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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6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477(2003)02-0125-06
　　既定的“政治文化”（注：對于“政治文化”的確切含義，政治學界見仁見智。本文使用的是中觀政治文化概念，即政治實踐活動在社會成員觀念上的反映與積累，包括政治心理、政治認知、政治情感、政治態度、政治價值觀、政治意識、政治思想、政治理論等。）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發生并持續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為“文革”提供了相應的政治主體、社會政治氛圍等等一系列必要條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對“文革”的支持與推動作用是以政治社會化為前提的。“文革”前的消極政治文化借助于政治實踐、大眾傳媒、政治符號、教育機構、家庭等政治社會化（注：“政治社會化”是指一定政治文化形成、維持、變動的過程。）途徑，以空前的廣度和深度迅速地強化、積淀于人們的內心和政治意識結構之中，塑造出了“文化革命”期間的畸形政治文化。[1](P501-502)
　　　　一、專制政治體制及其運行
　　“文革”把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之弊端發展到極至，形成了專制政治體制。這種體制下的政治實踐通過其政治社會化功能，對大眾政治文化的畸變起了明顯的作用。
　　第一，“政治主體”（注：“政治主體”是在政治體系中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各種構成要素，它是政治權力的載體和對政治運用產生主導作用的政治實體的總和。它有這樣幾個層次：處于政治關系中的人，包括群體的個體；政治性組織；國家政權及公共權力的物質附屬物，即軍隊、監視、法庭等。）的政治價值指向嚴重偏轉，政治社會化功能偏失。首先，“文革”時期，毛澤東在政治思想、政治思維上的失誤乃至錯誤足以表明他的政治價值指向已經發生了嚴重偏轉——盡管他發動“文革”的某些主觀政治意圖可能是正確的，甚至是純潔而美好的。[2](P2)由于他居于整個金字塔式專制政治體制的頂端，所以，他的政治價值取向的偏轉給政治文化的畸形化帶來全局性影響。同時，林彪、江青集團竊取了很大一部分中央與地方領導權，在當時全能專制政治體制下，政治權力特別是中央政治權力分配結構對政治社會化的整個過程的方方面面都有決定性的影響。處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林彪、江青等人運用所掌握的極大政治權力，控制了學校教育、大眾傳媒乃至整個政治體制等政治社會化中介，把他們錯誤的政治言論、政治意識等政治文化與毛澤東的錯誤強制性地向整個社會傳播，從而控制了政治社會化的發展方向、功能、結果等各個方面。作為“文革”這場社會政治運動的“被動性主體”，大眾為當時負向運行的政治社會體制嚴格控制，其文化、政治能力等方面的素質急劇下降。這導致他們在一定時期內極易接受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所傳播的政治文化，而不可能對其正確性提出質疑和非議。其次，作為政治主體的各類政治組織功能缺失。政治組織是政治體制運行中的重要政治主體，在政治社會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為政治人的政治活動提供群體性組織場所，使之在參與組織性的政治活動中接受、發出政治文化信息，形成特定的亞政治文化。同時，各政治組織間也相互影響，使不同的政治亞文化發生碰撞、交流、融合，從而賦予整個政治文化以生命力。“文革”時期，包括中共各級黨委、人大、政協等在內的各種原來常設政治組織或殘缺或虛置，其正常的政治社會化功能也隨之缺失。同時，一些松散的極“左”政治組織如革命委員會等不斷出現，它們傳播著錯誤的政治文化信息，使政治文化特別是大眾政治文化負向發展，而不受任何限制。從政治文化上下交流與互動過程來看，“文革”中的政治組織只為上層精英政治文化向下層大眾政治文化的強制性傳輸提供了有力的組織條件，而下層大眾政治文化向上層精英政治文化的傳輸與反饋則失去了組織程序性渠道。這樣，政治文化傳輸和流動過程中的反饋渠道被切斷，政治文化呈現明顯的單向流動。另外，政治組織結構的單一性也使得政治文化信息流通渠道阻塞。再次，作為政治主體的國家政權與公共機關職能變形。公檢法、軍隊、監獄等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政治活動與實踐也具有政治社會化意義。“文革”時期先是公檢法合署辦公，到1969年取消人民檢察院系統；1975年憲法規定“檢察機關的職權由各級公安機關行使”，使偵查權和起訴權合二為一，實際上取消了對偵查權和審判權的檢察監督。“群眾專政、群眾立案、辦案和群眾審判”，即“甩開公、檢、法，走群眾專政的道路”，于是一些地方私設公堂，私立監獄，出現了“貧下中農高等法院”之類的組織。[3](P316)在法制殘缺又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公檢法系統的執法行為相當混亂，直接制造了大批冤假錯案，給人們的政治心理與感情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更不可能培養人們的法制意識。在“文革”后期，軍隊“三支兩軍”，對遏制社會政治的混亂局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軍隊在如此程度上參與政治運行本身就是一種非常行為，而它又是以“左”的政治路線為指導執行其政治職能的。所以，它在政治社會化中也起到了傳播錯誤政治文化的作用。而“文革”中，監獄則成為關押政治文化異端的“中國巴士底獄”。
　　第二，政治運行極度失落，政治文化日趨非法理化。政治運行規則在政治實踐與政治文化之間起著重要的中介作用。從政治實踐塑造政治文化的角度來說，政治制度把政治人、政治組織的政治行為規范約束在法定的范圍之內，以維持政治系統正常運行，這些合法的政治實踐見之于政治文化則是法理型政治文化。“文革”期間，各項政治制度與規則或殘缺虛置或極度變形，整個政治系統的政治實踐處于隨意化、無規范化的狀態。作為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遭到嚴重破壞，1975年召開的全國四屆人大實際上也失去了人大的根本性質，因為它的代表根本不是普選產生的，而是通過革命委員會協商指派的，這次大會絲毫不意味著人大制度有任何的恢復。政治協商與多黨合作制度也被踐踏、取消。各項原有法律被廢棄不用，代之以體現極少數人政治意志的“暫行條例”，如《公安六條》等。正常政治法律制度的缺失本身就使人們感覺不到法制的概念，特別是自己的合法權利應受到法制的保護，也就不可能培養起民主法制意識。相反，《公安六條》之類簡陋而扭曲的規定則強化了人們政治文化傳統意識中對法律（主要是刑法）的敬畏恐懼感。
　　第三，政治實踐紊亂無序，加速了政治文化的畸變過程。首先，政治參與采取“大民主”的形式。“文革”期間的“大民主”不是一種政治民主制度，而是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其主要方式是“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大串連”。它借助個人崇拜發動，違背了民主的本義與民主的程序性，歪曲了民主與法制的關系。只要民主不要法制，民主也不可能真正實現。無法律政治制度制約的群眾運動看似人人都參與了政治生活，充分行使了政治權利，其實這只能是淺層次的政治參與，根本不能體現憲法規定人民擁有一切國家權力的原則。因為人民擁有權力的“必要條件是人民阻止任何無限的權力”，“否則它只會把得到的絕對權力帶進生活中。它的實際效果同所希望的效果正好相反”。[4](P80)在“大民主”的情況下，人民的利益要求根本進入不了政治決策的過程，民眾政治參與的基本功能——表達民意、制約政治權力、調節政治系統運行已完全喪失。這種“民主”的實踐后果只能是無政府主義和對民主法制、人民的政治權利及其它權利的空前踐踏。這種政治實踐形式，使人們長期壓抑的政治熱情與對權力的希冀或嫉妒感以狂熱的扭曲的方式暴發出來，本來就極其淡溥的民主法制意識蕩然無存。其次，政治錄用成為制造和強化個人崇拜等政治文化內容的操作性手段。當時以“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作為識別、選拔和使用干部的標準”，“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罷官”。[5](P82)這種政治錄用標準不但具有模糊性，而且是以毛澤東晚年錯誤政治思想和扭曲其正確政治思想理論為前提的。它只能起到強化人們的政治依附、個人崇拜意識，把上層主導政治文化絕對化的消極作用。再次，在“文革”時期，政治領導人的公開的政治活動對大眾政治文化具有明顯的示范與引導作用。例如，毛澤東先后8次接見紅衛兵以表示對他們的支持，鼓動起他們狂熱的政治感情；林彪在各種公開場合帶頭高呼：“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盡管這些同樣的政治行為所包含的意圖可能不同，但對處于政治運行最外層的大眾來說，相同的政治行為所傳遞的政治文化信息卻是相同的，都強化了大眾已有的個人崇拜意識及對“文革”的認同與盲從。因為政治領袖的特殊貢獻、人格魅力或政治權力地位和大眾低下的政治認知水平、依附性較強的政治文化傳統都使得普通大眾容易認同和模仿政治領袖的行為及其包含的政治文化。
　　　　二、大眾傳媒與社會輿論
　　大眾傳媒幾乎完全被左傾政治文化主體所掌握、利用，成為發動文革、“制造輿論、宣傳錯誤政治理論、傳播錯誤政治文化信息的工具”。同時，大眾傳媒自身在“文革”中也受到一定沖擊。所有晚報全部停刊，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級和一些地區級的黨委機關報；相反各非正規的小報滿天飛。作為重要的傳播媒介，報紙處于“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非正常狀態。結構單一內容單調的報刊以文字為主兼有圖象類的政治符號，持續地傳播著錯誤的政治文化信息，嚴重地扭曲了大眾政治文化。文革十年間，廣播電臺增加了12座，發射總功率也增長了95%。縣（市）級有線廣播站增加了322個，廣播喇叭增加了10倍，全國97%的人民公社、93%的生產大隊、86%的生產隊通了有線廣播，60%的農戶安裝了廣播喇叭。[6](P233)電視業經過1967年的短暫破壞后，此后也有較大發展。但這些發展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起了極大的消極作用。因為大眾傳媒的政治社會化作用是由其傳播的政治思想與言論等政治文化信息的內容與性質決定的。在傳播媒介為左傾政治文化主體控制的情況下，廣播電視業的發展非但沒有成為表達人民政治愿望、要求和進行正常社會政治控制與管理的渠道，反而成為扭曲毛澤東正確政治思想，宣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錯誤政治思想、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及其他種種政治言論，壓制人民言論自由，控制社會輿論，禁錮人們政治思維，維護“文革”政治實踐的有力工具。例如，“四人幫”長期控制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的大權，極力宣揚極左思潮，使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極度猖獗。許多優秀節目被取消，地方臺的自辦節目一度取消，只能轉播中央電臺的節目。電視節目單調、枯燥，假大空的畫面充斥熒屏。農村中廣播喇叭普及率較高，它傳播的錯誤的政治言論與政治文化信息極大地毒害了原本政治認知能力很低、承載著較多消極政治文化傳統的農民。
　　在大眾傳媒所傳播的政治信息的強制性控制與引導下，社會輿論完全政治化，并呈現出極不正常的輿論高度一致。“只有一種聲音，只有一家之言，它不受干擾地向下流，從不中斷，因為這時的水潭是由啞然無聲的回音板制造，所以不過是些共振箱而已”。[4](P112)輿論高度一律主要表現為：少數人的思想意志通過大眾傳媒的傳播，放大為群眾言論的主題；社會輿論的自主性為政治上層權力控制，其認知、價值評價傾向幾乎與大眾傳媒所傳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無二致；輿論的權威性表現為上層政治掌權者的權威，其獨立性完全喪失，根本起不到監督政治運行的作用。一言蔽之，“文革”時的大眾傳媒與社會輿論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導致了“謊言重復一千次就會變成真理”、“假作真時真亦假”的惡劣后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號
　　“文革”時期，政治符號泛濫成災，其種類和數量迅速增加，政治社會化功能變得極為扭曲，并得到強化。大體可分為以下幾類：一是政治口號。最典型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還有簡短的“打倒某某”、“油炸某某”、“萬歲、萬歲、萬萬歲”、“反擊”、“某某反動堡壘”等等。這些政治符號把它攜帶的具有濃厚個人崇拜色彩和戰爭鼓動性的政治信息快捷地通過直接刺激人們的聽覺、視覺傳遞給接受者的大腦，形成特定政治心理與政治意識等。二是文字類政治符號。這類政治符號主要指“大、小字報”、“紅寶書”（《毛主席語錄》）、“紅衛兵小報”等。“文革”中大、小字報滿天飛，絕大多數是用“把文字當手榴彈迫擊炮使用的表達方式”[7](P6、P14)來傳播各種錯誤的政治言論。有的政治口號被“刷，刷，刷！刷滿大街刷上瓦”，[8](P233)成為造成強烈而混亂的社會政治氛圍的重要原因之一。“紅寶書”則幾乎是人手一冊，各種肢解歪曲毛澤東思想的學習輔導材料滿天飛。這些都是制造個人崇拜，傳播錯誤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眾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三是帶有特殊政治涵義的政治圖像。在“文革”時期這種政治符號的典型代表是毛澤東的塑像、畫像、頭像像章及報紙、電視上的毛澤東、林彪等人的照片、圖像，還有批斗大會的現場照片等。當時，全國各地黨政機關、工廠、學校以及各種公共場所到處都有毛澤東的塑像、畫像。人人爭戴毛澤東像章達到空前狂熱的程度。在攜帶與傳遞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特別是政治心理方面，這類政治符號比口號型文字型政治符號，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續性和誘導性。它更強調感性認知過程，更緊密地與人們的情感相聯系。它不需要細致、精深的邏輯理解能力，只需直觀的體認，就可以將其中蘊含的政治文化內化于心。所以，圖像型的政治符號對當時廣大文化層次較低的接受者具有強大的同化作用。四是體態型政治符號。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每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會化作用主要在于強化民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消蝕他們的政治自我意識與獨立政治人格。五是“樣板戲”。它集語言、文字、體態、圖像符號于一體，是“文革”期間政治社會化的特有形式。它極片面地突出革命時代的家庭政治化、為服務于特定階級斗爭和政治目的的集體主義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宣傳職能去推行一種嚴格的行為法則，在建立社會政治的法典，在構筑完整的社會政治理論秩序”。[9]此外，許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義的符號如地名、機關、街道名、人名乃至服飾、生產機具也被人為地革命化，強加以政治涵義，成為“文革”期間特有的政治符號。如北京東交民巷改為“反帝巷”、濟南第三十三中學改成“八一戰校”、有的生產大隊直接改為“造反生產大隊”。[10]以立新、文革、衛東等為名字的人難計其數。自從1966年8月18日接見紅衛兵時，毛澤東破例地穿上軍裝后，綠色軍裝成為最時髦的服飾。推土機也取名“東方紅”。這些被強行涂抹上濃重政治色彩的符號鋪天蓋地而來，充斥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將人們團團包圍，對人們的政治文化特別是政治心理起著強烈的塑造作用，對政治文化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這些政治符號使人們失去了獨立思考和表達能力，喪失了個性，甚至理性，最終成為“文革”政治文化的載體與玩偶。卜大華回憶說，“政治”、“接班人”、“國家革命”、“修正主義”、“紅色江山”、“階級斗爭”、“毛主席語錄”等等詞匯、觀念、概念、理論，“與我們這些十七八的學生的青春期一起，融進了我們的頭腦各血液，迎著我們一張張洞開的饑渴的精神大門，走進了我們的靈魂。……當毛澤東把他的思想化入社會的倫理，他的思想不僅僅再是某種理論，而且成了千千萬萬青年做人的道德標準”。[11](P119-120)當然，就“文革”時期來說，也就成為中國人的道德標準。
　　從政治符號的政治社會化功用來看，“文革”中的政治符號異化現象是很明顯的。具體說來，毛澤東提出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等一系列政治符號，總體上是為其主觀防止黨與國家變色、實現其理想社會服務的。毛澤東對烏托邦式社會政治目標的執著追求，使他與普通大眾一樣成為他自己提出的政治符號的俘虜。在這里，政治符號的提出是以他主觀中多數人的政治價值尺度為標準開始，而以政治符號（其實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的尺度為標準結束，人成為政治符號的奴隸。即主體為實現人的某種目的而創造出來的政治符號卻反客為主，其工具性壓倒了其目的性。林彪、江青集團制造政治符號從一開始就是以他們不可告人的政治索求為標準，以愚弄人民竊取政權是其最終目的的。對他們來說，政治符號的工具性與目的性是統一的。所以，我們可以說，盡管毛澤東與林彪、江青集團制造政治符號的目的根本不同，但卻殊途同歸，都起到了同化扭曲大眾政治文化的消極作用。
　　　　四、學校教育
　　“文革”中，在“教育政治掛帥”的總體思路指導下，各級學校正常教育受到嚴重破壞，其強有力的政治社會化功能也發生了嚴重的轉向。
　　首先，設置政治課程是發揮學校教育政治社會化功能最主要的方式。通過具體的政治教育，向學生傳授的政治知識、政治觀念、政治信仰，來培養他們的政治態度和政治情感，從而強化他們對現存政治體系的認同、信任、忠誠與支持。學校教育的政治社會化作用的方向則主要取決于政治課程的內容。“文革”中學校的政治課程內容設置極端不合理。中小學的政治語文課合并，以毛澤東著作為基本教材；[12](P36、P38)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發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于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中提出大學的培養目標是：培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無限忠于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的既有文化科學理論又有實踐經驗的勞動者；設置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1971年4月到7月，張春橋、遲群等人炮制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本來，從作為正常政治社會化環節與政治文化整合途徑來說，學習毛澤東著作、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但以之完全代替政治課程則是極其片面的。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毛澤東著作被尋章摘句地肢解，多數學校政治教材不是毛澤東的原著，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滲透著林彪政治陰謀的《毛主席語錄》。與之相聯系，毛澤東思想也被教條式地曲解，將其錯誤的政治思想放大，而閹割了其正確的政治思想。豐富的毛澤東思想被其“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錯誤理論所替代。學校政治課程幾乎成為傳播毛澤東的左傾思想、培養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工具。這無疑激活放大了受教育者心中積淀的崇拜心理，使他們的政治獨立意識萎縮，形成了對專制政治體系與少數專制者特別是毛澤東的愚忠。在學校政治課程內容偏失的同時，它還大量擠占了其它非政治課程的內容與教學時間，使學生的科學文化素質急劇下降，進而影響了他們的政治覺悟能力與理性政治參與能力。因為，現代政治學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具有較高的理性政治意識與政治參與能力，越可能“理解寬容準則的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極端主義學說，……越可能相信民主的價值和支持民主的實踐”。[13](P31)但“文革”時畸形學校教育的政治社會化結果卻是：受這種教育越多的人，其理性政治意識、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方面的覺悟能力越低，越易受極端學說和非理性政治情緒的影響。
　　其次，學校成為當時政治運動與政治實踐——搞階級斗爭的重要場所之一。這是“文革”這一特殊時期中學校發揮政治社會化功能的特殊方式。作為“文革”發動標志之一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提出學生“也要隨時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斗爭”。“文革”之初，各地方大、中、小學先后造反，揪斗“走資派”。當年7月底，宣布“停課鬧革命”，隨后，以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運動迅速興起。數以千萬計的大中學生進行“大串聯”，使全國交通和大城市陷入混亂狀態。學校開展的政治實踐活動所傳遞的錯誤政治信息內化于心，嚴重毒化了學生的政治文化的認知、情感、評價。
　　再次，在“文革”中，教師被誣稱為“臭老九”，成為被揪斗、批判的對象。學校黨委領導被踢開，代之以文化層次與業務水平很低的工宣隊、甚至是貧下中農，對學校實行所謂“全面專政”。學校特別是高中、大學招生廢除入學考試，單純強調“突出政治，貫徹階級路線”，工人、貧下中農子弟僅憑階級出身就可以優先入學。進入大學的工農兵還被賦予了“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的歷史使命。
　　總之，所有這些都對學校正常教育形成了巨大沖擊，嚴重降低了教學質量，也使作為政治社會化的重要途徑的學校教育僅成為向學生與教師灌輸扭曲的上層政治文化觀念，激活他們原有的消極政治文化的工具。這種做法并取得了相當的效應。由于這種教育旨在將政治社會化的對象塑造成一個模樣：“這種模樣……伴隨著這種教育的有效與成功，便形成了對思想專制禁錮進而形成對人的肉體的專制”。[14](P115)所以，可以斷言，“文革”時期的學校教育對畸形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五、家庭政治化作用
　　從對政治文化畸形化所起的作用來說，“文革”時期家庭在政治社會化作用極具特色。一般說來，家庭政治社會化作用主要是通過影響兒童的政治潛意識來實現的。與此相反，文革時期的家庭是借助現實的內部政治氛圍來影響其所有成員特別是成年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認知、政治評價、政治態度等個體政治文化的諸方面，從而在造就“文革”期間的畸形政治文化過程中起作用。這主要表現在家庭成為當時社會政治大環境影響個人政治文化觀念的中間環節。諸多家庭氛圍極端政治化，扭曲的政治觀念與意識充斥于每個家庭成員的頭腦，階級情感被置于維系家庭關系的血緣倫理紐帶之上。社會上流行的“唯階級論”、“血統論”等錯誤觀念造成許多家庭分裂。家庭成員或彼此劃清階級界限，或因株連獲罪。比如“給自己的爸爸寫封公開信，批判他要‘擴大資產階級法權’，或許能換來一官半職”；“家庭里夫妻各懷鬼胎，正在相互揭短”。這使得“夫妻決裂，父子異路，成為常見的世態”。[7](P39、P4)
　　綜觀“文革”時期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以上諸種政治社會化方式把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輻射包圍的方式傳遞給大眾，強烈地塑造著人們的政治認知、政治心理、政治評價標準與政治價值取向，使大眾政治文化內容趨同，結構走向畸形。這些政治社會化方向醞釀產生、發展及其影響的整個過程都滲透著上層主導政治文化（主要是毛澤東錯誤政治思想與林彪、江青反動集團的政治文化），以政治權力為后盾，強行改造大眾政治文化的意圖。從政治文化接受者的角度來看，他們相近的教育水平、經濟地位、社會與群體環境，特別是其政治文化傳統，如依附性的政治心理基礎、較低的政治認知能力、唯上是從的政治價值取向與思維模式等等與政治社會化所傳遞的政治文化具有相當程度的親和力與契合性。這些因素都使接受者對強大而霸道的主流政治文化具有較強的承受能力，意識不到傳輸中的政治文化中實際存在的強制性，對之較多地吸取而不是舍棄，從而加速了對政治文化的理解、內化、認同、接受。從這兩方面看，與一般的政治社會化過程相比，“文革”期間的政治社會化具有鮮明的強制性、社會性、快速性、持續性、特殊雙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傳輸；另一方面則是大眾對強制性傳輸的主流政治文化表現出極大的認同與親和）。這些特點加速了對政治文化特別是大眾政治文化的畸形化過程，進而影響到了整個政治文化的結構變動和功能指向。
　　收稿日期：2002-11-19
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125～130K4中國現代史李月軍20032003“文化大革命”時期，以政治權力對社會的全方位控制為前提，專制政治體制、大眾傳媒與社會輿論、特定的政治符號、學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會化途徑充當了放大上層政治文化、扭曲大眾政治文化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政治社會化/政治文化　　culture revolution/political socialization/political cultureOn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during the Culture Revolution　　LI Yuejun　　(Department of the Military History,The Academy of Military,Beijing 10009)During the Culture Revolution,the way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hat included the despotic political system,the mass media and people opinion,the specifical political symbols,school education and family,magnified the upper political culture,distorted the mass political culture.李月軍(1973-)，男，山東省茌平縣人，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助理研究員，法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政治體制、政治學理論。中國軍事科學院　軍事歷史研究部，北京　100091 作者：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125～130K4中國現代史李月軍20032003“文化大革命”時期，以政治權力對社會的全方位控制為前提，專制政治體制、大眾傳媒與社會輿論、特定的政治符號、學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會化途徑充當了放大上層政治文化、扭曲大眾政治文化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政治社會化/政治文化　　culture revolution/political socialization/political culture

網載 2013-09-10 21: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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