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敘事的現狀與隱憂  ——以近年來的歷史小說創作為例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在近年頗為繁榮的歷史小說創作中,權力敘事是一個突出的景觀,幾乎所有的作家作 品都把關注的目光投向宮廷之中、廟堂之上和群僚之間的權謀權術的運作上。有的甚至 情有獨鐘地將它當作歷史訴求的主體,濃墨重彩地予以表現。盡管在這之間,一些有識 之士不止一次地表示過憂慮和反感,但時至今日,歷史小說領域的這種權力敘事仍處于 方興未艾的態勢。這可從諸多出版社所作的廣告就不難可見。那么,為什么在如今這樣 一個崇尚思想藝術民主化、現代化的改革時代,出現如此普遍而廣泛的權力敘事呢?這 個問題值得深思。
   現在最迫切需要考慮和解決的關鍵,在于作者的寫作立場,是否站在現代民 主政治和時代、人民的立場,將封建機謀權變敘事納入文化批判機制中并加以人性的和 審美的把握。
  坦率地說,我是不贊成當代的歷史小說作家一窩蜂去寫歷史上那些陰謀權術,將權謀 文化等同于傳統文化或封建文化的。中國歷史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創作的空間和 天地很大,為什么大家非要擠在一起,共說一個話題呢?它理應引起我們作家的足夠重 視。否則,不僅造成題材的嚴重失衡,而且有可能對歷史知識貧乏的青少年產生誤導。 但話又說回來,我也并不因此就否定這種權力敘事的合理存在及其固有價值,更不贊同 由于這個原因就在寫什么問題上對作家吆五喝六地提出這樣那樣的指令性要求。無論怎 么說,寫什么畢竟是作家的一種創作權利,并且它終究還是次要的。如果我們在這方面 的批評過甚,那也同樣有失簡單化,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副作 用。現在最迫切需要考慮和解決的關鍵,還是在于作者的寫作立場,即是否站在現代民 主政治和時代、人民的立場,將封建機謀權變敘事納入文化批判機制中并加以人性的和 審美的把握,這才是最重要的。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對拉薩爾《濟金根》的批評,于此 就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典范;而“文革”前十七年的粗暴批判,它所留下的深刻教訓也 值得我們很好地記取。
  立足這樣一個層次角度來看,我認為歷史小說中的權力敘事盡管有點比例失調,但就 大多數作家而言,他們都是寫得比較認真的,不存在戲說、野說、閑說歷史的問題。其 中有些作品觸涉封建專制的本質和人性的深層,還給人以心靈的震撼。如唐浩明的《曾 國藩》《曠代逸才》《張之洞》,凌力的《傾國傾城》《暮鼓晨鐘》,二月河的《康熙 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都具有這樣的特點。他們在將康熙、雍正、乾隆、 曾國藩、楊度、張之洞這些歷史人物普遍“翻案”為勘亂治世的英杰和忠勇仁義的傳統 文化代表的過程中,基于嚴正的現實主義立場和對歷史的深刻體悟,都充分正視其中蘊 含的可怕的文化劣質,尤其是上層專制政體內部的殘酷詭譎的政治權力、政治權術的運 作。于是,他們往往帶著不無矛盾、痛苦乃至惆悵的心情對此進行批判揭露,這使得他 們的作品無意平添了一種微妙而復雜的況味,并深深觸摸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某些規律 性的東西。唐浩明的筆力遒勁,表現在透過貌似正常平靜的一些重要人事變動,來揭示 其背后隱含的驚心動魄的政治角逐和權力斗爭。如《張之洞》中有關張之洞“破格簡拔 ”為朝廷重臣并出任山西巡撫一事,表面上看,它只不過是朝廷下的一道諭旨,但作者 洞幽燭微的描寫告訴我們,實際上它卻包含了當時晚清君臣干員之間極為詭譎復雜的政 治用心和機謀權變:最高統治者慈禧越級提拔張之洞,是為了制衡功高自大的李鴻章、 曾國荃等人;醇王極力舉薦,是意在拉拢;堂兄張之萬中間斡旋,主要是為了擴大自己 在朝中的勢力。而作為政治利益最大受惠者的張之洞,為了未來的政治前途,也為了保 持一點清流的名節,他在接到諭旨的當天晚上,獨自一人前去醇王府拜謝,對醇王動之 以情,恭謙應答……其它類似的情節和場面在書中比比皆是,包括前面兩部作品《曾國 藩》《曠代逸才》。不妨可以這樣說,張之洞及其曾國藩、楊度所謂的立德、立功、立 言,他們無一不殫思竭慮而又無可奈何地借助于政治權力這根魔杖,被置于當時錯綜復 雜的權力角逐的網絡之中。這就從一個側面向我們揭示了知識分子與封建集權體制之間 的曖昧關系:一方面,為了經世致用,貢獻自己的政治智慧,往往千方百計地進入權力 機制、介入權力斗爭,因為有位才有為,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其整體的功能結構;另一 方面,一旦進入權力機制和介入權力斗爭,就不能不與政治權力合謀,不可避免地學會 了權力機制派生的特有的狡詐和殘忍,其智慧則變成世故圓滑、爾虞我詐,甚至異化為 恐怖的反人性反人道的陰謀詭計,最后成為權力斗爭的受害者和迫害者。作者對集權專 制下知識分子的生存處境和文化命運可謂洞若觀火,鞭辟入里。
  如果說唐浩明主要從知識分子和官場文化角度揭示封建王朝內部殘酷的政治殺戮、權 力斗爭,那么凌力、二月河則側重從帝王及宮廷文化層面探討這種政治殺戮、權力斗爭 與專制獨裁王權結合給整個社會帶來的巨大吞噬力。這是一個比官場更可怕也更誘人的 特殊場所,它擁有了封建專制政體的全部狡詐和陰謀,實際上成了一切政治殺戮、權力 角逐的大本營和策源地,能把人性中最卑鄙、最丑惡的那部分私欲如挑撥是非、勾心斗 角、排斥異己、爭權奪利、父子反目、兄弟傾軋等激發出來。處在這樣的權力機制中, 作為皇權化身的封建帝王,即使有良好的個人素質,也都不能幸免。凌力《暮鼓晨鐘》 中的沖齡天子康熙形象塑造便是如此,作者傾力在險惡的宮廷斗爭中展示他智擒鰲拜、 奪回大權的非凡智慧和膽識;但同時也表現他少年老成地學成帝王之術,他那天資聰穎 、堅毅倔強性格中的另一面:這就是隨著年齡的長大和形勢的嚴峻,為人處世日趨虛偽 多疑、剛愎暴烈,這與他在后宮的率真天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然,最典型的恐要數 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他所描繪的宮斗要比凌力的敘述更來得嚴酷慘烈,扣人心弦。 圍繞著雍正的“奪嫡之謎”、“勵精圖治”和“恨水東流”等重大史事,作者將人們引 向波譎云詭、危機四伏的深宮內廷,用他那極具渲染力和觀賞性的生花之筆描寫了四爺 雍正與兄弟“八爺黨”之間展開的一場驚心動魄的權力爭奪戰:雙方斗智斗勇,斗權斗 術,陰謀詭計無所不用其極,把上自康熙皇帝、后宮皇后嬪妃、弘時皇子,下至年羹堯 、隆科多、張廷玉等大批重臣以及謀士、太監、宮女等都拖曳進來,攪得宮廷內外腥風 血雨,狼煙四起。以至連作為最高存在的康熙都無法擺脫它的夢魘般的糾纏,不僅在有 生之年為兒子間的相互爭斗和殘害而傷心焦慮,耗盡心機,而且在彌留之際都不得安寧 地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被這幫時刻覬覦皇位、毫不顧惜父子之情的兒子們活活地氣死 。而作為贏家的雍正,他也正是靠觀顏察色、沉著應對,采取一系列政治手腕和權術, 才問鼎九五,實現其整頓吏治的政治抱負的。作者以較長的篇幅展示,在九個阿哥中, 雍正本來尚比較溫和厚道,但他一俟介入權力斗爭,就逐步變得刻薄寡恩、不擇手段。 為了爭奪皇位和鞏固皇位,他殫精竭慮地博取康熙的信任,拉拢十三爺、年羹堯、隆科 多,甚至對跟隨和效忠自己多年的心腹下毒手。他在當皇帝前后,活埋了與八爺勾結的 管家高福兒;即位之后,將知道很多內情的手下坎兒殺掉;而對“智囊”人物鄔思道也 不放心,雖然鄔已激流勇退,但他仍派人監視,時刻加以控制。可見其心機之深沉、手 段之狠毒,難怪悉知他的鄔思道形容說:“四爺豺聲狼顧,鷹視猿聽,乃是一世陰鷙梟 雄之主”。此外,像熊召政的《張居正》,顏廷瑞的《汴京風騷》,劉斯奮的《白門柳 》,吳因易的《則天皇帝》,王順鎮的《長河落日》《竹林七賢》,張笑天的《太平天 國》,胡月偉的《萬歷皇朝》等長篇歷史小說,也都有類似的極其殘酷和骯臟的權術描 寫。它讓我們形象生動地感受到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所說的這番迪人警世的話:“歷史 并非清白之手編織的網。使人墮落和道德淪喪的一切原因中,權力是最永恒的、最活躍 的。”
   不少作家的描寫還較多地停留在古代史家的認知水平上,因而未能充分顯示 作為現代人應有的文化超越和審美創造力。情感上也往往流露對權力運作的欣賞同情。
  歷史小說上述的這種權力敘事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合理性。權力本來就是政治的重要 組成部分,是驅動歷史發展的一個根本要素。而中國作為一個具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高 度集權的國家,在這方面就更是得到極度的膨脹。從一定意義上講,幾千年中國歷史就 是一部權力爭奪的歷史。因此,自《三國演義》以降,古往今來很多歷史小說作家將藝 術描寫建立在對政治斗爭及其斗爭策略或權術關心之上就很自然的了,甚至像唐浩明的 《曠代逸才》“把它作為貫穿全書的一根鏈條”(唐浩明語)也不難理解。這是歷史對作 家選擇的結果,也是當代歷史小說作家求取歷史真實(歷史還原)、詮釋封建文化乃至承 續歷史經驗和人生智慧的一個重要途徑或方面。因為無論是作為一種行為還是作為一種 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講,權力運作實際上表現了人的政治智慧和人生智慧,它在客觀上 不能不說是人類歷史經驗的一個特殊的積淀和組成部分。而從藝術創作的角度審視,權 力角逐、機謀權變的詭秘性、不定性,它本身就潛藏著極為豐富復雜的敘事資源,只要 稍加處理,就可以寫成相當曲折動人的作品。這一點,對虛構受到一定限度的歷史小說 來說顯得尤為重要。加上文化市場的誘導以及讀者探秘心理的期待,因而歷史小說創作 中出現的權力敘事現象就不僅可以理解,而且也具有為其它描寫所不能取代的獨到意義 和價值。
  然而在肯定這一切的時候,我們不應忽略這些作品所寫的權力角逐畢竟寄植在封建文 化基礎之上,是封建政體的衍生物。它所體現出來的政治智慧和斗爭經驗雖不能說都與 社會歷史發展無益,但它的核心是等級制的,是人治式的專斷,與現代民主政治完全相 背離。“這種智慧卻并沒有帶來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沒有帶來現代中國的繁榮和 富強,它起到的是惡化社會環境、阻礙人類進步的作用。”(王富仁等:《中國現代歷 史小說論》,《魯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5期)至多也只能起到歷史循環的作用,從本質 上講是反人性反人道的。正因此,我們在進行藝術描寫時就應該將其納入現代民主和人 性人道的整體框架中加以理性審思。這里的根本關捩,是要確立權力敘事現代性的邏輯 基點,凸現權斗有關的真實的總體歷史背景,揭示權斗具體的性質所在及其意義指向, 恰當表現它與時代、與人民之間的互動關系。以此返觀上述這些作品,應該說它們對此 時代、與人民之間的互動關系。以此返觀上述這些作品,應該說它們對此也是注意的。 其中有些描寫,如前面提到的雍正從得勢前的“龍驤虎步”到得勢后的“鷹視猿聽”的 性格嬗變,以及《曾國藩》所寫的曾國藩為了免遭朝廷非議,逼迫兵敗的同胞兄弟隱姓 埋名去出家,從此與黃卷青燈為伴等;還以自己獨到的識斷眼光和深刻的批判態度,令 人戰栗地揭示了權力殺戮的極度殘酷及其對人性的可怕扭曲和異化,從而也就在思想藝 術上有效地實現了對傳統權力觀的超越。
   封建時代的政治權謀畢竟是一種落后的文化,有必要在藝術轉換的過程中融 進反封建的內涵,同時還要有效激活和發掘民族歷史的優質資源,它那富有原創性和永 恒生命力的深層的精神內核。
  當然,這只是舉例性質。就總體而論,像這樣的具有人道主義性質的權力敘事尚不多 。不少作家的有關這方面描寫還較多地停留在古代史家的認知水平上,因而未能充分顯 示作為現代人應有的文化超越和審美創造力。情感上也往往流露對權力運作的欣賞同情 ,有的還借人物之口發出諸如“皇上也難呀”之類的感嘆,為權謀者辯解,將權力的知 曉(敘述)與權力的皈依(認同)不適當地混同起來。這樣的作品也許在歷史知識、人生智 慧和生存處世方面給人以閱讀的愉悅,但卻難以在精神上帶給人們以震撼和新的啟悟; 這恐怕正是它們在官場頗為“走紅”,以至成為從政和從商之術的形象教科書的深層原 因。即使是上面提到的這些較為優秀的作品,類似此弊也不能說沒有。如《雍正皇帝》 中歷史進步和民本立場的邏輯基點就過于薄弱,與緊張酷烈、怵目驚心的權力敘事顯得 不那么相稱;有關引娣這個審視雍正的“第三只眼睛”的人物描寫,賦予其理性批判的 色彩也嫌淡。另外,像《曾國藩》《曠代逸才》等作,在權力敘事方面也或多或少存在 重述多于創造、同情多于批判的問題。看來,以人性人道為基點實現對古代歷史家權力 觀的超越,包括精神取向、思想認識也包括藝術審美的超越,這個問題有必要引起當下 歷史小說作家的高度重視。否則,他們所創作的文化歷史小說的原有文化優勢不僅難以 得到有效發揮,處理不當,甚有可能滑向與時代社會相悖的反現代性的軌道上去。傳統 文化是一個集精華與糟粕于一體的復合物。因此,這就要求我們作家在對它進行現代轉 換時,不能不引入價值批判機制予以認真細致的辯識和清理。“轉換”是帶有時間順序 意味的概念,既然是“現代轉換”,就不僅要考慮歷史的內在邏輯,而且更要考慮現實 的文化需求,尤其是先進文化的需求。封建時代的政治權謀畢竟是一種落后的文化,它 只是“術”而不是“道”。在今天其消極性就更十分明顯。故有必要在藝術轉換的過程 中融進反封建的內涵,同時還要有效激活和發掘民族歷史的優質資源,它那富有原創性 和永恒生命力的深層的精神內核。如此,歷史小說的權力敘事才能剔抉祛弊,在現有基 礎上更上一個層次和境界。
  
  
  
文藝報L京②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吳秀明20022002 作者:文藝報L京②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吳秀明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1:45:31

[新一篇] 朱熹格物致知論的科學精神及其歷史作用

[舊一篇] 李健吾劇作中的人性形態及其內涵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