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曹植詩歌的“中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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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本文以儒家提倡的“中和”境界為切入點,分析了曹植詩歌的藝術特點,從一個側面解釋了曹植詩歌受后人尊崇的原因。一方面,曹植詩作起勢高遠,大處落墨,語言力度感強,故其意境闊大,內質勁健;另一方面,他注重外在形式美,其準確而豐富的詞藻和自然優美的音律中和了其內質的勁健,達到了剛健而不拙直,華美而不艷麗的境界。曹植詩歌的“中和”美與他一貫的思想及對詩歌審美的追求有關。他的創作實踐為詩歌藝術中文質的關系找到了最好的契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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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植流傳至今的詩歌,大約80首。這個數目,比起他身后的許多著名詩人的傳世之作,不能算多,但是,他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卻處于令人矚目的地位,贏得了后人的大力推崇和眾多的贊譽。南朝梁鐘嶸稱“陳思為建安之杰”;[1]南宋張戒說:“古今詩人推陳王及古詩第一,此乃不易之論。”[2]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曹植的詩歌之所以得到后人如此高的評價,這其中雖然有人們崇古的習慣心理和對他不幸遭遇同情的成分,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他的作品確實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本文僅就曹植詩歌體現的“中和”美這一特點進行論述,從中亦可窺見其詩歌藝術成就之一斑。
  何謂“中和”,《禮·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可見,“中和”乃儒學追求和諧的最高境界。曹植的詩歌就是具有這種和諧之美的佳作。其具體表現為內質的剛健有力與外形的華贍整齊結合適度、恰到好處。亦即鐘嶸所云“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3]
   一
  曹植詩作,無論寫社會的亂離、婦女的悲嘆、壯士的豪情、才子的壓抑還是仙人的飄逸W無不回蕩著一股強大的力量,人們讀后的感受不是柔弱無骨,而是覺得神完氣足,雄健生動。
  曹植創造詩歌的意境,起勢高遠,他往往從大處落筆,或者用極大的數字,選取宇宙中巨大的自然萎,借以抒發自己的情感。他喜歡用白日、五岳、天地、陰陽、八方、萬里、遐荒、四海、洪波、蒼天、明月、慶云、江湖、太山、磐石、長風、驚飆等高遠空靈,無限伸展的意象組織詩篇。如《薤露行》:“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詩一開始就顯示出一種渾浩的鴻máng@①世界,然后,在這種境界中抒發其“愿得展功勤,輸力于明君”的理想,從而使人感覺其理想之壯麗浩大,可與天地相延伸。在《泰山梁甫行》中,他又用“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開篇,極言天地之廣闊,眾生活動空間之無限,借以反襯邊海人民生活的貧困。而在那首著力表現“轉蓬”悲慘命運的《吁嗟篇》中,為了突出小小的“轉蓬”被“驚飆”驅使的遭遇,曹植這樣寫道“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宿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云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沉泉。驚飆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若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搖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曹植在這里用了七陌、九阡、云間、天路、沉泉、南北、東西、八澤、五山等意象,創造了宏闊的意境,這種廣大與“轉蓬”的渺小對比,寫盡“轉蓬”流離失根,身不由己,漂泊無依的巨大悲哀,從而使這首詩產生了觸目驚心的藝術效果。即使那些抒寫女子悲嘆的詩,曹植也不是象一般詩人那樣寫得柔巧婉約,而依然是用他那渾涵天地造化的闊大意象表現其強烈的情感。如《浮萍篇》,這是一首寫失去丈夫之愛的棄婦悲哀的詩。其中“何意今摧頹,曠若商與參”,“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四句,用宇宙中商與參兩個星宿不能同時出現,用日、月兩個星球不能同時照耀大地來表現女子與丈夫的感情隔閡。“慊慊仰天嘆,愁心將何訴?”兩句用天的廣大顯示其愁緒的深廣,這些意象的選擇,都恰當而又形象地表現了抒情主人公的悲愁心理。此外,《七哀》詩中女子自比“西南風”,《種葛篇》中用“往古”的歡遇反比自己“今日”的困獨等,都屬此類。可以說,曹植詩歌意境恢宏的這種特點,是他著意創造的。因為這樣宏闊的境界有利于其胸中渾浩郁勃之氣的噴發,反過來,讀者又是通過這直沖斗牛的情感云霞窺見曹植的激昂沉郁的胸懷的。
  曹植詩歌剛健內質的展現,還得力于他對奔騰盤曲、飽含屈鐵斷金力量的詞匯駕馭的能力。他善于選擇一些力度感很強的詞語入詩,如“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4]一個“飄”字很巧妙地把“驚風”的力量表達了出來。因為“驚風”飄起的不是一般的物體,而是主宰天地間萬物的“白日”,其力量之大,就自然可以想見了。又如“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5]“騁”本來是奔馳之意,而揮筆為文,只不過鋪徑寸之毫而已,但曹植卻用“騁”這個跨度無限,力量很強的詞,這樣就把他那種立志傳文名于后世的豪情和意氣都傳達了出來。類似的還有寫斗雞的“翱翔”:“長鳴入青云,扇翼獨翱翔”;[6]寫波濤的“凌云”:“高波凌去霄,浮云象螭龍”[7]等,都表現得筋@②骨健。但最精彩的還屬其《白馬篇》中塑造的游俠兒。他既身懷絕技,又有忠勇的高尚品質和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曹植用了一系列動感很強的詞語來描寫他:“宿昔秉良弓,hù@③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這里游俠兒身心蓄積和壓抑的無限力量,奔騰不息戰無不勝的氣魄,躍然紙上,誰人讀后,都不得不掩卷感嘆。我們不能不承認,游俠兒揮斥八極,凌厲九霄的英雄氣概的創造,主要得力于詩中“摧、接、散、蹈、凌、控、散”等動詞的合理運用。
  曹植詩歌之所以具有剛健內質的這種特點,前人大多都以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的話來做解釋:“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應當說,曹植自身的氣質、理想及獨特的生活環境使他詩歌“梗概多氣”的特點體現得比時人都要突出得多,強烈得多。
  曹植意尚慷慨,他在詩文中多次用“慷慨”一詞表現自己。如“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8]“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9]“弦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10]“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霓”;[11]“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12]等等。這種“慷慨”的特點,表現在人品方面,就是要建立不世之功,并不懈地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奮斗。表現在文品方面,就使得曹植的詩歌具有雄健壯大的氣勢,形成宏放高妙的格調。
  為什么與曹植“本為同根生”的骨肉兄弟曹丕,其詩作“婉孌細秀”(明鐘惺語)“氣不充”,“力不及”(清陳祚明語),而曹植卻與之風格氣度迥異呢?這是因為曹植獨特的個性及生活歷程使其然。曹植自小就受其父曹操創業的英雄氣概的濡染和熏陶,懷抱利器,志向遠大。他繼承曹操的地方不僅表現在文才上,也表現在政治理想上。曹操之所以當初認為曹植是“兒中最可定大事”[13]的人,其中的原因大概也在于此。關于這個問題,我們還可以從曹操在建安十九年出征孫權前,對曹植說的一番話中看出來:“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14]曹操勉勵曹植也象自己當年一樣建功立業,其中的偏愛與希冀是顯而易見的。雖然最后由于種種原因沒立曹植為王位繼承人,但曹植在氣質上更像其父這點是肯定的。有了這種蓋世英雄的遺傳因子,曹植的理想就非同一般,并且不管在怎樣的處境下,他都念念不忘他的大志,屢屢表示要“混同宇內,以致太和”[15],要“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16]當這種政治理想無法實現時,他并不氣餒,而是轉向學習孔子,致力于文名的追求:“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17]為了實現這個理想,他幾乎到了嘔心瀝血,廢寢忘食的程度。《魏略》曾記載:“陳思王精意著作,食欲損減,得反胃疾。”氣壯自然就神力雄厚,有這種自強不息的磅礴之氣鼓蕩于胸中,曹植寫出來的詩怎么會是柔弱細秀的呢?所以,清人潘德輿曾斷言:“子建不知愛君戀闕,報國奮身,詩必不能出七子之上。”[18]劉熙載也說:“子建詩隱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之意。”[19]
  此外,曹植所處的具體生活環境對其詩歌骨氣雄高的特點的形成也不無關系。曹植一生遭遇坎坷,在他父親執政時期,他雖以才大思麗一度受到曹操的寵愛,幾乎被立為王位繼承人,但由于他任性章釁,又不諳權術,實際上并沒有掌握什么實權。曹操死后,曹丕為帝,曹植的處境就更慘了。曹丕出于妒嫉之心,對曹植百般壓制禁錮,幾置其于死地。如《世說新語·文學篇》所載曹丕逼曹植作七步詩。又載,“魏文帝嘗與陳思王植同輦出游,逢見兩牛在墻間斗,一牛不如,墜井而死。詔令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馬百步,合成四十言。步盡不成,加斬刑。”[20]這些記載雖屬佚事,但從中也可窺見曹植處境的艱危。到他侄子曹睿統治時期,盡管曹睿沒有直接加害于他,但他的境況并沒有得到根本的好轉。他越是頻繁地上書表現自己的忠心和才能,想為曹魏集團創立一份功業,越是引起曹睿的猜忌而防范他。因此,曹植在《陳審舉表》中感嘆:“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并經常感到在他周圍有小人在諂言陷害他,以至于產生“身輕于鴻毛,而謗重于泰山”[21]的感受。“壯士郁不用,須有所泄處”,[22]曹植胸中渾浩流轉之氣遭受如此壓抑,實如巖漿在地下涌動,一旦噴發,便壯偉奇絕,驚世駭俗,故非喻以天地宇宙極大之物,則豈能狀其沖天之志!可見,正是曹植慷慨不群的個性和宏偉的政治理想,與他所處環境的激烈的矛盾沖突,構筑了他詩歌勁健特點的內核。
   二
  但是,曹植詩歌中表現出的勁健,并不象曹操的詩歌那樣古樸拙直,沉郁老蒼,而是與恰當在外在形式美相結合。如果說,曹操的詩象一塊自然天成的渾金璞玉,那么曹植的詩則是秀外慧中的和氏之壁。曹操的詩雖然內容充實,氣魄宏大,但顯得霸氣有余,細膩不足。曹植的詩則恰好做到了內質與外形的兼顧,使二者適度地交融于一體,形成了剛健而不拙直,華美而不艷麗的特點。
  曹植詩歌的外在美主要取決于其詩歌準確而富贍的詞藻和自然而優美的音律等方面。關于曹植詩歌詞藻豐富的特點,明代胡應麟論及較多,他的《詩藪·內編》卷二云:“子建華贍精工”,同卷又云:“子建《名都》、《白馬》、《美女》諸篇,辭極贍麗,然句頗尚工,語多致飾,視東西京樂府。”所論極是。曹植詩的才藻宏富,在于他不僅能把握事物的細微處,還善于準確地表達出來。如《棄婦篇》中寫到的石榴:“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采有光榮。”“綠葉”一句,極其潤澤明朗,它不僅寫出了石榴葉面的綠色,而且還寫出了風搖動下葉背的青白色。本來石榴葉面和葉背的顏色差別很細微,但曹植卻用一綠一青將二者準確地區別開來,于此可見其體物之細致,用詞之準確。同樣,“丹華灼烈烈”以火焰的耀眼與灼人形容石榴花之妍美熱烈。(這種以其他官能的感覺來形容視覺感受的方法,比現代主義早了一千五百年。)再如《雜詩》:“飛觀百余盡,臨牖御欞軒”。此處的“飛”和“御”兩字用得奇特而又合理。這兩個字本意都含有強烈的動感,用它們來形容靜止的“觀”似乎不合情理,但“飛”突出了“觀”的高險,“御”在這里雖可解為“憑”,但它與前句的“飛”一結合,就變得合情合理了。因為既然“觀”能“飛”,自然就能“御”了。此外,曹植還注意色彩的搭配,如上述《棄婦篇》中“綠葉”和“丹華”的搭配,《公宴》詩中“朱華”和“綠池”的并提等,都構成了一幅幅色彩學上的冷暖對比、濃淡相宜的畫面,使讀者浮現鮮艷明麗的觀想,從而增強了其詩歌的表現力。曹植在詩歌遣詞造句上獨運匠心,鍛煉加工,使得他的詩在具有深刻內涵的同時又不乏色彩形象,達到了詩歌內質與外形勻稱和諧的審美要求。
  曹植的詩歌,雖多為五言古體,但具有自然而優美的音律,格式上也更趨整飭。這一特點不僅增加了其詩歌外形的美觀,也為永明年間的新體詩乃至后來的五言律詩的出現做了可貴的嘗試。曹植的五言詩偶句很多,并且對仗也很工整。如“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23];“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24];“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25];“君若清路塵,妾為濁水泥”[26];“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27];“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28]等等,可謂俯拾即是。這些對仗工整的句子,雖然不同于后代有些詩人那樣刻意雕琢,但也展示了曹植遣詞造句的鬼斧神工。他在有意無意之中注意讓自己的詩歌具有外在的美,而整齊化一則是詩歌外觀美的重要因素之一,沈約認為:“子建函京之作……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29]作為南齊永明年間新體詩的理論創建人,沈約的話只說對了一半。其中正確的一面是:他看到了曹植這類詩句的藝術效果,即給人音韻自然的印象。不恰當的一面是:不能因為曹植所處的時代沒有關于詩歌音韻方面的具體理論就斷定他沒有經過思考。依筆者之見,曹植的高妙之處,就在于“鬼斧神工”的既巧奪造化又不留痕跡。這就如同陶淵明的田園詩,其平淡自然的風格并非得之于率然成篇,而是經過其選擇提煉達到了更高層次的平淡自然一樣。正是象曹植這種看似無意的有意實踐,才逐漸給后人積累了詩歌格式上和諧勻稱的經驗,才有了以后格律詩的產生。
  因此,曹植詩歌這種自然而優美的音律,實在是他詩歌外在形式美的一個重要因素。曹植對詩歌形式美的重視,改變了前人詩歌古樸率直的一貫風格,從而使古詩變得聲情并茂,這對古典詩歌確實是一次不小的改造,也為后來南朝詩歌聲色大開的局面示現了方便法門。對此,明代王世懋曾說:“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為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30]但南朝詩歌,尤其是后來的梁陳詩歌,無視先天底氣之不足而一味追求形式的華艷,以致才力用盡,內質貧弱,則又陷入了另一種偏頗,這是不能責怪曹植的。
   三
  曹植的詩歌不偏重于內容,也不偏廢于形式,能取得這種內質與外形“中和”美的成就,當與他一貫的審美觀點密切聯系。前文說過,“中和”是儒家追求和諧的最高境界,而在曹植的思想中,儒家思想的成分占絕對優勢。如他常常在作品中贊美儒家所崇尚的“君子”、“志士”、“烈士”,并將其與“小人”對舉:“君子義休@④,小人德無儲”[31];“去君子之清宇,歸小人之蓬廬”[32];“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33];“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閑”[34]等。另外,他對魏國對人民的強烈責任感,以及積極進取的人生追求,都是符合儒家規范的。因此,他接受儒家的“中和”觀點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曹植勸朋友立身處世要致“中和”:“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35]認為他們不應為地位低而怨嘆,也不應以經營自己的個人事業而快樂,歡和怨都不是正確的,只有“中和”之道才是應當經常奉行的原則。
  不僅如此,曹植還把“中和”的標準用于審美。如《靜思賦》中描寫的“美女”:“夫何美女之嫻妖,紅顏曄而流光,卓特出而無匹,呈才好其莫當。性通暢以聰惠,行靡密而妍詳。”再如《美女篇》中的“美女妖且閑”等。美女之所以為美,不僅因其容色美麗無雙,還因為其性情閑雅聰慧,舉止合度安詳。如果只有外表的美艷,而沒有內在的淑雅,就不能算是和諧的美,有所偏倚,就不是“中和”之道。曹植還在那篇讓歷代人為之傾倒的《洛神賦》中,描繪洛神宓妃“nóng@⑤纖得中,修短合度”。這里的“得中”和“合度”,就是不過分,恰好適中。洛神是曹植理想中美的化身,由此可以看出,他已將儒家的“中和”之道運用到了創作的審美中去。所以,他的詩歌不僅追求內質的剛健有力,也注意外表的華美富贍。
  同時,我們還可以從曹植多次對別人詩文的稱頌中看出他對“中和”的審美追求。在《與吳季重書》中,他盛贊吳質的書信“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春風。”其《王仲宣誄序》中又稱贊王粲“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這里“春榮”也好,“春華”也好,都是具有豐腴的內質和美艷的外表的形象。因為內質枯槁的植物是不可能有其外表的“榮”和“華”的,這是大自然的固有規律。曹植不僅用這種內外“中和”的標準來評價朋友的詩文,還以此來要求自己的作品。他在《前錄自序》中說:“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質素也如秋蓬,chī@⑥藻也如春葩。泛乎洋洋,光乎hào@⑦hào@⑦。”曹植很重視自己的作品,他生前曾親自刪定成集,并為之作序,這篇《前錄自序》就為此而作。所以曹植所說“君子”作品的特點,其實就是他自己的作品所追求的標準。即內質象高山那樣堅硬、闊大,象秋蓬那樣質實;外表象浮云那樣飄逸,象春天花朵那樣艷麗。可見,曹植是把“中和”做為作品的完美境界來追求的,而他的詩歌創作也的確實踐了這種“中和”美的要求。
  綜上所述,曹植詩歌體現的這種“中和”美,實則是儒學文論中文質關系和諧的最高境界。這個境界雖然一直是文人們所極力追求的,但并不是人人都能達到的。拿三曹來說,曹操的過于質樸,曹丕的過于文弱,都是一種偏頗,而唯獨曹植能以王侯之身心、過人之才華及辛勤之筆耕,為詩歌創作中文質的關系找到了最好的契合點,從而為后人樹立了光輝的典范。僅就此而言,曹植詩歌取得的藝術成就是后人所希望企及的,而他所受到的高度評價也是當之無愧的。
  注:
  [1][3] 鐘嶸《詩品》,見許文雨《鐘嶸詩品講疏·人間詞話講疏》,成都古籍書店1983年出版,第2頁,第39頁。
  [2]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見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51頁。
  [4][33] 曹植《贈徐干》,見趙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42頁。以下所引曹植詩文皆出于此,故簡稱“趙注”。
  [5][9][17] 曹植《薤露行》,趙注第433頁。
  [6] 曹植《斗雞》,趙注第1頁。
  [7] 曹植《盤石篇》,趙注第260頁。
  [8] 曹植《棄婦篇》,趙注第33頁。
  [10][34] 曹植《雜詩》“飛觀百余尺”,趙注第65頁。
  [11] 曹植《七啟》,趙注第6頁。
  [12][15] 曹植《求自試表》,趙注第368頁。
  [13] 《三國志·陳思王植傳》,中華書局1987年版,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
  [14] 同上,第557頁。
  [16] 曹植《與楊德祖書》,趙注第153頁。
  [18]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二,見郭紹虞《清詩話續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2020頁。
  [19] 劉熙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頁。
  [20]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三《俊辯·曹植條》,見李fǎng@⑧編《太平廣記》,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75頁。
  [21] 曹植《黃初六年令》,趙注第337頁。
  [22] 白居易《讀謝靈運詩》,《白居易集》卷七,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31頁。
  [23] 曹植《贈王粲》,趙注第29頁。
  [24][25] 曹植《公宴》,趙注第48頁。
  [26] 曹植《七哀》,趙注第313頁。
  [27] 曹植《箜篌引》,趙注第459頁。
  [28][31] 曹植《贈丁翼》,趙注第141頁。
  [29]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宋書》卷六十七,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779頁。
  [30] 王世懋《藝圃擷余》,見清何文煥《歷代詩話》下,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774頁。
  [32] 曹植《愍志賦》,趙注第32頁。
  [35] 曹植《贈丁儀王粲》,趙注第133頁。
   責任編輯 劉國賓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氵加蒙
   @②原字為纟加顫左
   @③原字為木加苦
   @④原字為亻加待
   @⑤原字為禾加農
   @⑥原字為扌加離
   @⑦原字為白加高
   @⑧原字為日加方
  
  
  
煙臺大學學報:哲社版40-4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蘭翠19971997 作者:煙臺大學學報:哲社版40-4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蘭翠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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