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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42(2003)03-0009-05
　　目前，面對經濟全球化與政治多元化，文化本土化的浪潮洶涌澎湃，聲勢浩大的中國民間文化保護與建設工作正在神州大地方興未艾。這既是對時代潮流的一種回應，也是中華民族文化自覺的生動體現。
　　我們小時候唱少先隊隊歌，第一句話就是：“準備好了么?”我們現在要弘揚民族精神、發展民族文化，進行民間文化的保護與建設到底要做一些什么樣的準備呢?我覺得，要完成這樣一個大的歷史使命，可能要做這樣幾種準備：一、關于思想的準備，這是觀念性的、意識性的準備；二、關于人才的準備；三、關于資金的準備；四、關于技術手段的準備；五、關于市場的準備。這里，主要談談思想的準備。
　　關于文化保護的思想準備，必須解決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是文化觀念問題。到今天為止，人們對文化的定義已多種多樣。有一位日本學者對文化的定義較簡潔：“文化就是人們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這個定義比較明了，容易掌握，并一下子把文化推得非常廣泛。但這句話對文化工作者、學者不一定很合適，因它不好做量化的、定性的把握。
　　我們過去對文化的認識是什么?用漢字記載在文獻里的東西是文化，十三經是文化，二十四史是文化，唐詩、宋詞是文化，但是老百姓的語言、信仰、風俗一直都不是文化。文化人并不是指懂得怎么過節、怎么釀酒的人，而是指接受過學校教育的、掌握文字知識、而且是以吃這碗飯作為職業的人。這把文化理解得越來越窄，讓文化越來越遠離生活，遠離民眾，遠離產業。那種學究式的、以“窮首皓發，索章摘句”來自充文化人的人，其實有的已經不再關心文化的存在，只關心學而優則仕，削尖腦袋去奪取權力和地位。我們有必要糾正過去對文化的內涵和外延的界定，重新把文化的一部分還原到生活當中，還原回與民眾生存的質量有關的一種存在方式、行為方式和思考方式。搞民間文化藝術就是要發現自己的個性，發現我們自己的天地，發現我們的空間。
　　除了我們看慣了的泥人、面人、扇子、風箏、剪紙以外，是不是還有很多民間藝術不被我們當做民間藝術?過去，誰把斗蟋蟀當做正宗的民間文化?玩蟋蟀名蟲，斗蟋蟀，人家認為你很俗氣，其實，一點也不俗氣。大俗的東西就是大雅，就看你把俗的東西認識到什么層次和你把它轉化到什么層次。現在，中科院博士生導師吳繼傳先生的蟋蟀專業協會的工作，包括養蟋蟀及對蟋蟀罐子制作的物理性認識，如為什么南罐和北罐不一樣呢?它們的濕度、它的土質有什么區別?前兩天，有人在上海賣一個蟋蟀罐，賣了60萬。這兩天又爆出一個重大消息，一個罐子賣了120萬。這個罐是明朝的，它既是個文物，還可以繼續養蟋蟀。過去我們只抓不養，好的蟋蟀出現絕種；現在，吳繼傳先生專門研究蟋蟀繁殖的問題，人工繁殖以后放回大自然。目前，一只好的蟋蟀賣2萬、3萬，甚至5萬、6萬。自然科學和民俗并非無緣，關鍵看我們的民間文化、民俗文化用什么樣的手段和眼光去認識它、裝備它。關鍵是我們的出發點。
　　我這里不由想起羅丹的一句話：生活里面不缺少美，關鍵是看我們有沒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生活里不缺乏文化，為什么有人把酒文化玩大了?有人去玩瓜子?而有人抱了一輩子十三經也沒抱出什么東西?我們要重新改變我們對文化的認識，改變我們的文化觀念。
　　50年的一切經驗證明，中國每前進一步都是思想解放的結果。“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首先實現的是政治思想觀念的解放。當時，我們要從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人分三六九等、甚至與人斗其樂無窮等違背人性的、甚至違背大自然法則的僵化思想觀念中解放出來，改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們黨確立了思想解放的路線，整個國家為之一變。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經濟思想方面的解放。我們過去的經濟是計劃經濟，生產隊長管全村的事。隊長“越來越累”，天不亮就吹哨子，天黑了還在召開會議布置明天的工作，而社員“越來越懶”，天天學毛選也不管用。云南的苦聰族，在解放初期處在原始社會階段，沒吃沒穿。解放后，人民政府請他們出來定居。“文化大革命”以后，包產到戶了，沒有人給他們計劃經濟了。原來有專門從漢族地區請來的生產隊長給他們安排生活，包產到戶了，哪有什么生產隊長?沒辦法，走人吧，從哪里來，還回到哪里去。但是，現在的森林和過去已經完全不一樣。那時候的森林是豐富的，綠色底下覆蓋著生命，覆蓋著飛禽走獸，今天的森林被破壞得差不多了(包括西雙版納)。所以，只有從計劃經濟體制里面解放出來，才有生路可言。經濟改革，就是要充分發揮國民的積極性，建立市場經濟，實現中國經濟的偉大變革。今天，民間的經濟力量、活力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了國有企業。下崗的不是個體戶，下崗的是國有企業職工。這次經濟思想的變化，促進了我們國家經濟的大繁榮、大發展。到去年，我們又成功實現和國際接軌。加入WTO后，我們可以成功地運用WTO來保護我們自己，并進入西方市場。
　　第三次思想解放就是一種文化思想的解放。這次文化思想的解放，比政治思想的解放和經濟思想的解放更深刻。它是觸及靈魂的大變革。因為文化是我們靈魂的、價值觀的、審美觀的最本質的反映。文化要解決的就是中華民族的形象、自尊、自豪和生命的延續。而我們的經濟、科技只是一種力量，而不是一種靈魂。文化觀念的改變，必然帶來我們中華民族對傳統文化、對文化本身重新的認識。我們正處在一個文化觀念、文化思想大解放的時代。
　　第二是文化主體性的問題。主體就是獨立存在的、獨立完成某種生命功能的結構體。它有自主性，有自己的尊嚴和存在價值。多年來，我們的文化主體長期受到沖擊，長期受到破壞，長期不被承認。每次政治運動來了，首先受到沖擊的就是文化界，一次又一次。每次政治運動當中，倒霉的就是文化人、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與文化變成一個邪惡的、倒霉的象征。不斷沖擊文化主體的結果，就變成中華民族想像力的空前枯萎，創造力的空前萎縮。
　　今天，黨中央把建設先進文化確立為“三個代表”中的一個內容，就是要重新確立在國家總體戰略中文化的特殊性主體地位。我們翻一翻50年來的所有文件、所有著作，有多少像江澤民同志這樣把文化作為一種主體、作為“三個代表”中的一個代表提出來的?沒有過的!只要文化主體得不到確立，我們搞文化大省就不可能，我們要搞文化大區也不可能。因為不尊重知識分子，不尊重文化的主體性與尊嚴，必然導致文化一直被視做御用物，即某種特定階段單純幫助實現某種經濟任務和政治任務的工具。
　　文化和政治、經濟有密切關系，但它還有自己主體的地位。文化離不開政治，也離不開經濟，但在有這兩種關系的前提下，文化還有它自己的主體性。長期以來，我們對文化人總是看不慣。文化人特別喜歡穿和別人不一樣的衣服，留和別人不一樣的頭發，說與別人不一樣的話，我們就覺得他與世不同，傲慢狷狂。這種對文化人生活個性、性格個性、文化個性的蔑視、不寬容，其根源來自于否認文化的主體性。大家都講文化和藝術要創新。創新不能一個面孔。如果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是一樣的東西，我們就沒有個性了，我們就會是美國文化的載體。剪紙和泥人一樣了，哪里還有什么剪紙和泥人?徐悲鴻的畫和畢加索的畫一樣了，哪里還有什么徐悲鴻?藝術的特點之一就是個性化。要創造具有個性化的藝術，就必須有個性化的獨創性的思維。這個個性化的思維和個性化的藝術是與一種具有個性化的主體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我們不能盼著一個藝術家什么都“得、得、得”，什么都“好、好、好”，然后突然一鳴驚人，突然創造出非凡的偉大藝術作品。這是不可能的!張藝謀必然有張藝謀與眾不同的地方，他才可能在國際影壇上頻頻露面。
　　我們要尊重藝術與藝術家。只要藝術家遵守法律，遵守黨紀，不危害國家安全，就要給他以自由的空間。要更好地尊重文化藝術的主體性，以充分發揮它的各種功能和各種可能。壓抑狀態下不會產生文化精品。
　　第三是文化的本體性問題。文化有它自己的結構，有它自己的特點，有它自己的層次和規律。文化是縱橫交錯、分類復雜、層次豐富、特點鮮明、有規律可循、功能多樣的結構體。僅就功能而言，它除了為政治服務、為經濟服務，還有巨大的審美功能、認識功能。
　　現在，很多政治家也在談文化，也談文化的重要，但一般都不是從文化的本體角度來重視文化，而是為了“政績工程”。這是不行的。文化有它自己的主體。所以，我們在注重它為政治、經濟服務的功能時，還要注重它審美的、教育的功能。當然，它的政治和經濟的功能是首要的，每種文化都存在于一定的社會制度里。在一種文化里，有主流文化，也有反主流文化。近50年來，我們對待主流文化和反主流文化有很豐富的經驗。社會主義的文化陣地我們不占領資產階級就要占領之類兩極性的文化觀很鮮明。但是，在這兩者中間還有很多文化，它既不是社會主義的文化，也不是資本主義的文化。八月十五過中秋，蘇軾有蘇軾的感懷，郭沫若有郭沫若的浪漫，你說它是資產階級的?還是無產階級的?是封建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弄不清!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用政治的、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界定一切文化。對于既非主流文化、又非反主流的中性文化，我們一直沒有有效對付它的、處理它的、尊重它的、解決它的辦法。改革開放以來，民俗學開始恢復了，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宗教學又開始活躍起來了，我們的辦法比過去多了不少。但是，到今天，我們也沒有一個比較權威的理論和方法處理這些混合態的文化。在文化的本體論里，我們對于這樣一種中間文化不太清楚。我們這個時代，思想的模糊性和學術的模糊性都很強，更應注意這個問題。
　　第四是文化倫理觀的問題。我們說，文化要本土化，文化是多元的，文化和文化之間是平等的。這誰都會說。但是，我們在生活里是不是平等地對待了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是不是平等地對待了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是不是平等地對待了弱勢的文化、弱勢的藝術群體?中華民族被列強侵略壓迫一百多年，我們渴望在世界上作為平等的一種文化和他們對話。一百多年來，哪里存在什么文化的平等交流!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就是文化的單流。先是西歐的流過來，后是東歐的流過來，再后是美國的流過來，一直流到現在。我們的東西什么流過去了?如果有，那也很微弱，微乎其微。人家每天有幾萬種、幾十萬種信息、技術、產品、商品包圍你。我們的文化很少有平等交流的機會。所以，我們渴望中華民族的文化與世界文化并駕齊驅，這是對的。我們到了唐人街就興奮，我們聽見了新加坡中小學生必須通讀中國歷史就高興，我們知道瑞典人由國家拿出錢，讓華人華僑的后代學中國的母語就有自豪感。中國的文化受瑞典尊重了，受美國尊重了，受新加坡尊重了。這是理所當然的，完全應該為它而慶賀!但是，在我們國家，我們漢族是主體民族，少數民族只占8%。對這樣一個將近億人的少數民族的文化，我們是不是從心靈深處已經改變了帝國體制下的那種蔑視?是不是已經開始在真正尊重藏文化、彝文化、納西文化、蒙古文化等少數民族文化呢?是不是把它當做中華文化當中不可缺少的一員在尊重它、愛護它呢?我們應該真正地從骨子里愛護我們多民族的文化。我們民族長盛不衰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土地廣大、民族眾多，我們的漁獵、游牧文化融合到農耕文化里面，我們的巴蜀文化也融合到中原文化里。蒙古族統治中國近百年，滿族統治中國二百多年。這一過程促使各民族文化的雜交與更新，使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生機勃勃。
　　應該感謝中華民族擁有這樣一個特殊的、多種民族構成的文化結構，是它造就了我們中國文化的空前活躍性。在有關民族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對那些非自治的民族，我們要像中央政府、漢族同胞重視我們一樣尊重比我們更弱小的非自治民族。文化倫理在中國長期很缺乏，只要我被尊重，只要我被抬高，就忘了尊重別人，尊重比自己還弱小的人。為什么文人相輕?也是因為我們沒有解決文化的倫理。我們文藝界之所以存在各種各樣幫派、宗派，除了有復雜的利益原因外，還因為沒有平等的競爭觀、發展觀、存在觀，只能有你沒我。這個時代是強強聯合的時代，是互動互補的時代，是雙贏和多贏的時代。獨吞獨食的年代已一去不復返了。有的人總是再小的蛋糕也要獨吃，這種觀念很嚴重。我們要換一種思維，共同把蛋糕做大，然后每個人都相互尊重、共同享用。一枝獨秀的地方，遲早會發生問題。文化平等了，政治的平等和經濟的平等就可以最后實現。解放以來，我們在政治上平等了，經濟上平等了，但文化平等還要繼續努力深化，讓文化平等為政治平等、經濟平等服務。
　　中華民族的文化要發展好，就必須慎重考慮我們的文化倫理觀，清理這方面的觀念。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建設文化大市、文化大省、文化大國就會產生負面效益。我們在文化上應該更好地尊重別的學科、別的專業、別的民族、別的地區。如果全國各省、各地區大聯合，強強聯合，互相補充，互相推進，就離我們的文化大國、文化大省、文化大市不再遙遠。
　　第五是文化關系問題。文化與政治的關系，這50年談了很多，很多方面也談得很透。但有時也將它們簡單地等同起來。文藝是什么?文藝是消滅敵人的、打擊敵人的武器。在戰爭年代，在階級斗爭的年代，它是有道理的。在和平的年代還能沿用這個嗎?在我們已經取締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里，堅持它就成問題了。文化肯定要為政治服務，有為政治服務的一面，但它還有直接為政治和間接為政治服務、以及為政治以外的東西服務的另外一面和好幾面。文化和經濟的關系，常說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似乎文化是一個苦力，文化為什么除了搭臺就不能唱戲了?文化為什么不能當導演、不能當觀眾呢?為什么這么不受尊重?文化本身是在發揮其多種功能、產生多種作用的，只是我們在理論上沒有總結出來。文化的各個關系要很好地清理，這是推進文化建設不可或缺的理性過程。
　　第六是文化主權的問題。在過去封閉起來搞經濟建設的時候，文化的主權不突出。主權是存在的主體的權力。主體是文化的時候，就變成了文化主權。主體是婦女的時候，就變成了女權。這種文化主權有三個內涵：第一是創造發明權。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是我們創造發明的，難道是別人發明創造的嗎?第二是所有權。我們創造的東西歸我們擁有。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帝國主義侵略我們，我們的創造權和所有權分離了，我們的文物被大量巧取豪奪、明搶暗拿，這包括我們的敦煌文物等。第三是闡釋權。對中國文化，中華民族最具闡釋權，而且這種闡釋最具有權威性。我們的文化主權曾喪失了不少。日本的茶道是我們創造、我們所擁有的，但讓人家弄走了，然后打著東洋文化的招牌在國際上兜售。巴基斯坦在80年代就出了30卷《格薩爾》，變成了國際《格薩爾》研究中心。維吾爾族的納瓦依是我們新疆維吾爾族的詩人，在中亞建了有關紀念館和資料庫，而我們就沒有。要知道我們國家有34個民族跨國而居，我們如果不趕緊把他們的文化調查、收集、整理、保護起來，我們的文化主權就要部分喪失。
　　越是開放的年代，邊疆越會處在前沿。過去很多落后的邊疆現在正在成為熱鬧的地方。在這種熱鬧的地方，我們放棄了文化關注，將會帶來遺患無窮。文化主權要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去認識它。文化主權是由文化的主體性帶來的。我們應該正確地處理好文化與政治、文化與經濟的關系。主權的問題、本土的問題、整體的問題等，雖然和我們的木雕、泥塑似乎沒有直接的關系，但一旦我們的泥人要走到國外參加展覽，就會產生這些問題。
　　我們的民間文藝，已經不能滿足于在山溝里、村落里自言自語、自娛自樂。我們必須共享全世界。用文化共享達到社會經濟各種目的時代已經到來。它要求我們把文化觀念、文化倫理、文化關系、文化主權考慮得深一些。中華民族21世紀的文化應該是一種平等參與世界競爭的、不對世界別的民族的文化造成威脅、蔑視和沖擊的一種文化。但它必須是一種充滿自尊、自愛、自信的文化，是一種以能說中國話為榮、以能寫中國字為榮、以熟知中國民間藝術為榮的文化。
　　現在，香港、北京地區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全方位的中國民間文藝普及工作，而且是從幼兒園開始做起，從小學開始做起。目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也正在策劃編纂中國民間文學的、民俗的、藝術的教材進入小學、中學、大學。如果有一天外國人像考托福一樣考我們中國傳統的、優秀的民間藝術來中國學習、工作，我們這個民族就有救了。現在，我們有些人恨不得忘掉漢語，甚至恨不得明天就成為日本人，明天就拿到美國的綠卡，成為一個非中國人的、非華人的那種美國人后裔。那種自卑是由于我們文化的自卑帶來的。我們民族的自尊應該建立到文化的自尊里去。
　　我們政府的領導人、文化部門的領導人，一定要站在更高的、國家與民族命運的角度來做文化建設這一工作，而不是為了一點錢，不是為了一點政績。
　　本刊責任編輯注：“中國民間文化搶救與保護”筆談共五篇，本刊第10期轉載前三篇，本期續完。
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開封1～15G0文化研究白庚勝20032003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北京　100026　　白庚勝(1957-)，男，云南麗江人，納西族，文學博士，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國際薩滿文化學會副主席，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理事長。 作者：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開封1～15G0文化研究白庚勝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1: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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