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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樁難以了結的歷史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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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前近800年的評價：王安石變法“禍國殃民”，各項新法是聚斂之術在南宋初至晚清近800年中，歷代思想家在總結北宋興亡史時，大都較為集中地對王安石變法進行評論和批判。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有三點：
一是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后經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
二是對荊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后，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于對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學家對荊公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斥荊公新學為異端邪說“于學不正”、“雜糅佛道”或“學本出于形名度數”，二是把新學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依據，予以無情打擊。由于理學在元明清被定為一尊的統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荊公新學作為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
三是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佑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20世紀上半葉的評價：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
梁啟超《王荊公》是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王荊公》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梁啟超稱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還認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一言以蔽之，梁啟超用社會主義學說類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稱為社會主義學說的先行者，胡適之先生亦持有相類的觀點。其后研究者雖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啟超的肯定性評價為大多數人所尊奉，而成為20世紀前半葉的主流觀點。1949年以來的評價：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
（1）對王安石及其變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最早運用唯物史觀研究王安石變法并產生較大影響的學者，當推鄧廣銘先生和他的門人漆俠先生。他們在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性質上與20世紀前半葉的肯定又不盡相同。其特點是：一是注重強調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性和階級性，即把王安石變法置于宋代特定的封建時代的歷史環境中。指出王安石變法是地主階級的一個改革運動，王安石的新法代表著地主階級的利益，尤以持代表中小地主階級利益的學者較多，王安石在政治哲學思想上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二是對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態度，即王安石變法在實現其富國強兵，加強宋朝封建專制統治的同時，還推動了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歷史的前進。三是對司馬光及其反對派的否定，認為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的政治運動阻礙了歷史的前進。這是對自南宋初以來是司馬光而非王安石的傳統觀點的徹底否定，也與梁啟超以來的評價有所不同，梁啟超對王安石變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馬光。四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原因一般歸結為保守勢力的強大、變法派內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動搖和過早的去世。
（2）文革中王安石被作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變法看作是儒法斗爭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發表文章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四人幫”的宣傳班子，專門為“四人幫”篡黨奪權制造輿論，藉此攻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炮制的文章雖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猶如重磅炸彈，一時影響極大。羅思鼎《從王安石變法看儒法論戰的演變———讀[王荊公年譜考略]》。二是工廠、學校和部隊的理論小組和學習小組撰寫的文章，都根據“四人幫”的調子，上綱上線，無學術意義可言。三是一些專家、學者經受不住強大的政治壓力，違心地跟著撰寫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學界發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矯正“四人幫”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扭曲，并力圖澄清一些基本史實，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3）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學界出現三種意見：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發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變法簡論》，世界無產階級的導師列寧曾經教導說：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對王安石變法的再評價隨之而熱烈地展開。肯定說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來的肯定性意見。否定說又有兩種不盡相同的意見，第一種是對五六十年代肯定觀點的全盤否定：王安石不應算作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變法的客觀效果是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阻礙了商品經濟的正常發展，變法期間階級矛盾依然尖銳，一句話王安石“富國有術，強兵無方”，應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種否定意見是以全盤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馬光，亦即“尊馬抑王”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說，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封建社會統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動，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變法期間生產有所發展，財政狀況好轉，基本上達到了富國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實施過程中給勞動人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增加了新的負担。對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發展的關系，也是既承認它對商業活動的發展有不良影響，又肯定它還有對商品經濟發展起積極影響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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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朱瑞熙先生對此前評價王安石及其變法時經常引用馬列經典作家的論述從本源上進行了澄清。他指出：第一，馬克思從來沒有評論過王安石，說馬克思稱王安石為中國最偉大的改革家是沒有根據的。第二列寧以為王安石確曾實行過土地國有的措施，因此稱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但是王安石在土地問題上根本沒有提出過土地收歸國有的主張，也沒有推行過土地國有的新法，因此列寧對王安石評論的根據是不正確的。
水皮：王安石變法為什么會失敗？
王安石，宋朝宰相，被列寧先生稱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王安石變法，兩次拜相卻功敗垂成，轟轟烈烈卻無疾而終，最可悲的是，有人指證，正是王安石的變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
中國股權分置改革啟動不久就有朋友提醒水皮研究王安石變法失敗的經驗教訓，因為改革和變法某種意義上而言就是一回事，尤其是對于股權分置改革這樣事關中國資本市場的制度變革。
王安石變法為什么會失敗呢？主流的觀點認為是因為變法觸及了大地主、大財閥的利益，因而引起了以兩宮太后為首的利益集團的反撲，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注意到另外一個事實，那就是王安石的變法也沒有得到廣大窮苦百姓的理解和支持，民間就流傳這樣的段子，村婦喂雞時，嘴里念叨的就是，安石，進食！
這不能不說是王安石的悲劇。
北宋末年，由于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剝削越來越嚴重，民不聊生，農業凋敝，田賦稅收沒有保證，相反，政府的財政支出卻因為要每年付給遼和西夏大量銀絹而成倍增加，財政危機已經威脅到了宋王朝的生存。無奈之下，繼位不久的宋神宗決定啟用王安石變法圖新，富國強兵。
王安石變法主要有五大內容。
內容之一是實行青苗法。每年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政府以較低利息貸款或借谷物給農民，秋后償還，農民由此免受地主豪紳的高利貸盤剝。
內容之二是實行免役法。官府的各種差役，百姓可以不再自己服役，而是改由官府雇人服役。百姓按貧富等級，交納免役錢，原來不服役的地主、官僚也要交錢。
內容之三是實行農田水利法。政府獎勵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
內容之四是實行方田均稅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好壞、多少規定納稅的數目，官僚、地主不得例外。
內容之五是實行保甲法。政府把農民按戶組織起來，每十家為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由地主充當保長、大保長和都保正。每家兩個壯丁即出一人為保丁，農閑習武，維持治安，戰時入伍，充當兵丁。
水皮把王安石變法的內容羅列在此，想必每一位讀者都會得出自己的結論，王安石毫無疑問得罪的正是皇親國戚。因此，兩宮太后把天下大旱和變法相聯系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正因為此，史上有一張流民圖毀掉王安石的說法。
那么民間又為何會出現“安石，進食”這樣的典故呢？“富國”“強兵”的變法怎么會出現一個民不聊生的結局呢？
問題出在整個的變法內核本質上就是理財、言利、圈錢，一言以蔽之，與民爭利。
無為在《悲劇從丟失民心開始—北宋王安石變法思考》一文中，對此列舉王安石的得意之筆“青苗法”作為說明。王安石推出的“青苗法”，本意上是考慮到農民利益的，而且，他在鄞縣做官時試行過，效果不錯。但是當他推向全國時，卻南轅北轍了。不識字的農民為了填寫貸款申請書要花錢請書吏，到衙門去申請時，貸款多少又任由官吏填寫。根據史書記載，雖然法定只有二分的利息，但是經過層層貪官污吏的盤剝，最后貸款農民要返回的利息竟然高達原來的35倍，比高利貸還要高很多，逼得農民“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之”，寧借高利貸，也不敢向政府貸款，“利民之政”變成“擾民之舉”。
更為糟糕的是，王安石過于自信且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一刀切”，下令各地必須貸出多少錢，給下面下指標，地方官員又搞硬性攤派。除了一般的農民，中農、富農都必須接受貸款，否則完不成考核指標。這樣一來，別說貧農吃不消，就是中農、富農也吃不消。
又比如推行免役法本意在于減輕農民負担，但是官員賈蕃在東明縣試行時故意把農戶的等級提高，把四等定為三等(按規定，四、五等免役免費)，這相當于把免役錢戶的提升到納役錢戶之中，從而激起民怨，東明縣農民1000人進京上訪，跑到王府鬧事，這樣的事例并非個案。
這樣的變法意義有多大？難怪朱熹評價說“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再好的變法，也不能犧牲普通百姓的生存為代價，否則，只會走向反面。
不知不覺之中，股權分置改革已經進行了10輪，進入股改的公司越來越多，與之相伴的投票丑聞也越來越多，而股改后的G股卻越走越低。11月21日，水皮打開G武鋼的K線圖，發現股價僅有2．51元，相對這個公司三季度0．54元的利潤，市盈率居然只有3．5倍，而同為鋼鐵板塊的G寶鋼，目前股價也只有3．90元，相對0．60元的單股利潤，市盈率亦不足4．9倍。鋼鐵工業對于美國那樣的發達國家而言是個夕陽工業，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在可預見的將來都是一個朝陽工業，而現在的股價居然低至如此，令人不寒而栗，要知道僅僅是寶鋼的現金分紅承諾，今明兩年的數字就是每股0．36元，相對于股價而言，現金紅利的回報超過9％，遠遠高于銀行利息3倍。誰敢說，這是一個正常的資本市場應有的現象？
G股貼權，而且是非理性的下跌說明什么？說明投資者因為目前的股改而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上證指數在1000點上下徘徊說明什么？說明投資者找不到未來的方向，對于股改缺少信心。
忍無可忍的作家周梅森只是7000萬個投資者中的代表。作家周梅森將自己的稿費投入了股市，手中持有金豐投資70萬的股權，成為流通股的第一大股東，但是手中股票的市值已較他持有的成本縮水近30％，損失在100萬元以上。周作家的憤怒是因為金豐投資的大股東的對價只肯出10∶3．5而不肯出10∶4或者那怕是10∶3．8，金豐的股價目前才3．83元，而上市公司上次的增發價就達11元，從投資者手中圈走的錢就達6個億。周作家最高的建倉價也在13元左右。
周梅森是國內著名的作家，電視劇《國家公訴》的編劇。水皮曾經在雜談中介紹過他的新作《我本英雄》。周作家寫暢銷書有一套，買股票卻不怎么樣，賠慘了就想發回狠，過一把領袖散戶的癮。
水皮為周作家感到悲哀的不是他的投資經歷和虧損，而是他挺身而出拍案而起的卑微要求，僅僅是為了增加0．5的對價，而這個要求還居然被大股東無情的拒絕！周梅森沒有辦法，才在網上接連發出二封致全國流通股股東的公開信，發出“千萬個股民倒下去，一個周梅森站起來”的怒吼。
周梅森也是個有頭有臉的文化人，社會賢達，好歹也是作協江蘇省的副主席，要身份有身份，要地位有地位，不想踏進股市，卻被弄得如此灰頭土臉，如此“斯文掃地”。名人如此，更何況一般的百姓？
自始至終，水皮也不懷疑管理層推進股權分置改革的初衷，更不懷疑股權分置改革的意義，但是“民曰不便”的現實告訴我們，光有滿腔的熱情和理想是不夠的，如果失去了投資者的支持，變法的進程就不會順利。
雜談 2013-11-28 20: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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