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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 劉以鬯的文學創作理念具體表現在：立足于創新而進行橫的借鑒和縱的繼承，以強烈的精品意識對待創作以及倡導詩化小說。作為創作信條，他自己一直恪守著，實踐著，在文學活動中獲得豐盈的成果；同時，這三者有著深刻的理論意義，也是劉以鬯在文學理論上的貢獻。
　　［關鍵詞］ 創作理念 詩化小說 創新 “娛樂別人” “娛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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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以鬯是一位富于開拓精神、具有創造活力的優秀小說家，是一位不斷提出新穎見解的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是一位嚴謹的現代文學史的忠實的研究者，同時也是一位翻譯家。他將中西文化藝術觀念，加以融通、整合，形成自己的創作觀念，并以此體味人生，理解生活，創造藝術，因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精神氣質和文學理念。
　　 一、創新
　　劉以鬯的文學創作理念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立足于創新而進行橫的借鑒和縱的繼承。
　　就氣質來看，他是屬于學者型的作家，這與他所師承的文化傳統分不開。有一次，香港《開卷》記者向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哪一個（中國或外國的）作家對你影響最大？”他回答說：“這個問題不易回答。我只能這樣說：我喜歡的中國作家有魯迅、沈從文、端木蕻良、姚雪垠、臺靜農、廢名等；我喜歡的外國作家有托爾斯泰、莫泊桑、奧亨利、巴爾扎克、喬也斯、福克納、薩洛楊、海明威、Ｖ·吳爾芙、納布阿考夫等；這些作家作品對我都有影響。”［①］這些作家，各具鮮明的創作個性，都有廣闊的視野以及對人類精神困惑現象的不倦的探索；而在藝術實踐中，又都具寫實取向，并借助新的創作方法，在自己生活的環境中，攝取題材，描繪人的不同命運。他們當中，不少人接受新感覺派的影響，作品的內容，表現人物的潛意識、隱意識和日常生活的微妙心理；小說的形式、手法、技巧，多有創新精神。這些，為劉以鬯所重視。但劉以鬯對西方文學的了解與把握是深刻的，他在“橫的借鑒與縱的繼承”中，于縱橫兩方面又都作出“揚棄”，目的是寫出自己的與眾不同的作品，即嚴格意義上的“創新”。
　　關于這一點，他在下述三方面的觀念，以及三者的關聯，是有理論意義的。
　　首先，他倡導作家要“有實驗精神和創新意圖”，有了創新的內在要求后，會產生在藝術上的自覺追求，把自己的創作實踐，當作一種探索，力圖革新。他說：“從事小說創作的人，要是沒有創新精神與嘗試的勇氣，一定寫不出好作品。”［②］因為美國作家福克納的實驗小說《喧嘩與騷動》在內容以及表現所采用的全新技巧，富于探索性和創新的精神，劉以鬯在總結這些作家的藝術實踐的基礎上指出：“‘多試驗才能走出新路來’這句話的真實性，是不能否定的。歷史是一個輪子，時間推動它前進，作家要是固步自封、墨守舊法的話，一定跟不上歷史的輪子。”［③］他多次告誡香港青年作家：“我們不能再停留在模仿和借鑒的水準上，要想法超越國際文學的水準，要拿到文學‘奧運’的金牌”［④］在這種觀念的驅使下，他雖然重視學習和繼承，但強調在學習中“揚棄”，以革新的精神來培養自己獨特的創作個性。他曾說：“寫小說，說是完全不受別人影響，是不大有的，受影響看來是無可避免的，最重要的是作品是否有獨特的個性。［⑤］劉以鬯自己創作道路也一樣。既接受中西優秀作家的影響，又在借鑒繼承中創造自己獨特的創作個性。他順應二十世紀文學多元并存的潮流，在多元的文學格局中探索。早年，在內地接受“五四”新文學的滋潤，以后又接受了現代主義文學影響，致力于“實驗小說”的實驗。繼而接受西方意識流的方法，在藝術上作多種實踐，不斷探求創作的革新。他說：“用五種文學上不同創作方法和技巧來寫同一題材，擺在一起，也是想出點新的。文學作品貴在創新，但要弄清是不是新，比如意識流不是不能用，但在外國文學中已經是很舊的東西，不能單純模仿。”［⑥］他主張文藝工作者“在表現時代思想感情時，必須放棄表面描摹，進而作內心的探險。”［⑦］反對模仿，貴在創新。因此，劉以鬯小說創作的成就，在于作品的內容和表現形式方面的大膽追求、探索，從而創下了自己獨特的藝術新意。
　　其次，他強調對外國技巧的借鑒與吸取，應該“帶著本民族文化的特點。”他說：“一個民族的作家、藝術家吸收另一個民族文藝作品的技巧時，總不是全面的，無條件的；總是帶著本民族文化的特點。”［⑧］他重視把西方文學的新的技巧養料糅合中國本民族的精華，進行藝術創造，走出一條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然而又是帶著西方技法的嶄新的藝術道路。在《酒徒》里，劉以鬯借“酒徒”之口道出了真諦：“我們可以吸收西洋文學的精髓，加以消化，然后設法從傳統中跳出，創造一個獨特的個性。”［⑨］劉以鬯針對著以為固守舊的中華文化才是民族文化，民族文化都是古老的東西的思想觀念提出，問題的關鍵，在于要努力創造屬于自己的藝術，開拓自己的創作道路。關于吸收西方藝術也總是帶著本民族文化的特點這個命題，他作了通俗的解釋：“比方鋼琴是一種西方的樂器，由一個中國人來演奏卻不因樂器是西方的而失去本國風格，尤其是在演奏中國作品的時候。同樣道理，我并不反對用芭蕾舞的形式來表演《聊齋志異》或《白蛇傳》這樣富于中國風土特色的故事。現在更有人用中國樂器來演奏西方作品，我看也無不可。在文學上，這類試驗也應該可行。”［⑩］劉以鬯的試驗與創新，實際上是主張在吸收中西文學的精髓之后，加以消化，進行揚棄，讓中西傳統結合，然后又從傳統中跳出，創造出一種嶄新的有獨特個性的藝術。因此，他認為：“香港雖然文化氣息不濃，但每一個知識分子都有責任保存中國的元氣及持續。”［①①］香港雖然是商業味極濃的社會，但也產生了像饒宗頤這樣的學者。”［①②］就如中國的新詩，出現了某些不可理喻的現象，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詩人刻意追求西洋化的新奇，甚至詩中加插外國文字，忽略了詩的民族性。”［①③］在中西文學技巧的匯合與融通中體現出文學的現代性與民族性特征，是劉以鬯孜孜以求的創作目標。他提出，今后對于文藝工作者：“首先必須指出表現錯綜復雜的現代社會應該用新技巧；其次，有系統地譯介近代域外優秀作品，使有心從事文藝工作者得以洞曉世界文學的趨勢；第三，主張作家探求內在真實，并描繪‘自我’與客觀世界的斗爭；第四，鼓勵任何具有獨創性的、摒棄傳統文體的、打破傳統規則的新銳作品出現；第五，吸收傳統的精髓，然后跳出傳統；第六，在‘取人之長’的原則下，接受并消化域外文學的果實，然后建立合乎現代要求而能保持民族作風民族氣派的新文學。”［①④］這些要求，無疑是強調了文藝作品的帶民族特點的獨創性，而同時，這些要求也富于挑戰性。
　　 二、提倡對“各種流派兼容并包”
　　劉以鬯認為，藝術家在自身進行藝術探索時必須廣泛吸取各家所長，從大量已有的成功的藝術成果中，篩選出符合自我個性的成分，來支撐與活躍自己的藝術的生命力。因此，他提倡“各種流派兼容并包”的觀念。
　　就以他自己為例。他曾在回答《八方》編輯部訪問時說過他的“兼容并包”的創作體驗。他在“不同時期，喜歡不同的作家和作品”［①⑤］。中學時期，由于“九一八”事件的發生，他喜歡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等人的帶有強烈抗日意識的作品，“新感覺派”的穆時英，也為他所喜愛。大學時代，他開始讀英美文學作品，包括狄更斯的《塊肉余生》，杜斯·柏索斯的《美國三部曲》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等。八年抗戰，他喜歡海明威、史坦貝克，再往后愛讀福克納和維珍妮亞·吳爾芙，有一個時期喜歡過毛姆、薩洛楊。劉以鬯在不同的時期，喜歡不同的作家作品。他的文學口味比較寬廣，既喜歡現代的，也喜歡傳統的。唯其如此，他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有這種“兼容并包”的氣度與修養，才能去“探索一種現代中國作品還沒有人嘗試過的形式”，創作出“與眾不同”的作品來。［①⑥］他在編輯工作中，也是“兼容并包”的。他說：“譬如編‘懷正’那一套書，既有施蟄存寫的散文集和戴望舒譯的象征派大師波特萊爾的代表作《惡之花》，也有像豐村、田濤這一類鄉土派作家的作品。”［①⑦］不同流派和風格的作品，集納在一套叢書中，這是文壇的一種新的創意，同時也可看作是他在編輯工作中也遵循了上述的文學觀念。
　　劉以鬯半個世紀的創作和編輯實踐，創新是他孜孜不倦的藝術追求；他的創新是在橫的借鑒和縱的繼承中吸取豐富的藝術經驗，然后作不拘一格的多樣的探索，而他的目的，不是讓中國作家與世界作家并軌，而是要在東西方匯合中，讓中國的文學在世界文學的園地上有新的突破，讓中華民族的自身的民族格調，得以弘揚。
　　次說“娛樂別人”與“娛樂自己”的創作理念。
　　劉以鬯始終懷抱著強烈的精品意識對待創作。他數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堅持著嚴肅文學創作，表現了一個作家對自身價值的肯定和對文學精品的刻意追求。在香港商業社會里，他面對生存和培育文學正常發展的對立著的雙重壓力，于是在創作生涯中，提出了“娛樂別人”和“娛樂自己”的創作觀念。
　　乍一聽，劉以鬯的“娛樂別人”和“娛樂自己”的創作觀念，似乎其中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但細讀他的談話錄和作品后，體會到這其實是矛盾的統一體。
　　就一般意義上來審視文學的審美效應，當作家通過文學作品，進行一種“聊以自娛”的精神活動時，往往是作者通過創作活動來表達自己內在的感奮和郁悶，產生一種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而讀者也在閱讀中，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整個身心會沉浸在作者創造的藝術世界里。所以，娛樂自己與娛樂別人，從藝術效應方面來觀察，是不可分割的。劉以鬯提出的“娛樂別人”與“娛樂自己”的觀念，則有意區別他所創作的兩類作品，即一類是“為報紙寫的連載小說，目的只是應付生活，填滿了格子之后，想到生活可以借此解決，即使全無樂趣，悔意倒是一點也沒有的。”［①⑧］而娛樂自己的作品呢？卻完全可以讓心靈之聲自由地流瀉于紙上，自己在創作中獲得精神的滿足，所以當他寫完《酒徒》之后，松了一口氣，說：“這些年來，為了生活，我一直在‘娛樂別人’；如今也想‘娛樂自己’了。”［①⑨］似乎他寫“娛樂自己”的作品，是在卸下千鈞重負后的一陣輕松的間隙、偷閑而創作的。他認為，那些草率成篇的“娛樂別人”的小說，在換成稿費之后，小說就變成垃圾，沒有理由不擲入垃圾桶。而《酒徒》之所以不擲入垃圾桶，因為它是為“娛樂自己”而寫。這種自我心態的表白，不外是劉以鬯渲泄自己在生活顛簸中為求稿費而寫作的苦衷。實際上，那些邊寫邊發的連載小說，也并不全是垃圾，這些作品，也在有意無意之中，表述作者心靈的呼喊；只不過劉以鬯不介意罷了，他至今還把這些剪報存放在抽屜里，這說明了他對這些“娛樂別人”的作品還有幾分愛惜；而他認為“娛樂自己”的那些作品，實際上也已娛樂了別人，如《酒徒》發表后，竟出乎他意料之外“娛樂”了別人。后來《酒徒》一版、再版、三版、四版，更說明了“娛樂自己”與“娛樂別人”是統一的。劉以鬯憑著“一股傻勁”［②⑩］寫小說，而這股“傻勁”，即顯現他對文學的純真和嚴肅的追求，他以這種質樸無華的感情娛樂了自己和讀者，這當然是一種必然的藝術效應。而這種效應卻在這“娛樂別人”與“娛樂自己”相分野的創作觀念中產生的。這一現象，正說明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在他的意識領域里面，不論是明顯的或潛在的，都擺脫不了當時的文化環境的影響，而當他浸蹈一定的文化氛圍之后，雖然他對寫出的東西存在一定的戒心，但他的主觀意識在作品中的折射是無法回避的，我們至今未能讀到劉以鬯那些“娛樂別人”的文化“垃圾”，因而不識這種作品的面目；最近，讀了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的長篇小說《島與半島》，這部作品，寫的是香港（島）與九龍（半島），１９７３年冬開始在《星島晚報》連載，至１９７５年結束，長六十五萬字。這部２０年前的連載小說，現在讀來，仍不失為一部反映香港七十年代現實生活的佳作，這哪能列入文化“垃圾”之列呢！而這部“娛樂別人”的小說，作者作了精刪整理出版，正說明有“娛樂自己”的意味在內，在他自己的潛意識里恐怕也不會把這部作品當作文化垃圾處理。當然，這類作品，因為每天見報，屬稿匆匆，構思與行文，時有匆忙，藝術上的推敲少了點，有多余的“水份”參雜其中。陳賢茂在《劉以鬯的文學之路》中指出過：“把以前寫的流行小說，統統說是‘文化垃圾’，這當然是作家的自謙。其實如果能進行一番沙里淘金的工作，還是可以從其中找到黃燦燦的金子。”［②①］由此說明，即使是劉以鬯在寫流行小說的時候，他也是無法拋卻自己的創作觀念的；只不過為此而產生一種委屈感罷了。
　　我們以為，劉以鬯提出的“娛樂別人”與“娛樂自己”的創作觀念，應該看作是他幾十年來對香港地區文學商業化的傾向一直抱著一種抗拒的心態，因為他對嚴肅文學孜孜以求，對崇高藝術目標的執著，對美學理想的責任感，使他對為寫“行貨”獲取稿費，耗費生命的無可奈何的求生行為，進行自責；他對自己這類作品進行自我否定，這正說明劉以鬯對待生活和創作的嚴肅認真的態度。所以，有論者僅僅順著劉以鬯的“娛樂別人”與“娛樂自己”這句話，把劉以鬯的兩類創作截然分開，我們以為，這似乎未能窺探老作家心靈深處的癥結所在。
　　劉以鬯的“娛樂自己”的作品，他有極高的藝術要求：“旨在捕捉物象的內心”，“探求內在真實不僅也是‘寫實’的，而且是真正的‘寫實’”。［②②］因此，作為一位文藝工作者，“在表現時代思想與感情時，必須放棄表面的描摹，進行作內心的探險。”如果不是含英咀華，反復思考，精雕細刻，是不能做到表現“內在真實”的。也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滿意，才能娛樂自己。這才是他的所謂“娛樂自己”這句話的特質。至于那些“娛樂別人”的作品，為糊口而匆促創作，倚馬成篇，不能表現自己的初衷和自己的風格，因此深感自責。這種“自責”包含著老作家三個方面的心路歷程：第一，因為要求用強烈的精品意識對待創作，在作品中越發追求崇高，所以感到每天寫八千字的可悲。第二，因為對香港文學乃至整個海外華文文學，懷抱著深刻的歷史責任感，竭力引導文學健康地發展，讓文學在對人類精神文明建設方面有所建樹；對不得已而為之的“行貨”感到無能為力。第三，在這種“自責”中，透露了劉以鬯對香港的俗文化、次文化抱著一種無可奈何的心理。嚴肅文學，是劉以鬯畢生的追求，他的自責，反襯出作家對文學的嚴肅態度！
　　 三、詩化小說
　　詩化小說的理念，是劉以鬯進行小說實驗的內涵。
　　詩，這里指的是抒情詩，常常跟浪漫主義的理想相聯系。人們破譯了劉以鬯的雙“娛樂”理論之后，透視出這句話的真實內涵，是倡導在理想主義的創作境界中，充分發揮浪漫主義的想象與聯想。特別是劉以鬯在娛樂自己的創作的沖動中，以一個抒情詩人的情思，讓詩溶合在小說之中，合而為一。《酒徒》以及他的一些短篇小說的創作實踐，就是把詩放進小說里，即詩化的小說。
　　他在回答香港《新晚報》記者采訪時說過這么一段話：
　　詩體小說不是新的東西，不過，這條道路仍可開辟，仍可伸展。兩年前我在一個文學講座里也提到這一點，我一直都是這么想：小說和詩結合后可以產生一些優美的作品。但必須補充一點：我這樣講，并不是要否定現實；有很多科幻小說，也是讓幻想披上現實的外衣。現在，小說的讀者不象過去多了。詩和小說結合起來，可以使小說獲得新的力量。小說家走這條路子，說不定會達到新境界。［②③］。
　　劉以鬯提出了“詩體小說”的創作觀念。當然，這并不是他的首創，而是借此表明他在小說創作中，不斷尋求的新路向。
　　其實，不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詩化小說在３０年代文壇上已經引起普遍青睞，因為在快節奏的商業社會里，人們生活越來越忙碌，電視的直觀性特征又占去人們那極少的業余時間的大部分，所以，讀小說的人不象過去多了。劉以鬯直面這一挑戰，呼吁詩與小說結合，作新的藝術嘗試。這固然反映了他的藝術發展觀，同時也跟他在小說創作中一貫的藝術追求有著密切的聯系。劉以鬯一向崇尚在小說中探尋人物的內在世界，著意刻劃人物的靈魂和內心沖突；作為小說家，他還以詩意的感覺來把握世界，以詩化的哲思為詩化的小說增添色彩。劉以鬯對中西小說的發展過程及對小說前途作了研究后，在思索小說會不會死亡這一議題時就說過，愈來愈多的事實顯示：“現代小說家正在從不同的方向遠離現實主義。”在這眾多創作模式中，他認為詩體小說這條路仍可開闊。雖然早已有人走過這條路，現在仍然是一條創新的路子，是對小說創作傳統的突破。他說，小說是有情節的故事。但是，情節故事比對話更成問題。對小說家，情節故事是更大的障礙。小說家不能沖破這一關，只好永遠在三十六種情節中兜來兜去。因此，像柯恩（J.M.Cohen）這樣的史學家，只好將希望寄存在詩上了。事實上，用詩的形式寫小說，早已有人嘗試過了。蕭乾在三十幾年前寫的《小說藝術的止境》一文中就說過這樣的話：“……近三十年來，在英美被捧為文學杰作的小說中，泰半是以詩為形式，以心理透視為內容的‘試驗’作品。”［②④］為了在小說中探求內在的真實，劉以鬯敏感地發現中西小說創新道路上關于詩化小說的創作現象，并對這種新形式的創造賦予巨大的熱情；他注意到小說藝術的“內向化”的發展傾向，從而再三強調，小說藝術與詩歌藝術相結合這一被三十年代以來嚴肅的文學家所共同思索和實踐的問題。這是對小說藝術形式，作革命性的突破的富有啟示性的審美觀念；同時，也還促進了小說家的詩的意識的覺醒。
　　詩化小說的觀念，早已被“五四”之后的文學大師們所接受并加以實踐了；詩化小說是作家把心靈的藝術構造流瀉于小說的外殼之中，是作家的自我心靈的寄托。在詩化小說中，讀者可以直接感受到作者心靈的顫動，靈魂的閃光和人性美的呈現。這一藝術格式，因為諸多作家實踐，證明這是符合審美特點的藝術形式，所以劉以鬯說：“詩體小說不是新的東西。”
　　劉以鬯肯定詩化的小說“可以使小說獲得新的力量”，“達到新境界”。他的著眼點，在于小說語言的錘煉與運用；他倡導寫小說跟寫抒情詩一樣，保持語言質感，不讓語言在流通過程中鈍化和老化，保持語言的新鮮與活力，讓小說也有抒情詩一樣的帶有象征的潛質，從而更加耐人尋味。他轉引莫泊桑的話：“各人對于世界都有一種幻象，或者詩意的，或者感情的，喜的，或愁的，穢的，或潔的，都隨著各人的性情。著作家的能事，便是誠誠實實的用他所有所能的藝術方法，將這個幻象表現出來。”劉以鬯加以評論和贊美說：“將幻想用藝術方法表現出來，原是小說家應該做的事情。不過，方式是多樣的。像貝克特（SamuelBeckett）這樣的小說家，寫《這是怎樣的》時候，將詩與小說結合在一起。這部小說的文字是如此的優美，被人視作現代文學的杰作。”［②⑤］劉以鬯強調：“文字之于小說，一若顏色之于繪畫。如果小說家不能像詩人那樣駕馭文字的話，小說不但會喪失‘藝術之王’的地位，而且會縮短小說藝術的生命。”［②⑥］因此，小說家應該重視“小說中的詩與象征的潛質”，即使“喪失了十九世紀小說家對現實的信心”［②⑦］也不成問題。
　　劉以鬯預言，“小說死亡的時候，可能也是小說再生的時候。”［②⑧］而小說再生的途徑，挽救小說藝術生命的方法，應是詩化的小說。
　　小說創作中詩的意識的覺醒，以及對詩化世界的強烈肯定，應該看作是作家在現代的商業社會矛盾復雜的生活逼迫下，迸發出來的精神解放的象征與要求，是作家在歷史巨變面前要求肯定自我的毅力表現。一個真正的作家，要求能在作品中自由地獨立地抒寫自己的感受、智慧和人格，那么，他必然會渴求以詩意的感覺來把握世界，反映世界，讓自己的作品，給處于冷酷的世界中的人，感受到一股溫暖的柔情，使處于迷惘的人能夠領會一個充滿激情和熱愛的心境，接受生活中的理想的力量。劉以鬯倡導的詩化的小說觀，正是適應當今文壇正在涌現的這樣一股思潮。
　　注：
　　①香港《開卷》記者：《劉以鬯談創作生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梅子（香港）、易明善編《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第３８頁。
　　②蕓：《劉以鬯的一席話》，《劉以鬯研究專集》第２７頁。
　　③陳錦德《與劉以鬯先生共話青年文學》，《劉以鬯研究專集》第４９—５０頁。
　　④ ⑥肖正義《與劉以鬯先生一席談》，《劉以鬯研究專集》第５７頁、第５８頁。
　　⑤劉以鬯《〈酒徒〉新版前記》，臺灣遠景出版社，１９６９年５月再版，《劉以鬯研究專集》第６６頁。
　　⑦ ②④劉以鬯《酒徒》，臺灣金石圖書貿易公司，１９９３年４月版，第１３８頁。
　　⑧ ⑩ ①⑤ ①⑥ ①⑦《八方》編輯部：《知不可為而為——劉以鬯先生談嚴肅文學》，《八方》第六輯，香港文學藝術協會１９８７年８月出版，第６４頁、第６５頁。
　　⑨ ①① ①② ①③ ①④劉以鬯《酒徒》第１２１頁、第９１頁、第９５頁、第１２０頁、第１３７～１３８頁。
　　①⑧香港《新晚報》記者：《劉以鬯訪問記》，《劉以鬯研究專集》第４２頁。
　　①⑨劉以鬯《〈酒徒〉初版序》，《劉以鬯研究專集》第６４頁。
　　②⑩劉以鬯《〈酒徒〉新版前記》，《劉以鬯研究專集》第６５頁。
　　②①陳賢茂《劉以鬯的文學之路》，《華文文學》１９９２年第２期，汕頭大學１９９２年６月出版。
　　②②劉以鬯《酒徒》第１３８頁。
　　②③《劉以鬯研究專集》第４３頁。
　　②④劉以鬯《劉以鬯選集》第１６３頁注。
　　②⑤ ②⑥ ②⑦ ②⑧劉以鬯《小說會不會死亡》，《劉以鬯選集》第１６４頁。
　　 （作者職稱、單位：教授；海南大學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Liu Yichang's Literary Creation Concept
　　Zhou Weimin
　　[Abstract] Liu Yichang's literary creation concept particularlyshows that he insisted on bringing forth new ideas by the horizontalreference and the vertical inheritance,and tried to create fine works andinitiated poetic-style novel.Adhering to the tenet of creation andconstantly parctising it,he scored great successes in his literaryactivities.Meanwhile,these three aspects have their own profound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y are also Liu Yichang's contributionsto the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 creation concept poetic-style novel bringing forth newideas "giving pleasure to others" "amusing oneself"＊
　　
　　
　　
海南大學學報：社科版海口67-7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周偉民19971997 作者：海南大學學報：社科版海口67-7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周偉民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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