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范肖丹：縱觀當代文學的詩歌史，尤其是敘事詩，優秀作品屈指可數。郭小川在1956年底至1959年間，寫了七八首長篇敘事詩，其中《一個和八個》、《白雪的贊歌》、《深深的山谷》都是優秀之作。《一個和八個》因為拍成電影的緣故，知者頗多；《白雪的贊歌》也得到一些評論；而《深深的山谷》的獨特意義一直沒有受到人們的注意。
　　今天我們想談一談《深深的山谷》① (以下簡稱《山谷》)。首先，它描寫了一對青年知識分子誠摯熱烈的愛情被戰爭毀滅，是愛情的悲劇，這是它尤為動人之處；另外，它塑造了一個逃避戰爭、“自絕”于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形象，寫出男主人公的人格悲劇。這首詩和《一個和八個》一樣，主人公復雜的內心世界、尤其是內心的沖突表現得細致尖銳。他們都折射著作者真實的心境，正因為如此，這幾首詩作具有強烈的藝術張力和人性魅力。
　　郭曉惠：《山谷》的故事是這樣的：抗日戰爭初期，一對青年男女在去往延安的路上相逢而心生愛戀，女子“年青而美麗”，“無憂無慮”，“單純得如同一張白紙”，心靈“好像明凈的天空”；而男子英俊而瀟灑，“長睫毛”，高鼻梁，微皺的額頭露出“深沉的憂郁”。寶塔山下，男子“持久而熾熱的熱情”，把少女的“整個身心熔化”，延河水旁“每個迷人的夜晚”，都留下他倆的“狂吻和高歌”。然而，在抗日戰爭的進程中，少女“漸漸地少了女性的柔情”，“變得不修邊幅”，隨之在“沸騰的戰斗生活”中加入共產黨，成長為一名堅強的“女游擊隊員”。而她的男友，卻一步步遠離集體和斗爭，感到越來越深的悲苦與失落。
　　一次激烈戰斗之后，在月光照耀的夜晚，男主人公從懸崖跳下“深深的山谷”，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臨終前，他表白說：自己是“屬于另外一個時代的人，在這個世界里無非是行商和過客”；他“利己主義的根性”難以跟“戰斗的集體協調”；他被愛人帶進“革命戰爭的前哨”，卻又感到這里“斗爭太尖銳”；“要我用服從和自我犧牲去換取光榮嗎？在我看來，那不過是一場太嚴肅的胡鬧”；他明白：“這是時代對我這樣的知識分子的嘲笑。/我呀，也許是一個治世的良才，/在這動亂的日子里卻只能扮演悲劇的主角”；“我毫不懷疑，你們會取得最后的勝利，/可是，這勝利并不是屬于我的；/我也決不否認，你們一直好心地關懷著我，/可是，這種關懷反而加深了我的敵意。/當然，我也不愿去當革命的叛徒，/因為，那對于我跟革命一樣沒有意義。”“我怕在突圍中被亂槍打死，/因為那太不符合我一生的抱負；/我怕你終有一天斬斷對我的愛情，/因為那時甚至沒有人看著我生命結束，/我怕那無盡的革命和斗爭的日子，/因為，那對于我是一段沒有目的地的旅途。”
　　這樣，一個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戰爭和集體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終于以極端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樣一個主題，在中國“十七年”文學甚至整個當代敘事詩中都是罕見的。
　　關于愛情的描寫
　　范肖丹：此詩的出色之處主要是在兩個層面：其一是愛情毀滅的悲劇。
　　郭小川選擇女戰士“大劉”作為敘述者，給“小云”——一個剛剛失戀的女戰士講述自己失去的一段愛情，這個敘述角度選取得好。作為刻骨銘心的戀人，敘述、抒情都具有真實感，更容易打動讀者，詩人盡可能細致地展現了男女主角的內心世界，主人公的愛情歷程細膩而有較強的真實感。當大劉敘述自己的戀情時，大劉其實不知不覺地回到了親歷戰爭之前的語境，或者說暫時忘記了戰爭。同時正是因為以戀人的口吻敘述故事，她心中充滿對昔日戀人的同情。這也就是說，郭小川是把男主人公當作深可同情的人來塑造的，這樣就掙脫了僵硬的政治分野和階級劃分的面具，從而展現人性的豐富性。
　　在描寫愛情上，郭小川寫大劉為男主人公的外貌和氣質風度所吸引，兩人的愛情熱烈奔放。這在當時愛情題材基本被列為禁區的文學語境下，這里的描寫是大膽而激動人心的：“當汽車馳進了陜甘寧的邊境，/車廂里立刻響起快樂的歌聲，/女伴們因喜悅而涌出了眼淚，/男伴們的臉因激奮而漲得緋紅。/這時候，有一支宏大的聲音，/突然在我的斜對面轟鳴，/我無意中朝那里望了一下，/哦，長睫毛覆蓋著一雙大眼睛。”大劉對男主人公一見鐘情，詩人寫她在瞬間被吸引的心理：“在戰爭中最怕遭受意外的襲擊，/男性的突來的目光也常使人戰栗。/他的這銳利的一瞥呀，/竟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息。/當我仰望著那北方的晴朗的天空，/環視著那邊區的廣闊而自由的土地，/我感到，我是置身于美好的世界中了，/這雙眼睛呵，格外叫我沉迷。”他“黝黑的臉上突起來高高的鼻梁，/額頭微皺著，露出深沉的憂郁，/穩重的舉止顯得文雅而大方”。大劉因為心里有了愛，感受世界無比美麗而寬闊。
　　順理成章的，接下來便是兩人的熱戀。“延安的三個月的生活，/我們過得充實而且快樂，/延河邊上每個迷人的夜晚，/都有我們倆的狂吻和高歌。/我們之間從來沒有爭吵，/他對我總是那么溫存又柔和，/只有在離開延安的前幾天/才發生一次小小的風波。”請注意這里的時間交代，這是一段既沒有戰斗又沒有開始整風運動的日子。這時，他們正對延安充滿了好奇和新鮮感，又能夠在暫時和平的條件下享受愛情的甜蜜。郭小川這樣描寫愛情對現在的人來說，實在不足為奇，甚至是保守的，但在當時的語境下，已經是大膽而驚人的描寫了，所以，詩作發表時的沖擊力很大。
　　關于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和軟弱性問題
　　郭曉惠：這是一次作者不滿足于已有成就，試圖在題材上有所突破的創作②，也是一首作者“真正動了感情”(郭小川1957年3月24日日記)寫出的詩。詩的旨意，是“打算用一個女人的口吻寫一個知識分子在艱苦斗爭中的動搖和幻滅”(1956年12月29日記)，“寫出了我對某種知識分子的憎惡，也許以后會有人罵我，但我還是善意的，為知識分子放出一支警號”(1957年3月24日日記)。
　　他為什么“對某種知識分子”懷有“憎惡”？又為什么要為知識分子“放警號”？這和作者在中國作協工作時親身感受到的一些“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的毛病有關，也和他對政治運動中受批判者既有憎惡又有同情的矛盾心情有關，不過，更能作為其思想基礎的，是對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必然性的認可，認為應該批判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和“軟弱性”。
　　現在的人們要問，難道知識分子就一定比作為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的工人農民軟弱而易于動搖嗎？我們都知道不少堅定的知識分子革命家，比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比如彭湃，臨死不屈為革命犧牲，或者說，革命的啟蒙者、撒播火種者都是知識分子，多少有理想、能夠超越自身利益，為社會、民族著想、改變社會制度的都是知識分子；我們也知道許多工農出身、知識不多的人不能堅持革命，比如有的懼怕殺戮遠離流血的革命，有的貪生怕死當了逃兵。所謂“知識分子的動搖性、軟弱性”的說法從何而來？
　　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中說：“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特殊階層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特點，一般和整個說來，正是個人主義和不能接受紀律性和組織性……意志萎靡、動搖不定……知識分子的這種特性是同他們通常的生活條件，同他們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的謀生條件(單獨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體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聯系的。”③ 也可以說，知識相當于一定的資產，所以有知識者的革命性就不徹底，而且，由于知識是敵我雙方皆可利用的東西，知識分子就容易動搖于敵我陣營之間。
　　中國共產黨接受了共產國際這種不信任知識分子的傳統，并把它加以發展④。毛澤東把“小知識階層”或曰“廣大的知識分子”歸于“小資產階級”⑤，說他們雖然“有很大的革命性”“富于政治感覺”，“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常常起著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但是“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斗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并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采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⑥。毛澤東還認為，“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是“自由主義的來源”⑦。
　　總之，按照毛澤東與共產黨的理論，知識分子必須改造，而且要經過痛苦的改造，才能被革命隊伍所接受。
　　范肖丹：談到我們黨對知識分子的懷疑態度，這與黨從建立開始就一直存在的生存焦慮有關，因為那時黨的力量弱小，立足未穩。這種緊張的焦慮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甚至二十世紀末。黨的歷次整風，實際上是清除可能混進黨內的暗藏的敵人，即是以異己力量的方式來進行各種運動。形勢緊張時，甚至要清除有合乎“歷史的必然性”的個性訴求和個人欲望的革命者，因為政黨處在危機時期，更需要“徹底”的革命者以衛護革命隊伍的純潔性，以及政黨和革命的生存和發展。
　　從郭小川最初的創作初衷來看，這首詩寫的是“知識分子的動搖與幻滅”，但他是以愛護知識分子的善良的動機為出發點的，他從來沒有把知識分子放到革命的對立面來看待。他在創作此詩期間，正在痛苦地撰寫所謂“丁(玲)、陳(企霞)”結論，他曾想把丁和陳的問題放在黨內解決，可沒被通過。這在詩人的檢討書里多次提及。現在看來，郭小川對男主人公命運的同情的描寫，是符合人性的，這也正是他被批判得最多的一點。
　　郭曉惠：對于知識分子，作者的態度充滿矛盾。一方面，他理解甚至欣賞、愛護這些知識分子。作者的妻子杜惠說，這個男主人公是有原型的，就是作者在延安馬列學院的一個同學。也就是說，他身邊確有這樣的知識分子，他也是他們中的一員，他深深懂得他們，甚至和他們氣味相投。他欣賞他們的潔身自愛、孤芳自賞、優雅、憂郁等氣質。
　　另一方面，他又必須站穩政治立場，因此他認同對知識分子的所謂弱點必須批判。結果，他就寫了這樣一首詩，用文學來闡釋和宣傳黨的這個觀念，鼓勵知識分子進行改造，教育他們走大劉的道路。也許可以說，作者既是詩中這位男子，也是“大劉”，他正是從前者改造并成長成為后者的。他的筆鋒不僅指向動搖和軟弱，還包括知識分子潔身自愛、優雅、憂郁等等氣質，這恐怕都是作者曾經有過并且欣賞的氣質。他在這里是表達一種決心，激勵自己和其他知識分子實踐毛主席的教導，脫盡身上的“小資”味道，走向工農，走向粗獷，走向戰斗。但是，他的同情與惋惜是動人心弦的，出于政治立場的批判卻寫得相當生硬。比如他寫的男主人公那種個體性格深處對行動的猶疑，其實是很正常的；而大劉在愛人跳下山崖之后被指導員一番呵斥，忽然神志完全清醒，跟著隊伍突圍去了，這樣的描寫其實是蒼白的。
　　這種概念性的寫作所以還有詩味，是因為作者逼真傳神地寫出了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物。因為了解，所以逼真細膩，因為改造過程痛苦，所以詩作打動人心。
　　總之，我們今天仍能感受到詩人對知識分子既恨且愛、既批判又“惋惜”的矛盾心情。這種不堅決不徹底的批判態度，把詩人自己推上了受批判的審判臺。
　　范肖丹：郭小川說他“寫出了我對某種知識分子的憎惡”，實際上，他對知識分子的同情更真實、深刻，他的“憎惡”倒反而是概念化的。這大概是創作的主觀意圖和作品的主體生命之間的沖突吧。也是他作為一個真正的詩人，而非政治人物的明證。他以為“也許以后會有人罵我”，我想他猜想知識分子們會罵他。殊不知，在政治話語取代一切話語的時代，知識分子并沒有罵誰的話語權利。讓他沒想到的是，他“善意的”為政黨服務的創作，倒是受到了嚴重的政治批評。這倒是政治給他的個性化的創作“放出一支警號”了。他對知識分子潔身自愛、孤芳自賞、優雅等氣質的欣賞，正是他處在以崇高的政治名義，泯滅一切個體正當需求的特殊語境下，仍然追求著個體尊嚴的詩人稟性的體現。所以，他是真正的詩人。
　　詩作受批判的厄運
　　郭曉惠：先是有人對郭小川的這種寫作傾向表示不贊同，1958年臧克家撰文談《山谷》和《白雪的贊歌》，他先肯定“主題是新穎的”，有很多“出色的片段”，但結論是“希望他多寫一些《向困難進軍》一類的戰斗性強烈的長詩。……希望他不要太多的在這樣題材上多花費精力”⑧。
　　1959年冬天郭小川在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批判，《山谷》也成了目標之一。批判者紛紛發言，我們只看其中一段話：“主人公是小資產階級女性，與資產階級青年一見傾心。女的上前方發現對方膽小和自私，卻又難以割舍，直到后來他公然暴露反動立場跳崖自殺，哭得死去活來。作者沒有批判，直到說故事時，對階級敵人還有眷戀。孤立地探索心理，主旨何在？結果是美化了小資產階級的心靈。”⑨
　　郭小川檢討說該詩“表現了對叛徒的某種程度的惋惜情緒”，寫作這些作品“在這樣的時機(‘反右’即將開始——引者注)，分散精力，是一種對黨不負責任的態度，同時也包含了某種個人的欲望在內”，“《山谷》和《白雪的贊歌》是個人主義的空虛、悵惘的情緒，和對當時革命斗爭的游離”⑩。
　　“文化大革命”中郭小川檢討說：這首詩“最能說明我當時的矛盾的思想感情。一方面，在我接觸的知識分子圈子里，我討厭他們的小資產階級劣根性……另一方面，在我的靈魂深處，并不把他當成罪該萬死的叛徒，而在字里行間流露了對他的某種同情，實際上是美化了這個叛徒。……這株大毒草，在社會思想和文藝思想上，都是違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11)。“美化叛變革命自殺的反革命分子，主要是為右派知識分子開脫，歪曲女共產黨員的形象。”(12)“實質上與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記》是一個思想體系。”(13)
　　范肖丹：可憐的詩人沒有想到，“百花齊放”在當時的語境下，只是允許同一種花開放一百朵，不同的只能是花形的大小和顏色的深淺。其他種類的花不許開放，開放了充其量只能算“草”，甚至“毒草”。詩人的《山谷》《白雪的贊歌》《一個和八個》還有《望星空》這些優秀之作給詩人帶來厄運，都被批為“毒草”。當時文學作為政治的附庸，完全政治化的文學語境，和作者作為文化官員的身份，只容許他創作“革命的文學”，不允許有任何個人化的東西。對國家和個人都有利的正常的創作欲望卻被扣上“個人主義”的帽子。1959年底，詩人寫了大量的檢討，反復進行這樣的陳述：“寫這些作品(按：指長詩)的動機當然不是出于個人打算，但在這樣的重要時機，分散精力，是一種對黨不負責任的態度，同時也包含著某種個人的欲望在內的。”他還檢討自己的創作傾向說：“我自己的個人主義也不見得比我批判過的那些人少，那么，我的那些‘作品’只不過是對我自己的一種諷刺，我又有什么顏面和資格，板起面孔，以長者的姿態教育青年一代？……從《深深的山谷》以后就更向壞的方向發展，與共產黨員作家應有的思想高度相距十萬八千里……追求一種所謂的心理描寫和個人主義的狹小天地里去，革命的銳氣和共產主義思想逐漸稀薄……”(14)
　　到“文革”中，更是每次檢查都提及個人主義，每提及個人主義就有《山谷》等詩。我們要問，這首詩中的男主人公到底是不是個人主義呢？
　　關于“個人主義”
　　范肖丹：詩里的男主人公為追求自己心愛的人，并且尋覓發展自我的空間而來參加革命的。這被很多批評者指責為抱有個人欲望和目的參加革命，動機不純，個人主義。我認為這種指責是不對的，如果我們把革命的目的與個人正常的欲望決然分離，那么我們就失去革命的內在動力，因為革命的力量是一個個革命者個體力量的總和，革命的目的如果和革命者每個個體的目標分離，革命其實就被架空了，缺少內在的生命動力。馬克思很重視自我的欲望，他引用霍爾馬赫的觀點：“人在他所愛的對象中，只愛他自己，人對于和自己同類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戀只是基于對自己的愛。”“人在自己一生中一刻也不能脫離開自己，因為他不能不顧自己。”“不論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只是我們的好處，我們的利益……驅使我們去愛或去恨某些東西。但是，人為了自身的利益必須要愛別人，因為別人是他自身的幸福所必需的……道德向他證明，在一切存在物中，人最需要他人。”“真正的道德也像真正的政治一樣，其目的是力求使人們能夠為相互間的幸福而共同努力工作。凡是把我們的利益同我們同伴的利益分開的道德，都是虛偽、無意義的，反常的道德。”“愛別人……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同我們同伴的利益融合在一起，以便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美德不外在就是組成社會的人們的利益。”“人若沒有情欲或愿望就不成其為人……人若完全撇開自己，那么依戀別人的一切動力就消滅了。”(15) 正是因為延安革命根據地使當時的知識分子既看到民族和國家的前途，也看到自己理想實現的曙光，才積極奔赴延安的。因此把男主人公這種正常的人的欲望界定為“個人主義”是站不住腳的。在這一點上，郭小川也認為是“個人主義”，這體現了他的政治立場，也恰好是他的局限所在。
　　他寫男主人公用這樣的話跟愛人訣別：“我少年時代的富裕生活，/就培植了我的優越感和清高；/我的銳敏和聰慧的天賦，/更促成了我性格上的孤傲。/我的這種利己主義的根性，/怎么能跟你們的戰斗集體協調？”“你也許要問：我為什么來革命呢？/那是因為反動統治壓得我直不起腰，/在那黑暗的社會里我也毫無出路，/所以才向革命索取對于我的酬勞。/我當然也可以支付我的一切，/但那僅僅是為了我個人的需要，/只有先給我的欲望以滿足，/我才肯去把英雄的業績創造。”
　　這一段獨白作為男主人公“個人主義”的宣言，是缺少真實感的，是一種先入為主的概念化的描寫。
　　再者，關于“個人主義”概念的運用在這幾十年里是含混不清的，“五四”時期陳獨秀引進此概念時，是指個人自由與經濟的獨立，其內涵與個性解放幾乎等同，是個褒義詞。后來在延安以來的歷次“反右”的整風運動中逐漸演變成貶義，此間的過程在此我們無法詳細考證，但有一點很清楚：凡是與個人有關的，包括個性(自我)、個人的正當欲望及權利、自我中心的人格缺陷或者是不同于大眾的思想觀念(不論它是否正確)等統統可以冠以“個人主義”的帽子。當我們把男主人公的行為套用1980年版的《辭海》里“個人主義”的概念時，你就發現，它們對不上號，《辭海》是這樣解釋的：“一切以個人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的思想。是私有制經濟在意識上的反映。它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核心和資產階級道德的根本原則。表現為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爾虞我詐等。”男主人公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當然是他個人的決定，但與“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爾虞我詐”這幾種行為都不相干，《辭海》里的解釋正是解放以來幾十年對“個人主義”的權威的詮釋。
　　男主人公不是個人主義者，表層看來，他的錯誤是人生定位的錯誤，這種錯誤定位導致他選擇死亡的悲劇發生。他不存在肉體生存的問題，他覺得在國統區“反動統治壓得我直不起腰，/在那黑暗的社會里我也毫無出路”，那么，他要追求的是直得起腰的出路，那是精神上的人格獨立和尊嚴。可是，那是民族救亡圖存和政黨生存危機的焦慮都極為嚴重的時期。民族和政黨尊嚴都成問題，何況個體尊嚴呢？所以，他的悲劇是歷史性的錯誤的悲劇。
　　郭小川在塑造這個人物時，把這對戀人置于戰爭前沿。三個月的和平日子結束了，他們一同開赴太行前線。艱苦的戰爭生活迅速改變了“大劉”，她很快和工農革命者打成一片；男主人公則無法適應危險的戰爭環境，他在戰斗最激烈的時候，感到愛情和個人理想的破滅，在無法選擇的情境下，選擇死亡，作為逃離戰爭的方式。在這里我們要強調的是，他選擇自殺，是清醒和理性的。因此，我想這樣來界定男主人公的行為比較恰當：男主人公逃避戰爭，同時也逃避個體尊嚴的困境，他的悲劇是內心理想的幻滅，和無法戰勝這種幻滅感的心靈悲劇。
　　詩人在這首詩里比較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當代文學里獨一無二的形象：一個另類的知識分子——追求個體尊嚴的形象。這類人物真實存在，且有一定的典型性。但在很長時期內，我們的作家不敢表現這類人物形象。
　　關于背叛
　　范肖丹：同情“叛徒”是《山谷》被批評的主要理由之一。男主人公跳下山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很多批評者把他罵為“丁玲那樣的叛徒”、“叛變革命自殺的反革命分子”，事實上，丁玲根本不是叛徒，男主人公也不是叛徒。我們回到當時語境中仔細考究“叛徒”這個概念時會發現，如果男主人公背叛民族、投降日本鬼，那么他是漢奸——民族的叛徒；如果他背叛共產黨，投靠國民黨，那么，他是政治上的叛徒。但在詩里，他既沒有投降日軍，也沒有投靠國民黨，而是選擇自殺。他只是認為自己的才能在殘酷的戰爭里無法發揮出來，打仗不是自己的長處，與其在戰爭里毫無尊嚴地被流彈打死，還不如自己有尊嚴地結束自己生命。正像他臨死前的獨自說的那樣：“這是時代對我這樣的知識分子的嘲笑。/我呀，也許是一個治世的良才，/在這動亂的日子里卻只能扮演悲劇的主角。”“當然，我也不愿去當叛徒，/因為，那對于我跟革命一樣沒有意義。”顯然，他不是叛徒，詩人在創作時也從未把他當成叛徒來描寫，否則，就不會寄予那么深切的同情。“大劉”的立場，其實就是詩人的立場。
　　當然，男主人公的選擇顯然是逃避現實的，當然也是不利于革命的。他沒能把自己的個人理想與當時的民族和革命的理想相結合，換句話說，他的心理依然停留在和平年代而沒有調整過來。追究起來，造成悲劇的根源，一是罪惡的戰爭；二是男主人公基于對自己的不合時宜的認識，而最后作了悲劇的選擇。男主人公的復雜人格是發人深省的。而他對個體的獨立人格尊嚴的追求是“歷史的必然要求”。這是《山谷》給我們留下的關于個體人格尊嚴在強大的政治機器下艱難掙扎的歷史記錄。
　　詩人的冒險和“文學的革命”
　　郭曉惠：僅就這一點說來，郭小川的詩應該有中國人權史文獻的價值。
　　范肖丹：僅從文學的角度看，郭小川開始大膽挖掘人性的豐富性，以詩人的膽識觸碰創作禁區，這在當時無疑是在進行“文學的革命”，也是在冒險。他對知識分子身上存在的弱點，有較深的思考并敢于表現，這種創作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郭曉惠：郭小川受到蘇聯文學的影響，確切地講，郭小川日記里記錄自己讀《歐根-奧涅金》并說：“這部偉大的詩篇把我迷住了。”(1956年6月23、24日的日記)。
　　范肖丹：他受奧涅金和連斯基的啟發，人性中那種個體性格深處對行動的猶疑，其實是很正常的。顯然，詩人也嘗試把這種人格內部的不協調，體現在《山谷》等詩的人物性格的塑造里。這有利于加深人物性格的深度。
　　值得指出的是，郭小川之所以敢于觸碰如此敏感的問題，除了他想嘗試進行“文學的革命”之外，還得益于當時“雙百”方針的提出和身邊同事的鼓勵。臧克家等人贊揚過他的幾首詩作，使得他原本顧慮重重、多次想放棄該詩的念頭得以打消。
　　郭曉惠：這在他的日記里有記載。當時的許多文學藝術家都受到“雙百”方針的鼓舞，意識到當時文學藝術存在的諸多桎梏和流弊，想打破這些禁錮。郭小川在日記里多次談到當時詩歌的弊病：“近來的詩作，的確有一種形式主義的潮流，匠人氣，追求一種形式上的完整，自然是對的，但不應該丟掉思想的武器，不應當沒有詩，不應當忽略生活和思想的深度與廣度。”(1957年1月27日日記)“《詩刊》第一期已經出來了。拿到了一本，內容和方式都是好的。但我深感，近年來的詩形式主義是十分嚴重的，而且正在發展。”(1957年1月28日日記)
　　他還寫過一篇《關于題材》的文章，說：“一個作品，如果能夠通過革命斗爭和日常生活的描寫中，提出對億萬人民和青年男女的生活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我們能夠說，這不是寫的重大題材嗎？毫無疑問，這也是重大題材。……人民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試想；如果我們的作品描寫的都是打仗，或者都是生產，那有多單調呢？”(16) 由此我們看出，詩人以他的創作實踐試圖突破詩的局限，進行“文學的革命”。而事實證明郭小川這三首詩在題材上確實有了突破。他給我們留下《山谷》里另類知識分子的形象，和《一個和八個》里具有人格魅力的共產黨員王金的形象，并開始形成自己的創作風格，詩人也開始獲得創作的自信。詩人強烈的創作欲望如果能正常釋放，正像他自己所向往的那樣，是有成為大詩人的希望的。他在1959年寫的檢查里說：“到了我寫出并發表了《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贊歌》以后，我在創作上的信心大為增長，我覺得我找到一條獨特的創作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我認為，只要按照這條道路再探索下去，我可能有很大的成就，換句話說，有成為大作家的希望了。……”(17)
　　范肖丹：在《山谷》里，男主人公臨終前的最后一句話：“我怕那無盡的革命和斗爭的日子，/因為，那對于我是一段沒有目的地的旅途……”有人說這一句寫得好，象征式地暗示和預示了丁玲等許多知識分子在以后二十年的命運。仔細閱讀郭小川的日記，我發現這其實是詩人潛意識的獨白。
　　郭曉惠：可惜郭小川沒有能夠成為他希望的大作家，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詩人當時担任中國作協秘書長，說到根處，其實是打雜的大管家，作協里雞毛蒜皮的事都來找他，最棘手的“丁陳”結論他寫得很煩躁，很焦慮。他對整人這種無休止的斗爭的確很厭煩，多次想不干了(1957年8月23日、8月30日、10月13日、10月21日日記)。從日記里我們還發現，一旦詩人進入創作狀態他就很忘我，和朋友談論文學問題時，心情就非常愉悅。他厭倦斗爭的情緒在檢討書里也有提及(詩人連寫檢討都是真情流露的)：“我這個人歷來是怕黨內斗爭的，人家攻擊我，我都可以忍讓，我歷史上從來沒有跟誰鬧過不團結，也從來沒有在我提議下發動什么原則的斗爭……我一直在高級領導機關，生活很平靜，組織生活松懈，沒有什么斗爭，解放后一系列的斗爭都跟我沒有直接的關系，社會主義革命似乎是在我不知不覺中開始而且勝利了。我既沒有受到鍛煉，也沒有做過什么思想準備……”(18)
　　范肖丹：郭小川從本質上講是個詩人，渴望過平靜的日子，渴望能靜心寫作，可他沒能等到那一天。他被卷入斗爭的漩渦，在生存、信仰和詩的矛盾里掙扎，最后自己被卷入深淵……
　　郭小川當時所想到的，所“深感”的“形式主義的潮流，匠人氣，追求一種形式上的完整……丟掉思想的武器……沒有詩……忽略生活和思想的深度與廣度”，“形式主義是十分嚴重的，而且正在發展”，在今天看來，這些認識是何等的敏銳、深刻。以執政黨的文件精神作為文學的“思想”，當然缺乏作家自身的“思想的武器”，缺乏“生活和思想的深度與廣度”。這樣的“文學”其實已經不是文學，只是文件的變種，其中自然沒有生活和思想的力量。文學的內涵和形式是一體化的，創新的文學內涵往往需要創新的文學形式來承載和表達。當文學的內容僅僅是一致文件精神時，文學的形式能不是十分嚴重的形式主義嗎？郭小川說的這種形式主義“正在發展”，后來果然一直發展到打倒“四人幫”之前。中國文學因此淹沒在史無前例污染的政治“赤潮”中幾乎窒息。
　　二十多年前，我喜歡郭小川的詩，就是喜歡他詩如其人，他詩里表現的人性，他的誠懇的人格和他的才華。同時，我也讀出他的困境與痛苦，寫了論文《從〈望星空〉看郭小川的悲劇》。現在讀詩人的敘事詩和他的日記、檢查，再一次深刻體驗了詩人身心痛苦感受的同時，更為他的命運感慨，詩人創作欲望被壓抑和扼殺的悲劇，是一個時代的悲劇呵！值得安慰的是，時代進步了，我們已經有足夠的勇氣來反省了，為了我們的未來，這樣做非常必要。
　　《山谷》里塑造的男主人公和丁玲、王實味其實不同，丁玲、王實味其實是堅持革命的知識分子，他們對革命隊伍里存在的落后觀念持批評態度。從觀念的角度說，他們革命的觀念更前衛和徹底，已經超出了政治革命的范疇。
　　郭曉惠：二十世紀下半葉，政治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影響到沒有文學的地步。
　　范肖丹：我很感慨，如果當時郭小川有一個好點的創作環境，那會怎樣？可是，沒有如果。郭小川一生都處在“文學的革命”與“革命的文學”的沖突中。幾乎可以說解放后的前三十年，是不允許有“文學的革命”的，所以，有創造性的作家總是處于文學的革命與不許革命的尷尬境地。如果誰的文學的“革命”被許可，除非是在“革命的文學”的框架內。文學之不能革命，是中國文學幾十年的一個莫大的損失，它使“五四”以來開創的新文學運動之路中斷了，使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路封堵了，使已經走向國際化的中國文學重新回到了封閉的孤島。所以，當代文學缺乏國際影響的作品。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的文學，不得不重續“五四”新文學之路，不得不重新面臨開放和現代化、國際化的艱難抉擇。
　　注釋：
　　①《深深的山谷》首發于《詩刊》1957年第4期，收于《郭小川全集》，第3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詩句引自該詩。
　　②詩人修改此詩期間在日記中記錄：在《詩刊》召集的會議上蘇金傘、方紀、嚴辰、冰心、艾青等參會人談到目前詩的狀況，“都覺得，現在的許多詩，缺少嘈雜的聲音，缺少激動的情緒，有些只做到穩妥，只做到在修辭學上沒有什么毛病。”郭小川1957年3月19日日記，《郭小川全集》，第9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③《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第7卷，256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242—245頁，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
　　⑤毛澤東在1926年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把“小知識階層——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和“自耕農、手工業主”一起歸于“小資產階級”，《毛澤東選集》，4—5頁，人民出版社1966年橫排本。毛澤東又在1939年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把“廣大的知識分子”和“小商人、手工業者和自由職業者”歸入“農民以外的各種類型的小資產階級”，并說：“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并不是一個階級或階層”，但從他們的“家庭出身”“生活條件”和“政治立場”看，他們中的“多數是可以歸入小資產階級范疇的”，見《毛澤東選集》，603—605頁，人民出版社1966年橫排本。
　　⑥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604—605頁，人民出版社1966年橫排本。
　　⑦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毛澤東選集》，330—332頁，人民出版社1966年橫排本。
　　⑧臧克家“郭小川同志的兩篇長詩”，《人民文學》1958年第3期。
　　⑨Z2(即張光年)的批判發言，《郭小川全集》第12卷，59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⑩(11)(12)(13)(14)(16)(17)(18)《郭小川全集》，第12卷，22、40、95—96、173、231、22、29、107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5)馬克思：《神圣家族》引述愛爾維修等人的論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9頁，人民出版社。

南方文壇南寧82～8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郭曉惠/范肖丹20072007
郭曉惠，中國人民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
　　范肖丹，桂林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副教授。
作者：南方文壇南寧82～8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郭曉惠/范肖丹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1:55:37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