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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是中國社會文化形態變換最大的世紀。從根本意義上說，社會轉型是不同文化觀念和社會權力的沖突與輪換。民間權威作為民間社會的無冕之王，他們的矛盾沖突及其權力輪換，代表或體現著社會文化轉型的基本情態，作家對民間權威的審美把握與描繪，使文本形象具備了歷史、文化和審美的豐富意蘊，形成審美批評的嶄新視界。
　　所謂民間權威主要是指相對于上層社會和官方機構的主體所擁有的比其他人優越的地位、才能、權力和人格魅力及其對他人的影響力。這種民間權威可以是個體（本文主要指個體），也可以是一個集團或民間制度。因為他具有歷史過程中形成的超人的經驗、才能和威懾力，能令相應于他的客體產生敬畏、贊賞、佩服等感情，從而樂于趨從與服膺他。因此，民間權威在地方民眾中間具有較高的威望，往往能在一個重要的事件糾紛與地方沖突中起到調節、治理和疏導作用，成為不用暴力或不靠暴力而達到“統治”的“領袖”（注：權威(authority)一詞源于西方社會學。馬克斯·韋伯把早期基督教語匯的“卡里斯瑪”(charisma)的神助天賦的原義創造性地拓展為具有原創性和感召力的人物。本文在社會學有關“權威”的論述的基礎上，結合中國民間社會的現實和20世紀小說的創作，提出民間權威這個概念。）。
　　民間權威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傳統型權威。傳統型權威是指依靠傳統（習慣）的“合理性”和神圣性而實現其“統治”的權威。在傳統社會中，依據傳統信念而得以實施統治的主要原因，是“人們對古老傳統的神圣性以及實施權威者的合法地位的牢固的信念”（注：D·P·約翰遜：《社會學原理》，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82頁。）。這種“合法”地位的獲得往往不是后天創造的，而是先天設定的，因為實施權威的人“天生”歸屬于（或選擇了）一個傳統上實施權威的關系、地位或群體組織，民眾對這種傳統習慣的認可與服膺，因而使他具有了權威的“天然”權力。傳統型權威的形成和發展與宗法家族制度密切相關。在傳統的農耕社會，由于人們對土地、耕作和氣象等經驗的依賴，使以血緣關系凝聚起來的村落家族憑長幼輩份實行等級管理，即特定的血緣關系和親屬關系形成了傳統社會的“地位”，“族老由于出身就在整個村落家族血緣關系的中心，因而他們便擁有權威”（注：王滬寧：《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頁。）。每個人都“命定”在這種關系中生存，試圖超越這種倫理關系將被視作不忠、不孝和大逆不道。
　　20世紀中國以鄉土社會為主體，在由傳統農耕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化的過程中，傳統權威既發揮了巨大的經驗性作用，又受到了現代文明的強烈沖擊。傳統與現代、經驗與科層發生了諸多沖突，反映了轉型社會豐雜的文化情態。族長、孝子及其與村長、土匪等法理性權威的矛盾斗爭，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傳統農耕社會的權威類型，為文學創作提供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間原生態生活相，生動、真實地展現出傳統社會艱難的蛻變過程。
　　二是法理型權威。法理型權威也可稱為科層式權威，是指依據法律制度賦予的權力所施加的影響而形成的權威。它與傳統權威尤其是與感召式權威有所不同，它并非靠個人的才能、品質、人格魅力影響和感召民眾，而是由于他占據了可以實施權威權力的地位。盡管日后可能由于他的出眾的管理才能亦感召了下屬于他的民眾，使之集法理、傳統和感召諸權威類型于一身，但在此前，他主要是憑靠法理權力才獲得的權威力量。“簡單地說，行使合法權威的人如此行事是由于他所占據的社會地位被現行法規確認為權威地位。下屬服從這一權威，是因為法規規定他們所占據的社會職位在某一特定的范圍內處于從屬地位。”（注：D·P·約翰遜：《社會學原理》，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87頁。）
　　法理權威的出現是科學理性推廣的結果，也是對傳統宗法制度的挑戰。在民間，以血緣和地緣關系聯結起來的人們，總是趨向維護傳承已久的現存制度。農耕社會中，血親關系的盤結，使“鄉黨”之間決少商貿算計，任何幫工都可以以“親情”互惠。在這種社會中，商貿法理很難發展。然而，一旦人們走出血緣關系，踏出血緣“投影”的地緣界限，人們便馬上變得“陌生”，任何物品交換都易于清算了，簽字畫押標明了法理社會的形成。
　　血緣關系退出社會事務，代之以法理權威行使族老權力，是中國民間社會邁向現代的標志。在20世紀中國，一旦傳統、封閉、保守的血緣家族的權威被行政（政治）手段所建立的法理權威所替代，無論是農鄉還是市巷，現代商貿活動和自由民主精神便迅速發展起來。村長、里長、隊長、居委會主任、黨支部書記……這些基層法理權威，遍及民間社會各個方面，成為社會轉型的基本推動力和新法規的執行者。在他們身上深刻而廣泛地聚現了民間社會民眾的思想、行為及其追求。
　　三是感召型權威。感召型權威也可稱為自然式權威或情感型權威，它指的是那些因自身所具有的超眾的智慧、品質、才能而對民眾產生了感召力和吸引力的權威。感召型權威的基礎是民間領袖的個人才能、氣質、品行。由于他具備了為民眾所推崇的規范和道德，他的才能和品質才吸引感染了民眾，使民眾樂于追隨他，服膺他，并在感情上趨近他。
　　與傳統權威和法理權威維持現存秩序不同，感召權威往往總是力圖改變現存秩序，建成新的社會秩序或道德規范。因此，感召權威多是一些不滿足現狀，渴望變異的活躍人物，在他們身上，凝結了民間許多智慧與奇想，形成了民間的“思想村落”。但這種才能品質并非純然天生的和神賜的，而主要是在后天的生存活動中錘煉出來的。即由于種種曲折的經歷逐漸培養了他們的聰慧、才識、膽略和人格魅力。在他們的周圍所聚集的或被感召的人群，既有與他同類的人物，也有為相關利益所趨動的普通民眾。一旦社會危機或社會突變的時候，如經濟危機、自然災害、政局動蕩、民不聊生等，人們就會在感召權威的召引下，“揭竿”而起，成為新的社會變革的力量。20世紀的社會文化轉型，為感召權威的應運而生提供了無數個機遇，一個個權威從家族、村落、街道、里巷、工廠走向民間變革的“樞紐”，成為歷史評判的關捩。
　　民間權威在現實生活中往往處在權力或信息的中心，能夠映照出民間社會豐富的生活相。雖然從現在時態上看，民間權威是一個靜態的坐標，然而透過他們的生成過程，卻可以觸摸到民間社會歷史發展的軌跡和權力輪換的真實圖景。當作家準確地認知把握了民間權威的品格，并以審美情感加以透視、提煉時，就會賦予人物形象更豐富的文化內涵。在民間權威的形象身上，已經蘊涵了歷史因素、地域因素、政治經濟因素、民族文化心理因素等諸多文學創作和審美要素，因而使民間權威形象成為源于生活又高于原型的“典型”，成為意蘊豐富的文化符碼。
　　根據民間權威的現實作用和文學形象的審美意義，民間權威審美特征可以歸結為：
　　1.歷史集成性
　　民間權威是一種應對各種事變、承受歷史重壓的人。在他們身上，集中反映了當代各種勢力矛盾斗爭的復雜情態。每當事變關頭，他們或以其智慧、經驗、俠義、膽識、魅力、權力、威望控制局面，扭轉局面，調解矛盾；或因身處各種矛盾沖突的“焦點”而備受沖擊，承受磨難。他們之所以具有非凡的膽識，超人的卓見，是因為他們抓住了歷史變異的契機，總結、繼承、創用了前人的經驗，并在這種歷史變異中成功地發揮了自身積累的知識、經驗、能力和智慧，充分利用了各種社會事變的有利條件，才成為駕馭歷史事變的人，成為民間歷史的見證人。民間權威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在血緣與地緣關系維系緊密的空間中，在無數個民間事變的合力運動中，如民間糾紛、婚喪大禮、鄉約制度的商議制定等，具有超眾才干的民間權威才逐漸顯露出來，成為民眾推崇或懼怕的偶像而突出于民眾生活之中。它本身就構成一個民俗事象，像一個習俗慣制，每逢事變，必為眾人推舉，或牽頭起事，或排解糾紛，或安頓鄉里。因此，民間權威如無冕之王，為民眾服膺。這也正像馬克思所說的，“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頁。）。因此，民間權威并非神助天賦的奇才，而是歷史運動和社會實踐的集成者與見證人。
　　張煒《古船》中的趙炳之所以成為全鎮人仰慕的權威，就是因為他把握住了歷史變革的契機，經過“解放”、“大躍進”、“饑荒”等多次社會變故的考驗，逐漸培育和具備了眾人服膺的才干、智慧、膽識和人格魅力，才成為集傳統、法理和感召權威于一身的民間權威，成為洼貍鎮的太上皇的。他的形象既融入了儒家和道家的修身養性、剛柔并濟、老謀深算的文化秉性，又頗顯江湖好漢的敢做敢為、濟施百姓的本色，更兼有流氓潑皮的淫蕩和無賴。審視這樣的形象，確能讓人感受到民間社會復雜的人際關系和厚重的文化意蘊，以及超凡入俗的各種能人合構的歷史表演。
　　民間權威人物在作品中往往處在人物群體關系的核心或事變的關節點上。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在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網中，并非人人都生發著平等的作用，那些聰穎和富有才干的人往往處在社會關系的關節上，或者矛盾的焦點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作家通過描述網結或關節上的人及其關系，最易于“牽一發而動全身”，塑造出一個典型并暗示出社會歷史的發展趨向來。所以，民間權威形象代表了作者構思立意的“軸心”，全力塑造好關節點上的人物，將會帶動其他人物鮮活起來，并提升整部作品的品格。民間權威形象將會因其集歷史、心理、文化、政治、經濟等多種因素于一身，而成為人類的、民族的、地域的和歷史文化的集成者，顯示出豐厚的文化、歷史、社會的意蘊。
　　2.現實感召力
　　民間權威的非凡才能與出眾品質，對民眾具有廣泛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他們宛如救世主為眾人簇擁和追隨。民間權威的感召力并不以權力的強制為主導，雖然他們排解矛盾糾紛和創建新秩序時常常伴以權力和制度的化身，但他們的優異品質和人格魅力使他們的才能更充分地顯現為一種情感的感染力量，使民眾在一種心悅誠服的心境中接受他們的安排和調節，而較少感到權力或說教的力量。這種現實生活中的感召力也是民間權威最突出的特點。它相對于現代理性制度、秩序權威（如政府的官稅、工商、司法等轄治）的嚴密理性和缺少人情味，表現出民間社會在血緣和地緣關系籠罩下的親情感召基礎。
　　民間權威的感召力取決于他們對社會歷史的判斷、繼承與創新。民間權威的人格魅力和出眾才能是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培育出來的，他們往往汲取了前人的優秀品質，借鑒了前人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并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前人的經驗，才建立出新的民間關系秩序。《紅旗譜》中的主人公朱老忠的性格成長史，即從普通農民成長為民間感召權威的過程頗有代表性。他年輕時目睹父輩們與地主斗爭失敗的悲劇，憤而出走——下關東的經歷，闖蕩“江湖”所形成的傳統式豪俠本色和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品格，使他逐漸積累了與“惡人”斗爭的經驗與膽識。尤其是他在共產黨員賈湘農的幫助下階級覺悟的提高和斗爭理想的確立，更使他具備了民間權威的智慧、才能與見識，因此，他才在與地主馮老蘭的斗爭中，叱咤風云，智勇雙全，成為鎖井鎮一帶的農民甘愿服膺的領袖。
　　民間權威的感召力也是形成藝術感染力的重要審美因素。民間權威作為特定地域的“能人”，他所具有的豐富的人生經驗，超眾的膽識魄力與才能，使他成為文學審美的絕好原型。因此，當作家將他提煉加工寫進作品時，在特定的地域文化時空中，激烈的矛盾沖突將使權威的性格在矛盾雙方的碰撞中激發出奪目的形象之美，令讀者感受到具有了審美指向的民間權威（人物）的豐富的文化意蘊和人格魅力。朱老忠的形象魅力就是通過反割頭稅、保定二師學潮、巧救張嘉慶、高蠡暴動等階級對抗與沖突中展現出來的，每一個讀者都不難被他耿直、忠義、豪爽、敢做敢為的英雄品格所感染，為他在歷史事變關頭的睿智、老練所傾倒，獲得審美的共鳴與愉悅。
　　3.文化象征性
　　民間權威形象不同于現實生活中的原型個例，它具有藝術符號的象征功能，是在文本的文化語境中生成的具有能指與所指、物象與意象豐富意蘊的象征符號。文學形象源于現實生活卻又高于現實生活。它是作家審美理想與創作靈感對現實印象進行提煉、加工，創造出的具有虛擬性質的語義符號，因而它具有符號的編排關系和符號所指的語義拓伸性。它使文學形象表現出既與現實物象世界相聯系，又與審美意義世界密不可分的藝術象征性。比如在傳統權威形象身上，我們不僅可以復現能指所具體呈現的特定社會關系中的人物性格，而且能夠通過能指所暗示的語義的拓伸指向，聯想到其所代表的特定時代或歷史的豐富的文化意蘊，因而使這一個獨特的民間權威具有了某類權威和某種社會（歷史）的代碼意義。
　　文化語境是民間權威形象在特定時代背景下與社會關系雙向互動所形成的文本總的話語情境。這種社會關系不僅指促發或制約民間權威行動的社會環境，而且包括構成當下人們思考或行動的政治、經濟、倫理、習俗等社會總的關系因素。這些關系或顯或暗地與民間權威發生著聯系，構成民間權威性格發展的話語情境。之所以把話語情境稱作文化語境，是因為民間權威生存于社會中下層，與廣大民眾有著密切的聯系，他們所持存和使用的話語，是經歷了年代陶礪和民眾傳承的文化符號，而這種民間話語又經作家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情感所復制加工，更加文化化和藝術化，因而使民間權威形象更具符號化、象征性，成為新的文化語境。
　　《白鹿原》中的白嘉軒之所以一被創造出來就作為20世紀文學史上的“典型”而載入史冊，就與他的豐富的象征性分不開。在表象層面上，作家只寫了白嘉軒從清末到解放初50年的人生歷程，但是，閱讀《白鹿原》的人，決不會把白嘉軒僅僅當做關中某鄉村的一個族長和地主，在這個蘊涵豐富的傳統權威身上，作家通過符號的準確、精當的編排，使能指與所指互為預應支撐，極大地豐富了語義的拓伸性，借助人物辦學堂、興鄉約、修祠堂、耕讀傳家等一系列傳統文化活動，寄寓了傳統民族文化如何被振興、發揚，又怎樣在社會轉型中遭沖擊、被分解的歷史發展趨向，表現出族老統治走向法理統治的必然性。
社會科學滬74～77J1文藝理論趙德利20022002趙德利　陜西寶雞文理學院中文系教授　寶雞　721007 作者：社會科學滬74～77J1文藝理論趙德利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1: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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