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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近代西方關于娼妓的13種理論》的補充與修訂，完成于2003年最后一小時

當前，中國對于性產業與“小姐”（妓女）的討論日漸增多。但是幾乎所有的論者都沒有回顧一下，前人的研究成果已經有了哪些，具體說些什么。這非常不利于學術發展。

19世紀中期以來，隨著嫖娼賣淫被作為一個“社會問題”，西方學者和各種社會力量曾經提出種種理論來解釋買賣淫的原因。西方各國提出的禁娼或者限娼的辦法，多少也是依據其中不同的理論。這里只能羅列一些主要的。其中有些理論具有傳承關系，但是在歷史的當時卻有不同的稱謂，因此筆者重新進行了分類，把相互關聯的理論放在一起。　　

一馬克思主義視角

1. 階級剝削論

馬克思曾把妓女稱為像計件工資勞動者那樣出賣肉體的女人。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妓女是整個社會生產方式的一部分。

首先，由于資本家階級強制剝奪農民，使農村女性也被迫投入城市的勞動力市場，其中有一些人就不得不投入性產業。

其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迫使人類的性行為也不得不高度商業化。因此妓女這種性交機會的買賣，也就空前地發展起來。

第三，階級剝削迫使無產者貧困化，女性只得以賣淫來謀生，結不起婚的男性也只得以買淫來解決性饑渴。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之后，賣淫現象才會徹底根除。如果不觸動社會生產方式和整個制度，僅靠立法與行政手段來禁娼，反而會掩蓋性產業的本質，為資本主義社會粉飾太平。

同時，馬克思主義者反對歧視和迫害妓女，認為她們是無產者的一部分。無產階級解放自己的斗爭，也包括解放這些階級姐妹。這一理論成為后來中國在解放初期禁娼運動的指導原則，并在實踐中獲得巨大的成功。

2．一夫一妻制補充論

恩格斯雖然也明確指出：賣淫是私有制和剝削的必然產物。但是他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更加強調了妓女是“一夫一妻制的必要補充”這個論點。（“一夫一妻制”這個術語在1980年代已經由中國國家馬列著作編譯局統一改譯為“專偶制”。）

恩格斯對于妓女的道德同情比馬克思更加充分。1892年12月22日，恩格斯寫信給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倍倍爾說：“我們首先考慮的是作為現存社會制度的犧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盡可能地使她們不致遭受貧困”。

他認為：“絕不應該損害她們的人格，也不應該損害她們的尊嚴。”

他還認為：“在賣淫現象不能完全消滅以前，我認為我們最首要的義務是使妓女擺脫一切特殊法律的束縛。”而且，恩格斯要求：“完全停止對賣淫進行追究并使妓女不受剝削”。

二社會發展階段視角

1．工業化產物論

這種理論認為：工業化就意味著必然把農民趕出或者引出農村，使他們成為無產的、流動的、底層的勞動者。市場經濟則意味著：“一切向錢看”。如果兩者結合，那么外出打工的農民，就必然有一部分人不得不投入性產業。只不過因為男妓沒什么市場，所以妓女才遍地開花的。在歷史上，歐美的妓女鼎盛期之所以會出現在19世紀中后期，就是因為市場經濟與工業化的匯合恰恰也是在此時。由于同樣的原因，到了城市化與現代化完成之后的20世紀后半期，西方的性產業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但是中國1980年代以來的情況與西方有所不同。西方人是在市場經濟中已經生活了至少百年之后，才遇到工業化的，因此那里的性產業是累積式漸進發展的。可是中國的市場經濟卻是在歷史斷裂之后勃然噴發的，而且與更大規模的工業化同步。所以，性產業在中國“突如一夜春風來”式的發展，也就順理成章了。

2. 消費主義產物論

后現代主義思潮對于20世紀以來的西方社會進行了深入的批判，也包括了對于性產業持續存在的一些解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這種“消費主義產物論”。它認為：“現代社會”已經把人們日常的性生活與性活動都給高度地“消費化”了。“性”已經不再是純粹的自然生物活動，而是消費對象。典型的例子，從“色情品生產線”到“性工具制造業”再到“性感包裝業”，不一而足。這些都給傳統的性產業（直接的性消費）提供了新的、更加充分的“合理化”與“合法化”的解釋，從而支持了性產業的持續。

3. 大眾傳媒霸權論

這也是后現代主義思潮中的一種理論。它認為，即使是人們日常的性活動，也已經變成了大眾傳媒的奴隸，而傳媒信息中最有害的就是所謂“性學”（更多地指“性行為學”）。這使得人們日益喪失了獨立判斷與自我選擇的意識與能力，客觀上模糊了性產業與一般性行為的界限，成為對于性產業的支持。

三婚姻家庭視角

1. 婚姻缺乏論

19世紀的一些學者相信，女性的獨身不結婚與賣淫存在著因果關系。例如：1870年，英國普利茅斯三個貧困街區中，在15-29歲的單身女子里，有68%的人住在租來的寄宿樓中。在貧民和工人居住區中，有44％的單身女子單獨居住。可是在全城人口中，單身女性獨居的卻只有8.2%。同時，警察報告：單身獨居女性中有39%的人賣淫，遠遠高于任何其它階層女性中的賣淫發生率。

但是，20世紀以來，這種理論逐漸消解，因為隨著婚姻自由與性自由的高度發展，它無法解釋，獨身獨居的女性為什么不像其他人那樣選擇非婚同居，卻偏偏要去選擇賣淫。

此外，在18世紀和19世紀，西方一些基督教組織和善良人士認為，妓女與婚姻是互相制約的，只要促使更多的人結婚和維持婚姻，就能有效地抑制性產業。因此他們發動了持續的“勸婚”運動。在19世紀后半期和20世紀前半期，各種形式的“救世軍”一類的組織，在勸善濟貧工作中，曾經把幫助和督促窮人結婚列為重要內容。

但是這種理論解釋不了也解決不了為什么有些人在婚后仍然買淫賣淫的問題，所以在實踐中也就收效甚微。

2. 家庭殘缺論、早年墮落論

在1863－1870年間英國所抓獲的妓女中，90%是孤兒和半孤兒。在1918年之前歐洲不同的監獄中，這樣的妓女占到64%。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是這樣的家庭環境觸發了賣淫。

同時，幾百年來妓女中就是年輕的居多。例如在19世紀中期，87%的妓女是26歲以下。其它調查則發現，妓女一般平均在15到17歲之間。

許多學者綜合這兩方面情況，提出應該從保障家庭完整和教育青少年的角度，徹底斷絕妓女的來源。

不過，到了20世紀末，西方各國的離婚率遠比19世紀高得多，家庭殘缺的青少年也多得多，為什么妓女的規模卻在縮小呢？看來這種理論也沒有什么多少說服力。

3. 愛情崇拜破產論

信奉這種理論的學者并不多。他們認為：在西方文化中，作為一個全民追求的理想，所謂的“浪漫愛情崇拜”，在20世紀以來的物欲化的社會中實際上已經破產了。這就促使甚至是迫使那些失敗者去尋求更加“簡化”與“單純”的性生活――性產業。但是這種理論卻并沒有提供出“愛情失敗者”與“性交易者”之間的數量關系。

四社會階層與文化的視角

1．貧困賣淫論

一直到目前，這是一種最流行的理論。它是1830年由法國學者巴倫特創立的。他在研究12,000個妓女后認為，“勞工的女兒因為貧窮而賣淫”是最主要的妓女成因。

2. 老爺強奸論

這種理論在托爾斯泰寫于19世紀的小說《復活》里，非常形象地表達出來。它認為，是上流社會的男人首先強奸或者誘奸了低階層的女性，才迫使她們不得不賣淫。

但是，早在19世紀的當時，這種理論就受到了挑戰。例如，1890年左右學者們調查女性當妓女的原因時發現，在16,000名妓女中，有17.7%的人是由于與同階層的男性發生性交而成為妓女，只有4.1%的人是由于與比自己高的階層的男性性交，可是其中還包括那些并非上流社會的男人，如旅客、職員、店員等；而其余近80%的女性都不是由于失身才不得不賣淫的。

3. 社會底層論（下九流論）

這種19世紀很盛行的理論認為，盡管中上等社會階層認為妓女威脅了自己的婚姻和兒女的純潔，但是妓女的服務對象實際上主要是社會的下層人口。例如1886-1869年，在英國普利茅斯妓院中的嫖客里，80%是工人和其他體力勞動者。因此有些人認為，這是底層社會天生的通病和頑疾。只不過，有的人主張應該討伐；有的人則認為無傷大雅。

這種理論在當時當地可能有根據，但是卻不能套用到當前的中國。據2000年的全國總人口隨機抽樣調查，有錢的男人“找小姐”的比例遠遠高于窮男人。

4．文化傳統論

在20世紀中，不斷有學者從人類學或者民族學的角度發現，在一些弱勢的或者底層的社會群體或者社區中，人們對于賣淫與買淫，從來也沒有西方的或者中產階級的那些道德看法，甚至僅僅是一種風俗。

這種理論充分注意到了各種文化之間的差異性，但是由于它具有濃厚的后現代主義的色彩，因此也不斷受到傳統學派的質疑。

五微觀經濟學視角

1. 職業環境差異論

它認為，上述的“貧困賣淫論”在西方社會已經過時。這是因為，女性所能夠從事的職業，對于她們會不會成為妓女，發揮著更大的作用。例如，美國1888年的調查發現：在有過工作又當妓女的的人中，53.7%是原來的服務行業女工，27.9%是工廠女工，5.9%是小商販，只有0.5%是電話員之類的白領女工。1914年的調查又發現：90%以上的妓女來自零散工和半熟練工人的家庭，她們自己50%以上當過服務女工，其余人原來的工作也都非常不受社會贊賞。所有妓女都怨恨父母的工作或自己原有工作的社會地位和職業聲望太低。

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白領階層女性劇增，在那些從事體力勞動或不夠體面工作的女性里，拋棄原職業去賣淫，或者業余賣淫的人有增無減。許多學者認為：當一個女性所從事的職業的聲譽已經降到與妓女差不多時；該職業的工作環境又與賣淫差不多時（如各種低級服務業）；賣淫的較高收入就更容易把職業女性吸引過去。可是反過來看，正是由于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女性大量就業，而且大量進入白領階層，才有效地抑制了妓女的源頭，使得妓女的總規模未升反降。

2. 勞動收入差異論

這種理論從經濟學角度，把賣淫看作一種工作，因此特別注意妓女的價格行情（也就是妓女的工資）所發揮的作用，尤其注意妓女與其他行業中女性收入的橫向比較。

許多研究者發現：賣淫的單位時間收入，比女性所能從事的任何工作都多。例如，遠在古希臘時代，吻一下一個名妓，收費50金幣，過一夜收費200個金幣。在中世紀的意大利，妓女賣淫一次的收入，等于高級女仆（當時收入最高的女人）10年的工資。即使在妓女大增的19世紀的歐洲，妓女賣淫一次也等于工廠的紡織女工干5年。因此，美國有一句民諺：“辛辛苦苦干一天，不如隨隨便便躺一會兒。”在中國，即使在被人們認為是純而又純的50年代和“文革”時期，北方農村里也有一種說法：“褲帶松一松，能頂半年工（分）”。

除了直接的收入以外，較高級妓女的奢侈生活，對潛在的妓女也是一種吸引。例如，20世紀初，巴黎某名妓在用蘭花擺成的“地毯”上跳裸體舞，在灌滿香檳酒的浴盆中當眾洗澡。任何一個歐洲女王也不可能如此奢侈。

妓女的價格當然也受到市場行情和就業者多少的支配。19世紀前半期，處女妓可值100英鎊，相當于當時的一座中等商店。但到1880年前后，由于處女賣淫者劇增，她們的價格就劇降為5英鎊。在1929年以后美國的經濟大恐慌中，處女首次賣淫只能收入0.1美元。但是，這對失業女工和饑餓的婦女，仍然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這種理論認為，禁娼要靠市場調節，即政府應該把賣淫強制限定在“紅燈區”里，同時征高稅。這可以迫使妓女的價格上升到一般人付不起的地步，而且妓女本人的收入也會由于高稅收而相對減少。這樣就可以抑制賣淫與買淫雙方，逐步達到“限娼”的目標。

六男性主義視角

1. 社會功能論（安全閥理論）

這種理論把男性的性欲看作一種總歸要釋放出來的能量，就像鍋爐里的水蒸汽一樣。如果不把妓女當作一個安全閥，水蒸汽的壓力過大，又沒有釋放渠道，鍋爐就會爆炸，社會的各種問題就會更為嚴重。因此性產業不能消滅，只能由社會根據需要來加以調節。

這種理論是古往今來最流行的一種理論。早在中世紀，基督教教會就宣揚：如果消除了妓女，世界上就會充斥強奸與同性戀。到1857年，著名的英國醫生阿克頓發表了《妓女》一書，認為妓女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只要還在禁止士兵過婚姻生活，國家就把性產業變成了社會的生活必需品，政府就有義務管理和調節性產業。

在這種理論指導下，歷史上的許多民族在許多時期內，都是由政府來管理或者監督性產業和妓院。妓女對軍隊的穩定也曾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在20世紀女權主義興起之后，這種理論遭到了致命的批判：它把妓女看作僅僅是男人的安全閥，又把男人看作就是整個社會，所以在20世紀后半期中，西方社會中公然信奉這種理論的社會力量急劇減少。

2. 社會生物學理論

社會生物學認為，人類作為生物界的一個物種，其生存目的，在客觀上就是要保存和傳播自己物種的基因，使它延綿不絕。為了完成這個“大自然的使命”，人類的男性與女性，在性方面就不得不分化，甚至不得不相互對立起來。

男人每次射精可以輸出一億左右的精子，但是只有一個精子可以最終“有用”。因此男人總是傾向于與更多的女人性交，以便使自己的基因獲得更多的機會保存下去。女性則相反，在一生中，她只能產生四百個左右的卵子，她要傳播自己的基因，只能指望每個受精卵都能順利地孕育、生產、成長和存活下去。因此女性總是傾向于性關系的專一與持久，總是以孩子為自己生命的主要意義之所在。

以此來推論，男人的嫖娼在客觀上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女人的賣淫則是違背其生物本性的，因此賣淫的女性從來都只是很少數。

雖然有許多學者支持社會生物學，但是社會科學界一般都持批判態度，女權主義則認為它是基于“生物本質論”的，是男權主義的代表。

3. “騷女”論

早在1882年和1885年就分別有人提出：許多妓女是為了尋求“性快樂”而投入性產業的；許多女性因為在夫妻性生活中不能充分地滿足自己的性欲，才去當妓女。還有一些人則堅信：女人有一種所謂“被強奸的渴望”。總之，她們是因為先“騷”才作妓女的。

這種理論其實一直是某些男性的一個理想。它不符合最起碼的邏輯（妓女如果是為了性快樂，為什么還非收錢不可），也不符合20世紀以來任何一個科學調查的結果。

七道德主義視角

1. 個人道德墮落論

它是用來解釋妓女的成因的，是西方各種宗教和中國“道學”的最普遍的主張。它把買賣淫都視為純粹是個人的道德操守的問題，強調用道德來約束女性，禁娼也主要靠道德的強化與威化。

從19世紀起，隨著社會科學的發展，這種理論的市場與影響急速地縮小。

2. 社會道德秩序論

傳統的禁娼主張，基本上都是出于這種理論。它認為，性產業雖然是雙方自愿的，而且往往并不涉及第三人，但是卻侵犯與損害了社會的道德，因此就是破壞了社會秩序。在中國，直到民國時期都使用“有傷風化”這樣的術語來表達這種理論。

20世紀后半期以來，隨著法律文化日益從維護道德與維持秩序轉向保護個人權利，這種理論也日漸式微。

八女性主義中的“壓迫”論

1. 男人的性偏好的引導

20世紀以來，西方的性產業有所變化。許多學者從男人的嫖妓心理來分析，發現19世紀的男性喜歡嫖處女和年輕妓女。因此，在1869年英國某海港的9,000名妓女中，15歲以上的僅僅占1/6，而13歲以下的卻占到1/3。可是20世紀以來，嫖客的主要動機已經變化了：

首先，他們是因為找妓女去性交簡單容易，既無須象交女朋友那樣費時費力，又不會帶來被迫與她結婚或者生下私生子的危險。

其次，他們是因為妓女的性技巧更刺激，而非常多的妻子卻不愿那樣做。

第三，有一些男性試圖從妓女那里驗證自己的性能力，青少年尤多。

因此，許多學者認為，實際上是男人的性偏好在造就著妓女的不同類型和不同發展趨勢。20世紀后半期以來，許多女權主義認為這恰恰是下面的“男權壓迫論”的有力證明。

2. 男權壓迫論

它認為妓女是男權社會壓迫女性的產物，妓女的存在是對女性的整體尊嚴與長遠利益的巨大損害。因此唯有女性解放，真正實踐男女的平等權利，妓女才可能根除。從1871年英國的禁娼運動一開始，各國的一些女權主義者就不斷以這種理論來反對禁娼。1974年的美國全國婦女大會后，又有人提出：女性擁有性對象選擇權，應該以這一權利的徹底實現來取代和消除性產業。

3．性剝削（sexual exploitation）理論

它是前述的“男權壓迫論”的發展與具體化。它認為：表面上看起來是“公平交易”的性產業，其實是由于女性在整體上處于弱勢地位，所以其中的一部分女性不得不賣淫，這就是被剝削了，因為剝削并不僅僅限于經濟，還包括人權、尊嚴等等。這種理論中的“性”，其實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性別”，即男權的剝削，二是“通過性來剝削”。（有一些人認為還有第三個方面：“性行為過程里面的剝削”。）在實踐中，這派理論格外注意“性奴役”（enslavement）問題，尤其是“性拐賣”（traffic）問題，包括被拐賣、販運、強迫進入性產業的女性以及性產業中的暴力問題。

臺灣女權主義理論家何春蕤把這種理論稱為“婦權主義”，也就是“好女人主義”。這種理論在實踐活動中表現為“拯救派”，就是認為妓女是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受害者，需要婦女運動來“解放”她們。

當然，也有一些社會力量（例如工會），把妓女看作掙扎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普通勞工，他們所反對的“性剝削”，重音在后面兩個字上，而不是第一個字。也就是說，他們反對的是一切形式的資本家，而不論通過什么來剝削。

九女性主義中的“權利”論

1. 自愿職業論

19世紀晚期，有學者發現：雖然有一些妓女是為了報復某個男人或者全體男性；但是也有一些則是為了建立有用的社會關系，例如往上爬等等。后來的學者進一步認為，無論動機如何，許多妓女都是自愿從事的，而且往往把這當作一個職業。到1920年調查歐洲的已經入獄的妓女時則發現：其中42%的人堅持說，當妓女完全是她自己的主動自愿選擇。同時，終生做妓女的，在西方社會至今也并不罕見。

這與當前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1980年代以來的“小姐”雖然大多自愿，但基本上是臨時工，不想也無法長期從業。

2．性工作（sex work）理論

它是前述的“自愿職業論”的發展與“權利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直到目前，西方一些女權主義者認為，妓女是女性的一種合理的職業，是她們的勞動權利的實現，因為女性有權支配和使用自己的肉體。女性的身體既不屬于男人，也不屬于其他女人，僅僅屬于她們自己。現在人們所看到的一切性產業的丑惡方面，其實都是因為妓女沒有獲得合法的勞動權利而造成的。

這一派女權主義者被何春蕤稱為“妓權主義”，他們的實踐主張是：支持與幫助妓女合法地勞動。為此，他們曾在歐美各國發起過大規模的反禁娼示威。到1990年代末，在我國臺灣和香港，持有這種主張的女性也在增加。2000年，聯合國的“監督《消除各種形式歧視婦女公約》執行情況的委員會”曾經對中國發出了沒有約束力的通知，要求實現“性工作也是一種職業”。

十當前中國特有的理論

自從1990年代以來，在中國人對于性產業的討論中（比性產業的重新出現晚10年而且主要發生在民間），最主要的爭論發生在“好逸惡勞論”與“為生活所迫論”之間。這其實是古今中外都最普遍流傳的“個人道德墮落論”與“貧困賣淫論”的翻版，是基于道德價值取向的差異而產生的無結果爭吵。

同樣，在中國人關于建立紅燈區或者妓女合法化的私下討論中，無論是正方還是反方，都無法算作一種理論，而僅僅是一種主張。他們所依據的理論，并沒有超出筆者上述的范圍。

其實，最有中國特色的、西方學者不必說或者不敢說的理論是下列四種。

1. 政治價值論

這是中國官方1980年代之初就信奉的理論。它的要點有四：

其一，“死灰復燃論”。解放之初我們曾經“一舉禁娼成功”，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妓女的信條。因此現在的性產業是給社會主義抹黑，會影響我們的政治聲譽。

其二，“蒼蠅飛進論”，其經典的表述是：“改革開放打開了窗戶，飛進幾只蒼蠅”。這種理論后來被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總結為：“開放以后，一些腐朽的東西也跟著進來了，中國的一些地方也出現了丑惡的現象，如吸毒、嫖娼、經濟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堅決取締和打擊，絕不能任其發展。”

其三，“精神文明論”。性產業不僅僅是“沉渣泛起”和“社會丑惡現象”，而且是爭奪思想文化陣地與下一代的問題，用1981年的文件原文來說就是：“賣淫活動的增多，敗壞了社會道德風尚，腐蝕了人們的思想”。

其四，“壞人勾引論”，上述文件說：“（要）揭露社會上的流氓分子引誘、坑害女青年的罪惡行徑”。

2. 腐敗產物論

許多中國人都相信，中國當前的性產業是腐敗的結果。這表現為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兩組社會現象。

其一，貪賄之中與貪賄之后的腐敗消費，是高檔性產業的主要支柱之一。同時，性消費又是腐敗的重要的目標、動機與潤滑劑。

其二，執法者中的腐敗是性產業的保護傘，而性產業則必須迎合這種“尋租”。

3. GDP主義（犧牲婦女論）

盲目追求GDP的增長，以為它可以“綱舉目張”或者“一俊遮百丑”，是當前中國社會發展中最危險的傾向。它主張“犧牲幾代婦女的青春，換取經濟發展（其實是原始積累的意思）”，因為它認為性產業可以改善投資環境、解決就業、增加稅收等等。甚至不斷有人“估算”出中國性產業對于GDP的大得嚇人的貢獻。

這種理論流傳很廣，信者極多。例如，不知道多少地方的多少人都在傳說著同樣的故事：當地一“掃黃”，小姐們一取錢逃走，當地銀行就差點兒垮掉，地方經濟也一塌糊涂。

在西方學術界，基本上沒有人敢于如是說，至少不敢像中國一些人那樣堂而皇之地說。

4. 執法創收論

一些執法者（甚至立法者）認為，對于性產業的罚款（或者稅收）可以解決一些財政問題，就是“罚壞人的錢（收壞人的稅），給好人辦事”，而性產業的存在則是罚款或者稅收的前提。只不過因為與“政治價值論”沖突，所以這種理論目前還沒人敢拿到桌面上來說。

這種說法可能是糟透了，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它卻是一些人、一些地方之所以拼命“掃黃”的私下動力之一與自信心來源之一。

5. 財富再分配論（“扶貧”論）

這是一種更加無法公開說的理論。它認為，嫖娼的一般是比較富的男人，而妓女則一般是難于更好就業的窮女人；因此富男人的性消費至少可以為一些窮女人“扶貧”。因此性產業的存在與發展有利于“均貧富”。1998年以來，這種理論已經從港臺男客中[11]傳播到大陸的一些論者中。

除了上述理論之外，筆者自己也有一些其他猜測，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靈肉分離論”――“做生意”的時候自己的身體只是“他者”（參見《生存與體驗》）。但是，它雖然可以在個體行為的層次上解釋“小姐”為什么能夠賣淫（而不僅僅是為什么想賣），但是一來還缺乏社會學的深度（因為并不存在純粹的個人行為），二來還沒有在學術界與社會上傳開，三來這是嚴月蓮女士最先說出來的；因此就不列入上述的理論當中了。

在結束本文時，筆者相信，許多讀者都掌握著一些上文沒有提及的情況。筆者衷心地希望大家都深深地鉆到個案當中，去探討它所隱含的理論認識與文化意義。作為定性研究，一個例子足矣。這就作為我對大家的新年賀詞吧，不成敬意！

作者授權愛思想發布，轉載請注明出處。

燕南園愛思想 潘綏銘 2015-08-23 08:5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