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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456（2007）05—0099—04
　　最近三十年來，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超過既往，取得了空前的成績。古代文論研究的理念、方法，有了很大的豐富和發展。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古代文論研究隊伍的壯大，文藝學家與古代文學專家分工合作，各揚所長，開啟了新生面。
　　古代文論，作為一個研究方向或者學科分支，與中國古代文學，與文藝學，都有內在的深刻的關聯。所以，古代文論的研究主體，也就有兩類學者，兩大學術群體。一類是站在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立場的，一類是站在文藝學學科立場的。相應地，也就有兩種研究路徑和研究范式、研究風格。我這里不完全是從研究者在大學里或者在科研院所里的行政歸屬來劃分，不是從他們是在古代文學教研室，還是在文學理論教研室來劃分，而是從他們各自的研究視角、各自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從他們的學術思路和學術習性來劃分。這兩種研究路徑的區分，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已現端倪，而在近三十年日漸分明。羅根澤早就提出，文學批評史研究的態度主要有兩種，一是要寫出“事實的歷史”，一是要創造“功利的歷史”。前者是所謂純粹的史家，就是以忠實地記述過去為目標；后者是要以古為鑒，找出根據，用以指導未來。前者重在“求真”，后者重在“求好”。[1]20—21 他所謂“事實的”、“求真的”文學批評史，約略近于我們所說的從古代文學立場對古代文論的研究；他所說的“功利的”、“求好的”文學批評史，約略近于我們所說的從文藝學立場對古代文論的研究。回顧八十年來的軌跡，不難看出，古代文論這一學科分支最先是由文學史家開創，而近三十年來，文藝學家在古代文論研究領域中的聲音逐漸變得比以前更加響亮。
　　陳鐘凡、郭紹虞、朱東潤、羅根澤代表了第一種路徑。陳鐘凡晚年在《自述》中說，二十年代初期，他出于對學衡派盲目復古的不滿，主張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他是把撰寫文學批評史作為整理國故的工作來做。郭紹虞1934年在其所著文學批評史的自序中說：“我屢次想嘗試編著一部中國文學史”，覺得工作太過浩繁，“所以縮小范圍，權且寫這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我只想從文學批評史以印證文學史，以解決文學史上的許多問題。”這個傳統近三十年得到繼承和發揚光大，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復旦大學七卷本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南開大學羅宗強主編的“中國文學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蔡鐘翔等撰著的《中國文學理論史》，還有許許多多精彩豐碩的成果，不勝枚舉。在文獻的發掘考辨上，也有喜人的收獲，被稱為“孔子詩論”的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等文獻的發現、整理和闡釋，就是顯著的例證。
　　郭紹虞等前輩對文學批評史研究有開創之功，沾溉后輩，但是，他和他的同輩人的研究，不以高度的理論思辨性見長。他們發掘整理史料所依憑的文學觀念，是在“五四”新潮中從西方引入的，理論界彼時還來不及充分消化。朱自清在《詩文評的發展》里指出，“若沒有‘文學批評’這個新意念、新名詞輸入，若不是一般人已經能夠鄭重的接受這個新意念，目下還談不到任何中國文學批評史的。”[2]544 以西方的文學觀念梳理、闡釋中國古人的論述，終究不免有許多的捍格、抵觸。另一方面，搜羅和鑒別史料的工作，如何與中國本土的現代文學理論的建構同步，文藝學家對此持有與古典文學研究家不盡一樣的看法。朱光潛1948年在《朱佩弦先生的〈詩言志辨〉》一文中說：“近三十年來中國學者很出了一些文學批評史的書籍。這些著述大半以時代為中心，把每時代的文藝主張和見解就散見于當時文獻中的七拼八湊地集拢起來，作一個平鋪的敘述……佩弦先生的《詩言志辨》之所以成為一個重要的貢獻，也就因為它替文學批評史指點出一個正當的路徑和一個有成效的方法。”[3]493—498 那是什么樣的路徑和方法呢？朱自清是環繞古代文學理論的核心觀念，環繞著古代文學理論的基本范疇和重要命題展開討論，在中國詩論里抓住了“詩言志”、“比興”等四大中心觀念來縱橫解剖，理清脈絡。朱自清本人在《詩言志辨》的序言里說，他的方法是，“尋出各個批評的意念如何發生，如何演變”。他著重的是論，而不是史。雖然《詩言志辨》是一本專論而不是通論，雖然全書對所論并未充分展開，但它確實指點了新的路徑。
　　這另外一種路徑，我覺得，可以拿朱光潛、宗白華和王元化作為代表。朱光潛在《文藝心理學》、《談美》、《詩論》等著作里以近現代西方理論為參照，重新闡釋中國古代文論概念，他對中國與西方、古代與現代作了溝通①。宗白華呈現另一種學術風格，他說，西洋的美學理論與西洋的藝術相表里，研究中國古代美學，必須結合中國古代的工藝品、美術品，結合古代的詩歌和音樂。他還認為，歷史的綜合敘述固然重要，但問題的研究更可以“為將來中國美學原理系統化之初步”。這句話至今還值得我們仔細玩味。他以《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等論著，給我們作了極好的示范。② 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出版于1979年，可以看作從文藝學視角研究古代文論的一個里程碑。他在《文心雕龍》創作論八說釋義“小引”里說，他的旨趣“主要是通過《文心雕龍》這部古代文論去揭示文學的一般規律”；“釋義企圖從《文心雕龍》中選出那些至今尚有現實意義的有關藝術規律和藝術方法方面的問題來加以剖析”；“從中探討中外相通，帶有最根本、最普遍意義的藝術規律和藝術方法”，把它和我國傳統文論進行比較和考辨，和后來更發展了的文論進行比較和考辨。③ 蔣孔陽在研究美學原理和西方美學史的同時，撰寫了專著《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4] 以及《中國古代繪畫中所表現的美學思想》、《孔子的美學思想》等論文，以他對西方美學的熟悉來指點中國古代美學的民族特色，往往能切中肯綮。錢鐘書在《詩可以怨》里說，“我們講西洋，講近代，也不知不覺中會遠及中國，上溯古代。人文科學的各個對象彼此系連，交互映發，不但跨越國界，銜接時代，而且貫串著不同的學科。”④ 他的出版于1979年的《管錐編》排列許多古今中外稀見的材料，目的都是提出一個個理論問題。他說，“古典誠然是過去的東西，但是我們的興趣和研究是現代的，不但承認過去東西的存在并且認識到過去東西的現實意義。”⑤ 錢仲聯曾經評論說，王元化的《文心雕龍》研究，“給我們以科學研究我國古代文論的鑰匙”。[5]376 這也可以用作對上述幾位前輩文藝學學者的共同的評價。文藝學家的研究被古典文學專家所認同、首肯，打開了一條新路。許多晚一輩、晚兩輩的文藝學家循此繼進，造就了古代文論研究的新格局。我們只要哪怕是粗略地掃描三十年來文藝理論學界同行們的有關著述，就可以看出，在以現代目光闡釋古代理論上，已經有了很多好的成果。如果這里列出相關專著、論文的題目，那會是一個很長很長的單子。更為可喜的是，文藝學的和古代文學的兩種視角的研究相互借鑒、相互滲透、相互靠拢、相互融合，把實證性、嚴謹性與理論性、創新性結合，已經成為許多學者的取向。
　　但是，毋庸諱言，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文藝學界，以中國古代文論牽合西方近代、現代術語及觀念，以古人作自己注腳的做法，也每常可以見到。對于這類論著，羅根澤曾經說過，“我們也無需以史看待”，它們不過是著者發表自己觀點的一種方式罷了。羅根澤主張把兩者結合，他說，“就是站在功利主義的史學家的立場，也必須‘求真’。‘求真’以后，才能進而‘求好’。”“為創立新學說而作史，其創立新學說既要根據舊學說，則對于舊學說，必先明了真相。否則根據的舊學說既不‘真’，創立的新學說也難‘好’。”這是我們應該記取的箴言。文藝學家研究古代文論，切忌脫離古人的文本和語境，闊大空疏、游談無根、望文生義、牽人就己。
　　兩種研究路徑和范式，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說：“一門學問的歷史必然與我們對于它的概念密切地聯系著。根據這概念就可以決定那些對它是最重要最適合目的的材料，并且根據事變對于這概念的關系就可以選擇那必須記述的事實，以及把握這些事實的方式和處理這些事實的觀點。”他的這部講演錄與一般的哲學史不同，應該說有著很濃厚的哲學理論著作的色彩。他本人很明確以立論為主和以史料為主的兩種哲學史的區分，他說，“我們可以舉出許多哲學史的著述，在那里面我們什么東西都可以找得到，就是找不到我們所了解的哲學。”[6]4 同樣，我們的古代文論研究著述，兩大類的區別也是很明顯的。不同的研究者從古代文論的原始資料中各有自己想要尋找的東西，各自發掘出不盡相同的東西，各自有其合于自己目標的收獲。兩種路徑相互補充、相互依存，不宜作高下之分，也難以彼此替代。
　　九十年代以來，經濟的全球化，作為發展中國家難以避免地出現文化借貸和文化入超，由此帶來心理壓力，使得張揚文學理論的民族特色和建立獨立體系成為理論界關心的熱門話題。1995年，季羨林提出，“我們中國的文藝理論不能跟著西方走……我們完全應當理直氣壯地使用自己的術語，以此提示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審美情趣”。[7] 同年，許明不滿地指出，多年來“古代文論只是作為一種歷史性研究對象”，呼吁“建立起自己的話語系統”[8]。1996年曹順慶發表《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9]，更尖銳地對前述意見加以發揮，引起強烈反響。特別需要提到的是，1996年10月在西安舉行了“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學術研討會，這次討論會是由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創議和主持的，文藝學的專家在其中起著主導作用，錢中文、童慶炳、杜書瀛、張少康、蔡鐘翔、陳良運、暢廣元、陸貴山、王元驤、黨圣元、李春青、李衍柱、顧祖釗、蒲震元等文藝學者在那次會上發表了各自的見解，蔣述卓、勞承萬、余虹、黃念然等文藝學者在會后對此作了很有創見的論述。十年過去，這次研討會的話題仍然被人們反復談論，無論是從文藝學視角研究古代文論的，還是從中國古代文學學科視角研究的，都對此作了熱烈的回應。⑥
　　所謂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我以為，它有兩方面的理論指向，一個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對待不同民族文學理論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如何對待中國文學理論與西方文學理論的關系；一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如何處理繼承傳統和開創一代新風貌的關系。這本是“五四”以來就遇到的問題，但在兩個世紀之交格外尖銳化。一百年來，文學理論上有過多次曲折，出現過某些偏頗，既有一味崇洋媚外的，也有封閉排外的；既有復古守舊的，也有蔑視傳統的。所以，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冷靜的全面的反思。把古代的理論資源轉化為今天的精神財富，把外國的理論資源轉化為中國理論的構成要素。在這兩個方面，主要的都不在于詞句、口號，而在于腳踏實地的工作。有的學者提到要思考“轉化什么和怎樣轉化”，這當然是很有意義的；我覺得，更根本的，還是思考為了什么而去轉化。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提出求新聲于異邦，目的是要喚醒國民。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問題的中國化，是為了中國文學的發展尋找更廣泛的資料前提。從康、梁到孫中山到毛澤東，他們是為了救亡，為了改變中國受欺凌受掠奪的地位，而或者托古改制，或化用古人術語、命題，或者到西方、到蘇俄，到馬克思主義那里尋求救國之方。舉例而言，“實事求是”原為《漢書》用語，清代學者段玉裁等人把實事求是提升為治學原則。錢大昕在《潛研堂文集·盧氏群書拾補序》中說：“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十七說：“四字是讀書窮理之要”。朱鶴齡《愚庵小集》卷七《輯注杜工部集序》說：“今為剪其繁蕪，正其謬亂，疏其晦塞，諮諏博聞，網羅秘卷，斯亦古人實事求是之指，學者所當津逮其中也。”胡適1928年在《致胡樸安》信稿里說：“我們整理國故，只是研究歷史而已，只是為學術而作工作。所謂實事求是是也。”[10]497 他用古希臘以來的“為科學而科學”和現代西方的實證主義，來詮解中國古代的“實事求是”。毛澤東則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觀給以發揮：“‘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實事求是一語，經兩千年，其含義不斷演化，乃至被改造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原則。每一位詮釋者既掌握深厚的傳統資源，又有堅實的現實依據，都不是只在字句上做表面功夫。
　　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早就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費孝通晚年提出“文化自覺”的理念，“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他并且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來簡要地概括他的主張。我們文學理論界許多人，正是不斷關注世界文學潮流，也仰承本土美學的血脈，一步一步地前進。當然也還有許多的不足，有各種的困惑，需要在社會的發展、文化的發展、文學的發展中思考，去作艱苦的探索。
　　最后，我想提到，據毛澤東的政治秘書林克回憶，毛主席經常把六祖《壇經》帶在身邊，認為，慧能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林克說，這和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不無相通之處。[11—12] 可見，我們的前人歷來有對外來文化、外來理論吸收消化的氣魄和能力，這正是我們所應當取法的。從大處著眼，從細處著手，我們可以在理論建構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收稿日期］2007—07—02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與建構”（01BZW004）
　　注釋：
　　① 例如《文藝心理學》以中國書法藝術為例來解釋西方美學的“移情”，《談美》以情感與意象的關系來解釋“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② 此文發表于1979年，后收入《美學散步》第26—5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文中說到研究古代美學，要關注新出土的文物中新鮮的古代藝術形象，“要特別注意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的成果”，“從美學的角度對這些成果加以分析和研究”。
　　③ 參看《文心雕龍創作論》第68—7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此處引文據《文心雕龍講疏》第89—92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后者文字有若干改動，這些修改表明，作者對古代文論研究的目的與方法的認識，有發展、深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明顯地體現出理論建構意識強化的趨向。
　　④ 此文為1980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研討會上的講稿，隨后在《文學評論》雜志發表，并收入《七綴集》第119—13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作者在文中說，“鐘嶸和弗洛伊德可以對話”，中國古代的文學主張“詩可以怨”，“牽涉到更大的問題”，需要找出中西這類傳統的“共同的心理和社會基礎”。
　　⑤ 《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歐洲漢學會二十四屆年會會刊（1979年）《了解現代中國》羅馬版第79頁。轉引自《錢鐘書楊絳研究資料集》第378頁，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
　　⑥ 例如，《學術研究》1999年第一期發表了“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勞承萬等“九人談”，《浙江大學學報》2006年第一期發表了陳伯海等五位學者的“在中國發現文論”專題筆談。至于同一主題的單篇文章，更有很多。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武漢99～102J1文藝理論王先霈20082008
古代文論/學科視角/現代轉換
　　ancient literature theory/subject angle/modern transformation
Scholars' 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started by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While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lierature and art in recent thirty years have made more contributions to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They,by expounding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try to reveal the general rul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 lierature.In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literature theory,scholars of literature and art should avoid breaking away from the ancient written articles and context and avoid likening western literature theories.The key to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 theory should take explain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s its aim.
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最早由中國古代文學專家開創，近三十年來文藝學家在這個領域里聲音日漸響亮，與古代文學專家的研究相互配合、相互滲透。文藝學家力圖通過對古代文論的闡釋，揭示文學藝術的一般規律，為建構中國現代文學理論體系尋求思想資源。文藝學家研究古代文論，應力戒脫離古人的文本和語境，強人證己，力戒比附西方文論，游談無根。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不應停留在詞語和口號，關鍵是從當代的文學實際出發，以解釋、解決文學發展中的問題為目的。
作者：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武漢99～102J1文藝理論王先霈20082008
古代文論/學科視角/現代轉換
　　ancient literature theory/subject angle/modern transformation

網載 2013-09-10 21: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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