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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人格尊嚴的喪失——成功的秘訣——不要臉

一

古時候，有位成功的商人帶著他炫人的財富，回到他的故鄉。家鄉的人們無不為之驚嘆，對他十分的崇拜與羨慕。在世俗社會中，誰會拒絕擁有財富？財富不僅使人的生活充滿色彩更使人在精神上有了一種功成名就的快感。讓人得到他人高規格的禮遇。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征。

于是，這位商人立即成了本地最大的新聞人物，人們在不同的場合，紛紛講述著他那充滿傳奇色彩的傳聞與故事。

對財富紅了眼的人們，揣測著成功商人的這的心理，想到他一定隱藏著發財致富的秘密。或者是現在人所說的專利，更或許是那句“芝麻開門”，所具有神奇力量的魔法咒語。

人們各懷鬼胎，紛紛通過各種不同的渠道，迫切地希望獲取這屬于商人個人的祖傳秘方。在他們的心目中，那怕是一點點，也許就足以改變自己一個普通人卑微的命運。于是大家聯合起來，一定要這得到，這能使鄉人沾光的共同致富的靈丹妙藥。其實，大家的心里都非常明白，這天上不會有掉下陷餅的好事，人們并沒有過高的期許，指望這位高人會將秘密和盤托出。但人們還期盼著，就算是十全大補丸中其中的一味，也就足以使他們衣食無憂，也就心滿意足了。

然而，商人對他們的要求，卻讓他們感受到意外和歡欣鼓舞。

商人對大家說：“眾位高鄰，你們的心情我十分理解，因為我也是經歷過你們現在的處境，才取得了今天這樣的成就。只要你們請我吃頓飯，事情就解決了。我一定會豪無保留地將我成功的秘訣傳授各位，對天發誓，決不保留”。

于是，鄉里的所有人，幾乎都被這充滿了誠意的承諾激動起來。三得三十一地湊上了足夠的錢，選擇了一個良辰吉日，用最好的大轎，用幾乎是迎接當朝一品大員的規格，恭恭敬敬地將商人請到了城里一家最豪華的酒店。還請來了幾個城里幾位秀色可餐的美女作陪。最好的美酒，最好的餐肴，最精致的器皿，商人在一眾鄉親低三下四的小心伺候下，大塊朵頤，享受了一頓豐美的大餮。

酒足飯飽后商人，揩了揩嘴上的油績。氣定神閑地坐在太師椅上。吹去手上茶盎上面的浮泡，看著圍在自己身邊所有的鄉鄰。些時，空氣似乎已經停止了流動。人們心臟狂跳的聲音都能夠聽到。人們的眼睛，睜大到了極限，耳朵豎了起來，并在此前都已請人掏盡，因為他們害怕漏掉一句致關緊要的話語，使自己與那唾手可得的財富，失之交臂。

商人潤了潤嗓，然后，慢而悠長地說：“各位高鄰，衷心感射你們對我的深情厚意，他讓我感受到那份濃濃的鄉梓之情，溫暖了我這顆多年在異鄉飄泊的心。”

這些深情的話，在眾人的耳里，卻被無情地刪去，在人們的心里沒有其存在的位置。

“為了回饋你們對我的恩情，我現在就告訴你們。”

開始鎖定，保存。

“我成功的秘訣，就在于，做人，一定要，沒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這句話你們一定要牢記，精簡下來其實也就三個字：‘不要臉’。，并且要隨時提醒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到了不要臉。否則，你們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將會是徒勞的，不會給你成功的機會，切記、切記。”

哇，人們頓時，就象炸開了鍋似的。

有人已經忍耐不住，用粗大的嗓門高喊：

“騙子，十足的騙子，滾出去”。

于是各種，罵聲、叫聲、吶喊聲、在這豪華的酒店里上演了一場多聲部的大合唱。然而，這位商人，仍在慢慢地享受著手中的香茗，仿佛陶醉在那輕柔抒緩的江南絲竹所發出的天簌之音。

不一會，人們一哄而散，再沒有人理會這商人的存在。

然而，商人，看到人們遠去的背影，眼前浮現出剛才那陪伴在他身邊幾位貌若天仙的美女，掂了掂腰帶上那裝滿了銀子的錢袋，十分愜意地向著那大紅燈籠高掛的地方走去，他知道，此刻他的最愛，就是即藏嬌隱玉的溫柔之鄉。

商人在說謊嗎？沒有。他質樸的言語卻實實在在地表達了一個千真萬確的真理。但是，在急切地想要發財人的耳朵里，這真理卻變成了謊言。因此，真理所揭示的真相并不都是能夠為人所愿意接受的，他常常不會給人帶來滿足和快感。

但是，現實并不因為人們的拒絕承認，從而影響其在中國的專制制度下作為真理存在的事實。

二

明代，正統年間，中央政府在大權掌握在司禮監大太監王振的手中。

一個在中央政府工部中任待郎的官員叫王佑，這位相當于現在副部長級的高官，整天出入王振的家門，并拜王振作為自己的干爹，小心地伺候著王振，對王振就象對自己親爹一樣孝順。由于他善于察顏觀色，揣摩王振的心思，很受王振的喜愛。

王佑，人長得很漂亮，臉上沒有胡須，有一天，王振開玩笑地問道：“王待郎，你臉上如何象我，也不長胡須？”王佑滿臉諂媚地笑著回答說：“爹爹不長胡須，做兒子又怎么敢長胡須呢？”這句話讓王振高興得差點要暈過去了。（典出明·陸容·《菽園雜記》））

明代天順時期的內閣首哺大臣李賢，曾經這樣痛心疾首地說：

“（王）振既得權，喜人趨勢，兵總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佑，奸險小人。首開趨勢之路，百計效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干眾曰：‘吾輩以其物相送，振大喜，以為敬己，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禮者，為慢己，必得禍。眾聞之益懼，皆具禮進見以為常。”（明•李賢《古入穰雜錄》）

作為一個國家的高級官員，和知識分子，李賢對這些政府高官的行為有理由感到憤怒，但是這些人為了能在官場中，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也只好心有不甘地不得不依附于更高的權勢，確實也是迫于無奈之舉。

專制制度下，官場有著他自己的特殊規律，這并不是那些白紙黑字所寫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它只能意會不能言傳，因此，被吳思先生稱之為“潛規則”。所以，不能用正常的思維去思考問題，否則，自己弄不好身敗名裂還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官場實際上就是一個巨大的政治股票交易中心，想要更大的回報率，就得瞅準時機，看準行情。當然付出是必須的，不可或缺。不管是任何人，如果能給人帶來更大的權力和利益，人就得付出財物和人格尊嚴作為代價。其實也還算公平，兩不拖欠。如果看走眼了，只能自認倒霉。

這個王振，如果不是一個太監，向李賢這樣的大官僚是不會感到憤憤不平的。因為潛藏在他心里的是對這種身份的人，具有一種輕蔑。而這種輕蔑，來自于他自身所具有的士大夫的文化優越感。

宦官是中國文化中，最為陰暗、最為惡劣、最不為人齒的一部分。只是為了保證至高無上的君王，不會因自己占有的女人永遠只屬于他個人，神圣不可侵犯的玩物，杜絕皇宮后院的妃嬪和數不清楚的女人們紅杏出墻的機會。而龐大的宮廷，又不可能沒有男人去干那些女人難以勝任的工作。于是，宦官，就成了帝王們一種最佳的選。，因此，就使這個罪惡制度，在中國存在長達千千年之久。

宦官，就是被閹割了男性生殖器的人。他使人的生理上發生了因人為的方式，出現了異常的變化。這些人在心理和身理上都受到極大的殘害，是值得人們產生深切的同情。而閹割男性生殖器，本是一種極為殘酷和不人道的刑法，叫宮刑。具體源于什么時候，已經十分地古老和遙遠。從傳下來的典籍來中了解到，已經有由閹人担任的職務來看，如東周，有寺人、閽人、等等這樣的稱謂，可以判斷至少從周王朝就已經存在。提到秦王朝的滅亡，有一個名字讓人耳熟能詳，即指鹿為馬的趙高，就是位宦官。而當時他已經担任了中書令，是國家高級行政長官。而更讓人熟悉的是中國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史記》的主要編撰者司馬遷，也是一位因替戰敗而投降匈奴的大將李陵，在漢武帝的面前辯護了幾句，便被漢武帝下了這樣的毒手，并將他打發到史館去與檔案打交道，從而成就了《史記》這不朽的杰作。

因此，太監的來源，常常是由這些被處以宮刑的人來担當，可見上古代這種殘酷的刑法，是一種常常執行的處罚性手段。否則，宮廷里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宦官供皇室使用。后來這種刑法漸漸地實施少了。為了彌補太監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就從對少數民族或對外戰爭年代中捕獲的戰俘中，選取一些年紀較小的人，強行對他們施行閹割手術，送進宮廷。明初，受永樂皇帝之命出使西洋的鄭和，就是這樣的人。他并不姓鄭，而是姓馬，云南人，是一個阿拉伯裔的中國人。他的祖先是跟隨元蒙帝國的軍隊進入云南的，他在很小的時候，在明朝的軍隊進攻云南時，被俘虜，閹割的，并送到北京燕王朱棣的府邸服務。后來，他跟隨朱棣在靖難之役的戰爭中，參與了河北鄭家壩之役的的戰斗。在這次戰斗中，立有戰功受到朱棣的表彰，為了記念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大用勝利，朱棣將他賜為鄭，因此，才叫鄭和。這在當時并非是一種個別情況，在明王朝的中前期，宮廷中的太監大多是來自回族、苗族、滿族、等等少數民族。還有諸多是來自己附屬國的人民，如越南、朝鮮等。當然這其中也有例外，如明宣宗朱瞻基時，有一個很有權勢的太監叫王敏，他本來是漢王手下的軍人的后代，因為跳球的技術非常精湛，宣宗皇帝十分欣賞他的球技，為了能讓他留在皇宮里隨時與自己切磋球藝，因此讓人把他閹了進宮來做太監的，但這只是一個特例，并不常見。

在滿人統治下的中國，滿人是高等民族，不會受到宮刑之辱。國家不允許滿人入宮担任太監，所以，在清宮里，太監大多是由漢人充當，帶有明顯的種族歧視。

在這種非人的酷刑下，閹人所受到待遇是極其不公正的。使這類人或多或少會產生與正常人相異的陰毒心理，具有一種強烈的自卑感，因而常常產生對人的一種仇視和報復的強烈愿望。這應當得到理解和值得人們的同情。由于，這種手術后所產生的后果，使人在正常性別上的識別，產生了問題和混淆，是一種身份上的混亂。他們非男非女，人們不知道如何去對他們進歸類。因此，常常為一般人所看不起，特別是受到了中國主流知識分子，即士大夫階層的蔑視。將他們視為不齒于人類的賤種，這在東漢的黨爭中，顯現得尤明顯。

但是，事物的存在，總是具有多面性。由于宦官的這種特殊的身份，使他離不開了皇室或王室，在社會上是無法生存的。因此，可以這樣說，他只能是王權的依附品。所以，宦官整天與皇帝或王公貴族們呆在一起，與他們形影不離。特別是與宮廷中未來的皇儲，從小就與宦官們生活在一起。更由于皇室普遍缺少普通人家的那種親情，這些太監往往成為皇帝的替代品，充當了父親、兄長的角色。他們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玩耍、親密無間，這是高墻外面任何一個正常人都無法做到的。

這種親密的接觸，自然是別的社會角色所無法取代的。加上宦官們長期扶持君王，對皇帝的心性、喜好，了如指掌。所以常常得到皇帝的信任和依賴。正是這種對皇權的依附關系，使他們在中央政府中所掌控的權力資源，往往能夠迅速得到擴張，成為帝國揮之不去的陰影。影響，長達數千年之久。因此，在中國，宦官干政就成了中國政治上的一個常見的現象。

因為太監能夠自由出入宮禁，并得到皇帝的高度信任，所以常常能夠進入國家的政治中樞。在皇帝的心目中，太監作為奴才的身份是無法改變的，因此，在他們的身上，不可能發生陰謀篡位的政治事件，所以是最靠得住的人。而對于擁有軍政大權的正常人，對皇帝而言，總讓他不能感到放心。皇帝隨時需要第三只眼睛和第三只耳朵，來密切注視著政治的走向，發揮著權力制衡的作用。于是，太監自然而然就是皇帝心目擊者中的最佳人選。因此，宦官，也就責無旁貸地成了皇帝的眼睛和耳朵。既是皇帝與朝臣之間的連絡人，又對國家的軍政大事具有權威的發言權，實際扮演了皇帝代言人的角色。

問題是，這些宦官很小就凈了身，并有許多出身低微，一般不具有多少知識與文化。也沒有什么實具的行政、經濟與軍事的才能。并且生活在宮廷之中，對物質財富，有著特殊的愛好。在加上具有很深的自卑情結，使他們更有一種超常的，得到人們尊重的強烈渴求。自然會對那些能夠滿足他們心理渴求的官員，給予特別的青睞。

皇帝將國家治理的大權交付與宦官，看來確實一種極為荒唐和不負責任的事。所以中國政治最為黑暗與腐敗的時期，大都與太監的權力彭脹有著密切的關系，除了極少的朝代，大都不能幸免。

最為典型的是東漢未年和晚唐，太監的勢力曾經經膨脹到能夠左右朝政，甚至于將帝國的最高統治者玩弄于股掌之間，翻云覆雨，握有生殺廢立的大權。

明代，特別是明中后期宦官干政，也是其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

明代一個官僚對此作了這樣簡單的評述：

“自古人君禁廷侍御，未有不用內侍者（宦官）。內臣（皇帝）左右，能勤謹順承，奉承旨間，多為人君所親愛。遂委以國政，授以大權，操舍與之詢謀，刑賞任其憎愛，致使壞亂大事，”（明•尹直《謇齋瑣綴錄》）

在掌握巨大政治資源的宦官面前，就算是權傾天下的明代最有才干的大臣張居正、手握重兵的抗倭名將戚繼光，在宦官的面前,也不得不低下他們高貴的頭顱，曲意奉承。如果沒有宦官集團的支持,他們幾乎是不可能有出將入相的機會,演繹他們人生最為輝煌的篇章。因此，一般的官員對宦官奔走迎奉，就不足為奇了。為了榮華富貴，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如果看一下，這些宦官顯赫的權勢，就可以知道知識分子為什么會將他們視為生命的面子，放到一個最不合適宜的地方。人格與尊嚴，在權力的驅使下，作為交換，只有拱手讓出。

“張太監，交趾人，（今越南）永樂年間，差內官到王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俯部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員，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回避之，且稱翁父矣。”（（明陸容《菽園雜記》）

明代中后期，就連皇親國戚，貴族見到他們，也要禮讓三分，更何況一般官員，誰也不敢拿自己寒窗苦讀，辛辛苦苦換來的烏紗去換取自己做人的尊嚴。

明成化十三年（1477）王越，加太子太保的頭銜，升任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增正一品官員的俸祿，仍然負責都察院的工作，得到太監汪直的特別賞識，吏部尚書尹旻帶著一群官員來見王越，請求他介紹去拜謁汪直，私底下，尹直問王越說：“見到汪公公。我們要不要行叩頭大禮？“王越大義正辭嚴地說：”我們身為國家政府六部的長官，那里有向別人磕頭的道理。”到了大家去拜見汪直的時候。王越先進去，尹旻派人偷偷地前去偵察，看到王越竟是跪在地上向汪直稟報事情，然后叩頭告辭。輪到尹旻等人去見汪直的時候，尹直帶頭向汪直行叩拜禮，其他前去參拜的人也趕緊跟著磕頭如搗蒜。汪直看了非常高興。尹旻出來后，王越，責怪他說，汪直不過是一個太監，而你是政府的高官，怎么可以向他行叩拜大禮呢？尹旻笑著說，我是看見別人這樣做，才跟著學的。弄得王越十分尷尬。（見明•尹直《謇齋瑣綴錄》）

自己無恥，還以為別人不知道，一臉正氣地指責別人的無恥，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獨到之處：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

宦官們的權勢如此的炙手可熱，以至地方上的官員，只要一遇上操著京腔，臉上無須的男子，就會心跳加激，兩腿發軟。明成化年間，有位男子，在福建冒充宦官，到處行騙，屢屢得手，所到之處，大小官員無不磕頭作揖，朝香進貢，唯恐招待不周，惹火燒身。誰也沒有想過辯別一下來人的身份，是真是假，所以釀成了震動朝野的驚天大案。

人一旦成了權力的奴隸，只有任權力羞辱，別無選擇：

“太監谷大用，迎駕承天，所至暴橫，官員接見，多遭斥辱，必先問：你的紗帽從那里來的？一令略不為意，大用喝問如前，令曰：我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錢買來的。大用一笑而罷。令出，眾問之，曰：中官性陰，一笑便不能作威矣。眾嘆服。（清•趙吉士輯《寄園所寄•卷一》）

從這個事例可以看出太監是何等的囂張，而這位官員沒有被貶責，只是一個例外，其實他所承受的心理壓力，是為旁人所難以理解的

由于太監對于官員的升遷具有很大的權力，于是連出家的和尚，也要巴結他們，企圖從他們的權力中分一杯羹。

明代，北就城郊外的大興隆、大隆福兩座寺院，是皇家的香火院，京師鉅剎。而別的寺院凡懸掛有皇帝所賜御筆題額的，都是太監們出錢所建。這些寺院都由朝廷任命的僧官主持，宮里的太監，從宮里出來，也經常會到這些寺院來修息。那些想要得到升遷的官員，就會動腦筋，預先與這些僧官搞好關系，買通他們。一旦宦官到來，這些僧官就會去通知他們前去拜謁。這些官員有什么要求都是通過這些僧官去打通關節，尋找升官發財的路線。所以許多大臣都與僧官交往密切，就是這個原因。

這是一個皆在歡喜的好事，僧人作為中介，并不費事就可以得到一筆不菲的傭金，何樂不為？而官員又能攀上一個粗干強枝，雖然有所出，回報自然是豐厚的。太監們自然是弄得過盤滿缽滿。每個人都能從中獲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但是，誰來為他們的交易買單？自然而然不會是僧人、宦官、和官員，而是國家和那些整天在為生計操勞的納稅人。

在這樣的社會現實面前，宦官成了人們心目中最有錢勢的職業，成為人們羨慕的對象。因此，京城附近的許多老百姓由于羨慕內官（太監）的富貴，便有人私自將自己幼小的男孩子，請人作這種閹割手術，送進宮中請求收用。甚至，還有一些無賴游民，已經結婚生子，也去做這種手術，以求能進入宮廷。這種外科手術，在當時的衛生醫療技術條件下，是要冒極大風險的，手術中和手術后的死亡率，是非常驚人的。并且，即使進入宮廷，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夠進入權力核心，大多數太監的生活是極其辛苦和悲慘的。特別是他們到了年老體衰的時候，便會被無情地踢出皇宮，流落在外。又因為他們的身份，得不到人們的理解和同情。因此，一般是不能回到故鄉居住，在社會上處處受人歧視，不為社會所接納，成為社會的一份子。大多只能到深山野寺，與僧人為伍，在青燈黃卷中，凄涼悲慘地渡過他們的殘生。這就是為什么，當他們還能斂取財物的時候，會不顧一切地收括，這是為了他們的晚年作好生存的準備。但是，在普通人的眼里看到的只是他們風光的一面，誰也不去關心他們凄愴的另一面。這樣，就使得自愿成為太監的人象潮水一樣不斷地涌入京城，人滿為患。

北京的紫禁城再大，也容納不下這么多滿懷希望的人流。這曾讓禮部感到十分棘手，只好請求皇上定奪。皇帝往往會下令將他們趕出京城，并規定，私自留在京城的，要被處死。這些被趕出去的人，被編成一支支軍隊，名曰“凈軍”發配到京城以外的衛所安置。遇上國家大赦的機會，按他們所在轄區過去的慣例，有的也會被送入宮廷，打發到皇宮的南苑去種菜。運氣好的，遇到宮中編制空缺需要人手的時候，就會進入宮中服役。他們之中也會有一些聰明懂事的人，爬到顯要的位置上。但是這種自己凈身進宮的人，機會很少。機會較多的，是那些在戰爭中被俘虜而閹割的太監，他們可以被選入宮中為他們辦的學堂讀書學習，比較有文化。因此，大多數都有機會成為皇帝后妃的貼身內侍。這些太監的人品也比較端莊，不象自己凈身的人，那樣粗鄙。所以，他們對自己凈身的太監也是很瞧不起的。

一個國家的社會風氣竟然會崇尚太監這種為人所不恥的職業，最愛面子的中國人，無情地將這面子給拋棄。表明整個社會的道德體系已經崩潰，社會在墮落，整個國家也在迅速地墮落。國家走向覆滅，社會走向崩潰，只是遲早的事情。

三

據說明代哲學家王守仁有一天，將一名小偷審訊完畢。然后，用他至良知的理論來對這個小偷進行教育。那知小偷聽了半天，一臉茫然，說：“老爺，你說些什么，良知、良知的，這是什么東西，他值錢嗎？他在那里？小人實在聽不明白”。

王陽明想想也對，給這種無知無識的愚民講理論，他如何省得。于是，大喝一聲，：“將你身上的衣服脫掉”。這小偷，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趕緊將上身的衣裳脫下，光著膀子站在大堂上，莫明其妙地看著王守仁。

王守仁，又發話：“繼續脫，將褲子也脫掉”。小偷愣了一下，還中順從地將外面褲子脫下，里面就剩內褲了。

“脫、脫、全部脫光”。

這小偷惶恐起來：“大老爺不能在脫了，脫下去，小的就什么都沒有穿的了”。說完下意識地捂住下身。嘴里還不斷地說，“不脫、不脫，打死我也不敢再脫了”。

王守仁大笑起來：“你不知道良知在那里？就在這里。你還是知道不好意思嘛。也就是說，還羞恥之心。即然知羞恥，就應當去做讓你覺得不丟人的事，這就叫致良知。只要你努力去做，便可以成為一個好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也就是說人是一種社會動物，他的內心深處，還是有善惡、羞恥的概念，具有一定的道德底線。只是許多人，為了一己的私利，平時忽略了自己的道德修養，只要努地朝著善的方向發展，人人都可以成為君子，成為受尊重的人。

話是不錯，但人的生活狀態，總是取決于他的生活環璋，離開具體的社會環境去討論個人的道德修養，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談。因此，在王守仁的眼里人人都能夠成為圣人。但是兩千多年的專制社會，到底又培養了幾個圣人呢？

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過得舒服快樂，而這種希望是沒有盡頭的，總是從不同的生活基礎上對生活的品質提出不斷新的要求。這是任何一個正常人都所具有的天性和所應該具有的權力。政治制度本應當為這種要求設計一種公平合理的競賽規則，而不是以單純的倫理道德去限制他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權力，過著一種苦行僧似的禁欲生活。而專制制度下，人的競爭是處在一種完全不公平的狀態下進行，人們也只能運用不公平的方式卻實現他們生活更為美好的要求與目的。因此，在欲望與道德的天平上，不可能存在均衡，一定要往欲望一邊傾斜。

并不是每個人都心甘情愿地將個人的人格尊嚴放棄，而是在現實面前，不得不低頭。人們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去獲取最大的收益。這就是撒旦的誘惑，為了使自己的欲望能夠得到迅速實現，人們爭相將自己的靈魂交給撒旦，因為只有撒旦能夠滿足于他們的所要愿望。

我們看一下一個無恥之徒的路歷程，就可以發現其實，這里面滿了無奈和辛酸。

南宋末年有一個人叫方加回，字萬里，號虛谷。安徽徽州人，他父親到南方做生意時，死在廣東。方回是他父親在廣東時娶的小老婆生的。所以他的字叫萬里，名叫做回。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這樣身份的人在家庭里，是受到歧視的。但是他很有些才氣，徽州的太守魏明己很賞識他，對他不錯。有一天，方回與當地的妓院發生糾紛，官司打到太守這里，魏太守見他來打這種官司，心里有些詫異，而方回要求自己陳述理由，魏太守雖然同意他的要求卻從心里開始瞧不起他，以后就與之漸漸疏遠。方回，后來通過科舉，當上池陽地方提領茶鹽所的干官，也就是管理茶、鹽交易的一個小官員。他居住宅的地方緊挨著一大戶人家，而這家的主人是一位寡婦，方回經常在人家出出進進，又喜歡說長道短。招來很多閑言碎語。呂師夔到池陽當太守，因為這些傳言，便認定方回行為不儉，讓他離開。

方回喜歡作詩，他的詩以放肆為好，大言不慚。他為自己寫了一首賀自己生日的詩，其中有一句是這樣的：“把酒從來不可期，吾降今日少人知。”頗有些懷才不遇的感慨。但是他的行為非常惡劣，當地人都很看不起他，有人就作了一首《甲午元日》的詩來譏諷他：

“端平甲午臣八歲，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幾人已死一人留。”

這是因為他在家鄉，做了許多壞事，很多人都受他害過，對他恨之入骨，所以他在家鄉呆不住，就僑居杭州三橋旅館的樓上，不敢回鄉。

方回，年紀愈大愈貪婪和好色。凡是遇到妓女就要給人人家跪下，一點讀書人的尊嚴都沒有。

他有兩個扶侍他小老婆，一個叫周勝雪，一個叫劉玉榴。方回十分喜愛兩人，但是兩個女人都不喜歡這個糟老頭。后來，方回到金陵去玩，將這兩個婦人寄養在周勝雪母親的家里。不久劉玉榴，外出不歸，周勝雪也跟著有錢人跑了。方回因來十分傷心，長吁短嘆，寫了兩首詩，表達自己郁悶的心情：

“鸚鵡籠開彩索寬，一宵飛去為誰嘆；早知黠嫗心腸別，肯作佳人面目看；

忍著衣裳牽舊主，便涂新粉事新官； 丈夫能舉登科甲，可得妖雛膽不寒。”

又一首為：

“一牝猶嫌將兩雄，趨新背舊片時中；陟忘前主能為叛，作事他人更不忠；

玉碗空亡無易馬，桃花猶在未隨風；何須苦部沙咤利，自是紅顏薄老翁”。

他還把這兩首詩刻成尋人啟事。貼在杭州的大街小巷，路過的人看了無不大笑。后來他又租了一個小姑娘叫半細，對這個半細就象是心肝寶貝，每當他到親戚朋友家作客，一定在用荷葉包些好吃的食品、果品之類的食物回來給半細吃。有一天他在回家的途中遇上一位客人，他向客人作揖的時候，，荷包掉在地上。大家一看原來是半只鴨子，客人和路過的人都大笑起來，但是他卻一點也沒有感到有什么不好意思。

因為他是住在旅舍里，每次與半細作愛的時候，常常不管有人無人，也從不顧及別人的感受。有一天晚上，他們作愛的時候過于瘋狂，兩人在床上激烈地搖晃，發出嘎嘎的聲音，將墻上的壁土都震落下來。正好他的隔壁住的是一位北方來的客人，因為生病，正好躺在墻壁下面，被壁上掉落下來的土蓋住。第二天，這個客人將他告到官府，方回被捉到衙門里去。幸好朋友的幫忙，大家從中說了許多好話，客人才沒有追究，方回才沒有過吃官司。不久，半細的租期已到，她要求回到母親家里，方回十分戀戀不舍，最后用高價將她買回來作老婆。而此時，方回已經是七十來歲的人了。

他的朋友牟獻之與他同歲，牟獻之的兒子牟成文，為了給父親賀壽，請朋友們為父親作賀壽詩。方加的一個朋友叫仇仁近，作了一首賀牟獻之,其中有一聯說：

“姓名不入六臣傳，容貌堪傳九老碑”。

因為方回與牟獻之同歲，仇仁近也順便作一首詩對分表示祝賀。詩里面有一句是這樣寫的：

“老尚留樊素，貧休比范丹”

因為方回自己寫的詩中曾有：“今生窮似范丹“這樣的句子所以借他詩來作比喻。不料方回大怒，說仇會近褒牟獻之，貶抑自己，兩人就爭吵起來，方回就拿仇仁近的詩用了中“六臣”的典故來說事，說仇仁近把當今皇上比成唐末謀奪篡位的朱溫。威脅說在將仇仁近告到官府查辦.朋友們都紛紛替仇仁近求情，請求他原諒,但是方回說什么也不肯。

仇會近沒有過辦法，只好與北方來的朋友們侯正卿,商量對策。

候正卿于是便去拜訪方，回對他說：“聽說仇仁近得罪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方回說：“這小子太無禮了，敢把當今圣上比為朱溫。，我正準備把他告到衙門里，讓官府將他殺掉。”

侯正卿笑著說：“仇仁近詩中只說到六臣，并沒有將當今皇上比喻為朱溫。其實將當今皇上比為朱溫的人，正是閣下你。如果告到官府那里，閣下可能反獲大罪。”

方回聽后，嚇得臉色都變了，再不敢吭聲。

侯正卿便向他索要了這首詩的原本，當作他面將詩稿撕碎，這件是這樣不了了之。

先前，方回本來只是南宋王朝的一個小官員，曾經賦《梅花百詠》討好南宋末年的宰相賈似道。得到賈似道的歡心，這才當上一方的長官。到了賈似道被貶謫的時候，方回正在安吉縣當知縣。他聽到這個消息后，害怕賈似道的案子會牽涉到自己，于是趕緊反戈一擊，給朝廷上了個《十可斬》的奏折，想以此來掩蓋他那些卑鄙的行為。而此時，賈似道已經在流放的途中被人殺死在福建。知道這件事的人，都很鄙薄他的為人。因此就有讀書人和他寫的《梅花百詠》的韻寫了一首詩來諷刺他：

“百詩已被梅花笑，十斬空余諫草存。”

方回上的《十可斬》疏，指的是賈似道有十個方面的罪惡。即：“幸、詐、貪、淫、褊、驕、吝、專、謬、忍。” 他卻因此疏，升任嚴州知州。不久，蒙古人的大軍就要到抵達嚴州。方回對嚴州人慷慨陳辭，說自己是這里的地方官員，負有守土的責任，一定要誓死保衛嚴州，與嚴州共存亡。

等到蒙受古大軍到來時，他忽不知到那里去了，人們猜想他一定是為了實踐自己的諾言，為國捐軀。但是在嚴州到處尋找，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他的尸休。當人們正在納悶的時候，他已經韃帽氈裘，跨馬而還，春風江面地回到了嚴州。人們這才知道他早就跑到三十里外的地方，去恭迎侵略者去了。因此，嚴州人沒有不唾棄和鄙視他的。他由于獻城投降有功，蒙古人隨后任命他為嚴州總管。

方回投降了蒙受古人后，在嚴州到處勒索有錢人家的財物，搜括的黃金、白銀就達十多萬兩，全部裝入自已私橐中。嚴州有一個老職員，見他既無才干，又非常無恥，十分厭惡他。后來這個老職員到杭州，又親眼看到方回跪在蒙古軍妓的面前，口稱小人，吃這些妓女的殘杯剩炙。遂寫了一個揭露他的貼子叫《方回十可斬》到處散發，這個貼子非常好笑。大概是這樣寫的：

“（方）回在嚴（州）日，虐斂投拜之銀數十萬兩，專資無益之用，及其后則鬻于人，各有定價。市井小人求詩序者酬以五金，必欲得鈔入懷，然后漫書數語。市井小人見其語草草，不樂，遂以序還之，索錢，幾至揮拳，此貪也。

寓杭之三橋旅舍，與婢宣淫，撼落壁土，為鄰訟于官，淫也。

一人譽之，則自視天下無人，大言無當，以前輩自居，驕也。

人毀之則呼號憤怒，略無涵養，褊也。

在嚴日，事皆獨斷以招賂，不謀之同寅，專也。

有鄉人以死亡告急，數日略不顧，吝也。

凡與人言，率多誕妄，詐也。

回有乞斬似道之疏以沽名，及北兵之來，則外為迎拒之說，而遠出投拜，是徼幸也。昔受前朝高官美職，今乃動輒非罵，以亡宋稱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年已七旬，不歸田野，乃棄其妻子，留連杭邸，買少艾之妾，歌酒自娛。至于拜張、朱二宣慰以求保解，日出買菓殽以悅其婢，每遇偎妓，必跪以進酒，略不知人間羞恥事，此非老謬乎！使（賈）似道有知，將大笑于地下矣”。（本事見于宋元•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

從方加的經歷來看，如果說他是在一個崇尚公平、公正的社會，在一個有序的競爭機制中，他不應當變得如此的不要臉。出于生存和享樂的需要，只好去適應這個社會的無序競爭，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的選擇。

從方回的出身來看，應該是出身在一個家境不錯的商人家庭。但出生后父親又已亡故，沒有充分地得到過父愛，只好從廣東回到故鄉。自己是小老婆生的，在中國這禮教森嚴的社會里，他這種身份的人在家里，自然會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至少很難享受到家庭的溫暖，這給個人的人格形成，造成了一些障礙和缺失。他日后行為的乖張，與這種生活環境無疑有很大的關聯。

客觀上說，方回本應當是個不錯的詩人，他的詩寫得也不算差，就算是為人詬病的《梅花百詠》來看，應當是不錯的。現在雖看不到詩是怎樣寫的，但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吏獻給當朝宰相的詩，如果不是具有相當高的水平，是不足以打動賈似道的。

宋代是一個詩的世界，詩的創作幾乎是每個文人官僚的必修課。因此，為當朝宰相歌功頌德的詩作，無疑汗牛充棟。而在這些詩山詞海中，能夠瞧進入宰相視野內的并得到青睞的詩歌，絕非平庸之作。而他的這種拍馬溜須的文字，當時也絕非一種個別行為。象方回這種不是出身官宦世家的人，沒有強有力的政治后臺為依托，要想在官場中混出過好的前程，幾乎是不可能的。誰不想找一棵大樹去乘涼？至于說他的假愛國，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有這樣的表現并不奇怪。就在周密的這本書里就有許多，這就是道德虛偽的具體表現。這種現象，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仍會存在這也是文化的延續。說方回貪婪， 中國官場上有幾個不貪？他在蒙古人的妓女面前所表現的丑陋行為，確實令人惡心。但是當時的社會現實是，蒙古人的狗也比漢人尊貴得多。這就是亡國奴的待遇，還能有什么更為體面的的選擇？至于說那些荒唐的舉止，其實不過就是傳統中國文人所具有的一些下三濫的舉動，要不中國人為什么總說文人無行？還有一點，就是當他準備拿仇仁近的詩去告發的時候。在一個北人的勸解下，立刻放棄，這正好說明，當時漢人的處境是多么的低下。因為在當時蒙古統治時期，南人的地們是不能與北人的地位相等的。這到不是他因為這位北人所說的有什么道理，而是不敢與北人爭峰罷了。

在名與利的驅使下，人們做出的無恥之事，有時只是讓人感到無聊和可笑。

唐代詩人李播任蘄州牧的時候，有一天，有位姓李的書生來謁見李播，并拿出一些詩來給李播看。李播一看大吃一驚，說：“這是在下過去的舊作，你怎么拿來見我？”

書生慚愧地說：“我拿先生的詩在江淮一帶行走已經很多年了，現在是來求您把這些讓詩惠贈給我吧”

李播笑了笑說：“好吧，反正我已經老了，又已經當上了太守，功名富貴都有了，這些詩稿對我來說，也沒有什么用處。就送給你。”

書生十分感謝，于是就告辭準備離開。李播順口問了一句：“你打算到那里去呢？”

書生回答說：“打算到江陵去見表丈盧尚書。”李播又問：“不知盧尚書，叫什么名字？”書生回答：“叫盧弘宣。”

李播聽了大笑說：“秀才，你又錯了，那盧尚書是我的親表丈，怎么你連這個也要冒？”

書生有些怕惶恐，連忙道欠：“對不起，對不起，承蒙先生的好意，將詩作借給我，我就連表丈一到順便借走。”

李播聽了哈哈大笑，便將他打發走了。（本事見，明•馮夢龍輯《古今譚概》）

這個人的確無恥，但還沒有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下面的這個人就讓人感到齒冷：

明代福建有個從小就被閹了進宮的太監，長大后，頗有權勢，他聽說自己的母親，還活著，就讓人將母親接到京城來住。第二天這位太監到母親的寓所拜見，遠遠地看見老夫人十分丑陋，他心里感到十分羞恥，轉身就走，并吩咐手的人說：“這不是我的母親，你們給我們另外去找。”手下的人明白他的意思，就重新到福建去找了一個長得很好的老對妓女回來給這位太監作母親。這位太監見了非常滿意，對著這年老的妓女大哭，把她當作自己的親娘相認并奉養天年。（見明·陸容《菽園雜記》）

天下之大真是無奇不有，連狗不嫌家貧，兒為嫌母丑的古訓和母子親情，都被這虛榮之心無情地拋到了九霄云外。人們還對此說些什么？無語。

是什么造就了這種不知羞恥的卑劣人格？

不能不說是國家的悲哀，文化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一生懵懂 2011-04-13 20:3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