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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說來，有慧眼的讀者僅從作品即可斷定其作者。那么，這些明眼人的依據是什么？當然是作品獨特的個性。一方面，作品不論怎樣復雜，它對政治、社會、男性、女性、宗教、道德及其文化的看法都有某些固定性，從而形成其獨特的思想觀念特征；另一方面，對這些思想觀念所采取的敘述角度和方式也有一定規律，這就是其文體模式特征。那么，林語堂的文體模式怎樣，他有無較統一的文體？如果有，這一文體是什么，有何特點？這一文體的產生與確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它對文學的健康發展有何意義？它是否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呢？
　　　　　　一、偏愛“閑談體”
　　就中國現代作家而言，從思想觀念角度對其進行區分比較困難，至少比較復雜；但從文體入手對其進行劃分則要容易得多。因為文體較思想觀念更具概括力和固定性。何謂文體？人們說法不一。有人把文體等同于文學的體裁，有人認為文體包涵體裁（樣式）與體性（風格），有人認為文體是語言加主題加風格。這些說法雖各有道理，但缺乏確定性和明晰性。我認為，文體主要看作者的敘述方式和傾向怎樣，換言之，文體主要表現在作者與讀者的關系結構上。
　　基于對作家與讀者關系之考察，中國現代作家的文體主要有三類，一是教導式，或稱啟蒙式；二是懺悔式，或稱自語式；三是對話式，或稱娓語體、閑談體。所謂教導式文體，是指作者以先驅者的身份出現，他們洞悉歷史和未來，了知世界和人生，知識豐富，智慧過人，以國家民族的拯救和發展為己任，向讀者、聽者講解，啟蒙。而聽眾則是受啟者，他們往往以保守、麻木、愚蠢、無知者的身份現身。在作者與讀者的關系中，一個在上，一個在下；一在高處，一在低處；一是言說者，一是聽講者。這很像老師授課，學生聽講，這也很像牧師布道，教徒受啟。因為中國現代新文化新文學的主要價值取向是學習西方而批判故國，所以啟國人之蒙、改造國民的劣根性就成為先驅們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中國現代作家多是采用啟蒙式文體教導國人走出黑暗和愚昧走向光明與文明的，魯迅、胡適、茅盾、曹禺、蔣光慈、梁遇春、梁實秋、艾青、錢鐘書等都屬于這類作家。所謂自語式文體，是指作者往往不太考慮讀者的存在與意見，更多是自我的表白與渲泄。此類文體的作者往往內心有著無法言狀的歡喜、痛苦、彷徨與苦悶，其創作動機也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這些作家與啟蒙式作家偏于理性思辯不同，而是偏重情感表白，其作品往往帶有較強的自敘傳色彩，郭沫若、巴金、郁達夫、蕭紅等作家當屬此例。需說明的是，這兩類作家并不能絕緣分開，有時在同一作家身上表現出兩種文體特征。如郭沫若的《女神》更多是自語式的，而《甲申三百年祭》則是啟蒙式的；可以說，中國現代文學主要表現出這兩種聲音。所謂對話式或娓語體，是指作者與讀者如朋友談心、雙向交流，他們無所謂高下之分，也沒有智愚之別，雙方均敞開心扉，無芥蒂無掛礙，彼此溝通、學習。周作人、林語堂當屬此類。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也有別的作家喜用“對語體”，但對此體喜愛之甚、用力之勤，追求之自覺，影響之大者恐怕無人能出林語堂右者。對這一文體的稱謂，林語堂沒有確定，甚至認為名字并不必定死。他說，“小品文筆調，言情筆調，言志筆調，閑適筆調，娓語筆調，名詞上都不必爭執”（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頁。）。當然，在這一文體中，林語堂看中的是其內質，即作者與讀者的關系。他說，“我們要明白這種文字的特格，是由于作者對讀者的態度，認為大家是老友，關起門來，作密室談的態度”（注：林語堂：《無所不談合集》，《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6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頁。）。 還在《語絲》時代，林語堂就開始重視這種風格，后來，他主辦刊物就將這一文體定為辦刊宗旨，力求選取有個性，有談話風度，肯對讀者說心里話的名篇佳作。林語堂說，“《人世間》提倡小品文筆調，以談話腔調入文，而能為此筆調者尚少。愚見以為西文所謂談話（娓語）筆調可以發展而未發展之前途甚為遠大，并且相信，將來總有一天中國文體必比今日通行文較近談話意味”（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頁。）。
　　林語堂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上也堅持這種文學觀，他甚至不無自豪地說：“我創出一個風格。這種風格的秘訣就是把讀者引為知己，向他說真心話，就猶如對老朋友暢所欲言毫不避諱什么一樣。所有我寫的書都有這個特點，自有其魔力。”（注：林語堂：《八十自敘》，《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0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頁。張振玉譯。）這里，林語堂強調了三點：一是與讀者進行心靈交流，這一文體為自己首創；二是這一文體把讀者當朋友，與讀者暢所欲言，盡敘心曲；三是這一文體不僅表現在散文中，還表現在小說及別的體裁上。有的學者曾指出林語堂《生活的藝術》在西方引起反響的原因時說：“《生活的藝術》所以能膾炙人口，除了內容上對癥下藥，符合西方讀者的口味之外，也借助于那種把讀者當作知心朋友的吐露肺腑之言的筆調，使讀者親切地感到：‘林語堂在對我講他的真心話’。這種形式很適應西方讀者的閱讀心理”（注：施建偉：引自林語堂《八十自敘》中的《林語堂出國以后》，第128頁。）。這一說法是對的。 問題是這種文體不僅表現在《生活的藝術》中，也表現在別的作品中；不僅適合西方讀者的心理，也適合中國讀者的心理。如林語堂創辦的刊物《論語》就極受歡迎。林語堂說：“聽說《論語》銷路很好，已達二萬（不折不扣），而且二萬本之《論語》，大約有六萬讀者”。（注：林語堂：《披荊集》，《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4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頁。）試想，在中國那樣風雨飄搖的年月，一份純文學刊物能擁有如此多讀者，其文體之功績自不待言。那么，林語堂在文學創作上是怎樣使用“閑談體”的呢？換言之，“閑談體”給林語堂的文學作品帶來哪些特點呢？
　　首先，林語堂善用“談”、“說”、“論”、“記”、“答”和“閑話”等字眼給作品命題，這些與“閑談體”關系密切的字、詞一開始就給作品打上特殊文體的烙印，因為這些字眼中就隱含著一個讀者一個知心朋友在。作者仿佛與讀者對面而坐、促膝談心，一種心平氣和的情調油然而生。
　　其次，林語堂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對話、書信和日記的方式表情達意。對話與書信都有聽者和讀者，而日記則是將自己當成讀者，與另一個自我暢談。把“閑談體”直接引入作品之中，作品人物就可代表作者說話，從而有著強烈的藝術效果。比如，林語堂在《京華煙云》中寫過王府花園里常常舉行的閑談，這是一個優雅舒適的所在，有山有水有魚有樹有花有草，簡直是人間仙境。北京的名流如辜鴻銘常來此與姚家、陳家人聊天。談話中還會有外國朋友，大家暢談文化、家庭與人生，共度美妙時光。每至于此，辜鴻銘總是興趣盎然，侃侃而談，妙語連珠；而聽者呢，或偶插數言，或提出疑問，或靜聽細想。這樣的談話極得閑談真義，也使作品籠罩著閑適平和的氣氛。總之，林語堂作品的“對語”和“閑談”片斷對其“閑談文體”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它不僅是一些對話、談論，更是一種氛圍，一次心靈的感應與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林語堂的作品有許多是采用對話、閑談方式結構全篇，“閑談”自始至終貫穿作品，整個作品就是一篇談話集錄。如林語堂寫了《談勞倫斯》和《談中西文化》，二文均以柳先生和朱先生（《談中西文化》一文柳夫人也加入談話）的閑談來結構全篇，他們或談《金瓶梅》，或談《查特萊夫人的情人》，或談中西文化之異同。有意思的是，他們談興未止，越談越濃，其談話在《談螺絲釘》、《再談螺絲釘》、《三談螺絲釘》、《四談螺絲釘》四篇文章中繼續進行。而且，這四篇文章仍是以柳先生、柳夫人和朱先生三人閑談的方式結構作品，他們以水龍頭為引子或談孔子的仁、禮，或談中國的飲食，或談外國的接吻，或談外國的文學、藝術與哲學，開篇談，終篇亦談。這四篇文章又是相關相連，可以將其視為由四篇短談組成的一篇長談。還有《女論語》、《廣田和孩子》、《記大千話敦煌》、《與大千先生無所不談》、《想象的孔子會談》、《恭賀阿麗西亞》、《記檢查身體》、《記農歷元旦》、《慈善啟蒙》等，都屬用“閑談”結構全篇的例子。更值提及的是林語堂的長篇小說《奇島》，它除了有大量的對話外，也是用“閑談”結構作品的。雖然此書不似許多散文那樣自始至終都在閑談，但“閑談”一直貫穿整個作品。在這個島上，會集著哲學家、人類學家、冒險家、詩人、音樂家、美食家及宇行員，他們常常設宴暢談，有時通宵達旦。他們在一起縱談文學、哲學、藝術和美食，閑談人生、人性與自然，常常樂此不疲。可以說，《奇島》不是一般意義上以故事和典型人物塑造為勝的小說，而是由文化名人的宴會閑談組成的散文體小說。如果站在傳統小說觀念角度看，《奇島》無疑不是一部好小說，它雜亂松散甚至有點拖泥帶水，一般人讀之必然生厭，當然也難以讀下去。然而，如果站在“閑談體”的角度，站在作者與讀者關系的角度，站在散文體小說的視域，用文化的眼光來體味，我又分明感到它與眾不同的魅力。它談及的文化問題是處處閃耀動人的光輝，給人以解頤之妙。另外，這種閑談使作品充溢著從容、寧靜、和平與和諧之美。
　　最后，林語堂作品的敘說方式具有對話性，是屬于閑語體。表面看來，有的作品既沒有對話，也沒有書信，更沒有閑談的結構，但作品的敘述口吻、方式及其氣氛具有對語的特性，就好似作者在與一位潛在讀者進行交流一樣。比如林語堂的作品中常出現的語句有：“你”、“你們”、“諸位”、“我”、“鄙人”、“我想”、“我覺得”、“你們都明白”、“也許”、“不妨”、“眾所周知”、“誰也知道”、“何以故”、“且說”、“話說”，等等。這些用詞遣句一是有“作者”和“讀者”存在，二是作者態度自謙，無狂傲之霸氣，對讀者尊重、客氣、友善。作者這種“心里時時有讀者在”的寫作方式在林語堂各類體裁的作品中都存在著。
　　還需說明的是，林語堂對語的方式往往不是單一的，不是僅在“作者”與“讀者”之間展開。事實上，“作者”與“讀者”只是一種籠統的說法，其中有著多層含義。比如作品中的人物的“對語”，比如作者與潛在讀者的“對語”。除此之外，還有作者與自我的對語，作者與自然的“對語”。像《秋天的況味》不僅有作者與讀者的潛在交談，還有作者與自己與自然與人生靜靜的推心相知、傾心相與，因為在彌漫的香煙云氣和初秋的意味中，林語堂既有無限的滿足，又有說不盡的傷感。在與自我與自然相面對的過程中，作者與讀者一道在同另一個“對象”敘說，傾談。還有《輝煌的北京》中那些寫北京四季，寫北京自然田園的文字都是如此。讀這些作者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文字，我分明感到作者那顆獨特的心。這些文字還讓我感到潔白的飛絮沒有重量甚至沒有心，它在輕歌漫舞，在大自然的懷中“做夢寫詩”、“低吟淺唱”。可以說，林語堂“閑談體”中的“作者”只有一個，而“讀者”有多個，這是立體式的文體結構方式。
　　　　　　二、“閑談體”的特征
　　總體說來，“閑談體”沒有明確的概念界定，也無確定的內在規范，它是比較隨便的文體。但是，它總應有較相對的限定。那么，“閑談體”有哪些特征呢？怎樣理解“閑談體”的精髓和要旨呢？
　　第一，包容的心態。與其他文體嚴格的選擇和規定不同，“閑談體”視野比較開闊，心胸比較廣大，在題材、主題、人物和敘述等方面都比較包容，換言之，就是比較隨便。比如選題，一般的啟蒙文體都是從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的視角選擇那些較為重大神圣至少有相當意義的題目，或革命，或殺頭，或瘋狂，或破產，或戰爭，或疾病，或戀愛，或失戀，或剝削，或壓迫，或失業，或逃亡，或醉生，或夢死，……，不一而足。林語堂并不是不寫這些問題，而是并不把視野限定于此，在他看來，“宇宙之大蒼蠅之微均可入題”，關鍵看其是否反映真情、真性、真意。重大的題目可以寫，細小的題目何以就不能寫呢，大海固然廣大浩瀚，透過它可以了知世道滄桑，但一滴水同樣可以小中見大，管窺全豹。而且因為細小之事來自生活、伴于身邊，目所見、耳所聞、腦所思、心所感，最易見出真情實意，與那些遠離人生、虛無空浮的思想、觀念、邏輯給人的感受相比真有天壤織別。林語堂曾表示作家應將目光轉向日常生活鎖事，反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味選擇闊大題目的做法。他曾為《人間世》確立辦刊宗旨，本刊“或談現代人生，在東西文化接觸，中國思想劇變之時，對于種種人生心靈上問題，加以研究，即是牛毛細一樣的題目，亦必究其究竟，不使放過。非小品文刊物所棄而不談者，我必談之，或正經文章而廊大虛空題目，我反不談。場面似不如大品文章好看，而其人處反深”（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頁。）。在林語堂看來，題目固小，但它照樣可以表情達意，以傾肺腑。林語堂說，“今之所謂小品文者，惡朝貴氣與古人筆記相同，而小品之范圍，卻已放大許多”，“此種小品文，可以說理，可以抒情，可以描繪人物，可以評論時事。凡方寸中一種心境，一點佳意，一股牢騷，一把幽情，皆可聽其由筆端流露出來，是之謂現代散文之技巧”（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頁。）。正是在這一觀念的指導下，林語堂文學創作選題廣泛，幾乎無所不包。在一般人不以為然的鳥獸蟲魚和生活瑣事都可進入林語堂筆下，并得到較好的表現。林語堂的包容還表現在對偏見的看法上，人人都反對偏見，而他卻偏愛偏見。林語堂說，“世界上本沒有‘公論’這樣東西，凡是誠意的思想，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偏論，‘偏見’。若怕講偏見的人，我們可以決定那人的思想沒有可研究的價值；沒有‘偏見’的人，也就根本沒有同我們談話的資格”（注：林語堂：《論語絲的文體》，《剪拂集》，《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3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頁。）。林語堂認為談話者的錯處并不可怕，人云亦云最可怕。總之，正是這份寬容，“閑談體”才可包羅萬象，有百川歸海之氣象。
　　第二，閑適從容的格調。閑談與爭吵不同，它往往講究的是雍容和平的氣氛，舒緩從容的節奏，人在其中有賓至如歸之感。
　　談話首要者是周遭的氛圍。房間、花園、密室均好，但要安靜，要自在，要舒適；時間可早可晚，以時間優裕為妙；季節則以夏日樹下清涼和冬天大雪暖爐為佳；至于周遭環境當有自然美景和優雅的文化為要，或書香彌漫，或鳥語花香。就閑談者的心態言，人們最好是無雜事纏身，無煩惱擾心，無忌諱分神，眼前如明鏡般透徹，胸中似洞火樣明亮，精神像秋水樣清爽。還有閑談者最好是朋友，知情知意知心，無礙無慮，人間世相，蕓蕓眾生，甚至雞毛蒜皮都可隨心所欲、暢所欲言。林語堂筆下的閑談都具有這種氣氛。北京的王府花園，奇島的宴會，新加坡的房間，杭州的寺院殿中，都是閑談的“人間仙境”。像《談勞倫斯》中朱先生與柳先生的談話氣氛就是如此。文章寫道，“朱柳兩位老人正在黯淡的燈下閑談，因為此時雖是民國卅五年，蘇州城外居戶大半還未有電燈。在廿八年曾經因為滬寧公路通行，蘇州的馬路上屢次發現汽車的蹤跡，后經吳門人士一體反對，報上也曾有過一次劇烈的辯論，才把汽車禁絕了。柳先生飯后無事，過來找朱先生攀談，在這黯談的燈光之下，看得最清楚的就是朱先生的一枝旱煙，下垂著一個煙袋，一卷煙云繚繞而上”（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頁。）。
　　另外，談話者與聽眾在林語堂筆下也具有相當的隨意性，他們的姿勢不必講究，可坐可臥，可將沙發坐墊放在地板上盤膝而坐，也可將腿放在桌上，以自己舒服為準。他們可以隨時插話，隨時提問，當然也可緘口不言，俯首靜聽，甚至也可不聽、打瞌睡或睡覺。一切聽其自然。就如一個女性，告別世俗偽裝的社會，晚上回到家中，脫掉衣服，卸下裝飾，隨意臥眠，處于自由自在的放松狀態。如《談中西文化》中，柳先生與夫人正談得起勁，喉嚨都干了。作品寫道，“柳夫人立起，倒一碗茶給柳先生喝。又倒一碗給朱先生，卻見朱先生已經鼾鼾入夢了。他們舉頭一看，明月剛又步出云頭。柳夫人輕輕的拿一條洋氈把朱先生露在椅上的腳腿蓋上”（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頁。）。 還有《四談螺絲釘》一文，當柳先生見夫人談得起勁，談得美妙時，“俯首吻她而不答。……等他們吻完了，柳夫人忽然抬頭看朱先生，怕難為情。柳夫人：老朱怎么不見了？朱先生已悄悄地走到大門口了。”（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199頁。）由此觀之，林語堂筆下的談話者真是自由之子，行當行，止當止，全在順其自然中。他說，“談話和小品文最雷同之點是在其格調之閑適”。“真正談話的必要條件是：我們能夠在一個房間里悠閑而親切的空氣中表示我們的意見，身邊只有幾個好友，沒有礙目之人”（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3頁。）。他還閑適對文學藝術的重要性，“凡是藝術，都是心手俱閑時慢慢產生出來的”（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頁。）。然而，工商業文明卻使這種談話氛圍漸漸失去， 令人感喟！林語堂說，“人們今日在嘆惜爐邊或木桶上談話藝術已經失掉了，因為目前商業生活的速度太高了。我相信這種速度頗有關系，可是我同時也相信把家庭變成一個沒有壁爐的公寓，便無異在開始破壞談話的藝術，此外，汽車的影響更把這種藝術破壞無遺。那種速度是完全不對的，因為談話只有在一個浸染著悠閑的精神的社會中才能存在”（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頁。）。
　　最后，閑適從容的格調還表現在談話節奏上。這節奏是鏗鏘的，又是連綿不斷的，如一串自遠而近的燈火，似一串珍珠。林語堂說，“娓語筆調，盡可拉拉扯扯，不分段縱筆直談。談得越有勁，段落越長”（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頁。）。 林語贊賞高雅之士連綿有節奏的談吐，認為聽其談吐為人間一樂！他說，“學會講官話的人，你可半天坐著聽他談論，如聽一出好戲一樣。他的聲音是從喉管里的深處發出來的，到了嘴里，又有一段抑揚頓挫的工夫，其中又有應有的咳嗽，停頓，捻須等做點綴；你聽他的句讀是流利鏗鏘的，措詞是溫文爾雅的，前后是有照應的，有‘一則’，‘二則’，‘三則’的分段的，……在他靜聽之時，一口一口的‘是的’，來的非常安詳，宛如鐘鼓之有節奏，在他發言時，每段段末，他有‘高明以為何如’重疊的波浪，聽來非常悅耳。……現在不然了，我們的貴人只會亂發談話，而且發的粗鄙、不雅、無倫次、不動人。記憶力既差，前后又無照應，所以益發不像樣了”（注：林語堂《行素集》，《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4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136頁。）。高雅之士的談吐仿若神仙妙語，令人著迷，不可多得。
　　為使談話更富閑散之美，林語堂還指出瑣碎材料和佐料的作用，它的是談話的潤滑劑和調節器，這使談話既有生活情趣又輕松自然。如上面官話中的“一則”，“二則”，“三則”，“是的”，“高明以為何如”，都是瑣碎材料。而上文提及的柳失人在談話中也是佐料。林語堂認為有女子參加的談話具有普遍性，他說：“無論在哪一個國家，不論在哪一個時代，凡是具有注意于了解生活藝術的文化者，同時都一致發展歡迎女子加入以為點綴的習尚。雅典在派里克列斯的時代即是如此，十八世紀法國沙龍時代也是如此。就是和中國男女之間雖禁止交際，但歷代文士都渴欲女子加入他們的談天一樣。在晉宋明三朝之中，當清談藝術最為流行的時候，都有許多才女如謝道蘊、朝云、柳如是等參于中間。”（注：林語堂：《生活的藝術》，《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4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頁，越裔漢譯。 ）對作為談話瑣碎佐料的女子之作用，林語堂說，“在風雅的談話中，我們需要女人供給一些必要的瑣碎材料，因為瑣碎的材料是談話的靈魂。如果沒有瑣碎的輕松的成分，談話一定立刻變得滯重乏味”（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綜而觀之，林語堂筆下精彩的閑談往往少不了女性，木蘭、蕓、柳夫人、尤瑞黛、艾瑪·艾瑪等都是閑談的積極參與者。
　　第三，靈光閃現的心靈。林語堂理想的閑談并不是無病呻吟，進行低級趣味的胡說瞎扯，因為這種談話對人對文學都無益處。他強調閑談者需是朋友，并且是有知識有智慧有見解有趣味而又善于談話的朋友。他曾提到一位長醉不醒的好談者，每當善談朋友到來，他都是談興濃、精神旺、通宵達旦長談而精神仍然清明健爽。然而，無好談之人，他卻或醉或眠，長睡不起，形同死人。有了好談的朋友還不一定有好的閑談，真正神妙的閑談必須各抒己見，獨發性靈，所言是至論，所道為至聲，當大家都將真知灼見化為妙語連珠時，談話才更有魅力，令人擊節贊嘆。而且，和諧融洽的談話，易生共鳴，碰撞有光有聲，更具魅力。可以說，談話不是單獨行動，而是一種相互撞擊、互為啟發、相互攀升的過程，正是在這一過程中見解才能越來越清明、新穎、深刻。所以，“性靈”在林語堂的“閑談體”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何謂“性靈”？“性靈”與“個性”的關系怎樣？林語堂認為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只是角度不同而已。他說，“神感乃一時之境地，　 而性靈賴素時之培養。　 一人有一人之個性，　　以此個性Personality無拘無礙自由自在表之文學，便叫性靈”。 “凡所謂個性，包括一人之體格、神經、理智、情感、學問、見解、經驗、閱歷、好惡、癖嗜，極其錯綜復雜。大概得之先天者半，得之后天者半”（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頁。）。林語堂談到《論語》選文之標準說， “大概有性靈，有骨氣，有見解，有閑適氣味者必錄之；萎靡、疲軟、寒酸，血虧者必棄之。其景況適如風雨之夕，好友幾人，密室閑談，全無道學氣味，而所談未嘗有不涉及天地間至理，全無油腔滑調，然亦未嘗不嘻笑怒罵，而斤斤以陶情笑謔為戒也”（注：林語堂：《拾遺集》（上），《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7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167頁。）。其實，性靈與灼見是“閑談體”的精髓，有了它，就如山有水、樹有花、鳥有聲、眼有神一樣。
　　閑談的性靈還表現在談話的“意味”。如果說“見解”主要是談話的骨骼，那么這“意味”主要是談話的血肉，如果說“見解”是金子，那么這“意味”則是滋潤金子的水。有“意味”談話則生，無“意味”談話則死。不論閑談體的筆調如何，凡佳作均需有韻味。林語堂概括說，“至于筆調，或平淡，或奇峭—或清新，或放傲，各依性靈天賦，不必勉強。惟看各篇能談出味道來，便是佳作。味愈醇，文愈熟，愈可貴。但倘有酸辣辣如里老罵座者，亦在不棄之列”（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頁。）。當然，“見解”與“意味”不是絕緣分開的，某種意義上說，新奇的令人解頤的“見解”中也包含著“意味”。
　　第四，靈健雅致的語言。為使“閑談體”能夠充分發揮優勢，使其更加動人，林語堂非常注重“閑談體”的語言。首先，簡易明晰，人人能懂。如果“閑談體”的語言生僻、古怪、板滯，或是道學氣氛濃重、學究氣十足，那么它就不會有廣泛的讀者。林語堂說，“凡寫文章都要人人能懂，做文章不是給古人看的，或是專給少數文人看的。所以報上的文章必日趨簡易”（注：林語堂：《無所不談合集》，《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6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頁。）。其次， 通俗易懂，成為大眾語。林語堂說，“吾意大眾語必無聲無臭的歸還白話，真正大伙兒的話，文人必學不來，但能從此學會寫明白的白話，而矯正今日白話洋八股之弊，是亦一大佳事”（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頁。）。某種程度上說，大眾語是活潑的，簡潔明快的，極富表現力，很適合交談。人們如果注意街談巷議就會發現它較接近“閑談體”，它的語言具有靈健生動的特點。再次，文雅精致，富有魅力。大眾語并不是林語堂“閑談體”的理想語言，因為它有其不足，即太直率有時甚至有些粗魯，缺乏文化感。為了彌補這種不足，林語堂主張吸收古文的致雅。就是說，將古文之文雅與土語白話之靈健熔為一爐，就可以創造出真正適合閑談的“雅健”語言。他說，“國語要雅健，也必有白話、文言二源。凡為文體必先雅順自然”。“而文好的，自然而然加入文言。文言作家肯大家注意這一點，文言中的精華，自今流入現代國語。也不必故意排斥文言成分，否則白話文永遠不會養成文雅與勁健俱到的豐富的國語”（注：林語堂：《無所不談合集》，《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6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頁。）。將文言與白話融匯，互為取長補短， 即可創出全新的語言。這種語言既通俗易懂，普及性強，又格調高雅，益于提高。
　　當然，林語堂的“閑談體”最重要者還是“性靈”和“筆調”兩項，用林語堂自己的話說就是“特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注：林語堂：《拾遺集》（上），《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7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180頁。）。如果進一步概括林語堂的“文體特征”， 那就是他自己的話“清順自然”。他說，“關于文體我想提出四個字，叫‘清順自然’”。“關于文體方面，我想可以兩句包括，‘平淡不流于鄙俗，典雅不涉于古僻’”。（注：林語堂：《無所不談合集》，《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6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頁。 ）這是一種既要求通俗，又需要境界的文體，換言之，在雅俗共賞、深入淺出中顯現出真的見解、雅的趣味的高的品位。
　　　　　　三、“閑談體”的價值意義
　　長期以來，林語堂的文體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甚至受到痛斥，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看，自有其歷史必然性，也是有道理的。因為在一個世紀風雨如晦的歲月里，中華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一直是誰也無法回避的重大課題，許多仁人志士憂心如焚、吶喊抗爭，甚至斷頭流血，而林語堂卻倡導“閑話”、“幽默”與“性靈”，主張閑談筆調，確是不合時宜！但換一個視角，站在今天的高度，站在文學的立場進行審視，林語堂的“閑談體”并不是沒有針對性的廢止喧鬧，也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意義。
　　中國現代新文學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打破“文以載道”的舊的文化傳統，倡導“個性”、“自由”、“科學”和“民主”，從而使中國文學出現了新的生機。但也不可否認，中國新文學還屬開創期，尚未臻于成熟和完美，存在不少局限。其中，最突出者是文學的獨立性時時受到干預和制約，影響了文學的健康發展。林語堂正是從此意義上倡導“閑談體”，其目的是為了確立文學的獨立地位。
　　那一時期的政治環境是相當惡劣的，軍閥統治、國民黨統治、日本侵略，文學都受到封殺，革命作家甚至普通的文人都受到嚴密控制，難以暢所欲言。對此，林語堂非常不滿，他反對文學離政治太近，而離人生和文化太遠。如果過分強調政治對文學的決定作用，勢必會扼殺文學。他說，“我以為文學的作用，便是使我們帶了一種更真的了解與更大的同情把人生看得更清楚，更正確一點”。“把文學放在政治的仆從地位這種看法，必然因為限制了人類心智的自由創作，而把文學殺害了的”。“文學最要緊是必須要打動人心，只要它把生活描寫得真實”（注：林語堂：《諷訟集》，《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5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頁。）。林語堂還反對夸大文學的作用，認為文學并不似有人所言，可以興邦可以亡國。一個國家的興亡最主要不是取決于文學家。文學的作用只是潛在的漸漸的作用于世道人心。基于此，清淡不會亡國，玩物也不會亡國，統治者把國家搞得一團糟，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發幾句牢騷、玩一玩，于亡國有何干系？林語堂說，“吾素最反對清淡亡晉之論，晉之亡不在阮籍猖狂，而在昏君暴主殺人如麻使阮籍不得不猖狂之環境。向來中國無民權”，“夫飲酒猖狂，或沉寂無聞，亦不過潔身自好耳”（注：林語堂：《披荊集》，《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4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頁。）。他又說， “西洋舞臺跳舞，如草裙舞，妖邪比中國何只百倍，但是未聞西方思想家抨擊，而實際上西人也并未因看草裙舞而遂忘了愛國，中國人卻不能容忍草初舞，板起道學面孔，詈為人心大變天下大亂之征。然而，中國人也并不因生活之嚴肅而道德高尚國家富強起來”（注：林語堂：《披荊集》，《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4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頁。）。很顯然，林語堂不贊同將文學與政治等同起來，認為文學要有其自身的特性，而不應該成為宣傳和工具。
　　強調文學的獨立品格還表現在解除文學的精神束縛。應該說，“政治”對文學的過分干預雖然對文學的健康成長有不良后果，但它遠不如“精神”對文學的束縛來得嚴格、長久和深入，一者是有形的，一者是無形的；一者是短期的，一者是長期的；一者是表面的，一者是內在的。這里所說的“精神”，林語堂稱之為“道統”、“理學”、“道學”或“方巾氣”。中國新文學雖在許多方面都超越了傳統文學，但數千年的封建專制思想卻非常頑固，它如水中之球常常冒出水面。在談到中國現代散文的弊端時，林語堂說，“今日散文形體解放而精神拘束，名詞改易而暗中仍在摹仿，去國外之精神自由尚遠。性靈二字雖是舊詞，卻能指出此解放之路，故以重性靈為一切解放基本之論。有人反對這種解放，那是道統未除，流毒未盡。性靈也好，幽默也好，都是叫人在舉筆行文之際較近情而已。兩者在西洋文學都是老生常談，極尋常道理。今日提倡之難，三十年后人見之，當引為奇談。但我們仍相信此為中國散文演化必經之路”（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頁。）。 對中國整個新文學林語堂也批評說，“二千年來方巾氣仍舊把二十世紀的白話文人壓得不能喘氣。結果文學上也只聽見嗡嗡而已”（注：林語堂：《披荊集》，《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4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頁。）。還有，封建文人的虛假與做作也未得到根本清除，嚴重影響新文學的健康成長。周作人曾批評說，“我對于韓退之整個的覺得不喜歡，器識文章都無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讀書人的模型，而中國的事情有許多卻就壞在這班讀書人手里。他們只會做文章，談道統，虛驕頑固，而又鄙陋勢利，雖然不能成大奸雄鬧大亂子，而營營擾擾最是害事”（注：周作人：《廠甸之二》，《苦茶隨筆》，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27頁。）。魯迅也曾剖析文人獻媚的丑態，有的可憐蟲竟因拍馬屁獻文章反被殺頭，這就是魯迅稱之為欲做奴隸而不得者。林語堂對道學文人也多有批評，有時表現得非常憤激，他說，“惟有矯情君子理學余孽，必誅無赦。我們誓以此刊與新舊道學作戰。若有新舊八股先生戴方巾闊步高談而來，必先以冷豬肉招而誘之，而后痛打之”（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頁。）。他還說，“理學腐儒，惺惺作態，非子才適情哲學不足以正之，非子才嘻笑怒罵之刀筆不足以誅之。評子才者，須先識得其所痛恨反對之當時理學”（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頁。）。林語堂認為， 束縛中國新文學的因素還有過于嚴肅，過于苦悶，未得浪漫精神的熏陶，當然也就難以產生性靈的健康的文學，“在中國新文化雖經提倡，卻未經過幾十年浪漫潮流之陶煉。人之心靈仍是苦悶，人之思想仍是干燥。一有危艱大家轟轟然一陣花炮，五分鐘后就如曇花一現而消滅。因為人之心靈根本不健全，樂與苦之間失了調劑”（注：林語堂：《披荊集》，《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4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 頁。）。心靈不健，必然失去定力，何時何事都難有信心與耐心。林語堂還說，“過于嚴肅，便多虛偽，精神上不得調劑，郁結不伸，只好罵人出氣，謾罵之風又來了，我想這是不足取的，說來也是舊社會文人好相輕的習慣”（注：林語堂：《無所不談合集》，《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6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林語堂也自嘲自己說，他辦《論語》，“以我們自己而論，本來不想負什么移風易俗之責，不過說說笑笑而已。但是做起文章來，還脫離不了滿身的道學氣。是的，中國做文章的人，都是有形無形衛道的”（注：林語堂：《披荊集》，《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4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 163頁。）。從中更可理解道學思想對文學之深刻影響，也可明白林語堂何以如此痛恨道學。中國新文學的另一局限，即語言怪僻，行文生硬，或受中國文言的束縛放不開手腳，或歐化過甚，不明不白，實際上這也是道學毒素在作怪。林語堂說現代白話有的不近人情，“一人行文，不肯平淡，不肯通俗，徒以搬弄詞藻為能事，以炫其空，與做艱深古文者何別？故今日雜志雖多，而近情可讀之文章極少。所談既皆乏味，文體尤為艱澀”（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頁。）。 林語堂又說，“即以通行文體而論，也是不近人情，故也是非現代的。時行白話做勢裝腔甚于文言”（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93—94頁。）。這一現象在新文學的初期尤為明顯。
　　文學應豐富多彩，應是多元的。文學可以有主流，但大家蜂擁追求一個中心，凡事不問原因，不管時間，不講目的，只要作文必與愛國、救國、教化相連，那么，文學的生命就會漸漸枯萎。張煒說過，“我覺得政治、經濟有中心，文化也有中心，但文學藝術很難講一個中心。如果一個作家不斷地向往中心尋找中心，那么就是失敗的開始”（注：張煒：《創作隨筆三題》，《當代作家評論》1995年第5期。）。 由此，人們就容易理解林語堂倡導與實踐的“閑談體”對文學個性和獨立性確立之重要意義。這是“閑談式文體”價值意義的第一個表現方面。
　　遵從文學的創作規律，注重作品的文學性，這是林語堂“閑談式文體”價值意義的第二個表現方面。總體說來，中國現代作家比較注重如何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用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至此，文學創作似乎就完成了，而對作品的銷量及其影響就不太重視也不關心。其實，這是與文學創作的全過程和規律相背的。因為按照接受美學的說法，一部作品如果只是創作出來而未被讀者接受，它仍是一部未完成品。因為沒有讀者的參與，作家的目的仍未達到，作品仍被懸置著。其實，中國現代作家對讀者的忽略是一個普遍問題，即使有的作家重視讀者也多是從營利的角度一味應和讀者的低級審美趣味。而林語堂則不然，他既重視讀者又有著高尚的境界和審美趣味，這恐怕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是少見，也是非常難得的。林語堂不僅重視作品本身的創作，而且在創作過程中讓讀者參與其中，創作出令讀者喜愛令讀者境界提升的作品。林語堂說：“我還發展出一套文風，秘訣是將讀者當做心腹知交，宛如將心底的話向老朋友傾吐。我的作品都有這種特色，別具風情，使讀者和你更親密”。（注：林語堂：《八十自敘》，寶文堂書店1991年版，第63頁。）。就是說，在林語堂的“閑談體”文學作品中，讀者已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林語堂作品的魅力與讀者的再創造是分不開的。
　　林語堂的“閑談體”把讀者當朋友，當知己。心中千言、胸中萬語、一腔熱愛、萬般幽情都毫不保留和盤托出。林語堂的目的就是要與讀者貼心貼肺，肝膽相照，相投相知。如此胸襟，如此境界，如此見識，能不得讀者信賴？能不被讀者喜愛？在林語堂這里，作者固然有作品表情達意，將一己精到的見解告訴讀者，但讀者并不是一無所知的蠢人，不明事理的糊涂人，他們有能力有資格與作者對話。如果不能夠，那主要因為或是作者的學說過于高深，或是時機未到，或是作者未能深入淺出，或是作者本身就沒有見地、沒有趣味、沒有魅力。林語堂說，“敬重讀者——文字有作者與讀者雙方關系，讀者固然要敬重作者，作者亦應當敬重讀者，誰也不可看不起誰，不然使雙方感覺無聊，讀者掩卷而去了。……不要說陳言，不要說爛話，不要說天經地義童叟皆知的話，人人說過的話，讀者早已知道你要說的話，及一概不必你說的話”。“這種文人所以討厭，就因為他們太看不起讀者，太不敬重讀者。誰高興讓人當小學生看待？”“蕭伯納說過‘平常婦人與貴婦人之別，不在于她的行為風度，是在于你如何待她’，‘凡讀者都要人家當他很有學問，猶如凡婦人都要人當她貴婦’”。（注：林語堂《行素集》，《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4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頁。）與板起面孔訓人式的文章或只知自言自語不顧讀者式的文章不同，林語堂的“閑談體”作品更重與讀者的合作與交流，讓作者明白讀者，也讓讀者明白作者。這就要求作家談與人們息息相關的事情，談大家視而不見、知而不詳、言所未言、言所難言的問題或道理；這也要求作家一片真心，合乎情，合于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知之為知之，不知之為不知之。不賣弄，不夸飾，不做作，不板滯，自然清明，有活力，有趣味，講真，重善，求美。林語堂這種“閑談體”之所以能深得人心，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是性靈。因為性靈即個性，所以它可有感而發，啟人智慧，三言兩語，擊中要害，如此成文必真實無欺、奪人眼目。林語堂說，“小品文筆調與此派不同。吾最喜此種筆調，因讀來如至友對談，推誠相與，易見衷曲；當其坐談，亦無過瞎扯而已，及至談得精彩，鋒芒煥發，亦多入神入意之作。或剖析至理，參透妙諦或評論人世，談言微中，三句半話，把一人個性形容得維妙維肖，或把一時政局形容得恰到好處。大家相視莫逆，意會神游，此種境界，又非說理文所能達到”（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頁。）。當然，這種靈性并不是隨意而得的， 它需要長期的磨礪與培養，這樣才有可能沖口而出，看似平淡無奇，實是生活千種滋味、萬般甘苦盡在其中。
　　二是親切。閑談的雙方之所以親切無間，這既是因為相對而坐，目可視、手可觸、聲可聽、言可傳、意可達，可感可覺，了無障礙，又因為促膝而談，對也好，錯也罷，都可立即或贊同或否定，或續談或中止或修正。甚至喜可和，不喜則不和，爭執與塞耳都無妨。雖然，“閑談體”作品不可能真如現實中動人的談話這樣自由，但其放松與親切卻是一致的。林語堂說，“娓語筆調之難，難在作者把讀者當知友，親切自在談去。娓語筆調之魔力，亦正在親切二字。被作者當知友，這在讀者是多么輕松愉快”。“讀好的娓語筆調文章，如聆名人高論，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要談的有勁，須學力足，閱歷富，見解透”。“閑適筆調便是娓語筆調，著重筆調之親切自在”（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頁。）。林語堂又說，“蓋此種文字，認讀者為‘親熱的’（familiar）故交，作文時略如良朋話舊，私房娓語。此種筆調，筆墨上極輕松，真情易于吐露，或者談得暢快忘形，出辭乖戾，達到如西方所謂‘衣不紐扣之心境’（unbuttonedmoods）”（注：林語堂：《拾遺集》（下），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頁。）。這種“衣不紐扣之心境”，就極得“親切”之意。對此“親切”林語堂還做過形象的描繪，“當我們聽到一番真正的談話或讀到一篇美妙的小品文時，我們卻如看見一個衣飾淡抹素服的村女，在江岸洗衣，頭發微亂，一鈕不扣，但反覺得可親可愛。這就是西洋女子褻衣（negligee）所注重的那種親切的吸引力‘講究的隨便’（studied negligence）。一切美妙的談話和美妙的小品必含著一部分這種親切的吸引”。“談話的適當格調就是親切和漫不經心的格調”（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頁。）。因為親切就容易使人理解，親切也是真實的流露，過于嚴肅不僅使人有隔膜之感，有時也給人以虛假印象。
　　三是綿密。因為“閑談”筆調正可拉拉扯扯，隨意談去，只要有話可說，妙語連珠，談話甚至可以通宵達旦。所以，“閑談文體”的魅力之一即是其綿密的風格。林語堂將這種長段文體與“肉丁”短段文體相比較，認為短段“肉丁”不過癮，遠沒有長段文章來得綿密悠長。就如同悠揚的琴聲遠比短促的鑼聲來得更有意味一樣。林語堂說，“娓語筆調，盡可拉拉扯扯，不分段縱筆直談。談得越有勁，段落越長”。“英人態度從容，故主長段。美人只求時間經濟，故報章文字每由編輯截成短段，以便讀者。這種文字讀下去，如吃肉丁，不能過癮”（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頁。）。基于此，林語堂表示說，“總之，我所要搜集的理想散文，乃得語言自然奏之散文，如在風雨之夕圍爐談天，善拉扯，帶情感，亦莊亦諧，深入淺出，如與高僧談禪，如與名士談心，似連貫而未嘗有痕跡，似散漫而未嘗無伏線，欲罷不能，欲刪不得”（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頁。）。遺憾的是，中國現代以來， 由于中國現代文化主要是以西方文化為坐標，加上中國一直面臨著內憂外患、救亡圖存的現實，閑談的氣氛越來越成為不可能，當然這種綿密的文章也就難以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應該說，安裝于車輪和計算機上的文化是很需要經常播放“閑適文體”之“音樂”的，因為過于緊張過于追求速度的世界和人生必得以“閑適”和“放松”來調節，否則，人不緊張、不粗陋、不生病、不變態才怪呢！任何事物都必須有張有弛、有進有退，這樣方不至于違反自然和人性。林語堂曾坦言，“我忙人也，忙人只好用閑適筆調優游的自在，用野老談天方法做文章，（注：林語堂：《拾遺集》（下），《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頁。 ）這也可能是林語堂“閑談體”文章對克服現代工商業文明弊端的積極作用。
　　
　　
　　
海南師院學報海口14～2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兆勝19991999林語堂的文體模式屬于與讀者對話式的“閑談體”。這是一種較隨意的文體。它具有包容的心態、閑適從容的格調、靈光閃現的心靈、靈健雅致的語言等特征。它的價值首先是強調了文學的獨立品格；其次是突出作品的文學性；第三，它對克服現代文明所帶來的弊端有積極作用。林語堂/文體模式/閑談體 作者：海南師院學報海口14～2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兆勝19991999林語堂的文體模式屬于與讀者對話式的“閑談體”。這是一種較隨意的文體。它具有包容的心態、閑適從容的格調、靈光閃現的心靈、靈健雅致的語言等特征。它的價值首先是強調了文學的獨立品格；其次是突出作品的文學性；第三，它對克服現代文明所帶來的弊端有積極作用。林語堂/文體模式/閑談體

網載 2013-09-10 21: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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