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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敘事謠曲與民間歌詩傳統
　　海涅詩學的構成方式與其他詩人哲學家一樣是通過兩個方面來完成的。一方面詩人通過詩歌創作將其詩學理想與生命理想隱含地表達了出來，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思想獨白和對浪漫派的反思性評判形成一種系統的認識。海涅以他的生命激情、戰斗精神與革命理想開辟了德國詩學的新視域。海涅自己說：“德國人古老的抒情詩派隨我而終，同時，新的詩派，現代德國抒情詩派又由我而始。”不只一位學者談到：海涅詩學標志著德國詩學的嶄新開端。（注：Hans Mayer在編選德國文學批評時把Heinrich Heine視作現代德國詩學的開端或起點。參見Deutsche Li teraturkritik,　pp.39－57，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8 。Bloom在編選8卷本《文學批評的藝術》時，也把海涅放置在詩學轉折點上。）既然如此，那么，海涅詩學在哪些方面標志著這樣一個轉折或開端呢？在我看來，海涅所導致的這種轉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對民間歌詩傳統的創造性改造。
　　應該看到，海涅自覺地把敘事謠曲的創作方式和文化理想貫徹到詩歌創作中是其詩學具有轉折意義的第一位性因素。敘事謠曲這種詩體起源于西班牙的一種歌謠，西班牙語稱為Romance。公元15世紀以后， 它逐漸風行歐洲大陸。這種詩體被移植到德國之后，經過歌德、席勒、烏蘭德、沙米索等詩人的創造性探索，得到了特殊的發展，逐漸成為一種極具影響力的抒情詩形式。正如錢春綺在《羅曼采羅》之譯后記中所述：這種詩體“到了海涅手里，更被他發揚光大，在《詩歌集》和《新詩集》中，海涅已經顯露出這方面的才華，等到《羅曼采羅》問世，更使他成為這種詩體巨匠。”（注：海涅：《羅曼采羅》，錢春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371頁。）敘事謠曲（Romanze），說白了，就是一種采用民間小調譜成的歌曲。在德語中有Romanzedichter（敘事謠曲詩人）和Romanzesanger（敘事謠曲歌者）的指稱，可見， 敘事謠曲在德國文藝中是一種十分重要的形式。敘事謠曲是一種偏重于敘事、略具情節性并具有對話性和狂歡性的一種抒情方式。這與我們習見的純粹抒情詩有較大的區別，尤其是與我們習見的純粹抒情詩有著根本性區別。我們知道，漢語抒情詩以意象為主體，劉若愚站在異域文化的立場上，專門談到漢詩的意象性構成特點。（注：劉若愚：《中國詩學》，趙帆聲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8－52頁。）漢詩雖也有情節性構成方式，通過情節來達成一種抒情效果，如《孔雀東南飛》，但大多數詩歌以意象和意境構造取勝，主體性抒情智慧和主體性聲音與音樂性話語獨白是中國詩人追求的一種基本抒情物質。與任何一個民族的詩歌或詩學發展道路相似，漢語詩歌也是由民間歌謠走向文人抒情的。只是，當文人抒情詩獲得獨立形式之后，它向民間歌詩回歸的步伐就日見遲緩。事實證明，當文人抒情詩歌向民間歌詩汲取營養時，它就找到了源頭活水，而當文人抒情詩歌愈益遠離民間歌詩時，它就日趨貧乏蒼白。
　　因此，當我們注視西方詩歌時，很容易認同那種純粹自然主義的抒情詩和一些思想斷片式的抒情詩。海涅的敘事謠曲形式，必須置放到德國民間文化傳統中去認識，必須放棄單一的意象和意境構造式詩歌認識方式，選擇一種民間文化性認識和情節性認識方式去體驗和判斷。據不完全統計，作曲家為海涅的詩譜寫了3000多首曲子，到1887年為止，用海涅的詩譜成的獨唱歌曲即達2500首之多，比所有其他德國詩人的詩譜曲的數量都要多。由此可見海涅詩歌所具有的廣泛影響力。海涅的敘事謠曲不能通過單一的孤離的詩句來理解，盡管他的詩歌中不乏“乘著歌聲的翅膀”這樣美麗的詩句，海涅的敘事謠曲應該通過情節性或情調性理解來獲得獨特的美感經驗。（注：我國德語詩歌翻譯家錢春綺極擅長這種敘事謠曲體詩歌的德譯漢，不太擅長純粹意象與意境構造的抒情詩的翻譯，這恰好為我們理解海涅詩歌提供了一個極便利的途徑。）
　　海涅的敘事謠曲體詩歌帶有德國特有的民間化傾向。了解德國文化，需要基督教神學的文化背景，更需要這種德國民間文化背景。在基督教未成為德意志的國教之前，德意志文化帶有鮮明的民族民間文化情調。馬丁·路德的德語革命和宗教革命都是對德國民間文化高度重視的歷史性產物。德語正是廣泛采擷民間活態語言而構成的一種新民族語言方式。民間文化，民間情調，加之德國民間文化中獨有的魔幻崇拜傾向，使德意志民眾具有一種浪漫、 樂觀而極具嘲諷力的抒情傾向。　齊爾脫（Lothar Ziechert）等提到：“從孩提時代起， 海涅就用一種富有感情的思想接受了一些童話、傳奇、民歌和魔鬼的故事。”海涅自己也談到神怪故事中劊子手美麗的女兒小茜弗對他的想象力之刺激。他說：“她知道許多古老的民歌，也就是她喚醒了我對民歌這種形式的思念；她對那些成長中的詩人有著極大的影響，在這以后不久，我寫成的第一本詩集《夢的畫像》，就有著陰沉和恐怖的色彩，這就是由于那時候她遍身是血的陰影投在我青年時代的生活和思想上的結果。”（注：《七卷集》第7卷503頁，轉引自齊爾脫等著：《海涅評傳》，高中甫譯，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11頁。）
　　民間文化與民間歌謠對于海涅的特殊滋養，使之傾向于敘事謠曲的創作。源于民間的有生命力的詩情與詩作必然要返回到民間，在民眾心中生根發芽。海涅的敘事謠曲體抒情詩創作的精神傾向在我們的視野中逐漸獲得了一種詩學呈現方式。這就是：（一）敘事謠曲重視民歌的歌唱性本質。海涅詩歌與曲譜聯系在一起，易于感受其歌詩的美感。詩歌一旦能夠形之于口頭歌唱，便獲得了無窮生命力。（二）敘事謠曲重視民間傳奇性故事和神魔性怪誕品質，它易于形成一種驚奇性、戲劇性、怪誕性和狂歡性抒情效果。海涅的敘事謠曲源于這一民間歌詩傳統，而且極大地發展了這種歌詩傳統。歌德的《浮士德》也有這種傾向，但海涅顯然比歌德更為大膽地摻入了新的滑稽性和諷刺性成分。這種抒情方式顯示了民間文化的一種十分強旺的生命抒情意向。（三）敘事謠曲關注民間文化中對政治的嘲諷，對貴族的嘲諷，對偽善的嘲諷，恢復了一種活潑的極具嘲諷性的民間歌詩傳統。海涅對黑暗腐敗的政治政體與文化形式向來是嫉惡如仇的，但詩人并非一任怒火與刀劍無度地燃燒和刺擊。他選擇了一種并不莊嚴但極具喜劇性的諷刺方式，把怒火和刀劍投向黑暗。這比單純的嚴肅的憤怒要有力得多。他愈是深刻地表現了民間戲謔化諷刺方式，愈是深刻地表現了民眾的堅強有力。因為民眾并不一定要用哭聲和斥責對抗黑暗，民眾也可以用戲笑、嘲諷的快感、復仇快感等方式對抗黑暗。以這種方式對抗黑暗，更易見民眾的充盈的內心激情及其對黑暗壓迫勢力的蔑視。
　　因此，我們可以說，海涅通過敘事謠曲這種抒情方式，構造了一種特殊的喜劇詩學。在這種喜劇詩學中，他既表現了民眾的樂觀與豪情，民眾的自由與歡樂，民眾的苦難與悲傷，也表現了民眾的憤怒與勇敢，民眾對黑暗勢力的蔑視。這種特殊的喜劇詩學，既是民眾的自由的生活理想的審美表達，又是民眾的獨有的政治立場的美學表達。
　　　　　　二、反浪漫派與民間歌詩傳統的關系
　　海涅詩學之形式離不開他所生長的文化，離不開他獨特的思想發展道路。什么樣的生存處境往往決定什么樣的思想，什么樣的思想發展道路就決定什么樣的思想立場。如果說，海涅通過敘事謠曲體間接表達了一種感性化的隱含性的詩學理想和詩學主張，那么，海涅對浪漫派的批判則直接表達了他的詩學理想和詩學的主張。這種理性化詩學是對其隱含性詩學的一種總結，也是對其隱含性詩學的一種提升，從創作中提煉詩學已越來越成為一條有生命力的思想途徑。海涅的詩歌創作和詩學主張可以通過其思想發展道路獲得一種清晰而深刻的說明。
　　海涅對浪漫派的態度大致可以分成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第一階段，是他在波恩大學求學期間。他師從許萊格爾研究希臘文化學習古代文化，許萊格爾對其有深刻影響。1820年，海涅撰寫短文《論浪漫派》。（注：這與作者后來的《論浪漫派》（Die Romantisch Schule ）構成一種巧妙的呼應。由此可見，作者一生鐘情于浪漫派，保衛真正的浪漫主義，而反對偽浪漫主義。他捍衛真正的浪漫主義，抨擊冒牌的浪漫主義。他認為：“許多人都注意到，基督教以及后來的騎士制度對浪漫主義的詩歌有著多么巨大的影響，因此他們錯誤地相信在他們的詩歌中把這兩者混在一起，會打下這種浪漫主義性質的烙印。可是我確信，基督教和騎士制度只是一種使浪漫主義登臺的工具。”（注：《海涅評傳》，高中甫譯，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18頁。）青年海涅并沒有在這一理論問題上停留太久，便投入創作了。第二階段是1833年以后，海涅開始對德國浪漫派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批判。這是與他的政治文化立場和反史達爾夫人（Mme De Stael）的立場催生的。從海涅《論浪漫派》的基本態度而言，他本意是與史達爾夫人的德國文化立場論戰的，因此，批判性立場決定了海涅的詩學態度。第三階段是他在流亡時期對浪漫派詩歌與詩學觀念的再評價與超越時期。他的新詩學觀由于受民間文化理想與民間歌詩傳統的影響而顯示出開放和自由的特點。可以說，堅定民間歌詩傳統，使他對浪漫派能夠形成正確的評價和認識。同時，反對浪漫派，又使他能更好地捍衛真正自由的民間歌詩傳統。
　　首先，海涅反對史達爾夫人美化基督教的詩學立場，提出新詩應具有社會批判功能。史達爾夫人的論述基本上是說理的，而不是論辯的。（注：這一卷書共有32章，基本寫法是總體印象加具體分析。她順著德國近代歷史的時間順序，重點介紹了偉大的德國作家和批評家。參見《德國的文學和藝術》，丁世中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1—2頁。）平心而論，史達爾夫人的這一卷書基本上是一部嚴肅的思想和藝術評論集。從學理意義上而言，史達爾夫人的闡釋是有發現的，系統而深入。站在一種思想史的立場上而言，史達爾夫人的這一卷書值得認真的評價。（注：史達爾夫人的《論德意志》第1卷談德國的風土人情，爭議不大。第3卷談德國的哲學，第4卷談德國的宗教，都表現了一種美化封建德國社會文化的傾向，顯示出一種反對法國革命的文化政治立場。海涅以《論德國的宗教和哲學的歷史》予以批判。）史達爾夫人反對政治變革，這使得她的文學藝術批評試圖超越政治立場而專注于精神分析。史達爾夫人主要評價了德國古典主義作家的創作成就，其基本態度是采用了德國浪漫理論家奧·威·許萊格爾的詩學立場。史達爾夫人有著良好的古典文化教養，她善于抒情，也勇于抒情，因此，她論德國的文學和藝術雖未提出深刻的思想觀點，但其分析是頗具藝術本體論意味的。史達爾夫人喜歡把法國文學和英國文學與德國文學進行比較。在比較過程中，她致力于民族特色的把握。史達爾夫人贊賞的是德國的基督化思想，脫離實際的心性之想。所以，她認為在哲學中追求真理猶如在詩歌中追求想象一樣，必須擺脫一切羈絆。德國人在許多方面都具有獨立性，但是他們不那么自由，他們描繪感情猶如描繪思想一樣，是隔著云霧的。可以說，世界在他們眼前是左右搖擺的，正因為所見的東西模糊不清，所以物體變得豐富多彩，而他們的才能便可從中得到發揮。她說：“在古典詩中，主宰一切的是命運；在浪漫詩中，則是神意。命運視人類感情如草芥，而神意則僅根據感情判斷行動。多神論的詩歌應當同外在的事物一樣簡單，一樣梭角分明。基督教詩歌卻需要天空彩虹千變萬化的色澤，以免在高高的云端里迷途失徑。”她對基督教的態度是：“我認為，可以將基督教寫進詩歌、藝術，寫進一切足以使心靈高尚，使生活美好的東西，而不至于對該宗教失敬。”“凡是使我們產生無私激情的地方，都有宗教存在。無論人怎樣力圖將它們分開，詩歌、愛情、大自然與神意在我們心中是結合在一起的。如果禁止天才同時彈撥所有這些琴弦，那么，就永遠不可能感受到心靈完整的和諧。”（注：《德國的文學和藝術》，140頁。）她對宗教的態度執著入迷。她分析赫爾德、 克羅卜史托克，威廉·許萊格爾，都特別談到他們的宗教情感。史達爾夫人的詩學是一幅中世紀的圖畫，是一幅靜觀的圖畫，是一幅沉向內心并恐懼社會變革的精神之旅。在當時，德國社會變革的步伐，普遍落后于其他歐洲國家，德國思想者又過于注重表現內心生活。因此，在浪漫派之后，興起了文化批判與社會批判思潮。這種論調無疑必須成為反對的對象。海涅在找到了德國文學與思想發展的民間源泉之后，自然敵視這種美化封建德國社會的論調，海涅的批判立場無疑具有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第二，海涅主張新詩必須具有一種鮮明而激進的政治立場，表達時代的最強音。海涅的反浪漫派立場與反史達爾夫人的立場就是在時代革命與文化批判的雙重感召下形成的。從一般詩學意義上而言，海涅的詩學表述得很不完整也不充分。從《論浪漫派》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海涅的政治詩學觀，但就詩學本身而言，海涅提供的論述并不完整，尤其是他那種過分發達的諷刺藝術妨礙了他自己的詩學觀念的理性表述。所以，勃蘭兌斯認為：海涅在詩歌中才是偉大的，他的散文是不成功的。
　　據海涅自述，《論浪漫派》第一部分對浪漫派的歷史作了一般性描述，第二部分則個別地談談該派的首腦人物。第三、四部分將補述一下許萊格爾傳奇故事中其余的英雄好漢們，然后還將談到歌德時期后期的悲劇詩人們，最后介紹他自己同時代的作家們。從這一自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海涅這部詩論著作主要致力于史的評論，并不在于純粹地表述自己的詩學思想。也許是出于一種真正的反抗，海涅的詩學受到德國古典詩學的影響甚微，與席勒、謝林等的詩學都大異其趣，相反，他的詩學與法國的幽默詩論風格很相近，這部書最初也是用法語寫的。海涅的諷刺與觀察具有一針見血的穿透能力。德國的浪漫派究竟是什么？他認為：“它不是別的，就是中世紀文藝的復活，這種文藝表現在中世紀的短歌、繪畫和建筑物里，表現在藝術的生活之中。這種文藝來自基督教，它是一朵從基督的鮮血里萌生出來的苦難之花。”（注：《論浪漫派》，張玉書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5頁。）事實證明， 他的這一論斷并沒有失效。
　　浪漫派，在海涅這里似乎是一個貶義詞。在他看來，浪漫主義藝術表現的或者不如說暗示的，乃是無限的事物，盡是些虛幻的關系，他們仰仗的是一套傳統的象征手法，或者進而仰仗譬喻，基督自己就試圖以各式各樣的譬喻來闡明他的唯靈論思想。海涅從文學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看到了浪漫派藝術的“反動化”趨向。他認為，唯靈主義的基督教是對羅馬帝國唯物主義的暴力統治的反動，是對于明快的希臘藝術和科學的一種反動，是對那種一直墮落到最荒唐的唾棄肉體地步的基督教唯靈主義的反動，中世紀浪漫主義的復興也可以說是對希臘古典藝術的冷漠的模仿的一種反動。海涅認為，我們現在也看到一種反動：人們用形象和語言在稀奇古怪的情況下宣揚那種基督教封建主義的思想方式，宣揚騎士制度和僧侶主義，我們看到的便是對這些東西的反動。應該說，海涅確實深刻地認識到了浪漫派的思想弊端，而且詩歌藝術中的那種傾向也極不利于當時的德國社會的變革。所以，海涅不僅采用民間歌詩的調式，而且選擇了人民性創作立場，這一詩學傾向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第三，海涅詩學通過對古典詩人的評判，肯定了席勒式詩歌的社會傾向性，對席勒的民間歌詩傾向和社會批判立場表示認同。他認為，席勒為偉大的革命思想而寫作，他摧毀了精神上的巴士底獄，建造自由的廟堂。這座宏大無比的廟堂應該把各個民族像一個親如骨肉的大家庭那樣團結起來，席勒是個世界主義者。“如果說席勒整個地投身于歷史之中，為人類社會的進步而興奮激昂，謳歌世界歷史中，那么歌德便更多地沉緬于個人感情之中，藝術之中，或是自然界里。”（注：《論浪漫派》，張玉書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47頁。）海涅顯然站在席勒這一邊。海涅在解釋席勒詩歌的創作傾向的同時，也表達了他的泛神論觀點或自然主義美學觀點，對民間文化思想進行了充分闡釋。在他看來，并非萬物皆神，卻是神乃萬物，神并非以同樣的程度顯示于萬物之中，卻是依照不同的程度顯示于不同的事物之中。每一種事物身上都有一種沖動，以求達到更高度的神性。這是寓于自然界之中的偉大進步法則。神或多或少地顯示于各種事物之中，它那神圣的呼吸透過歷史的煙塵，歷史才真正是神的書。在他看來歌德作品不會激起人們的行動，不比席勒的作品。行動是語言的產兒，歌德的那些優美的語言是無兒無女，這是一切純粹通過藝術而產生的事物的厄運。海涅無疑更加重視席勒的民間文化立場與審美自由立場。
　　第四，他對浪漫派的神秘主義詩學持否定態度而對民間文化詩學觀則詩肯定態度。這可從他對諾瓦利斯和霍夫曼的有關評價方面予以確證。他把他們視作兩類不同人。他認為，有的詩人和大自然融成一體，使大自然也賦有人類的喜怒哀樂；另一些詩人發現若干符咒，一念咒語就能從大自然召來具有人形、口吐人言的東西。前者是真正的神秘主義者，在很多方面和印度的教徒相似，他們融化于自然之中，最后和大自然同知覺共感受，不分彼此。后者不過是法術家，他們自己的意志，甚至能把敵意森然的精靈從大自然中拘來，就像那些阿拉伯的魔法師，會隨心所欲地點石成人，化人為石。屬于前者的詩人首推諾瓦利斯，屬于后者的詩人當推霍夫曼。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從他對歌德的有關贊詞中深化對海涅民間歌詩理想的理解。他在論《浮士德》時專門談到：歌德從民間的唱本里選出這個題材，正好證明他不自覺的眼光深刻，天才過人，善于把握貼切的適當的事物。在這種民歌里有一種奇異的魅力。“在這些民歌里，你會感覺到德國人民心臟的搏動。德國人民全部陰郁的歡快，傻氣的理性在書中揭示無遺。德意志的嘲諷在書中呼嘯嘶叫，德意志的愛情在書中親吻擁抱，純正的德意志美灑和真正的德意志淚水在書中泛起一串串晶瑩的明珠。”（注：《論浪漫派》，張玉書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124頁。）這種對民間歌詩傳統的極力推崇， 與海涅獨特的生活道路以及他從民間歌詩與民眾生活中獲取的美學智慧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海涅的詩歌和詩學充分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民間歌詩是民眾的歌詩，是自由的歌詩，是充滿創造力與生命力的一種文學形式，守住了這樣一種文學清流，文學藝術便會永遠充滿生命創造的活力。
　　　　　　三、源于民間歌詩傳統的政治詩學
　　海涅為何對德意志社會和文化具有一種徹底的批判精神呢？在勃蘭兌斯看來，“在海涅身上，除了那種抽象的激進思想傾向外，還有一種對普魯士的仇恨，他沒有預見到它的未來，他不懂得它的強大。”“海涅的仇恨從根本上說，是當時萊茵地區的國家對普魯士的宿仇大恨。”“普魯士對萊茵河兩岸地區人則變本加厲地予以報復。”（注：勃蘭兌斯：《青年德意志》，高中甫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108—110頁。）這種解釋雖然不能算錯，但肯定是不深刻的。勃蘭兌斯還從另一個方面來解釋這種情形，他認為在那個時候，優秀人物并不把愛國主義看作是一種無條件的美德，他們不認為對另一個民族表示出正義感就不是一種美德了。在世紀的交替時期，沒有一個德國的偉大人物懷有民族仇恨這種感情。的確，歌德在1793年作為一個旁觀者出征法國時，心中沒有絲毫民族仇恨的火花。席勒對那份法國公民證書感到高興，并相信這也許在將來會給他的孩子帶來益處。而且，對海涅和青年德意志的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的那些人物都對拿破侖懷有一種崇拜。這種解釋倒是有助于理解海涅的批判精神，但依然是表層的。對于海涅的政治傾向，如果僅從詩歌而言，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自由的歌者，是一位熱情的革命詩人。但勃蘭兌斯以為，“在海涅的靈魂里沒有一滴保守主義的血，他的血是革命的。但在他的靈魂里同樣也沒有一滴血是民主主義的，他的血是貴族階級的，他要看到天才被承認為領袖和主宰。”（注：勃蘭克斯：《青年德意志》，高中甫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121頁。）勃蘭克斯的分析對于海涅來說似乎有欠公允。如果真如他所言，海涅也許根本無法寫出激昂的批判性詩篇。當然，勃蘭克斯還談到：“海涅在同一時間里既是一個偉大的追求自由的人，又是一個明顯的貴族分子。他天性需要自由，對自由酷愛，他渴求自由，整個靈魂都缺少不了自由，熱愛自由，但他也有著偉大的品格的人對人的偉大所持有的那種偏愛，以及有著高貴天性的人對所有的平庸統治所懷有的那種純粹神經質的恐懼。”（注：勃蘭兌斯：《青年德意志》，高中甫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120頁。）海涅顯然也不是那種純粹的革命民主主義者， 因而，勃蘭兌斯的分析也有其準確的一面，海涅的自由主義觀的理解，無疑對我們的分析具有啟發作用。
　　我們認為，海涅的德意志批判，首先源于他作為一個革命性詩人骨子里獨有的對黑暗與愚味的反叛激情。前海涅時期，德國詩人與思想家已開始了德意志文化批判，但批判的態度比較溫和，例如康德。到了海涅時代，批判現實主義的條件已完全具備，完全具有產生革命性思想的可能。這與外在因素有關，即法國革命對德國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也與內部因素有關，德意志衰退了，腐敗了。剛好這時出色的批判者可以自由地迎著時代而大聲疾呼。馬克思、尼采、海涅都是這種文化批判思潮中涌現出的杰出人物，必須肯定的是，他們促成了批判現實主義的盡快到來。海涅的后繼者顯然在他身上看到了力量，如尼采等。
　　其次，海涅對德意志的批判是一種變革現實的熱烈渴求。平森指出：“法國革命作為一個越過法國國界的運動，對德國人民生活的影響較之對歐洲其他任何國家的影響都更為迅速而直接。”平森也看到：“在德意志卻從沒有出現任何企圖仿效法國事件的有組織的運動。任何一個德意志幫都既沒有革命情緒，也沒有革命形勢。即使存在用語言表達出來的革命思想，也僅限于一小批知識分子。”（注：平森：《德國現代史》，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39頁。）即便是知識分子，也有其冷漠性和不徹底性。海涅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那些光明和真理的勇敢的戰士，曾經罵我動搖不定而且有奴隸根性，在這段期間，他們卻安全地在祖國里逍遙，做了重要的大官，或者做了邦會的大亨，或者成了一個俱樂部的經常顧客。在他看來，這才是可悲的現實。海涅還對德國知識分子的保守性尤其是在思想上的保守性，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在他看來，大部分德國哲學家的形而上學體系太像蜘蛛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謝林以來，德國哲學已喪失了那纖巧然而無害的性質，因為他們變成了現存事物的辯護人。過去的哲學家只是蹲在寒傖的閣樓里，窮困潦倒，窮思苦索，想出他們的哲學體系，而我們今天的哲學家卻穿著彩繡輝煌的皇家云衣，變成了國家哲學家，這就是說，“他們為雇傭他們的那個國家的一切利益，從哲學上想出種種辯護的理由。”（注：《論浪漫派》，張玉書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105頁。 ）海涅的這一批判顯然是非常有力的，他無法容忍思想和藝術為封建德國社會進行辯護。這就是海涅的革命詩學的具體體現，這也是他的人民性思想的具體表現。
　　第三，海涅對德意志的批判實質上表達了他對祖國的深沉之愛。盡管德意志詩人不少人自稱“世界主義者”，但這并不能真正改變他們對母邦的內在之愛。海涅談到：“你們放心吧，我跟你們同樣地熱愛祖國。為了這種愛，我把13年的生命在流亡中度過，也正是為了這種愛，我又回到流亡中，也許長此下去，無論如何決不會哭哭啼啼，也不做出愁眉苦臉的可憐相。我是法國人的朋友，正如我是一切人的朋友一樣，只要他們是理性的和善良的，我自己也不會愚蠢或卑劣到這樣地步，以至于去希望德國人和法國人這兩個人類優秀的民族互相扭斷頭顱，使英國和俄國從中得利，使地球上所有的老地主和憎侶都幸災樂禍。你們安心吧，我永遠不會把萊茵河割讓給法國人，理由很簡單：因為萊茵河是屬于我的。誠然，它屬于我，是由于不能出讓的與生俱來的權利，我是自由的萊茵河的更為自由的兒子，在它的岸上安放我的搖籃，我完全不能理解，為什么萊茵河應屬于任何一個別人，而不屬于本鄉本土的人們。”海涅也有一種世界主義的胸懷。他這樣寫道：“至于亞爾薩斯和洛林，我自然不能那么輕易地把它們并入德國”，“倘若我們完成法國人已經開始的事業，倘若我們在實踐中超越了法國人，像我們在思想領域中已經做到的那樣，倘若我們突飛猛進，直到完成思想的最后結論，倘若我們摧毀了奴隸制度，直到它最后的隱身所天堂，倘若我們把在地上人間的神從他的屈辱中救出來，倘若我們成為神的解救者，隨著我們使可憐的剝奪了幸福權利的人民、被嘲弄的創造精神和被凌辱的美又得到它們的尊嚴，正如我們偉大的先師們所述說、所歌頌的和我們作為弟子們所希望的那樣。誠然，不只是亞爾薩斯和洛林，法國隨后也歸屬我們，全歐洲，全世界將要成為德意志的！每當我在柏樹下散步時，我常常夢想德國的這個使命和世界權威。這就是我的愛國主義。”（注：《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序言，參見《海涅詩選》，馮至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485頁。）這是何等雄強有力的人民性詩章， 這是何等深厚與自由的人民性傳統。我們認為，守住了這種民間歌詩傳統，也就是守住了海涅的詩魂。惟有守住海涅的詩魂才能真正理解海涅所追求的自由與美。
　　我們也必須看到，海涅畢竟是一個詩人，而不是一個大無畏的革命者。他作為詩人，而不是作為革命者，完成了他應該完成的使命。我們可以想見，成為一個與政治無關的詩人是安全的，幸福的，也有可能聲名遠播，這是一些優秀的文學家的機智而自由的選擇。他們用他們的天才織就出藝術之花。革命詩人則不然，他們需要為理想承担風險。海涅是一個革命性詩人，但不是革命者。革命者與革命性詩人有著根本性區別。革命者在政治革命中更加務實，而革命性的詩人，則缺乏現實戰斗力，他被理想的光環籠罩。海涅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事實上，他一生游蕩于革命與詩歌之間，但并沒有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他是革命者的朋友，革命者需要具有革命性傾向的詩人。這對于革命者來說，也是一種莫大的支持。 馬克思與海涅的友誼可以充分證實這一論斷。
　　海涅作為一個革命性的詩人，他對德意志的批判具有辛辣的諷刺性，他的諷刺與幽默，雖然使他的政治詩具有了另一種味道，但正是這種特性，決定了他能夠成為革命者志同道合的朋友。革命者的作品像雷電、火焰，莊嚴正派，不會隨意動用諷刺與幽默。諷刺與幽默，也是德國民間歌詩傳統的最突出的一種象征。人民是強有力的，所以，他們敢于諷刺。民眾是熱愛生活的，所以，幽默是他們的天性。諷刺與幽默，是復仇與歡笑的統一，是蔑視敵人與維護自尊的統一，是不畏艱險與樂觀地展望未來的精神的統一。因而，從政治詩學的高度來看，海涅的諷刺與幽默是對民間歌詩傳統的出色繼承。可以說，他的自由之詩與詩學，得益于他的諷刺與幽默。總之，無論是敘事謠曲的運用，反浪漫立場的確立，還是諷刺與幽默的自由運用，實質上都源于海涅對德國民間歌詩傳統的偉大理解。民間歌詩傳統是一種偉大而自由的詩歌傳統，難怪重估一切價值的尼采，對海涅詩歌與詩學理想卻推崇備至。
　　
　　
　　
國外文學京19～25J4外國文學研究李詠吟20002000李詠吟，浙江大學中文系 作者：國外文學京19～25J4外國文學研究李詠吟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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