看作純潔無瑕的天使的童心主義的消極一面具有積極的意義，不過，“這些家伙是兇暴而極壞的”這一說法，依然值得商榷。
　　　　　　二、人性觀檢驗：《蠅王》、《麥田里的守望者》比較論
　　的確有通過兒童描寫來表現人性惡的作家。我指的是198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英國作家威廉·戈爾丁。這位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部分人類的野獸行徑而改變了對人類存在狀況的樂觀主義態度的小說家，以各種難以應付的人類困境（比如身陷大海中的孤島）為作品的故事框架，表現人類因文明社會的束縛的消解而暴露出的真正的本性。戈爾丁的最著名的小說《蠅王》便是一部描寫兒童的人性惡的哲學寓言式小說。
　　某次戰爭期間，一群英國學童乘坐的飛機失事，墜落于一座荒島上。幸免于難的孩子們選出拉爾夫當頭頭，而杰克則被拉爾夫分配管理“唱詩班”的孩子。但是，杰克對自己未被選中當頭頭耿耿于懷，并且在是“按規矩辦事”以期得救，還是任性打獵和搗亂的選擇上，與拉爾夫發生了根本分歧。拉爾夫、豬仔、西門和一些幼小兒童繼續生起因杰克擅離職守（去打獵）而熄滅的求救篝火，而杰克則帶領他的一班人身居洞穴，建立了以自己為首領的“野人”部落。西門誤入杰克部落的“獵手”們摹擬圍獵的舞蹈圈子，被發狂的孩子們用亂棍“拚命敲打，動嘴嚙咬，用手拉扯”而殺死。豬仔也在與拉爾夫一起向杰克一伙討要自己的眼鏡并與其商談篝火的事時，被杰克部下推落的巨石砸死，就在拉爾夫被杰克這伙“野人”圍捕追殺的危險關頭，一艘快艇上的海軍軍官發現求救篝火，登上荒島從而使他絕處逢生。
　　據說，《蠅王》“這部小說現已成為英美大中學校文學課的必讀書。”〔8 〕戈爾丁獲諾爾貝爾文學獎時任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的拉爾斯·吉倫斯頓，在為戈爾丁頒獎致辭時說：“威廉·戈爾丁因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蠅王》（1954）而一舉成功，其世界性的聲譽一直保持至今。到現在這部小說可能已擁有幾億讀者。換句話說，這是一本被當作消遣性驚險故事或兒童讀物來閱讀的暢銷書。”〔9 〕盡管“英美大中學校”一語里的“中學”是指初中部還是高中部（年齡的限定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十分重要）我還不甚了了，但是，拉爾斯·吉倫斯頓的話卻很清楚，《蠅王》是“被當作消遣性驚險故事或兒童讀物來閱讀的”，這即使不是對兒童閱讀事實的描述，至少也是吉倫斯頓的價值判斷。
　　《蠅王》對兒童人性惡的描寫是否符合兒童心性的本質？《蠅王》是否可以算作兒童文學作品？或者是否適合兒童讀者閱讀？這曾是一直纏繞了我多年的困惑。后來，我讀到了美國作家塞林格的小說《麥田里的守望者》，將閱讀這兩部小說的感受進行對比、分析之后，心頭的上述疑云似乎消散了許多。
　　《麥田里的守望者》以主人公自述的方式，描寫了16歲的中學生霍爾頓·考爾菲德被學校開除后（此次是第四次），為了讓歇斯底里的母親有個對壞消息的消化時間而暫不回家，去紐約“消遙”的一天兩夜中的經歷和心理歷程。原本希望紐約“消遙”能使自己“心情好轉”的霍爾頓遇到的仍是一連串的失望：昔日女友令他不快；找來的妓女讓他損財后又遭毒打；虔誠信教的修女也使他心寒不已；最后，當他向唯一敬佩的一位老師安多里尼尋找庇護時，老師竟好像是個搞同性戀的“偽君子”。霍爾頓改變了回家的想法，“決計遠走高飛”，“到西部去”。然而，就在他向深深喜愛的妹妹菲ｂì＠①告別時，菲ｂì＠①以孩子特有的方式感化并攔阻了他。霍爾頓在生了一場病后，重新嘗試進入新的生活。
　　《麥田里的守望者》1951年出版后，當即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爭議。少數評論家嚴厲批評此書；有些家長要求圖書館和學校把此書列為禁書，而且果真有少數圖書館和學校照此辦理。的確，表面看來，《麥田里的守望者》很象一本“壞書”。少年主人公精神頹廢，滿嘴臟話，不思讀書，幾次被學校開除，小小年紀便抽煙酗酒，甚至還叫來妓女！但是社會各層的讀者很快讀出了這部小說的真意，尤其是青少年讀者，更是對其贊賞有加，認為它道出了自己的心聲。
　　還是回到《蠅王》與《麥田里的守望者》的比較上來。《蠅王》采用的是兒童文學貫用的歷險模式，（戈爾丁正是從英國作家R.M ·巴蘭坦的荒島歷險小說《珊瑚島》獲得了創作靈感，《蠅王》中的兩個最重要的主人公的名字拉爾夫和杰克均直接取自《珊瑚島》。但是兩者關于兒童人性的哲學思想卻截然不同）故事情節波瀾起伏，扣人心弦，矛盾主線突出，進展明顯；在敘述語言上，簡潔明快，動作性極強。而《麥田里的守望者》故事情節平淡無奇，語言敘述多內部心理而少外部動作。從兒童文學的立場看，顯然在外部形式上，前者棋勝一著，比后者更具兒童文學性。但是一部作品的成敗并非僅僅由外部形式定奪，而是全憑內部思想與外部形式間的天衣無縫式的融合。雖然，塞林格成名不久便隱居鄉間，被西方一些評論家稱為“遁世”作家，但是，就我個人閱讀《麥田里的守望者》的感受而言，這是一部外冷內熱，表層看起來消極遁世，本質上積極入世的作品。霍爾頓其實是一位保持著善良心性的少年。他認為，學校“要你干的就是讀書，求學問，出人頭地，以便將來買輛混帳的凱迪拉克。”于是以學習上的不用功來反抗美國現行教育制度中的弊端，但一旦被學校開除，他依然有愧對父母之情。當他訴說想做一個“麥田里的守望者”的愿望時，當他出于愛妹妹之心而放棄出走計劃，留下來承受原來生活的壓力時，我都有種情動于衷，淚熱于眼的感受。對這一位少年，塞林格越是渲染他的冷嘲熱諷、玩世不恭，表現他的“頹廢”和“垮掉”，越是激起人們對扭曲和“異化”這位少年心靈的現代文明社會中的不合理處、荒誕處的厭惡和反思。盡管《麥田里的守望者》通篇籠罩著壓抑氣氛，直到最后，讀者也看不到生活對改變霍爾頓的命運作出任何承諾，但是，作家對霍爾頓真誠善良的心性的肯定性發掘，表明了他對人性的一種信任之心；而霍爾頓少年本人的重新面對生活，也顯示著少年心靈生命力之頑強。小說結尾的霍爾頓已不是小說開篇的霍爾頓，經歷過一連串的磨難，我感到他已經成長起來，并獲得了超越更大困難的力量。《麥田里的守望者》本質上并不悲觀絕望，而是頑強追求健全人生的蘊含希望的作品。
　　與《麥田里的守望者》的比較暖昧的結局相比，《蠅王》的結尾采用的倒是在兒童文學作品中具有普遍性的大團圓性結局。但是，戈爾丁安排的這種大團圓性或光明性結局在生活的本質和藝術的真實這兩個層面上不具有內在邏輯。我這樣講，不是由于那位前來營救的海軍軍官在拉爾夫命存千鈞一發時出現所具有的偶然性，（偶然性不論在生活中還是在文學作品中，都是重要的存在。恩格斯說：“在歷史的發展中，偶然性起著自己的作用。”而巴爾扎克則說：“偶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小說家。”）而是指戈爾丁人性惡的悲觀哲學思想與《蠅王》藝術構思和整體表現之間存在著的內在矛盾。
　　前邊已經講過，戈爾丁正是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部分人類的野獸行徑即現代文明社會的一部分現實才由樂觀主義者變為悲觀主義者的。戈爾丁在現實社會中發現了人性惡，他創作《蠅王》把一群孩子從現實社會中剝離出來，送到了自然之中。雖然，這些十一、二歲的兒童，身上有著從文明社會帶來的基因，但是，置身于與文明社會隔絕的自然之中，兒童的天然本性的確少了許多束縛，接近了可以自然坦露的狀態。也許在主張教育就是維持兒童心中的自然的盧梭那里，這些孩子們離開受核戰爭威脅的文明社會，流落荒島，正是讓孩子們回歸自然本性，把被文明社會破壞了的純潔、珍貴的兒童天性歸還給兒童同時也是歸還給人類的好時機。（其實，我們也不必借助于這種假設來說明問題，馬克·吐溫的不朽名作《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已經告訴我們：正是近于自然的兒童才是不持有金錢欲、權勢欲、迷信、偏見和獸性的出色的人。）受核戰爭威脅的文明社會，與二戰期間希特勒法西斯獸性橫行的文明社會恐怕不會有什么本質區別。因此，即使是對戈爾丁而言，從這樣的文明社會來到自然之中，也不失為一個機遇。在戈爾丁筆下，荒島上的兩伙兒童的矛盾沖突實質上是自然、野蠻（以杰克為代表）與社會文明（以拉爾夫、豬仔為代表）之間的矛盾沖突。前者是惡的代表，后者是善的化身。如果我理解得不錯的話，那么《蠅王》這個故事的潛臺詞是：一旦離開文明社會，歸于自然之中，甚至孩子也會出現“純真的泯滅”，走向“人心的邪惡”，而一旦文明社會（以登島的海軍軍官為代表）介入自然，孩子間的“暴力”和“謀殺”會即刻停止。小說結尾的最后一句話是海軍軍官“轉過身去，讓孩子們有個時間來恢復鎮定。他等待著，目光就停留在遠處那艘整潔的快艇上。”（我注意到，《蠅王》對杰克的用泥彩涂抹花臉式的“骯臟”和拉爾夫盡量想保持的“整潔”，是極為關注的，“骯臟”、“整潔”在表達文明與野蠻的沖突這一主題上是頗具功能的概念性語匯。）戈爾丁為拯救善良、扼止邪惡開出的藥方是——搭乘整潔的快艇，返回文明社會。但是，這就出現了矛盾：返回令戈爾丁成了悲觀主義的兒童人性惡論者的文明社會，孩子心中的邪惡（假如存在的話）就會消失嗎？事實難道不正是文明社會的某些現實在向天真的孩子灌輸邪惡的思想嗎？（日本兒童文學作家乾富子在長篇小說童話《樹蔭之家的小人們》里塑造的森田信這一在戰爭中受軍國主義教育毒害的少年形象可以做文學上的證人。）《蠅王》的大團圓結局在哲學上是矛盾而又軟弱無力的，它并不能幫助戈爾丁進行拯救人性的哲學思考。既然落荒于自然，兒童的邪惡本性會從“潘多拉的匣子”中釋放出來，而返回文明社會，更會身遭成人社會邪惡人性的包圍和污染，那么《蠅王》對戈爾丁以及所有兒童人性惡論者來說，就只能是一部展示悲觀和絕望的走投無路的作品。
　　應該說，戈爾丁對兒童人性惡的哲學思考是具有相當的理論啟示性的；更進一步，戈爾丁將這種哲學思考寓言式地寫成小說作品也無可非議（盡管出現了前面分析過的內在矛盾）。但是，如果將《蠅王》納入兒童文學范圍來評價，這些就不能不成為具有質的規定性的問題。我很清楚，在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臨界處，并沒有象國界那樣清晰的一條線。位于臨界區域的少年閱讀的文學作品，有些就難以作快刀斬亂麻的簡單處理。但是，這些復雜性、模糊性并不能成為我們不負責任地放棄兒童文學邊界的理由。對《蠅王》這樣的作品如果喪失領土主權的原則，很可能會導致兒童文學本質在很大程度上的消解。我認為，《蠅王》在一些藝術表現方式上，如故事情節模式、寫實主義的人物性格塑造、敘述語言的行動性等方面是具有兒童文學性的，但是作品整體所蘊含的兒童人性惡的悲觀主義人生哲學思想卻是違背兒童心靈本質和兒童文學的人生哲學思想的。在人生哲學層面上，《蠅王》是越過兒童文學邊界的入侵者。戈爾丁的兒童人性惡的哲學思想本身可以引起我的興趣（在理性上），但是，表現這一哲學思想的《蠅王》卻不能在情感上給我以文學的感動。相反，《麥田里的守望者》盡管在藝術表現上有一些令兒童文學感到陌生之處，盡管在作品的前半部分霍爾頓身上的少年氣不多，不明顯，但是，由于它對少年真誠善良心性的肯定以及對人性的信任與兒童文學的人生哲學思想達到了共識，再加上小說越向后發展，霍爾頓身上的少年氣（純樸、善良）便漸次加強，從而成了受到兒童文學歡迎的親密朋友。
　　　　　　三、“給這個世界再次帶來信任和希望”：兒童文學的使命
　　兒童純真的天性具有向善的能動性。是否對兒童的天性懷有肯定和信任，是衡量兒童文學作家之優劣的首要標準。也許還可以說，對兒童天性善良這一點持否定論和懷疑論的人，很難獲得從事兒童文學事業的資格。當然，生活的真理并不止一個，正如歐洲那一句古老的格言：樂觀主義說瓶子的一半還滿著，悲觀主義則說瓶子的另一半已經空了。性善論、性惡論，都是人生哲學的選擇結果。需要說明的是兒童文學選擇樂觀主義的人性觀，絕不是為照顧兒童心理承受能力的一種策略性考慮，如果是那樣便成了偽人生哲學。樂觀主義原本就是那些真正的兒童文學作家們的人生哲學，事情的邏輯是他們由于具有樂觀主義心性才成為兒童文學作家，而不是相反。兒童文學是一種樂觀、前瞻的文學，悲觀主義人生哲學與兒童文學無緣。在兒童文學歷史上，還沒有一位在自己的作品中灌注虛無絕望的人生信念反而獲得了成功的作家。德國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家、國際安徒生大獎得主凱斯特納說得好：“在我們當前這個世界里，只有對人類持有信心的人才能對少年兒童有所幫助。他們還應當對諸如良知、榜樣、家庭、友誼、自由、懷念、想象、幸福與幽默……的價值有所了解。所有這些就像恒星一樣在我們上空閃耀，并一直存在于我們當中。誰能把它們展現給兒童并講給兒童聽，誰也就引導兒童從沉寂中走出來，跨入充滿友愛的世界。”〔10〕在凱斯特納眼里，成人已沒有改善之可能，唯有兒童才是人類得以拯救的某種保證，因為天真的兒童身心沒有沾染世俗的丑習惡德——他們才是有希望被培養成理想人類的人。
　　信任人性，寄希望于未來，并非就是主張可以回避社會中的惡和人類的丑行，掩飾生活中不斷出現的悲劇。窮究人類本性的童話作家安徒生就不是一位顫栗于寒風中，卻硬說自己滿身溫暖的偽善者，他以《丑小鴨》、《皇帝的新裝》、《賣火柴的小女孩兒》等童話坦率地展示出人生中惡的問題。但是，洞悉人生本質的安徒生并不因為生活中存在著苦難便喪失生存的勇氣。苦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當人們只知道這生活的半個真實時，他才痛苦。了解人生的全部真實的安徒生深信愛是比痛苦、憂傷更強大的力量，它能創造出人間的一切奇跡。正是由于心懷熾熱的愛，安徒生才在自己的肖像畫上寫道：“人生是所有故事中最美麗的一個故事。”
　　當我試圖作出兒童文學是持樂觀主義人生哲學的文學，兒童文學的樂觀主義精神正來自于它對兒童人性的肯定性評價這些論斷時，給予我以最有力支持的莫過于法國文學史家、比較文學學者波爾·阿扎爾在那本被譽為兒童文學研究者必讀之名著的《書·兒童·成人》中所說的一段話——
　　　　兒童們閱讀安徒生的美麗的童話，并不只是度過愉快的時光，
　　他們也從中自覺到做人的準則，作為人必須承担的重大責任。雖說
　　是孩子，但也仍然非體味痛苦的滋味不可。由于玩具娃娃的死他們
　　也會遭受到不可言喻的悲傷的打擊。對惡，盡管模糊，他們也會感
　　覺到。惡的東西，既存在于他們的周圍，也被感受于他們的內心。
　　但是，這種活生生的苦惱和疑惑都不過是一時的東西。他們無論遇
　　到什么事情都不會失去心中的光明。生存于這個世上的他們的使命
　　就是給這個世界再次帶來信仰和希望。如果人類的精神不能經常被
　　這一充滿自信的年輕力量而喚醒，這個世界會成為什么樣子呢？我
　　們的后繼者走過來了。孩子們再次開始美麗地裝飾這片土地。一切
　　都重返青春、映照著綠色，人生的價值被重新發現。在安徒生詩情
　　充沛的童話里，浸透著夢想更加美好的未來的堅強信仰。這一信仰
　　使安徒生的靈魂和孩子們的靈魂直接融合在一起。安徒生就是這樣
　　傾聽著潛藏于兒童們心底的愿望，協助他們去完成使命。安徒生和
　　兒童們一起，并依靠兒童們的力量，防止著人類的滅亡，牢牢地守
　　護著導引人類的那一理想之光〔11〕。
　　注釋：
　　〔1〕《錢鐘書論學文選》第1卷，56頁。花城出版社，1990年1 月第1版，1991年9月第4次印刷。
　　〔2〕周作人：《人的文學》， 見王泉根編《周作人與兒童文學》，22頁。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3〕周作人：《童話略論》，同上書，76頁。
　　〔4〕叔本華：《人生的智慧》，106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6月第1版。
　　〔5〕轉引自安藤美紀夫：《兒童與書的世界》，日文版，61頁。角川書店，1981年11月10日第1版。
　　〔6〕北原白秋：《童謠論》，日文版，53頁。 日本青少年文化中心，1973年5月5日第1次印刷。
　　〔7〕郜元寶：《匱乏時代的精神憑吊者——60 年代出生作家群印象》，載《文學評論》1995年第3期。
　　〔8〕〔9〕見《諾貝爾文學獎獲獎頒獎演說全集》，692頁。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
　　〔10〕轉引自韋葦：《外國童話史》，412頁。 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11〕波爾·阿扎爾：《書·兒童·成人》，日文版，154～155頁。紀伊國屋書店，1986年3月15日第18次印刷。
　　　　　　　　　　　　　　　　　　　　　〔責任編輯　張樹武〕＊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艸下加必。
　　
　　
　　
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長春60-6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自強19961996 作者：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長春60-6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自強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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