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歷時二千余年的中國封建社會，在無數才智之士的共同努力下造就了一門學問。這門學問以最高層政治為研究對象，它的容量很大，其中最為重要的內容有帝王如何駕馭臣下，權臣如何挾帝王以令群僚，野心家如何窺伺方向，選擇有利時機，網羅親信，籠絡人心，從帝王手里奪取最高權力，自己做九五之尊等等。這門學問通常被稱作帝王之學，也叫做帝王術，是一門土生土長的中國學問。這門學問盡管有點深奧莫測，而它的核心不外乎一是獨裁，二是權術，與我們通常所認同的政治應當民主公議，光明磊落，能夠做得出的事也應該說得出，能公之于世，經得起老百姓檢驗的觀念相差很遠，甚至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然而，在中國封建社會里，歷朝歷代都有不少用世之心強烈的讀書人，以極大的心血鉆研這門學問。他們都想在仕途上尋找一條捷徑，試圖以最小的精力，最快的速度獲取最大的成功。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謂布衣卿相，書生公侯，便是這些人追求的目標。醉心于此中的人，固然不乏大成功者，但也有遭遇慘禍的，不僅自己丟掉腦袋，還要弄得滿門抄斬，甚至誅連九族，更多的則是一無所獲，一生落魄潦倒。
　　這門學問，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里，曾經是一門顯學，但是到了封建末世，它卻成了與時背行的學問了。我在創作《曾國藩》時，開始注意到這個現象，后來在創作《曠代逸才·楊度》時，更把它作為貫串全書的一根鏈條。
　　《曾國藩》中有一個并不太重要的人物，書中多次寫到他與曾國藩的交往。此人名叫王ｋǎｉ＠①運。許多讀者對我說，在讀《曾國藩》《楊度》之前，根本不知道王ｋǎｉ＠①運這個人。其實，此人在清末民初是一個大學問家，大教育家，大詩人兼大名士。他去世離現在尚只有八十余年，人們就忘記了他，這雖然有點令人傷感，但也正說明了歷史淘汰的嚴格無情，無須過多的感慨。
　　傳說王ｋǎｉ＠①運有過三次勸曾國藩作非分之想的企圖。
　　第一次是在曾國藩剛剛練成湘軍，正準備出省打大仗的時候，20歲的東洲書院學生王ｋǎｉ＠①運，悄悄地對曾國藩講了一通“秦無道，遂有各路諸侯逐鹿中原。來日鹿死誰手，尚未可預料，愿明公留意”的話，讓曾國藩聽了心跳血涌。
　　第二次，咸豐帝病死熱河行宮、慈禧、恭王等人正在與肅順等輔政八大臣明爭暗斗，政局處于晦冥莫辨的狀態，前肅順府中的西席王ｋǎｉ＠①運從北方來到安慶，又對曾國藩說了一通“在安慶首舉義旗，為萬民作主”的道理。曾國藩未作聲，只是以茶代墨，連書“狂妄狂妄”。
　　第三次，南京打下后，時在湖南教書的王ｋǎｉ＠①運想又一次勸曾國藩仗此軍威率兵北上，替天行道，走到半路，聽到曾國藩大裁湘軍，知道他決無此意圖，遂徹底失望，返舟回湘，連曾國藩的面也不見了。
　　王ｋǎｉ＠①運這三次的行動，顯然是在勸曾國藩實施帝王之學，即私蓄力量，把握時機，從帝王的手里奪過江山，自己做帝王。
　　遺憾的是，王ｋǎｉ＠①運將胸中的學問錯誤地兜售了，曾國藩并不是他的帝王之學的買主。這首先是因為曾國藩所走的路子，完全不與王ｋǎｉ＠①運同轍。他奉行的是孔孟之學，要通過堂堂正正的大道來建功立業，拜相封侯，他要做忠臣義士孝子慈父，做一個世間楷模、“三立”完人。其次，曾國藩遠比年輕的王ｋǎｉ＠①運老到圓熟。他深知世上的事總是說的容易做的難。他是局中人，更知道要走爭奪最高權力的道路，前途則充滿千難萬險，許多看似有利的條件都將轉化為不利因素，最后的結果多半是慘遭失敗，辛辛苦苦所積累的名望地位，不僅頃刻化為烏有，還要殃及整個湘軍集團和自己的家族子孫。第三，曾國藩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文人，性格上又屬于那種瞻前顧后，一步三思的類型，加之后來年老多病，他根本就沒有打江山的膽量和魄力。王ｋǎｉ＠①運向他推銷帝王之學，碰壁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但王ｋǎｉ＠①運對此門學問醉迷甚深，并不因遭到曾國藩的否定而死心。他三十余歲結束云游海內奔走權貴的生涯，設帳授徒，著書立說，然心中深處眷戀的仍是帝王學。他一面刻苦鉆研，將自己多年來的所思所獲記錄下來，一面留心在他的眾多弟子中物色傳人，以繼承和施行他自以為探得驪珠的絕學。終于，他在花甲之后得遇一生中最為滿意的學生，此人便是《曠代逸才·楊度》中的主人公楊度。
　　21歲剛參加過公車上書落第回湘的楊度，此時正是年輕氣盛，血氣方剛，滿腹詩書，壯志凌云，卻又毫無一點社會閱歷，一旦聽到王ｋǎｉ＠①運談起帝王之學來，便立刻熱血沸騰，心向神往。當王ｋǎｉ＠①運考驗他的心志，說帝王之學雖是大學問，卻也風險太大，究竟不若功名之學的穩當詩文之學的清高時，他竟然毫不猶豫地回答：若能成就一番大事業，雖不得善終，亦心甘情愿。
　　從此，楊度便在王ｋǎｉ＠①運的門下，全身心地迷于帝王學的研究和實施。這一迷，便整整迷了30年，幾乎迷去他一生的全部黃金年代。
　　他熱心康梁的維新變法，又想通過經濟特科進入仕途，然而二者都告失敗。他東渡日本學憲政，試圖以君主立憲來致中國于富強，并欲借此做中國的伊滕博文。然而，他所想輔佐的帝王，自己的位子都保不住了，連同兩千年的帝王制度一道被推翻。但他還不罷休，轉而投靠袁世凱，依附袁克定，企圖通過袁氏父子為帝王學的實施作最后一搏。而這一搏，失敗得更為慘痛。倘若后來不是轉向革命，楊度這一生怕就要永遠釘死在帝制余孽恥辱柱上，任誰有回天之力，也不可能將他的形象翻過來。
　　但奇怪的是，信奉了一輩子帝王學，并將它的真諦傳授給楊度的王ｋǎｉ＠①運，卻對學生所選擇的非常之人，和所從事的復辟帝制之業并不熱心。他雖然應袁世凱之邀，來北京就任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國史館長，卻又將中華民國比之為瓦崗寨、梁山泊，說什么“瓦崗寨、梁山泊也值得修史么”的怪話。他治下的國史館只拿薪水談詩文，正務一件不干。他得知楊度主持籌安會，將要擁戴袁世凱登基時，便借故離開北京回湖南，并極為認真地叮囑自己的高足：“早日奉母南歸，我在湘綺樓為你補上老莊之學。”
　　封建末世中國最著名的熱衷帝王學的大名士，為何在生命行將結束的時候，毅然放棄了自己一生的信仰，由帝王走向老莊，由入世轉為出世？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深為思考的有趣課題，也是我在寫作《曠代逸才·楊度》時所十分感興趣的一件事。
　　我想王ｋǎｉ＠①運之所以如此，一則是他不滿意袁世凱，認定袁世凱非命世之主，不值得輔佐，一則也是出于王ｋǎｉ＠①運的名士性格。王ｋǎｉ＠①運從年輕時起，便一方面孜孜以求功業，一方面又不拘小節，風流率性。他是一個很追求全真葆性的人。故而，當他面臨著一片混亂的政局，和一個剛愎自用的政客時，再加以自己已到了實在不能辦事的八十三四高齡，于是便采取游戲人生的方式，來對待他所担負的貌似莊重的職務，最后干脆以一走來跳出是非圈，全身遠禍。然而楊度卻沒有乃師的明智瀟灑，他被虛幻的新朝宰相所誘惑，終在泥坑里越陷越深，最后成了一名舉國通緝的復辟首犯。
　　楊度迷誤，固不待論，即使明智如王ｋǎｉ＠①運，也沒有看出要害來。其實，帝王之學不能行時的關鍵之所在，是因為時代不同了。
　　晚清的時局，李鴻章有一句十分精彩的話說得最為透徹：此乃三千年來一大變局。這話說的是自中國文明史以來，這是最大的一次變故。導致這一變故發生的原因，是國門的被強行打開。
　　1840年，以關天培血濺虎門炮臺、林則徐充軍伊犁為標志，苦難動亂的中國近代歷史拉開了帷幕。人們在恐懾于西方堅船利炮的同時，也在思考：為何他們會有如此強大的國力？隨著流入中國的洋人洋書，和出國考察的大清臣民的增多，有識之士慢慢發現，西方列強在治理國家方面有一套迥異于中國的民主制度。中國的先進分子不僅從器物層面上感受到了西方的先進，更從政制層面上感受到了西方的先進。
　　早在光緒初年，中國有史以來派往西方的第一個大使郭嵩燾，便在他的日記里指出：西洋之所以享國長久，君民兼主國政故也。并指出這種君民兼主國政的主要特點便是體現在議院議政上。光緒十年，担負國家要職的前淮軍首領張樹聲，在給朝廷的遺折中也明明白白地寫著：西人立國之本體，在育才于學堂，議政于議院。稍后，鄭觀應在風靡全國的《盛世危言》中，也提出中國應當仿效西方，設置議院。此后，更有許多人撰文著書，大談西方的民主和議院，這些議論，對中國的官場士林影響極大。
　　有關民主和議院的理論，在本質上是與帝王之學的獨裁、權術等等根本對立的。西方列強以實力，證明了他們對政治制度選擇的正確，也大大開啟了中國人的心智，民主議政開始贏得人心，獨裁權術自然而然會遭厭棄。
　　到了后來，孫中山、黃興等人建立政黨，倡導革命，武昌起義一夜之間成功，全國各地相繼獨立，中央朝廷很快眾叛親離，大清帝國迅速土崩瓦解，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專制不得人心、民主才是人間正道的真理。
　　所以，當籌安會亟力想拉進梁啟超時，這個不惜“以今日之梁啟超攻昨日之梁啟超”的維新派領袖，在報上公開發表聲明，對復辟帝制一事，哪怕四萬萬人有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贊成，他也斷不能贊成。梁啟超當然知道，他決不是以一人敵通國，而是會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的。梁啟超不愧是一個識時務的俊杰，他清醒地看出了時代的潮流、中國前進的趨勢，深知帝制不得人心，帝王之學也再無用武之地了。
　　遺憾的是，智商也同樣極高的王ｋǎｉ＠①運、楊度卻沒有看出這個時代的巨變。與天作對，與時作對，這便是他們身懷絕學而不能大獲市利的根本原因。從這個角度來看，王ｋǎｉ＠①運、楊度正是可笑地扮演了那個時代的滑稽丑角。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門內加豈
　　
　　
　　
理論與創作6長沙11～1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唐浩明19991999 作者：理論與創作6長沙11～1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唐浩明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43:51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