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1996年5月于西北大學
　　魯迅、茅盾致紅軍賀信，是中國現代革命史、中共黨史和魯迅、茅盾研究界共同關注的一件大事。中央檔案館無此原件，魯迅遺物中也沒有底稿。幾十年來，眾多學者為探求這件賀信作出了貢獻。
　　我國最早談到魯迅、茅盾致紅軍賀電的是馮雪峰。他在1951年說：“魯迅先生沒有和我們毛主席見過面，也不曾有過別的直接的個人的接觸。如果說通信，也就只有當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的時候，他和茅盾先生共同轉轉折折地送去過一個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慶祝勝利的電報。”（1951年6月25 日出版的《文藝報》載馮雪峰：《黨給魯迅以力量——片斷回憶》）馮雪峰1952年發表的《回憶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版）中說：“魯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共同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慶賀長征勝利的電報，也正是我動身的前幾天才轉到瓦窯堡的。”馮雪峰1972年11月回答上海魯迅紀念館同志的訪問時說：“電文是‘將來’還是‘希望’因為我沒有看到原件，就不清楚了。”“電報是信的形式”。（訪問記錄現存上海魯迅紀念館）馮雪峰1974年9月2日說：“1936年4月， 黨中央在陜北也是收到他（指魯迅）和茅盾先生的賀電，才派我去上海，去找他們。黨對他（魯迅）的信任完全和自己同志一樣的。”（陳瓊芝：《在兩位未謀一面的歷史偉人之間——記馮雪峰關于魯迅與毛澤東關系的一次談話》，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三期）
　　我國另一位談到魯迅、茅盾賀電的是茅盾。茅盾1975年4月26 日在北京魯迅博物館舉行的座談會上說：“一天我到魯迅那里談別的事，魯迅說史沫特萊告知，紅軍長征勝利，并建議拍一個電報到陜北祝賀。我當時說這很好，……當時我實未見電文原稿，因為魯迅還沒有起草。”（茅盾：《我和魯迅的接觸》，載1976年10月出版的《魯迅研究資料》第1輯）
　　茅盾1977年4月8日給羅蓀的信中說：“一、史沫特萊把長征勝利事告訴魯迅，并建議魯迅去電祝賀。二、魯迅把此事告訴我，但那時電文未擬就。……五、解放后，成立魯迅博物館，預展時我看到一幅畫是我和魯迅在擬電文（賀長征勝利），大為驚異，當即告訴他們，事實不是兩人合擬而是魯迅一人擬的，且我那時未見電文原稿，……六、當時魯迅博物館拿不出電文全稿或抄件，只說是解放前某根據地的報上載的一條消息有此一句，……七、史沫特萊如何轉發此電……只能猜想史把電文弄到巴黎……然后再轉到陜北。”（舒乙：《茅盾先生的解疑信》《人民日報》海外版1992年5月26日）
　　茅盾1979年6月17 日在北京交道口寓所接受筆者和一位研究生閻慶生（現陜西師大教授）的訪問時說：“魯迅祝賀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的那份電報，現在發現的也不完整。……抗戰期間，我從新疆出來就到延安，住了半年多，曾和毛主席談到魯迅，毛主席沒有提到這份賀電。”（茅盾：《答魯迅研究年刊記者的訪問》，載《魯迅研究年刊》1979年號和1979年11月17日《人民日報》）茅盾在《回憶錄（十八）》中說：“1940年5月我全家來到延安，暫住交際處。張聞天來看了我。 過了幾天我去楊家嶺回拜聞天。我向他介紹了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學運動內外斗爭的種種情形。在談話中，聞天插了一句：‘你和魯迅給中央拍來的賀電，我們收到了。’當時我漫然聽之。在我看來那早已是歷史陳跡了，當然沒有想到要去追問電文的內容。”（《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一期）
　　1956年10月15日《文藝報》“紀念魯迅專號”，刊載樊宇《“在你們的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我翻閱舊日記，查出了這樣一段：1947，7，27《新華日報》載：1936，2，20，紅軍東渡黃河，抗日討逆，這一行動得到全國廣大群眾的擁護，魯迅先生曾寫信慶賀紅軍，說‘在你們的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新華日報》當是晉冀魯豫解放區的而不是重慶的《新華日報》。”
　　附圖
　　《人民日報》1979年6月9日刊出唐天然《新發現的魯迅佚文》，發現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于1936年10月28日追悼魯迅專版上，刊有“摘魯迅來信”：“英勇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勇敢的斗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國民眾期待你們更大的勝利，全國民眾正在努力奮斗，為你們的后盾，為你們的聲援！你們的每一步前進，將遇到極熱烈的歡迎與擁護。”這一發現的重要意義是無疑的，而唐文認為“這就是新發現的魯迅慶賀紅軍長征勝利信件的片斷”卻根據不足。
　　我于1984年8月，在山西太原訪問1947 年時太行版《新華日報》社長史紀言和有關人員，都說不清楚所刊魯迅賀信中那句話的來歷，而具體編發這條資料的樊顯正，已于1975年去世。當時我在山西省檔案館查到中共河北省委編的《火線》第61期（1936年9月15日出版的32 開油印本），載有楊尚昆1936年7月24日寫的《前進！ 向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前進——紀念1936年的“八一”》一文中說：“東征的勝利，使全國一切不愿意當亡國奴的人，都認識到紅軍的先鋒作用，認識到紅軍是在為了全中國人民利益而奮斗。”“朋友們贊揚我們，期望著我們更大的勝利。”接著引用了如下一段文字：
　　英勇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英勇的斗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中國民眾期待著你們更大的勝利。全中國民眾正在努力奮斗，為你們的后盾，為你們的聲援，你們每一步前進，將遇到熱烈的擁護和歡迎！
　　文章指出：“這是我們的戰友們對我們的贊揚，是全國一切不愿意做亡國奴的人們對我們的希望。”接著又引用了下列一段話：
　　對于你們，我們那最英勇的偉大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我們是抱著那樣深刻的敬仰，那樣熱烈的愛護，那樣深摯的期望，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的光榮和幸福的未來。只要想到你們在中國那樣無比的白色恐怖進攻下，英勇的，頑強的，浴血苦斗的百折不回的精神，就是半身不遂的人也會站起來笑！
　　上述兩段引文，楊尚昆文章中沒有說明來歷，但第一段引文，《紅色中華》1936年10月28日刊出時，已注明“摘魯迅來信”。第二段引文中“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的光榮和幸福的未來”一句，與太行版《新華日報》所引，意思完全相同。只是文字小有出入。楊尚昆的文章寫于1936年7月，而太行版《新華日報》是在十一年后的1947年7月刊出，當然應以最早的版本為準。由此可以印證整段引文出自魯迅賀信。我認為這兩段引文，已是魯迅賀信中主要內容，遂即寫成《魯迅致紅軍賀信的新發現》，先后在《魯迅研究月刊》（1986年4 月）和《解放軍報》（1986年7月31日）發表。我的文章提交1986年10 月間在北京召開的紀念魯迅逝世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新華社于1986年10月21日發布消息《西北大學教師閻愈新發現魯迅致紅軍賀信》。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分別于22日、25日黃金時間播出。
　　此后我仍繼續查找賀信全文。 1994 年閱讀童小鵬《軍中日記》（1986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如下記載給我提供了線索。
　　1936年2月15日：“為著擴大抗日根據地與抗日主力軍， 發動和組織一切抗日力量，掃清抗日道路，消滅賣國賊閻錫山，已決定向山西行動。”19日：“部隊已大部前進，準備渡河”。20日：“只見不遠處一條白黃色的河，從黑暗里淡淡的顯露著，只聽得河水‘嘩嘩’與冷槍和個把炮聲，在河背響著，據聞部隊已大部過去，我們便在此地休息。”21日：“睡醒來已是大天亮了，于是便倉促地吃飯準備渡河。一出門，久聞大名的黃河就顯露在眼前了”。“槍聲仍是時斷時續地響著，大概潰敵是在節節抗退。據云我先頭部隊是昨晚八時偷渡過的。”“沿河下五里，即是渡河點，看見河邊上堆著滿滿的興高采烈的紅色戰士，水中的七只船正在穿梭似地過去回來，水手們拉著槳拼命的搖船，口里還哼著“依呀荷……”的鼻聲，好像是在慶祝著紅軍東征過河的勝利，很多看熱鬧的群眾很高興地站在山嶺了望，雖然晨風還有點令人寒冷，但因為這一勝利激奮了他們，已不覺得冷了。約八時，即過河到劉家莊宿營（約四十里）。今天算是到山西的境地了，的確名不虛傳，一過河就知道山西是比陜西好，地勢是較平坦的，村落是比較密集的，人口是比較稠密的，雖然大部仍是窯洞，但比陜北的可是漂亮得多，外面是更整齊的，而且大部是用磚砌成的，很多洞里面都粉刷著白白的石灰，在壁上補上幾張畫，倒覺不錯。這里雖然是白區，但群眾并沒有跑好多，沿途都圍繞著看他們所希望到來的我們——紅軍”。27日：“見著打了勝仗的英勇戰士，面上露出喜悅的微笑，在搬勝利品，圍著俘虜、槍彈，往來工作……很多俘虜兵，他們雖然打了敗仗變成被俘者，但是因為從此脫離了國民黨的羈絆，見到了自由的紅軍，也表現著很喜歡，并且有很多正在抬山炮、架炮、牽馱騾，……。據先頭的同志說這是敵之一炮連，昨日戰斗時由連長率領全連隨炮三門一起投誠，這的確是我們的大勝利，也可證明在目前敵軍官兵的動搖！昨日與我作戰之敵，系晉軍獨二旅之第二團，團長已擊斃，大部被俘，只逃脫一部，據俘虜云，他們是晉軍最強之勁旅，無戰不應，無應不勝，故群眾名之為“滿天飛”，但在我紅軍打擊之下，則是“滿地飛”了，而且飛也沒飛走幾個。這是東征后第一次的大勝利。”
　　3月22日：“擴大紅軍，大批群眾通過來。”29 日：“由于同志們的努力與群眾認識的提高和不堪的痛苦，他們像潮水般的涌來當紅軍，到今天七天內已擴大逾百，籌款也八千余，的確是破天荒之成績，其他部隊也很好，全軍團已擴大四千紅軍。”
　　4月5日：“出發過汾河到中陳宿營（四十里）。”14日：“敵四面向我進攻，企圖將我圍困在一隅而消滅。為擺脫此敵，午后五時即倉促出發，敵隨后進到固鎮，故連走通夜，到十五日才到高家溝（五十里）附近休息，后又繼續走到白額村（五十里）宿營。”16日：“隨二師進到吉縣東北宿營（六十里）。一師已攻占吉縣，俘保衛團數百，縣長也被俘，這是到山西后占領的第二個縣城，但是據人家說這個城小得很，一個縣政府，一個澡堂，幾間店子就是。”26日：“休息。閱《斗爭》報載的上海各團體來信，興奮已極。”
　　于是我到陜西省檔案館、山西省檔案館和中央檔案館、延安紀念館以及興縣檔案館、國家檔案總庫等處查找1936年4月出版的《斗爭》。1995年8月2日，我查閱一所檔案館收藏的中國共產黨西北中央局機關報《斗爭》。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爭》（32 開蠟紙刻寫油印本）第95期，封面目錄上刊載的《中國文化界領袖××　××來信》的題目，赫然在目，喜出望外。這正是大家多年來查找的魯迅茅盾來信。
　　《中國文化界領袖××　××來信》全文如下：
　　讀了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中國共產黨《告全國民眾各黨派及一切軍隊宣言》、中國紅軍為抗日救國的快郵代電，我們鄭重宣言：我們熱烈地擁護中共、中蘇的號召，我們認為只有實現中共、中蘇的抗日救國大計，中華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紅軍在山西的勝利已經證明了賣國軍下的士兵是擁護中共、中蘇此項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漢口、廣州的民眾，在軍閥鐵蹄下再接再厲發動反日反法西斯的偉大運動，證明全國的民眾又是如何熱烈地擁護中共、中蘇的救國大計！
　　英勇的紅軍將領們和士兵們！你們的勇敢的斗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國民眾期待你們的更大勝利。全國民眾正在努力奮斗，為你們的后盾，為你們的聲援！你們的每一步前進將遇到熱烈的擁護和歡迎！
　　全國同胞和全國軍隊抗日救國大團結萬歲！
　　中華蘇維埃政府萬歲！
　　中國紅軍萬歲！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　××
　　　　　　　　　　　　　　　　　　　　一九三六、三、廿九
　　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即張浩，當時為共產國際代表）、 洛甫（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領導人，聯名發給正在長征途中的二、四方面軍領導人的內部長電中，鄭重談到魯迅茅盾等的來信：“紅軍的東征，引起了華北、華中民眾的狂熱贊助，上海許多抗日團體及魯迅、茅盾、宋慶齡、覃振等均有信來，表示擁護黨與蘇維埃中央的主張。”（程中原：《關于魯迅來信的一封內部長電》《人民日報》1986年12月15日）
　　來信中“英勇的紅軍將領們和士兵們”至“你們的每一步前進將遇到熱烈的擁護和歡迎”一段，在1936年10月28日《紅色中華》追悼魯迅專版刊出時，即注明“摘魯迅來信”。
　　《斗爭》刊出魯迅、茅盾來信的標題和信尾署名，均以“××××”代替，博古1936年4月20日寫的《紅軍在山西》（《斗爭》第96 期），楊尚昆1936年7月24日寫的《前進！向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前進！ ——紀念1936年的“八一”》（《火線》第61期），他們引用魯迅、茅盾來信中文字，也未標明來信人姓名，因當時魯迅、茅盾居住在國民黨統治區上海。《紅色中華》只注明“摘魯迅來信”，而未注明茅盾，同樣出于茅盾尚在上海之故。
　　馮雪峰和茅盾談到魯迅、茅盾聯名發出賀電或賀信。賀電或賀信僅僅是傳遞方式的不同。馮雪峰是1936年4月20日離開陜北赴上海的。 他說，賀電或賀信，正是他動身的前幾天才轉到瓦窯堡的，這與魯迅、茅盾來信于4月17日在《斗爭》刊出的時間相符。魯迅、 茅盾賀信落款日期是1936年3月29日。查《魯迅日記》，1936年3月下旬，茅盾多次到魯迅寓所。二十日：“明甫來。”二十三日：“午后明甫來。”二十五日：“明甫來。”二十七日：“午后明甫來。”馮雪峰、茅盾都沒有看到原件，他們在十幾年和四十余年后的回憶中，將祝賀紅軍東征勝利，誤記為慶祝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是可以理解的。
　　1935年8月1日，中華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指出：“近年來，我國家，我民族，已處于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圣天職！”
　　1936年初，中共中央為貫徹抗日救國主張，決定以紅軍主力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彭德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葉劍英任總參謀長，楊尚昆任總政治部主任。主力部隊是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委程子華），紅二十八軍（軍長劉志丹，政委宋任窮）。2月17日發出“東征宣言”， 莊嚴宣告“為實現抗日，渡河東征”。2月20日，紅軍在軍委命令下， 浩浩蕩蕩向山西前進。不管黃河的洶涌澎湃，不管封鎖的嚴密，紅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動，一夜之間飛渡黃河。閻錫山苦心經營的沿河數百里堡壘線，被紅軍一掃而平。
　　紅軍渡過了黃河，“密云遮星光，萬山亂縱橫，黃河已渡過，民族英雄們，摩拳擦掌血氣高，我們的鐵紅軍。”“沿河堡壘一掃盡，嚇掉漢奸魂。”“紅旗山西飄，同胞齊歡迎，華北國陰謀，受了當頭棍，抗日討蔣大家來，工農商學兵。”《紅軍渡黃河》歌聲傳遍呂梁山區和同蒲路沿線。楊尚昆當年說：“紅軍在山西作戰，正如猛虎撲羊，一戰而包圍石樓，再戰而下雙池、兌九，呂梁山脈的樞紐即入我軍之手。接著以右路軍出同蒲鐵路，馳騁于趙城、洪洞、臨汾、曲沃之間。左路軍出文水、交城，威逼太原省城，轉而北向，興、靈兩縣地域盡為我有。中路軍則以少拒眾，使敵人疲于奔命，給了左右兩路以實際的配合。”紅軍東征“這種神秘迅速之行動，將與長征的奇跡同垂不朽！”博古說：“不到一個半月，紅軍擊潰晉軍二十團以上，繳獲人槍各四千，半個月內擴大了紅軍八千”。
　　紅軍東征勝利的消息，震驚中外，《紅色中華》、《大公報》、“中央社”、“路透社”等均有報道。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和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采用的是世界幾家大通訊社的消息。《紅色中華》2 月26日發表社論：《擁護陜甘紅軍的東征，為抗日討逆奮斗到底》。消息有“東征紅軍勝利向汾陽前進”。《大公報》2月25日、26 日要聞版頭條大字標題：《閻就綏蒙會長官職，陜共渡河晉軍準備迎剿》。《援陜晉軍一部東撤，孫楚飛柳林傳毛澤東已入晉》。2月27 日刊出《陜共入晉情形》：“由本月二十日夜起，迄今中陽屬之上坪村及三交鎮石樓所屬等處渡口渡河”，“入晉者已逾萬人上下”，“由毛澤東率領指揮”。3月3日要聞版題為《毛澤東等在三交鎮，渡河者二萬余人蔓延七縣，閻召開軍事會議即下令總攻》。3月7日要聞版頭條大字標題：《中央決派軍援晉，計分三路每路兵力各二師，商震電閻愿率部入晉》。中央社太原3月9日電：“閻錫山昨（8 日）電駐京辦事處報告：在晉西與共匪激戰，我方傷七八千余名，亡五千余名，實為空前未有之劇戰云。”
　　紅軍東征，震驚著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使他們膽戰心驚，原形畢露。日軍方咆哮恫嚇：“日本軍中央部對華北赤化漸次蔓延情形，持重大之關心。”“共產軍之侵入山西，果然自二月下旬開始活潑。”“萬一共匪侵入河北省內，則決意以赤化防衛之見地，斷然將采取排擊之手段。”“日軍中央部對共產軍之行動，予以甚深之注目。 ”（3月19日《大公報》日本同盟社電）蔣介石調集十個師的中央軍，分三路向山西推進，攔阻進剿抗日紅軍，并電令駐陜國民黨各部隊，從南北西三面蠶食陜甘蘇區。國統區頒布維持治安緊急辦法，解散平津學生會，搜捕屠殺愛國學生，以危害民國罪逮捕懲治反對日本廠主的罷工工人。
　　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民族危急存亡關頭，以實際行動樹起抗日的大旗，使全國人民大為振奮。中國文化界領袖魯迅、茅盾，身處白色恐怖的上海，置安危于不顧，大義凜然，公然致信紅軍，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祝賀紅軍東征的偉大勝利，表達了“全國民眾正在努力奮斗，為你們的后盾，為你們的聲援”的誓言。其意義之重大，再高評價都不為過。多年來許多學者為查找考證賀信，進行了不懈的努力，自是理所當然。六十年前魯迅、茅盾致紅軍賀信，今又重見天日。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魯迅書信集》，在卷首刊載《致中共中央》：“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一句，注明“此件為魯迅獲悉中國工農紅軍經過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發的賀電，是通過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發出的。時間大約在1935年11月間，電文據1947 年7月27日《新華日報》（太行版）載《從紅軍到人民解放軍——英勇斗爭二十年》所引抄存。”
　　太行版《新華日報》所引魯迅這句話，乃是錄自1945年12月1 日山東軍區濱政宣傳科編寫的《從紅軍到解放軍英勇斗爭十八年大事記》：“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紅軍東渡黃河，抗日討逆。這一行動得到全國廣大群眾的擁護，魯迅先生曾寫信慶祝紅軍，說：‘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1945年12月山東軍區濱政《民兵報》）現在證實，這句話并非魯迅、茅盾信中語，而最早的出處是《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來信》中“對于你們，我們那最英勇的偉大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我們抱著那樣深刻的敬仰，那樣熱烈的愛護，那樣深摯的期望，在你們身上是寄托著人類的光明和幸福的未來。”兩者文字小有出入，是由于輾轉抄引之誤。《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來信》和《中國文化界領袖××　××來信》，刊于同一期《斗爭》。
　　本文中重復出現魯迅、茅盾賀信中文字，用以保留最早版本的原貌。
　　
　　
　　
新文學史料1京56～61,3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閻愈新19981998 作者：新文學史料1京56～61,3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閻愈新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55:11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