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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市場經濟生活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小說的大量興起是在九十年代。作為一種文學品種，應該說中國的經濟小說還遠未成熟，因為專門從事經濟小說創作的作家和作家群尚未形成，經濟小說的作品產量尚未形成規模，經濟小說的風格也尚不鮮明和穩定。但是，可喜的是，在九十年代里，以經濟生活為內容的小說越來越多，這一創作領域，開始出現了風格的某些雛形。
　　1、社會批評型。 這類作品多出現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在建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的心態比較浮躁的時期。作品內容多是批評商品經濟和金錢效應帶給社會的負面影響，揭示經濟活動的某些不平衡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呼喚對于道德、理想、文化、價值觀、真善美的關注。九十年代前期的經濟小說有不少這樣的作品，以梁曉聲的小說為突出代表，賈魯生、流波等人的某些小說也屬此列。
　　梁曉聲自九十年代初開始，從他曾經有過輝煌成就的知青文學領域轉移，創作了一系列城市和經濟題材小說，主要表現在經濟生活轉型期，物質財富追求與精神文化發展的反差現象。他的經濟小說表現出鮮明的社會批判意識，揭露以金錢為唯一目的，道德淪喪，精神墮落，以至走向毀滅的過程。長篇小說《泯滅》是這類作品最初的代表作。主人公在商海中賺取了大量錢財，成為暴富以后，揮霍無度，結局是由家養的狼狗發瘋咬死了母親和妻子，自己精神徹底崩潰。不久后發表的長篇小說《恐懼》把這種暴露主題發揮到極致，小說設計了一群暴發戶荒淫無恥的生活情節，其場面之可怖，令人心驚肉跳，實際上是對作者批判意識的故事化演繹。而他的中篇小說《又是中秋》、《鉗工王》則把焦點對準轉型期中的弱者命運，都是以主人公犧牲生命的極端情節結局，表現出作者對經濟快速變革中社會震蕩的深切關注。
　　賈魯生的《無規則游戲》是另一部典型的社會批評型經濟小說。作品描寫在改革開放初期，沿海農村通過走私而暴富的現象：在夜晚的海面上，走私船排成隊，燈光雪亮，大張旗鼓地進行走私交易。作品不僅具有情節的新奇，而且頗有新聞性。盡管作者的同情不無偏頗，我們仍然從小說的描述中，看到了非法經濟的嚴重危害，看到它所帶來的諸多問題。
　　此外，長篇小說《抉擇》（張平）、《紅蜘蛛》（流波）、《泡沫》（劉鴻）、《太陽雪》（胡小胡）、《尋找支點》（張國擎）以及劉醒龍的中篇小說《分享艱難》等，也都是從反腐敗和經濟秩序等方面，提出了經濟體制轉型初期經濟及社會生活出現的諸多問題，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批評精神。值得提出的是，這些社會批評型經濟小說，有幾個共同的焦點，一是國有企業面臨的困境和發展問題，二是發展市場經濟所面臨的法制、規則、秩序及經濟倫理問題，三是經濟社會環境下人的精神、人性的發展問題。應該說，這種文學的觀察視點是比較符合實際并有一定社會意義的。但在看待市場經濟的兩面性上，不同作家的作品也不盡相同，有的作品對市場經濟的負面，特別是物欲對人的扭曲比較看重，有的作品對市場的兩面性則較少主觀評說，如何用文學形象更準確地解釋轉型中的經濟生活，是社會批評型經濟小說面臨的課題。
　　2、理想重建型。 這類作品集中塑造了面對轉型期的困難絕不倒下的國有經濟強者形象，代表性作品有周梅森的《天下財富》、張宏森的《車間主任》、談歌的“大廠”系列、肖克凡的“最后”系列等。《天下財富》和《車間主任》著重塑造的國有大型企業的領導者形象，都面臨著競爭環境的變化，產業結構與市場的不適應，腐敗和不正之風給企業經營帶來的困難，職工生活問題以及個人生活面臨的難題等等，但他們都不向困難低頭，堅持要沖出重圍，與國內外同行一爭高低。他們的形象，與時下某些國企題材小說中的廠長或是自殺、或是陷于感情糾葛中的表現完全不同，給小說苑中帶來一股陽剛之氣。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形象，有助于人們思考在新的歷史時期、新的文學創作中如何塑造工人階級領導人的理想形象等課題。盡管目前這種文學實踐還不是十分成熟，不少小說中的國企廠長還是一種被動的防守的形象，甚至還沒有出現可以和二十年前的“喬廠長”相媲美的、深受人們喜愛的硬漢式國企領導形象，這種硬漢形象不在于外在的聲音舉止，而應該表現出一種內在的社會位置的強悍，如同當年的“喬廠長”代表了改革的時代潮流才具有硬漢魅力一樣。但是，《天下財富》和《車間主任》等作品所表現出的那種精神內涵依然十分可貴，即文學作為一種社會理想的存在價值。
　　談歌的《大廠》系列中篇小說，包括《大廠續篇》、《雪崩》、《下崗》、《風波》、《天下憂年》等，是較早以國企主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作品。這些小說的價值在于較早較快地以文學形式真實地反映了在經濟體制轉型初期國有企業面臨的困難，同時較好地寫出了一種人們似乎已經久違的工人階級氣勢。肖克凡的《最后一個工人》、《最后一座工廠》等系列小說，更寫出一種極為感人的工人階級人格。小說的主要內容都是描寫國企在轉軌、調整、下崗的過程中，工人不可避免地面對新的人生抉擇。當廠長的哥哥不循私情，辭退同廠工作的妹妹，妹妹和家人毫無怨言，抹抹眼淚，勇敢地走向市場從頭創業。《堡壘漂浮》中的廠長拋下企業攤子不管，出國一去不歸，企業中的小人物副科長蔣合營臨危受命，面對種種困難義無反顧，帶領工人打開局面。這些極平凡的人物，表現了崇高的自強自立精神。
　　3、人文精神型。 與國外更加注重社會性與情節性的經濟小說相比，九十年代的中國經濟小說有相當多的作品是在經濟生活的描寫中表現濃厚的人文精神。這種小說不同于批評型或情節型經濟小說，它們不是表現物欲壓迫中人類精神的喪失，也不是表現物欲追求與精神家園的對立，而是注重刻劃在經濟現實中生活的人的精神世界，表達思想追求與文化品位，并由此形成九十年代經濟小說一種嶄新的起點。
　　王慶輝的《鑰匙》是作家出版社在1997年著力推出的一部通俗而頗有品位的商海愛情小說。小說寫一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畢業生放棄大城市的舒適工作到海南“下海”的傳奇經歷。小說一方面表現出一種追求“清潔而溫暖的”金錢關系的意圖，同時通過小人物的勝利，揭示真正的強者在于精神的富有與高尚。
　　何頓的長篇小說《喜馬拉雅山》（《十月》1997年第1 期）表現了市場經濟大潮中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主人公羅定是個中學教師，生活不富有卻安定而小康，但在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的誘惑下，加之人際關系的因素，羅定終于辭職“下海”，“下海”不久又果然不凡，但羅定卻總是走不出一種心中的郁悶。羅定的精神狀態反映了知識分子在市場經濟成長初期不可避免的心靈悲劇。
　　4、民族歷史型。九十年代長篇小說，力圖寫出世紀性的重量級作品。與此聯系，經濟小說在近年也出現了把百年變遷與民族工業、個人命運聯系在一起的厚重之作，如王家斌的《百年海狼》和林希的《買辦之家》以及周大新的《第二十幕》。
　　5、情節娛樂型。國外的經濟小說常常采用推理小說的樣式， 重視懸念和情節的設計，注重故事性和寫實性，并因此使經濟小說成為大眾消閑性的暢銷書，成為文化產業的一個品種。九十年代國內的經濟小說也產生許多注重娛樂功能的情節性作品，其中矯健的《紅印花》、趙強等人的《誰比誰傻》，都是反映不錯又頗具賣點的情節性經濟小說。
　　九十年代即將過去，經濟小說還剛剛起步。面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經濟小說的題材、手法、樣式、數量有可能大大擴展，經濟小說的創作風格有可能更加成熟，而經濟小說的這種發達，也將是我國現代化實現的標志之一。
　　
　　
　　
光明日報京⑥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路侃19991999 作者：光明日報京⑥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路侃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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