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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發端辭
　　方言，作為語言的地區變體的地域方言，何時產生的？實在難以回答，只得模仿古人的話說 道：“其來也遠，不可得指名其時”。我們中華民族的先賢早就說過：“夫九州之人，言語 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注：《顏氏家訓·音辭篇》）可見古代學人早就覺察到方言差異的存在，在漢語有文字記載的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關于方言的記錄，無代無之。在公元一世紀初即出現了方言專書 揚雄的《＠①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彰彰昭著，彪炳青史。其實其后尚有劉＠②的《方 言》和王浩的《方言》，惜乎湮沒不傳（注：見《魯國堯自選集》第63、64頁。）。至于經傳注疏筆記小說，往往述及當時的方言， 雖然零星片斷，但是數量不可謂少。從來都是先有學術，而后才有學術史，漢語方言的記錄 和方言研究，史不絕書，但是稱得上方言研究史的文字卻很匱乏。看來大概是清代方開方言 研究史的先河。在中國悠久的學術史上，清代學者多博綜群書、博聞強記，其特點是憑個人 的大腦，極大限度地占有學術資料，他們的學術視野開闊，用時下流行的行話說，他們真是 “多學科”、“多角度”、“多層面”地研究了很多科學問題，任何人只要翻開他們的學術 筆記的目錄，就會嘆服：“何異百科全書？”如顧炎武的《日知錄》，其所涉及，包羅經史 子集，睿智的火花不斷躍現，令人驚眩。《日知錄》卷29“方音”條，列舉記載方言語音的 書證十多則，上自春秋戰國，下至南北朝。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卷5也列舉古代方音 記 載若干條，這些讀書札記雖然還算不上方言學史，但是可稱為漢語方言學史研究的濫觴。
　　中國第一篇研究方言學史的文章應該是1934年羅常培先生的《中國方音研究小史》，它是 由在其前發表的《西洋人研究中國方音的成績及其缺點》、《明清學者對于方音研究的貢獻 》、《方音研究之最近的進展》三文匯總而成，羅先生于1954年重訂，載于1963年出版的《 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易名為《漢語方音研究小史》。此文重點在挖掘、搜集近代中西 文獻中關于方音的記載，如明張位《問奇集》、清潘耒《類音》、李汝珍《李氏音鑒》、胡 垣《古今中外音韻通例》、威妥瑪(F.Thomas Wade)《語言自邇集》、柏克爾(E.H.Parker)　《翟爾士大字典》等書皆在網羅之列，該文特別敘述了新方言學研究漢語方音的成果。1984 年 問世的何耿鏞先生的《漢語方言研究小史》可稱為第一部漢語方言研究通史，不足之處在于 簡略，但是所敘述的時段從古代直到“文革”后的1983年，所涉及的內容則不限于方音 研究史，書中高度評價了揚雄的《方言》，也花了相當多的篇幅介紹了清人關于方言詞匯的 著作。王力先生為該書所寫的序說：“方言學的歷史是很難寫的，因為中國古代關于方言的 著作不多。”王先生認為這本書“可以由此窺見漢語方言史發展的輪廓”。許寶華、湯珍珠 先生的《略說“五四”以來的漢語方言研究》、王福堂先生的《二十世紀的漢語方言學》可 以稱作斷代的漢語方言學史，敘述了現代方言學的崛起、成長、挫折、復興，后文尤為詳盡 。
　　以上都是關于漢語方言研究史的全面性的通史或斷代史性質的論著；而論述某個方言的研 究史的文字，就筆者淺聞，似乎更寥若晨星，在下不揣淺陋，擬寫一篇這樣的文字。如果需 要打個比方，羅常培、何耿鏞、許寶華、湯珍珠、王福堂五位先生的論著仿佛是史學上的“ 通史”或“斷代史”、目錄學上的“總集”，它們講的是全局的問題，而個別方言的研究史 則是“國別史”、“別集”，它所涉及的是局部問題甚至是細部問題。
　　若干年前我悟到一個道理：對某一方言而言，其研究的多數成果，還是由說這種母方言的 學人做出的。當時我在學校圖書館里翻閱一部從臺灣買來的影印的明清手稿的大型叢書，翻 到了清代張澍的《秦音》。我以前就知道，張澍是語言文字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發現西 夏文的功臣。因為他是甘肅人，所以只有他，才會努力去從古籍中輯錄西北地區還存在的方 言詞匯。后來想想，黃侃的《蘄春語》、楊樹達的《長沙方言考》、《長沙方言續考》不都 是這樣的嘛。何人不愛家鄉？既然熟悉、熱愛自己的母方言，也就必然帶著罕見的熱忱去搜 集、研討，以著于竹帛，這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對某一方言來說，研究成果多由本地 人做出，這在該方言研究史的早期如此，在小方言尤其如此。再舉個例子，客家方言的研究 ，最 初發軔于客家人黃釗、溫仲和、楊恭桓等人的著作，后來客家方言逐漸為世人所重，研究的 專家就不限于客家人了，如章炳麟、羅常培、董同＠③等（注：《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頁146-148頁，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甚至于外國學者如橋本萬太郎 、 沙加爾也都有成本的著作，但是當今研究客家方言飲譽學界的黃雪貞女士就是客家人。
　　我這篇文章企圖給我的母方言——通泰方言的研究史畫一個輪廓，主要敘述通泰地區學人 記錄和研究自己方言的論著。實事求是地說，通泰方言是一個小方言，在最近若干年嶄露頭 角之前，知道它的人很少。通泰方言區的范圍并不大，地處運河之東，南臨長江，東瀕黃海 ，含泰州、興化、姜堰、東臺、大豐、海安、泰興、如皋、如東、南通等縣市（注：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起，在行政區劃上，江蘇省政府陸續將大量縣升格為市，于是有地級市、縣級市兩種名目。1996年將原揚州市東部的縣級泰州市和興化市、姜堰市、泰興市、靖江市設置為地級泰州市，原縣級泰州市為海陵區。2001年又將若干縣和縣級市變為縣級區。對方言學來說，為免視聽混淆，一般還是用原稱好，還是不在地名后直接加“縣”或“市”好。），約有1000 萬人口。請參看下頁“通泰方言分布圖”。這個地區西漢時已設縣，名曰海陵，其時東部地 區尚在海中，后來逐漸成陸。長期以來，經濟上文化上都算不上發達地區，當然比不上江南 ，也不如西鄰揚州，因此在全國聲名不顯。但是其方言，卻頗有學術價值：通泰方言面對吳 語 ，處于廣袤的官話方言區的最東南，在整個官話方言區中，通泰方言是最復雜的一支，這該 是沒有疑義的。
　　　　　　貳　傳統方言學時期的通泰方言研究史
　　通泰方言研究的歷史，大概要從清初說起，至今329年。至于明代，甚至宋元，有沒有史料 ，不敢說。就筆者所知，最早記錄通泰方言特異語音現象的是康熙年間的安豐人王大經。安 豐，當時屬泰州，乾隆時析置東臺縣后屬東臺。康熙十二年(1673)，王大經主編《淮南中十 場 志》，所謂“淮南中十場”是指當時泰州所屬的瀕海的十個鹽場，東臺場，安豐場，富安場 等，都在泰州的東面和東北面，今分屬東臺、海安等縣市。《淮南中十場志》卷一“風俗附 方言”說：“至于以‘稻’為‘滔’，以‘豆’為‘偷’，以‘咸’為‘寒’，以‘學’為 ‘鶴’，以‘地’為‘梯’，以‘丈’為‘昌’之類，則聲之轉也。”王大經此處是以通泰 方言和其他官話方言比較，這一則資料六對例子記錄了通泰方言的三個特點：
　　附圖
　　①古全濁聲母今音塞音塞擦音上去聲字為送氣清聲母陰平字：“稻”為“滔”，“豆”為 “偷”，“地”為“梯”，“丈”為“昌”。這是涵蓋整個通泰方言的重大特點。
　　②古外轉二等牙喉音字今音聲母不變為舌面前塞擦音、擦音，韻母不變為齊齒：“咸”為 “寒”，“學”為“鶴”。
　　③附圖
　　通泰方言區學人所著的第一部研究自己方言的專著是姜日章《天然窮源字韻》。姜日章， 約生于康熙二年(1663)，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是當時如皋縣北李堡人，李堡現隸海安 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小學類存目一”著錄《天然窮源字韻》九卷，云：“是編成 于康熙丁酉(1717)分日月水火木金土七部。……日月二部為字書，……水火木金四部為韻書 ，并為天星風山官上地支郊階州波夫下十四韻，每韻分為中平上去入五音。土部則古文奇字 也。”四庫館臣詆之甚力：“自明以來字書莫陋于《字匯》、《正字通》，而日章遵以講字 畫；韻書莫乖于《洪武正韻》，而日章執以分韻等；收字之妄濫無稽莫甚于《篇海》，而日 章據以談奇字。其余偶有援引，不過從此四書采出而已，宜其不合于古義也。”而在《四庫 全書》之前，乾隆十五年(1750)序刻的《如皋縣志》卷二十“藝文志下”則贊譽有加：“其 言韻也，統之以天星風山官上地郊階州波下十有二韻，別之以額喉腮舌牙齒唇七聲，中 平上去入五聲，亦為標射字母等字反切之法，悉本《字匯》而擴充之。濟之以言葉，證之以 《詩 》、《易》二經，限之以六十二韻，區之以日月水火木金土七冊，而《天然窮源字韻》之書 以成。夫《正字通》之為書也，引據甚詳，而字不若此書之備；《字匯》之為書也，標射甚 妙，而韻不若此書之全。蓋探喉而出，天然中節，無絲毫強勉。其字能該天下之字，其韻能 該天下之韻。”看來四庫館臣不是無的放矢，而是針對性很強。如此評價，兩個極端，依我 愚見，過與不及也。四庫館臣尊清抑明的意識強烈，其貶低姜書的原因還在，《天然窮源字 韻 》是窮鄉僻壤的一個無名文人所著的帶有嚴重方言色彩的辭書，與正統觀念距離頗遠。而如 皋志的褒辭則顯然是同鄉人的認同心理的表現。我雖然各打板子，還是認為縣志的說法有一 定的道理。將上引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如皋縣志》所述的韻系的分部(十二韻或十 四韻)與今如皋方音作比較，可知此書確實反映了如皋方言的韻母系統（注：見魯國堯《泰州方音史與通泰方言史研究》，《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數研究》第30號，頁187。）。四庫提要著錄 的為當時兩江總督采進本，十四韻，而縣志稱十二韻，是否又一版本？近年齊魯書社出版了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聞之欣然，即查找《天然窮源字韻》，結果卻大失所望：這存目叢書 并不全哪！姜書不知天壤間還存在否？
　　泰興人何萱(1774-1841)著有《韻史》80卷，然生前未得刊行，直至1936年方由商務印書館 出版，洋裝14本。何萱長期居于如皋石莊，晚年歸泰興。羅常培先生曾撰《泰興何石閭〈韻 史〉稿本跋》，論析精詳，但未能道出此書的癥結所在，即何著的韻學體系實源于通泰方言 的中區即如皋、泰興方言。何萱批評了傳統的三十六字母后說：“萱之所擬二十一字母曰， 見起影曉，短透乃賚，照助耳審，井凈我信，謗并命匪未也。”此與今泰興方音的聲母系統 相符。羅先生是方言學大家，之所以未能觸及這一點，并不奇怪，因為通泰方言在三十年 代無甚名聲，彼時新方言學剛剛興起，怎會有泰興話這一小方言的資料呢？竹枝詞可視作民 間 文學的一種，它反映了許多民俗民情，也采用了許多方言俗語。難得的是清代泰州人趙瑜（嘉慶至同治間人）的《海陵竹枝詞》100首，其中有五首描寫了當時的方言：“五方水土由來 異，八屬鄉音自不同。唯有東臺最神似，期期艾艾是家風（自注：東邑系泰州分出）。”“眼 （葉音俺）睛耳刀鼻（讀平聲）子嘴（葉音舉），字字方言笑殺人，會義諧聲都不講，單余肉韻最 清真。”“嬌兒弱女語牙牙，有客敲門訪阿爹。一個答應在（葉音釵）家里，一個搖頭回在（ 葉音采）家。”“偶來酒肆欠壇（讀上聲）酒，更向書坊借部（讀上聲）書，長將一字代兩字， 世上省文俱不如。”“東路人來買稿子（猶言物件也）。南路人邀過瓦家（猶言我處也），忽逢 西北鄉農到，醒得（猶言知道也）連稱笑語嘩。”本文所引的第一首竹枝詞，“鄉音自不同” 的“八屬”，是指清乾隆三十二年以后的揚州府所屬的二州六縣，即江都、甘泉、儀征、高 郵州、興化、寶應、泰州、東臺。（注：《清史稿》（中華書局，1977）頁1987-1989。）趙瑜所記的“嘴=舉”，今泰州話，撮口與合口游移不 定，讀附圖或附圖。趙瑜還形象地描繪了泰州城里與四鄉方言的差異。 這五 首竹枝詞可視作以通俗詩歌為載體的方言史實記錄。
　　值得特別重視的是方音韻書《字音集義通考》，我于1959年暑假中得于泰州。這是一部手 稿，兩冊，題作“懷恕軒主人茂哉氏編訂”，經我考證，此書大概是清同治年間泰州東北部 某鄉村的文人所著。該書韻分“東真江京云閑干天支朱岐灰須來高嘉州而”共十八部，下冊 又增入戈部，與泰州方音相符。分析結果，該韻書音系的聲母應為19，亦合于今泰州話；較 之泰興、如皋話，少疑、來二母。《字音集義通考》反映了一個半世紀以前的泰州方音的很 多特點。拙著《〈字音集義通考〉解析》，附于拙文《泰州方音史與通泰方言史研究》之末 ，茲不贅述。
　　南通人孫錦標(1856-1927)著《南通方言疏證》四卷（1913年刊行），是一部傳統方言詞匯學 的專書。此外他還著有《通俗常言疏證》，中華書局2000年6月出版了該書的標點本。孫氏 《南通方言疏證》的“例言”述及“標目詞”云：“多取古字古義，俾知吾通俗語本于古語 者甚多。”可見其宗旨在于溯古，以古文獻證今方言，字字皆有來歷。茲舉數例：卷二“＠ ⑥禍”：“《集韻》‘＠⑥音窕。’《廣雅》‘＠⑥，戲也。’《玉篇》‘＠⑥，弄也。’《史 記·吳王濞傳》‘使中大夫應高＠⑥膠西王’，今俗所謂＠⑥禍者，當是此字。”卷一“今朝 、明朝”：“按，‘今朝’之‘朝’、‘明朝’之‘朝’、‘外后朝’之‘朝’，皆當讀若 ‘昭’，通俗并讀若刀，《詩·河廣》‘朝’、‘刀’連韻，故‘朝’可轉為‘刀’也。且 ‘今朝’之‘今’多讀若‘庚’，‘今’‘庚’亦一音之轉，猶‘三更’之‘更’北省多讀 若‘今’耳。又西北鄉之俗語，則以‘今朝’為‘今兒’，‘明朝’為‘明兒’，殊無意 義矣。”又卷一“地理鬼”：“《元曲選》馬致遠《青衫淚》曲有‘地頭鬼’語，今俗以熟 悉道路及地方之事者，謂之‘地理鬼’。”
　　泰州人陳啟彤(1882-1926)，字管侯，著《廣新方言》二卷，自序于1911年，至1928年方在 北 平鋟版。該書主要輯錄、考證泰州方言俚語，也兼及蕪湖方言，因為他曾經在蕪湖住過一 段時間，這本書是章太炎《新方言》一派的著作。其自序云：“中國員輿廣博，地勢區分， 風 尚各異，方言龐雜。甚至同省之人覿面相語，句格不通，感情因以不洽，界限亦用此而分， 各各自營，于國事之進行，窒礙實多焉，是皆言語不能統一之故也。”這一段話中最有價值 之處在于方言的差異造成種族群體的隔閡，使操不同方言的同族人彼此不認同，江蘇的蘇北 人 和蘇南人即然。陳氏聲明，其著書的目的在，“通俗之言，明其出處，鄉僻之語，述意加強 ”。茲舉數例于下：卷二“寇”：“揚子《方言》：‘凡物盛多謂之寇。’注：‘今江東有 小鳧，其多無數，謂之寇。’《說文》：‘寇，暴也。’段注云：‘暴是本部之暴，暴 疾之字引申為暴亂也。’由暴亂之意引申之則有甚盛之意。泰州亦屬江東舊地，故謂人之有 膂力者曰寇。”卷一“蹲”：“《說文》：‘蹲，居也。徂尊切。’泰州謂居處，音讀若登 ；州之鄉人則讀若神，皆蹲之轉也。”可見這也是一部屬于傳統方言學范疇的著作。
　　在陳啟彤之前，泰州人高爾庚亦從事泰州方言的搜輯、研究工作，高爾庚是清光緒己亥(18 99)歲貢，其書分天、地、人、物四部，未刊行，宣統初年，高爾庚參與編寫《續纂泰州志 》，將其研究成果編入續州志卷三《方言》中，共122條。其從弟高裕瑞(1877-1961)，亦研 究家鄉方言，其著作成于1927年左右。兩高的成果皆被采入1930年的《泰縣志》中。值得 表彰的是泰州地方文獻的搜集者和研究家夏兆＠⑦(1885-1948)，字紹侯，著有《泰縣方言補 》，亦分天、地、人、物四部，收詞語479條。書前有1937年程小可序，書后附《吳陵語錄 》，收民諺等，其中《鄉談雜述》指出：“吾泰土音去聲字呼作陰平者極多”，“上聲字有 訛 為去聲因而呼作陰平者”，“泰音有當世認為土俗而實與古音合者”，所舉諸例皆是研究泰 州方音史以至通泰方音史的佳證。
　　南通人徐昂(1877-1953)，晚年將其生平著作匯為《徐氏全書》，線裝，1944-1953年間陸 續印梓，共13冊，收其著作37種。徐昂是一位治學面甚廣的國學專家，他關于語言學的著作 有《馬氏文通刊誤》、《聲韻學撮要》、《詩經聲韻譜》、《說文音釋》、《音說》等。《 音說》是《徐氏全書》的第18種，1948年自序，同年由南通翰墨林書局刊印。茲摘錄其“ 鄉音”章數語：“《詩·鄭風·遵大路》篇‘摻執子之手兮’，吾通邑方言攜手謂‘摻手’ 。”又云：“嘗聞人述吾鄉土語云：‘他的大侯拿了大錢，走到大圣橋下，買了一本大學。 ’四個‘大’字讀音各別：第一‘大’字音如‘惰’，第二‘大’字音如‘泰’上聲，第三 ‘大’字音如‘代’（讀陽去聲，古音泰讀陰去聲），第四‘大’字讀普通音。亦一字而有四 音也。”
　　以上這些清代及民初通泰方言區學人的研究通泰方言的著作都屬于傳統的語文學范疇。最 近發現了一篇1936年的清華大學的畢業論文，葛兆光選編的《學術薪火——三十年代清華大 學人文社會學科畢業生論文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收有陳昌年《泰州方言正字》， “編者按”云：“陳昌年，男，江蘇泰縣人，1911年生，1936年清華大學中文系畢業生。本 論文經楊樹達先生批改，評定成績為80分。”清代的泰州至民國時，改稱泰縣，轄區甚廣， 相當于1996年以后的地級泰州市所屬的海陵區、姜堰市和海安縣西半部。陳昌年《泰州方言 正字》共95條，茲舉一例，“諼”條：“《新方言》云：‘今保定、真定、河間、天津皆謂 大言不可任信曰諼，讀去聲。’按《漢書·藝文志》班固云：‘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 其信。’師古曰：‘諼，詐言也，許遠切。’泰州謂詐言亦曰諼，與保定等處相同也。”（注：《學術薪火——三十年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科畢業生論文選》頁223。）雖 然是當時的新學堂——清華大學的畢業論文，《泰州方言正字》還是屬于舊方言學的范疇， 旨在為現代方言詞語尋求古文獻根據，以古證今。
　　中國語言學界的這一傳統大概延續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注：其實，在“文革”后還有這類方言詞語溯古的著作出版。）。盡管按時間說，中國語言學（含 方言學）遠在1936年以前即進入現代語言學時期，可是舊學和新學之間的變革不是“一刀切 ” ，而是有一個交錯的過程。傳統方言學作為國學的一部分，三四十年代在大中學校，特別在 社會上仍舊有相當大的影響，可能過于新方言學。這類舊方言學的論著，缺點和不足之處 甚多，但是在今日仍有其參考價值，它為現代方言學的學人提供了方言詞語的古證，不少還 是 正確的。說實在的，這種溯古的本事，今天很多學人已不太具備，到宋元明白話小說中搜尋 些古證還行有余力，至于佶屈聱牙的三代兩漢之書，則敬謝不敏，連自己方言的這一類溯古 著作都讀不懂，斷不了句的現象不是沒有的。“不薄今人愛古人”，傳統方言學的論著是遺 產，時至學人讀古書稀少、讀古書能力低下的今日，似乎更要珍視這份遺產，這類書中記錄 的方言詞語和方音現象，有若干已經不存，這就越發顯得寶貴。因為我們要作歷史比較，不 能僅僅依據當代學人所調查所掌握的現代方言的語音、詞匯、語法形式，這些充其量最早也 不過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語料，時下有些方言論著的調查對象竟是三四十歲的人！方言 也生生不息，其中已經死亡的成分，必然很多，我們怎能知道？怎能進而研究？只得一靠故老 相傳，二靠故書載記了，例如泰州方言“二”“兒”，今音附圖或附圖，但是泰州地方文獻夏兆＠⑦《耐庵叢著》（約著于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二集之七《吳陵野紀》“揚人譏 泰音”條記錄了這幾句話：“泰州有個南門，南門有個高橋，高橋底下有個壇子，壇子里頭 有條蛇，蛇有二丈二尺二寸長。”按，在揚州人聽來，泰州話“南”“壇”“蛇”“二”的 音都很土，其中有三個“二”都音附圖。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泰州老年人也說，“ 耳朵 ”、“兒子”的“耳”、“兒”在以前確實是說成附圖的。果真如此嗎？如果讀 到 李汝珍（清直隸省大興縣人）的《李氏音鑒》（刊印于1810年），就會堅信這一說而無疑了，其 “凡例”云：“即如‘兒’字，古皆瓤移切，以近時南北方音辨之，讀昂移切，吳音或讀 娘移切，唯泰州方音讀瓤移切，音與古同。”李汝珍之兄汝璜曾任泰州東北的東臺縣草埝場 鹽課司大使（注：現東臺縣逾北境有草堰鎮，今屬大豐縣。大豐縣系解放后割原東臺縣北部、興化縣東北部新建之縣。），汝珍曾赴草埝場省兄，因此泰州的“兒”音瓤移切，必是李汝珍親聞，《李 氏音鑒》所言不啻鐵證！《字音集義通考》的第18部為“兒部”，所收字為“而”“耳”“ 爾”等止攝開口三等日母字，這類字不隸“支部”之下卻獨立成部，可證此時已經變為附圖 或附圖。（注：《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數研究》第30號(1988)，頁216。）如前所云，《字音集義通考》的著者是清同治年間泰州東北部某鄉村的文人，此鄉村距草埝不遠。于是我們可以進一步做定時工作：泰州的附圖或附圖這 一新音位由通語引進、輸入的時間在《李氏音鑒》和《字音集義通考》之間，即在清嘉慶十 五年(1810)至同治(1862-1874)之間。如此推理，如此斷代定時，絕非武斷之辭。如果不靠 故老相傳，這一重要的音變史何從知道？如果不發掘、利用文獻資料，單純靠歷史比較法， 怎能如此精確斷代定時？所以對于我們中國學者來說，擁有如此豐富的文獻，是手持金飯碗 ，為何不重視而利用之？
　　地方文獻中記錄的以往的方言詞語，如今有些已不復存在，例如陳啟彤《廣新方言》“謂 人 之有膂力者曰寇。”現在的泰州話無此俗詞。徐昂引俗諺云，南通“大”有四音，其中“大 錢”之“大”音“泰”上聲，我為此特地查了《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集》中的“南通音 系”“南通同音字表”，這位置無字（注：《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集》頁1982。）。要搜尋方言的古代資料，很是艱難，因為這些材料太少太散，這就需要我們方言學人有開闊的學術視野，有爬羅剔抉資料的技能。除了上述的 溯古的方言詞語的著作外，其他筆記小說以至竹枝詞等也應在搜羅之列，比如趙瑜（清嘉慶 至同治間人）的《海陵竹枝詞》第96首：“嬌兒弱女語牙牙，有客敲門訪阿爹。一個答應在 （按，原注：葉音釵）家里，一個搖頭回在（葉音采）家。”（注：《江蘇竹枝詞集》頁268。）于此可見，在19世紀前半葉的泰州話里，動詞“在”的肯定形式為：聲調不變，ts‘e陰平（“在”，古全濁從母上聲字，在泰州話里依規律變為送氣清音聲母陰平字）；否定形式前不加副詞“不”，而只是動詞的聲調變化，ts‘e上聲。這是十分有價值的方音史實記錄，但是在今日泰州話中，后者形式已經不存。趙瑜《海陵竹枝詞》第97首：“偶來酒肆欠壇（讀上聲）酒，更向書坊借部(讀上聲)書，長將一字代兩字，世上省文俱不如。”（注：《江蘇竹枝詞集》頁268。）此首說明趙瑜時的泰州話，“數詞‘一’+量詞”的結構，可以省略“一”，但是量詞必須變為上聲。今泰州話“一個人一個”可說成“個 人個附圖”，也只是老人和文化低的人這樣說，但是“欠壇（讀上聲）酒”、“借部 （讀上聲）書”的說法是沒有的。（注：此段觀點和例子皆俞揚同志提供。）
　　我想，如果各方言區的專家將自己方言的溯古著作所收錄的方言詞語作一有目的的統計， 不無意義。例如《南通方言疏證》記載了近千個詞語，《廣新方言》記載了上百個泰州話詞 語，現在的南通、泰州學人不妨統計一下，哪些詞語還保存，哪些詞語已消亡，哪些詞語在 音義形上有變化，研究、統計的結果不僅對作歷史比較起作用，而且這種在多長時間內消亡 比率的統計也許有普通語言學的意義，可深化語言變異的研究。
　　　　　　叁　現代方言學時期的通泰方言研究史
　　二十世紀初年是西學東漸的關鍵性的時期，表現在方言學領域，則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現 代方言學的建立。三位親至西方覓求語言科學的先賢的名字應該銘刻在中國現代方言學史上 ，他們是趙元任、林語堂、劉復，他們都對新方言學的建立作出了貢獻，其中以趙元任之功 最大。他的《現代吳語的研究》在1928年出版，標志著現代漢語方言學的建立。
　　在二十世紀前半期，通泰方言區出了很多語言學家，而且有大家多位，如董同＠⑦、周法高 二先生，然而他們的論著中似乎沒有對母方言研究的文字。但是魏建功先生對通泰方言的研 究有其不可泯沒的貢獻。魏建功先生(1901-1980)，海安縣西場鎮人（民國時西場鎮屬如皋縣 李堡區），少年時在南通求學，師從孫錦標、徐昂，后來考入北京大學，師從錢玄同、劉復 ，他是為我國現代語言學的建立和興盛作出過重要貢獻的專家之一，他是杰出的音韻學家、 語 文運動的積極活動家。他的名著《古音系研究》多次提到如皋方言、南通方言。去年我讀了 魏先生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若干論文，他經常引證如皋、南通方言，精妙之處甚多，也對 方言作出分區，多次指出這一地區方言的特點。魏先生所引用、所討論的若干方言現象是研 究通泰方言史的上乘資料，茲舉一例：古麻韻三等章組字喻四母字，今泰州音韻母白讀[a] ，文讀為[e]，有些字兼具二音。一些很文的字只讀[e]，如文言虛字“者”“也”，我推測 它們韻母原本讀[a]，但是“者”字即使泰州老知識分子也決不念[tsa]，要證實這個推想， 只能從空間上尋找支持性的例證。我在《泰州方音史與通泰方言史研究》中說道：“1961 年5月，泰州耆老、年近古稀的仲一侯先生告訴筆者：‘在泰州東鄉里，讀書人念“南冥者 ，天池也”（《莊子》）這類句中的“者、也”時，是讀成tsa、ia的，這是我三十幾年前在 曲塘親耳所聞。最近問姜堰人曹伯丹老先生，也是如此說法。’”（注：《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數研究》第30號(1988)，頁161。）魏建功先生《與人論方 音的由來》云：“‘這’，皋音實為‘者’之舊作‘乍’，tza。”（注：載《語絲》五卷八期，1929年4月29日。）魏先生的所謂“皋音 ”，我們假定就是其家鄉西場鎮音。那么文言虛字“者”字的韻母，泰州絕對念[e]，而二 十世紀初，泰州之東均讀作[a]。泰州—姜堰—曲塘—西場，由西往東，泰州距姜堰約25公 里路程，姜堰距曲塘約17公里路程，曲塘距西場約37公里路程。（注：據《中國城鄉交通旅游圖冊》，哈爾濱地圖出版社，1999年；《江蘇省地圖冊》，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7年。）于此可印證趙元任先生的名言：“從地理上橫斷面一看，就看出有好些相當于歷史上縱斷面的變化出來。”（注：趙元任《語言問題》，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30頁。）我們 通過這一典型事例，可以看到，通泰方言東存古而西趨新的傾斜式的坡性特點。
　　當今研究如皋、泰興、南通方言的學者可否將魏著中的方言資料做一次窮盡式的輯錄，并 與今日方言作一縱向對比？藉此可窺百年方言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念孫《廣雅疏 證》、郝懿行《爾雅義疏》，他們都經常引用當時的方言作例證，段玉裁除了引證其母方言 吳語以外，甚至言及京師語、四川話。令人惋惜的是，研究方言的學人，并不太重視利用這 類寶貴史料（注：日本學者吉田惠著有《〈說文通訓定聲〉の蘇州語の語匯》（自印本，1954）。又，吉田惠、石汝杰、森賀一惠《〈說文通訓定聲〉中蘇州方言詞語匯釋》，《均社論叢》17號（京都，1991）。此系石汝杰先生提供。）。
　　近幾十年來，對通泰方言研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當推1960年出版的《江蘇省和上海市 方言概況》為首，此書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漢語方言普查的突出成果。此書將江蘇和上海方 言分為四區，其中的第三區即我命名的通泰方言區，亦即80年代《中國語言地圖集》所說的 泰如片，此書對通泰方言的轄區尤其是特點作了詳盡的描述，可稱是破天荒的第一遭，從此 方言學人都知道這一事實：在大官話方言區中的最東南有這么一個最復雜的“第三區”的存 在 ，可以說，是《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把通泰方言推向了國內外語言學界。隔了近四十 年，同樣是“總集”性質的《江蘇省志·方言志》于1998年出版，這是二十世紀江蘇方言 研究的最后總結，其中當然包含了通泰方言。同年問世的《江蘇方言總匯》，語音部分水平 參差不齊，所搜集的俚語、黑話較為豐富。
　　俞揚在學生時代即發表了《泰州話里的文白異讀》(1961)，它是通泰方言研究史的重要文 章 ，該文詳盡地敘述了泰州方音文白異讀的類型，而文白異讀涉及泰州方言以至通泰方言的很 多項語音特點，可謂若網在綱。
　　我讀研究生期間，在袁家驊、魏建功二先生的影響下，熱衷于家鄉方言的調查研究，從196 1 年5月起，整三年內，寫了六稿，成《泰州方音史與通泰方言史研究》，十萬余字。我將《 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中的第三區命名為通泰方言區，這一地區在漢代本為一行政區， 即海陵縣，南朝時期人口大增，此后陸續析置新縣，陸地亦向海延伸。如今這一方言區，泰 州和南通是東西兩個端點，南通方言保存的古音最多，泰州方言則受民族共同語的影響較重 ，以“通”“泰”二字概括，是為得之。此文從方言史的視角描述方音的各種現象，勾稽了 大量故書載記的文獻資料，努力搜集了許許多多故老相傳的鮮活的語料；立足于泰州方音史 ，而所作的歷史比較則涵蓋了整個通泰方言；既在方法上有創新，也作了理論上的概括。該 文最后提出了兩個假說：“吳方言本北抵淮河說”，“通泰、客、贛方言同源論”。這是一 篇 頗具原始創新性的論文。但是所引用的考古學資料是五十年代后期的成果，后來就顯得陳舊 了。1964年5月文成之日，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在即之時，只得束之高閣。
　　1966年丁邦新先生在臺灣發表了《如皋方言的音韻》，使用音位學方法對如皋方音作了全 面的描寫，強調如皋方言和吳方言的密切關系，這是通泰方言研究史上很重要的一篇著作。
　　大陸的“文革”使學術研究包括方言研究中斷。八十年代學術復蘇，但是我的方言論文《 泰州方音史與通泰方言史研究》，因過長，仍然無法在國內發表。1986年9月我赴美出席國 際漢藏語學會，得與橋本萬太郎先生交流學術，應橋本先生之約，1987年我將拙文謄抄，并 加上當時對南大學生胡立群（他講一口道地的泰州話）的調查記錄，最后得巖田禮和中島斡起 二先生之助，終于在日本國立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數研究》第30 號(1988)發表。可是國內學者很少能見到，我的論文集不久將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 此文，那就獲得一個向國內學人求教的機會。
　　1990年秋至1991年春我在日本訪學作學術演講時，明確提出了北朝通語、南朝通語說，認 為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語。歸國后即寫了一篇《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語說》，正式形諸文字 ，刊在《中國客家民系研究》（中國工人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中，1994年編自選集時更 名為《客、贛、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語說》，較之六十年代的“通泰、贛、客方言同源論” 此文前進之處在：第一、在學術史上是該文首次提出了南朝通語和北朝通語說，四世紀起的 北人大規模南徙導致了黃河流域的漢語北方方言伸展至江淮地區即原吳語區，歷200余年， 至南北朝后期形成了以洛陽話為標準的北朝通語和以建康話為標準的南朝通語，通泰方言是 南朝通語在原地的嫡系后裔；第二、該文還指出通泰、徽、贛、客四方言形成了對古老的吳 方言、閩方言的包圍態勢，“正如地質學家的板塊構造學說可以從非洲與南美洲海岸曲線的 吻 合得到印證一樣，這個包圍圈看來不是偶然的，這四個方言‘板塊’正是四世紀北方方言南 下進逼吳、閩方言的結果”（注：《魯國堯自選集》頁76-77。）。
　　對我的關于通泰方言古史的假說，謝留文先生持不同意見。（注：見《方言》1999年3期頁167。）我提出了現代方言的兩項資料作為這一假說的支撐點：第一、《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指出，第三區（按，即通泰方言）跟吳方言明顯對立的一個特點是，陽入調值比陰入高，我擴而廣之，客方言的梅縣、 華陽涼水井，贛方言的臨川等點亦然；第二、古全濁聲紐，在今通泰、客、贛三方言中，逢 塞音、塞擦音，一律清音送氣。謝先生判定第一項“不足為憑”，未作任何申說。他認為第 二項“主要是類型學上的問題，也就是說，古全濁聲母今逢塞音、塞擦音，在通泰方言中的 演變情況與客贛方言一致，只是演變類型相似，說明不了它們之間有同源關系。”茲就謝先 生的申說闡發如下：類型上的一致確實不等于發生學上的同源，但是類型上的一致也不是不 可能是，也許更是發生學上的同源所致。同源的語言（含方言）確是有在若干語言格式上類型 不一致的情況，但是在較多的語言格式上卻存在類型上的一致。一致的類型如果作散點式的 分布而被視作同源，自令人生疑；可是通泰、徽、贛、客方言一致的類型卻構成“板塊”式 的 包圍態勢。最近李如龍、辛世彪先生的《晉南、關中的“全濁送氣”與唐宋西北方音》的論 斷是：“現今南北方言中的‘全濁送氣’的特點都應該說是有源流關系的。”（注：《中國語文》1999年3期，頁302。）此文只憑一項類型上的一致即導出同源的結論，只是關于“源”點的觀點，我不同意他們的看法。（注：見我為顧黔《通泰方言音韻研究》寫的序文。）謝先生說：“歷史上人口遷徙與語言、方言之間的關系實在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即使是一個 客家先民遷徙的問題，……幾十年來也未必就能說已經完全搞清楚了。討論方言之間的關系 ，最重要的是觀察語言現象，用語言事實來講話。”研究語言，當然要用語言事實來講話， 我在六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的文章中都提出了兩項語言事實。研究語言，同時充分利用文 獻考證，吸收歷史學的成果，形成合力，豈不美哉！一些歷史問題討論了幾十年，也形不成 共識，這在學術史上是常事，我們是不是應該繼續下更大的功夫去鉆研呢？我仍然認為，“ 永 嘉之亂”這一段歷史尤其值得花力氣研究，因為它對中華民族的融合至關重要，它也促成了 漢族歷史上最大的也最有影響的一次種族遷徙。《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現代 方言絕大多數是從南北朝的音演變下來的。”（注：《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頁176。）這話的周延性也許可以討論，但至少江淮方 言導源于此時，絕無疑義（注：我再重申舊說：公元四世紀漢語北方方言南下江淮，江淮方言即導源于此。這支南下的北方方言的后裔是今江淮官話，而絕非現代吳方言。）。更重要的是，我們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前輩學者的治學途徑：對 歷史學和語言研究的密切關系十分看重。謝先生說：“南北朝后期是否存在南朝通語，現在 還提不出十分有力的證據。”確是如此！完全同意。南朝通語和北朝通語說只是假說而 已，假說，假說，其前景極有可能被證明是假的說法。但是科學的進步還是歡迎提出假說的 ，有趣的是，邵榮芬、丁邦新先生跟我差不多時間不約而同地提出類似的假說。邵先生《經 典釋文音系》：“《切韻》音系是以洛陽話為基礎的音系，南北朝時期洛陽音系是北方地區 的標準語音系。陸氏音系是以金陵話為基礎的音系，南北朝時期金陵音系是南方地區的標準 語音系。這種兩個標準語音系南北對峙的局面是當時的和歷史的政治、文化因素造成的。雖 然隋統一以后金陵話作為標準語之一的地位逐漸衰落，但在南北朝時期它跟洛陽話差不多具 有對等的權威。”（注：《經典釋文音系》（臺北學海出版社，1995年）頁253。該書前載邵先生1991年5月寫的《序》，同樣明確地表述了上述學說。）丁先生《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我認為我們應該擬測兩種 切韻音系 ，一種代表北方的鄴下方言，另一代表南方的金陵方言。”“把切韻音系分成鄴下切韻和金 陵切韻兩大方言來擬測。”（注：《中國語文》1995年6期，頁416、418。丁先生的這一假說始于1992年6月，見頁414腳注。）看來只是我的提法即兩個“通語”說比兩個“音系”說顯 豁些罷了。我現時還不打算放棄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語說這一假說。
　　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通泰方言的調查研究繼續向縱深發展，汪如東寫成《海安方言 調查報告》（碩士論文，1989），俞揚的《泰州方言同音字匯》(1991)，顧黔的《泰興方言同 音字匯》(1990)、《泰興方言本字考》(1990)、《通泰方言韻母研究——共時分布及歷史溯 源 》(1997)等文先后發表。2001年顧黔在其以前諸文的基礎上寫成專著《通泰方言音韻研究》 (2001)，此書既對通泰方言語音作了全面的共時描寫，也作了歷史比較。《江蘇省和上海市 方言概況》對蘇滬的方言分出個第三區以后四十年，顧書進一步對這第三區作了下位的分區 。談到分區，我以為，如果借用句法學的層次分析法來說，應該是首先析出南通方言，然后 再將其余分為兩部分，最后得出的結果是東區、中區、西區。顧書中1900個字的十個方言點 的對照表也為學界研究通泰方言提供了可貴的資料。中國幅員遼闊，方言眾多，漢語現代方 言學的傳統做法是，涉及某一縣的方言時，一般以城關鎮為代表點，因此無論是《江蘇省和 上海市方言概況》、《江蘇省志·方言志》，還是《通泰方言音韻研究》所列通泰諸點的聲 母表，都是根據城關話，因此齒音只有ts、ts‘、s一套，這是無可非議的。顧黔對中區如 東、如皋、泰興的農村作了密集的調查，發現在很多鄉、村，除了ts、ts‘s外，還有附圖一套，真是應了一句古話，“禮失而求諸野”。這樣，她在“早期通泰方言聲母系 統”的構擬中就列出了ts、ts‘、s、z與附圖兩套，這做法也是正確的。我想，如 果能進一步尋覓到通泰地區存在附圖的有關的文獻史料，那么我們就可以作斷代 工作，推求這一套卷舌聲母在城區存在和消失的時間，當然這一工作難度很大。
　　　　　　肆　續語和結語
　　縱觀329年通泰方言的研究史，其成功之處在于，其不足之處也在于，重于語音和詞匯的研 究。在傳統方言學時期，方言研究基本上就是音韻和溯古式的詞語研究二項；到了二十世紀 ，由于在很長時間內整個現代方言學研究的主流在方音，其次是詞匯，通泰方言自不能例外 。
　　但是通泰方言語法的研究在二十世紀中期即已經開始，李人鑒先生的《泰興方言中動詞的 后附成分》(1957)、《泰興方言中的拿字句》(1962)可謂嚆矢，說明語法研究的起步不比其 他方言晚。俞揚《泰州話名詞后綴‘兒’和‘子’的語法特點》(1986)、《泰州方言的兩種 述補組合》(1991)于紹繼中出新加密。不過，在通泰方言研究的諸領域中，語法還是薄弱的 一環，研究者至今人數稀少。這頗滯后于學術潮流，因為近二十年方言語法的研究呈蓬勃發 展的勢頭。這也說明方言研究分工太細，本區的方言學人成為多面手的不是太多。
　　在通泰方言的研究中，古史的追尋工作做得好一些。研究方言的歷史，自然要重視調查研 究活方言的材料，搜集得越多，對作歷史比較研究越有利。但是僅憑自己掌握的第一手和第 二手的材料，未免不夠。現在有些方言描寫的論著是為功利目的而趕出來的急就章，其材料 的“誠信”度可疑；而且如今用現代方言學方法記錄下來的語料，充其量早不過二十世紀初 。歷史比較法是西方語言學的寶貴遺產，我們當然要接受，但是其局限性也不可諱言，比如 說吧，用歷史比較法求出的古代語言形式，難以斷代，至少是難以精確斷代。我們漢語有歷 時悠長而十分豐富的歷史文獻，這是我們中國學者的優勢，這是我們的長處，我們應當揚己 之長，十分重視文獻的解讀、研究。我以為，要進一步研究通泰方言的歷史，就應該更詳盡 地調查，特別是抓緊向本地區的“故老”調查方言，更認真地研究鄰近方言，特別是吳方言 和江淮方言的“洪巢片”，我們特別提倡盡可能地發掘、利用鄉邦文獻資源，與歷史比較法 相結合，如此可收相得益彰之效。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通泰方言三區的既有研究狀況。在新方言學時期，通泰方言西區的成果 略多些，除了俞揚和魯國堯的論文外，值得推薦的是張建民主編的《泰縣方言志》(1991)、 張丙釗的《興化方言志》(1995)，這是通泰方言區迄今僅有的兩本方言志，方言志當然是對 該方言的語音、詞匯、語法等方面的全面的描寫，這二書有一鮮明的特色，即重視自己的方 言和吳方言的對比，尤其是《興化方言志》，列了三個專節：“興化方言和吳方言語音關系 ”、“興化方言中的吳語詞”、“和吳方言相似的一些語法現象”。
　　關于中區的研究，首先是丁邦新的《如皋方言的音韻》，九十年代顧黔的關于泰興話的論 著有繼續之功。最近有一篇論文很值得推許，這就是王韞佳的《海安話輕聲與非輕聲關系初 探》，將現代實驗語音學的高科技手段引進方言的研究中，這在通泰方言研究史上還是第一 次 ，這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還應稱道的是，該文“在對海安話輕聲的特點及其連調形式的 討論中主要以北京話和上海話作背景進行對比，……更重要的是因為海安話與北京話同屬 北方官話，而在地理上又與吳語更為接近。”（注：《方言》1998年3期頁216。）
　　通泰方言東區即南通方言，魏建功先生1925年發表的《吳歌聲韻類》，論江蘇方言區劃時 就指出：“南通系：這一所地方的語音甚為特別，既不與其東南方面蘇松太系相同，又不與 其西北鎮揚系相同。”（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1925年第1期。）但是這個在通泰方言中甚至在整個官話方言中最具特色的方言，研 究得不夠充分，至少是公開發表、出版的有分量的成果不多：雖然早在1921年就有易作霖著《南通語音字母說明書》（注：易作霖尚有三種論著：《國音學講義》，商務印書館，1920年；《國語文法四講》，中華書局，1924；《五聲論》文，1921。《中國語文》1998年4期高更先生著文表彰其《國語文法四講》。易作霖大概是新派人物，高更生先生曾托我找南通師院易國杰、周遠富同志了解其生平什履，他們多方設法而無結果。），用現代方言學方法描寫南通方言的一般資料，也可以在“總集 ”性質的《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江蘇省志·方言志》中找到，另，《普通話基礎 方言基本詞匯集》內有盧今元“南通方言音系”。值得慶幸的是這種狀況將有改變，著名語 言學家王均、鮑明煒二位先生主編的《南通地區方言研究》可望于明年出版。王均是地道的 南通老人，侗臺語專家，《普通語音學綱要》的執筆者，鮑明煒是《江蘇省志·方言志》的 主編，其他若干南通當地的方言學者參與合作。據悉，此書涵蓋的范圍，除了屬于吳語的海 門、啟東的方音外，南通、如東、如皋、海安皆屬于通泰方言。此書的出版必將使通泰方言 的研究前進一步，方言學界引領以望焉。我總是想，論學術價值，南通方言在江淮官話中的 地位似可相當于溫州話在吳語中的地位，但是溫州方言有許多位方言學家寫了不少專論，我 們相信，南通方言的專論今后也會不斷面世的。
　　本文主要是記敘通泰方言區的語言學人對自己母方言的329年的研究歷程，取材多源自學人 的論著。而地方志中也有不少方言資料，老州縣在清代和民國時期都有地方志，而且不止一 部，有些方志將“方言”獨立成章，有的附于“風俗”章內。新縣（指解放前后設置的海安 、如東、大豐）和所有老縣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都編了新的地方志，其中必有“方言”一 章，只是過于簡略，但有些是精心之作，如《泰州志》中的方言志。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也編 了若干本《某某（地名）人學習普通話手冊》，雖是通俗讀物，但是也有參考價值。
　　本文開頭就說，通泰方言是一個小方言，知名度不高，因而在以往的相當長的時間內，只 有本方言區的文士研究它。可是它具有特色，也受到外方有識之士的注意。茲舉三例于下：
　　一、李汝珍（清直隸大興人，約1763-1830前）《李氏音鑒》（刊于1810年）“凡例”：“即如 ‘兒’字，古皆瓤移切，以近時南北方音辨之，讀昂移切，吳音或讀娘移切，唯泰州方音讀 瓤移切，音與古同。”此段記述具有高度學術價值，本文前已闡述，不贅。
　　二、胡垣（清江蘇江浦人，1840?-1904?）《古今中外音韻通例》（1888年刊）“方言”：“揚 州東鄉讀‘豆’為‘透’，‘病’為‘聘’。”胡垣所說的“揚州東鄉”即泰州，他所指出 的方言現象是古全濁塞音聲母今變為送氣清聲母，這正是泰州以至整個通泰方言的重大特點 。
　　三、勞乃宣（浙江桐鄉人，1843-1921）《等韻一得》（1898印行）“外篇”：“戛類濁母，北 音于平聲，皆讀透類之濁，上去入則仍讀戛類。而江西、皖南有數處及江蘇之泰州、如皋諸 處則上去入亦讀透類，如‘忌’讀若‘氣’，‘弟’讀若‘替’，‘別’讀若‘撇’，‘住 ’讀若‘處’，‘族’讀若‘簇’之類，是則戛類濁母有戛透兩用。”在通泰、徽、贛三方 言中，古全濁聲母今音逢塞音塞擦音無論平仄一律送氣的現象，一百多年前的語文學者早就 觀察到了，并且作了記載，這不能不令我們由衷敬佩，古人之書是不可不讀的。
　　我在前頭說過，當一個方言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后，非本方言區的學者也就被吸引來作研究 了，這是通則，通泰方言何能例外？茲舉二例。臺灣學者張光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大陸語 言學雜志上發表的多篇論文及專著《閩客方言史稿》(1996)，在討論吳、湘、閩、客等方言 的歷史關系時，幾乎都論及通泰方言。美國學者史皓元(R.V.Simmons)在《方言》1998年2期 發 表了《南通話、杭州話跟吳方言的比較》。最近史皓元與中國學人合作調查、研究江淮方言 與吳方言邊界地區的狀況，自然也包括通泰方言的南緣。
　　總而言之，通泰方言的研究已歷329年，在清初康熙年間竟然有窮鄉老儒著《天然窮源字韻 》，到乾隆年間，被兩江總督采進呈交四庫館，因它的方言性質頗強，而為館臣所摒棄，以 至湮沒不傳，殊為可惜（注：這位四庫館臣不知是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的初稿撰稿人也許是戴震，但是總纂官紀昀，可不像如今眾多的掛名主編，他是要大加刪改的，可參見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此后代有論著，不絕如縷。至現代方言學時期，尤其近四十年， 關于通泰方言的論著，數漸加多，質亦提高，但是比起那些聲名籍甚的方言如吳、粵、閩方 言來，其研究成果，弗如遠甚。其實通泰方言是個“富礦”，在整個大官話方言中是最富有 特色的方言，深厚的學術資源有待開采。我以為方言的深透研究，特別是方言的細致調查描 寫，更需要本方言區學人的努力。調查描寫方言的，有三種人。第一種人是非以該方言為母 方言的專家，他們的優點是，沒有先入之見，往往以他們自己的母方言為參照系作比較，能 發現當地人難以發現的問題。但是其缺點在，到了深入細致的階段，則難以為繼，即使再努 力，也只能得其形似，而難悉其神韻。第二種人是以該方言為母方言的人，但在外地工作。 論調查，到了描寫研究的深入層面，自較第一種人為強，可是魚兒離水，很多很“土”的、 快消亡的、剛新生的方言因素，靠偶爾回鄉調查是很難捕捉到的。比較理想的是第三種人， 即具有較高語言學修養的在當地工作的當地人研究當地方言，朝朝夕夕浸淫其中，細微末節 皆能盡收耳底。當然有可能“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因此我盼望通泰方言區 每縣都至少有一位高水平的方言學家，那通泰方言的研究可臻繁榮之境。也許這是奢望，不 過，經濟發展、文化發達之后，不是沒有可能的。我要聲明，絕無排外的意識，歡迎外地、 外國專家開發這一寶貴的“富礦”，尤其在跨方言研究、比較研究、歷史研究、綜合研究、 利用科技手段的研究等方面，也許外地學者更能取得豐碩的成果。
　　如今學術界，有人為名利驅使，大致抄襲做假，小至粗制濫造，令人痛心。因此在此文最 后，作為一個語言工作者，我誠懇地希望使用現代方言學方法得出的通泰方言語料具有高度 的真實性和準確性，這就需要研究通泰方言的學人懷著無可挑剔的“誠信”，從事調查、整 理、研究，為學術而學術，不要為功利而學術。
方言LL京301～314H1語言文字學魯國堯20022002在學術史上，關于漢語方言研究史的論著寥若晨星。本文將從清初康熙十二年起迄今329 年的通泰方言研究的歷史勾勒出一個輪廓，分成傳統方言學時期和現代方言學時期兩個階段 ，在二十世紀前半葉二者交錯。本文夾敘夾議。敘則有漏，議必有謬，敬請方家刊謬補缺。通泰方言/學術史/溯古/歷史比較法/Tongtai dialect/history of academic research/h istorical comparative approach漢語言文字學　　本文初稿承俞揚、石汝杰二先生賜閱，提供了很多觀點、資料和修改意見，謹致謝忱。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Tongtai DialectIn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research,only few works were published on the histo ry of research of Chinese dialects.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 brief account o f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Tongtai dialect in the course of 329 years as from　1673 to today.Roughly speaking,the above-mentioned research went through two per iods,respectively the periods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dialectology,which criss crossed each other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南京大學中文系　南京　210093 作者：方言LL京301～314H1語言文字學魯國堯20022002在學術史上，關于漢語方言研究史的論著寥若晨星。本文將從清初康熙十二年起迄今329 年的通泰方言研究的歷史勾勒出一個輪廓，分成傳統方言學時期和現代方言學時期兩個階段 ，在二十世紀前半葉二者交錯。本文夾敘夾議。敘則有漏，議必有謬，敬請方家刊謬補缺。通泰方言/學術史/溯古/歷史比較法/Tongtai dialect/history of academic research/h istorical comparative approach漢語言文字學　　本文初稿承俞揚、石汝杰二先生賜閱，提供了很多觀點、資料和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網載 2013-09-10 21: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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