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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時期作家群中，遲子建的創作是別具一格、卓爾不群的。她從帶著“北極村童話”踏進文壇之日起，就一直徜徉在無限寬廣、無所不包的民間生活的河流中，深情地注視“北國一片蒼茫”的故鄉大地和與自己血肉相連的底層民眾，以悲憫的情懷觀照著被主流意識形態視角所遮蔽、被混沌的歷史時間之流所湮沒的民間生活。遲子建將自身融入獨具情韻的鄉土風情之中，暢飲著故鄉的“天河之水”，大興安嶺遼闊的森林原野，醇厚的風土人情，底層民眾樸素而簡單的生活，滌蕩了她心中的抑郁與悲哀，給她憂傷的心靈以無限的撫慰。遲子建以平等的、甚至是謙卑的目光打量活潑生動的鄉土世界。不論是對童年和少年生活的追憶和紀念，還是對歷史情景和現實生活的懷想和描摹，遲子建都是站在民間立場給予無限的同情理解，而不是凌駕于世界之上的批判，因而遲子建的鄉土小說打破了主流意識形態和權力意志對鄉村民間世界的書寫，給世界提供了另一種解釋，使中國鄉土文學具有了形態豐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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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子建的小說可以說是異彩紛呈，自然隨意，有的簡單樸實，有的則充滿著瑰麗的夢幻色彩，但不管是何種風格的小說，其文本之上總是籠罩著一層寧靜的人性之光，寧靜成為遲子建小說一個醒目的美學特征。綜觀遲子建的小說，很顯然，大都不能劃入喜劇之列，但也算不上大悲劇，盡管里面也有小梳妝與付子玉之間令人哀婉不已的愛性故事（《秧歌》），有“妻妾成群”式舊式女子間的明爭暗斗（《舊時代的磨房》），有馬六九悲壯慷慨的抗日義舉（《香坊》），有驚心動魄的預謀殺人（《月光下的革命》）等，但這種具有戲劇性的非常態的行為和舉止，都在作家舒緩溫馨的敘述中化入日常生活之流中，成為生命狀態和人性內蘊的自然流露。這里既有人性的優點，也有人性的缺點，對此遲子建既沒有激昂謳歌和熱烈的頌揚，也不做痛切地暴露和辛辣的嘲諷，遲子建小說充分表達了對每一個個體的尊重，傳達了作家對民間生活倫理道德和生活原則的體察。發了瘋的母親給美奴帶來無限的痛苦和恥辱，也增加了她生存的艱辛，于是在一個夜晚，美奴將母親推入了江中（《岸上的美奴》）；獨自艱難地拉扯著八個兒子的郭富仁，清明時節帶著孩子給妻子上墳，在墓地他與前來為丈夫上墳的老寡婦徐慢慢結下了秦晉之好（《東窗》）。這些看似違背常理的舉止，其實滲透著溫暖的人性，體現了人類的現實關懷。
　　當然這種寧靜溫和的人性光芒不僅體現在作家對待故鄉人民生活態度和生存處境的理解與關心上，也表現在作品中的人物對大自然的理解與呵護上。在遲子建筆下，那鋪天蓋地的冬雪，連綿不絕的秋雨，春日泥濘不堪的街道，都具有神性和靈性，那些個人命運與自然環境相互依存的底層人民，對田野河流，對一草一木，對被自己馴養并使用的牛馬狗羊，甚至是傷害人類的黑熊都懷有無限的愛意。弱智兒寶墜兒住在牛欄，日夜與牛兒交談，牛兒對他的親熱和關心感動著孩子冥頑的心（《霧月牛欄》）；孤苦的洗衣婆怕落在她枕頭邊的落葉會寂寞，就趁著月光明亮地照耀著路面的時辰，將落葉送回原來的路上，不料回來時，她又在身上發現了一只蟲子，便再次走出房門，將蟲子放到了巷子里（《秧歌》）。在偏僻的鄉野，被文明遺忘的世界里，這種人對自然萬物的體諒與尊重，卻向人們呈現了一種更具有現代性和前衛性的人與自然的共存關系，體現了人類對個體生命存在價值更普泛的尊重。這種對人間萬物極富人性的理解，使遲子建的小說呈現了空靈而又樸素的寧靜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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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寧靜的人性之光的燭照下，遲子建的小說擁有了非常純凈的品質，但是純凈并不等同于單調或單一。遲子建為人們構造的不是童話般的世外桃源，而是充滿辛酸與艱辛的中國鄉土世界，在寧靜悠遠的小說文本背后潛伏著深深的憂郁。作為一個敏感、早熟，而又極富想像力的作家，遲子建不會漠視生活中的苦難，忽略彌漫與世界每個黑暗角落里的人性的痛苦，于是生活的陰影不時出現在文本之中，間離著人們對童話世界的接受。貧苦的農民不堪生活的重負，將最小的兒子送給了城里人，而年幼的女兒因思念弟弟抑郁成疾，最后夭折（《原野上的羊群》）；熱情開朗、富有活力的卡佳，為防止魚的腐爛，只身上山背冰，喪命于黑熊的掌下（《白銀那》）；勤勉能干的安樂死于瓦斯爆炸，她的父親卻又把弟弟送進礦上做工作（《從山上到山下的革命》）。在這里，遲子建如實地敘述了底層民眾生的悲哀與死的無奈，寫出了無情的生存現實對人性的摧殘以及對人的尊嚴的污辱。
　　“寫作是敞開自身的方式，是把自己交托給時間和命運的方式，隨波逐流，欣喜和黯淡并存，寫作把作家自身、虛構的世界和現實聯系為一體。”（注：汪暉：《我能否相信自己·序》，風余華《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我們也注意到遲子建在構造她的文學世界，也就是向世界敞開自己的時候，往往不正面展現自己內心世界的掙扎和心靈的哀鳴，而是通過對故鄉山川風情和底層民眾樸素生活的書寫來緩解自己與現實的緊張和對立，因而小說文本本身大多顯得晶瑩透明。遲子建在回憶《原始風景》的創作過程時寫道：“殘春之際，我只身來到西安，本想在愛情中使焦慮的精神變得滋潤，使雨露能溫柔地打消我對青春和生命等等的懷疑。結果我發現回到那里我的心變得更為狼狽，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喧鬧向我敏感的精神世界宣戰。就在這時，我躲在醫院頂樓的一間小屋時，流著臭烘烘的熱汗開始了《原始風景》的寫作。……我徜徉于家中青綠滴翠的菜園，聽著左鄰右舍為著樸素的生計而辛勞的故事，覺得信心和生命又變得堅定和可愛起來。”（注：遲子建：《秧歌·自序》，《遲子建文集》，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這一創作過程的披露，昭示了遲子建小說創作的內在動因。遲子建無比熱愛故鄉的山水風物和勞作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在文學世界里傾情講述這個與她的生命相維系的故鄉家園，但是遲子建并沒有把故鄉書寫成田園牧歌，相反她的發自生命深處的低回雋永的吟唱里傳達的卻是一種凄美的挽歌情調。遲子建曾這樣表述過她對大自然的認識：“大自然使我覺得它們是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事物，使我覺得它們也有呼吸，我對他們敬畏又熱愛，所以是不由自主地抒寫它們，其實我在作品中對大自然并不是‘縱情地謳歌贊美’，相反，我往往把它處理成一種挽歌，因為大自然帶給人的傷感，同它帶給人的力量一樣多。”（注：文能、遲子建：《暢飲“天河之水”》，《花城》，1998（1）。 ）同樣的認知也體現在對底層民眾生活的審視與感悟上。另外，遲子建小說大多以童年的追憶懷想和虛擬的夢境的形式出現，這種形式本身就昭示了現實的匱乏，因而“寫作就成為一種挽留的行為”，成為對自由的渴望，同時也構成對世界的抗爭與審視，只不過這種抗爭采取了更為柔韌而隱蔽的文本形式。于是，這位山水行吟者孤獨的歌唱，就事關人類生存的拯救，事關生命的延續這一亙古永存的文學大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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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子建書寫幾乎被人類文明所遺忘的底層民眾生存狀態的作品，之所以傳達給人們的不是憂傷的黑暗，而是喚醒了人們深藏于心底的無限溫柔，在于作家具有超越具體時代和具體社會的既定意識形態的博大的情感，也就是悲憫情懷，所謂的悲憫情懷，就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一種超脫、豁達，超越善惡，包容美丑，對人間萬物一視同仁，以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給予萬物生靈的掙扎與生存以普遍的憐憫。由于具有這種憐恤萬物、撫慰眾生的情懷以后，遲子建那些與幽靈同游、與苦難同在的小說才能寫得如此溫柔和美，沒有絲毫的恐懼和怪誕感，如《向著白夜旅行》、《重溫草莓》等。一個優秀的作家，不僅要向人們揭示社會與人生的苦難真相和殘忍面目，而且要在洞悉人生真相之后，找尋或創造一種承担真相的力量，讓人們在用文字堆砌的藝術世界里獲得精神的撫慰，情感的引渡，同時給卑微而令人絕望的世界以微弱的抗議和無聲的否定。遲子建的小說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現實主義鄉土小說。遲子建是一個清醒而樸素的現實主義者，又是一個飛舞的精靈，她經常以詩性的目光來發現和預設生活中的人性之美，又在想像中消融其中不連貫的部分，使其進入妖嬈嫵媚的藝術世界。遲子建不是被動、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攝錄鄉土世界，而是將這個世界打碎，運用想像與虛構，按著人性的要求來重新構建文學的鄉土世界，并將自己的個體生命融化在這個世界里。遲子建的鄉土小說大部分都具有實寫和虛寫兩重成分，也就是現實中的真實與精神里的真實相結合，許多小說頗具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中短篇小說的神采。如同“約克納帕塔法鎮”不能完全等同于美國的南方小鎮牛津城一樣，“北極村”、“大固其固”、“白銀那”也是經過小說家心靈折射的北國“邊城”。
　　“小說是現實生活的藝術，所以小說必須在現實中找尋它的審美價值，也就是生活的形式。”（注：王安憶：《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學》，1995（5）。）在這個世界里，遲子建找尋到了人類的溫情， 于是她在小說世界里，用充滿溫馨與愛意的溫情來承担人生的苦難，抵御生命的荒寒與無望。在遲子建的小說里，底層百姓的生活大都比較簡單、困苦，他們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經常要面對各種不期而至的天災人禍，但是他總是以平和的心態來對待命運，對生活和生命依然充滿了深情的渴望和敬重。《秧歌》里的洗衣婆，老伴去世后，自己也一天天地衰老下去，可是只要能吃上水餃和醋，她就覺得日子能夠過下去，并且還憐愛那一片落葉和一條小蟲。《親親土豆》里得了絕癥的秦山，在自己的生命之火即將熄滅的時候，不舍得徒勞地花錢治病卻給妻子買了一條天藍色的軟緞旗袍，讓她明年夏天穿上。遲子建認為溫情就是力量，渴望溫情，是人類的一種共有的情感。（注：文能、遲子建：《暢飲“天河之水”》，《花城》，1998（1）。）在遲子建的筆下， 這股暖人心懷的溫情，不僅來自于純樸的人際關系，也來自于人對世界美好事物的感悟與體認。《逆行精靈》中黑臉人，滿懷對哥哥的仇恨，準備前去殺人，可是同行客車里那個安詳的孕婦身上所呈現出的無法言說的美感，使他殺人的勇氣像退潮的海水一樣波瀾不起，而當夜晚在旅途中的小站里聆聽到充滿人間至愛的琴聲時，心灰意冷的他又產生了生活的渴望，于是從不流淚的他悄然落淚。遲子建的惟一的一部反映戰爭的小說《音樂與畫冊》是在音樂流淌和畫面展示的過程中，通過一個飽嘗戰亂之苦的老婦人的追憶連綴而成的。遲子建之所以將血腥的摧殘人性的戰爭與承載人類良知與美感的音樂和圖畫并置在同一文本，是因為她堅信音樂和圖畫這兩樣柔弱如水的東西，具有無限的穿透力，能夠戰勝殘暴的戰爭。（注：文能、遲子建：《暢飲“天河之水”》，《花城》，1998（1）。）遲子建是以審美的力量來阻止人類良知的墮落，這是遲子建作為文學家言說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方式。許多論者都認為“遲子建的善良和純情阻礙了她的筆伸向人類的劣根性，而文明斷盡的痛處延展，使她不足以構成對當下文明范圍和精神危機的有力沖擊和挑戰。”（注：徐坤：《舞者遲子建》，《中國作家》，1998（2）。）很顯然， 這是一種以目的論和決定論作為基本原則的歷史理性認識，這種認識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有其不容置疑的價值意義，但是人類的審美經驗卻常常表現出執拗的悖反意向，亙古長存單純如水的美和善，對人類的心靈更具有持久、綿遠的穿透力，永遠令人流連忘返。這種滋生于現實又超越現實的審美性經驗，更能體現人性的渴望和深度。這種與悲憫情懷相伴而生的溫情，如一棵根系發達的大樹，矗立在遲子建的小說世界里。她喚醒了與自然相隔已久的人們對山川樹木、對陽光雨露以及生命原初景觀的回憶，撥動了我們心靈深處脆弱而又敏感的心弦，柔和了我們浮躁凌厲、欲壑難填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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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期以來，鄉土文學再度繁榮，既有“五七”作家和知青作家把鄉村當做精神故鄉的吟嘆，也有路遙、賈平凹、劉醒龍等從鄉村突圍而出的知識分子對故園家鄉的抒寫。前者以局外人的身份，帶著清晰的反觀情緒審視鄉村，“把鄉村世界當做他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實驗場”（注：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論》，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尤其關注文化和歷史哲學等形而上的層面，這種關注的背后隱藏著文化態度上的不平等。后者這些生長于鄉村的“地之子”，對鄉村生活有著切膚之痛，所以他們關注的焦點往往是具體的鄉村政治和經濟的變動，對農民的現實命運和生存困境的改善傾注了心血，于是作品不免缺乏超越現實的審美與空靈。但是，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他們都是以主流意識形態的視角來觀照鄉村世界，以現代的理性精神燭照鄉村的靜態文化和停滯的生活狀態，揭示古老的鄉村文明和現代城市文明的矛盾沖突，因而大多數小說文本呈現著哀婉與痛惜、惶惑與焦慮的復雜風貌。遲子建的小說逸出了時代政治和文化意識形態的色彩，突破了流行的鄉土小說的范式。遲子建既不揭示時代矛盾、文化沖突，也不暴露政治迫害和權勢壓榨，完全依據個體的心靈感受和生命體驗來構建鄉土世界，以平等的態度、悲憫的情懷關愛著與自己血脈相連的底層民眾，所以遲子建的小說大多有著醒目的、不可更替的地域空間，而沒有明確的時代標識。在精神氣質上，遲子建的小說更接近于青春的蕭紅和世故的汪曾祺，由于人生閱歷的大相徑庭，遲子建的鄉土小說沒有蕭紅那種刻骨銘心的凄苦和哀傷，沒有汪曾祺的深刻與老到。同樣是對人生的悲憫，對溫情的表達，汪曾祺的作品蘊涵了更加撼人魂魄的蒼老與寒冷，因為對人生悲劇性的感悟，年老的汪曾祺是親身經歷、充分體驗過，而年輕的遲子建大多是理性的判斷。這是遲子建的局限，也是遲子建獨特的魅力所在，也許只有像她這樣具有寧靜而憂傷的靈魂的青年人，才能構建出如此瑰麗而純凈的有關中國鄉土的藝術世界。
黑龍江社會科學哈爾濱73～7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傳霞20002000作者單位：濟南大學中文系 作者：黑龍江社會科學哈爾濱73～7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傳霞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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