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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岳霖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圍城》里的褚慎明，那個戴著眼鏡，滿腹迂腐，但是尊重女子的哲學家，這個人，和我們印象中的金岳霖先生極其相似，戴著帽子，怕光，愛喝牛奶，也是個哲學家，呵呵，大概錢鐘書先生筆下這個人物的原型就是金岳霖先生了。但是現實中的金先生卻遠遠比褚慎明可愛多了，他的癡，他的傻氣，他的天真率直，正是他可愛的地方！
　　
　　 書呆
　　金岳霖十幾歲時，按照邏輯推理出中國俗語“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有問題。他發現，如果把這兩句話作為前提，得出邏輯結論應該是“朋友如糞土”。
　　
　　金岳霖赴美國留學之前，曾就如何選擇專業向其兄長征詢。其兄建議他學簿計學。金岳霖到美國后開始按部就班地學習，后因無興趣，便改學政治學。就這次更改，金岳霖專門致信兄長，說：“簿計學，是雕蟲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兒，何必學這雕蟲技藝。昔日項羽不學劍，就是因為劍乃一人敵，不能當萬夫。”
　　
　　西南聯大時，金岳霖發表演講，主講小說與哲學的關系，講到最后，結論卻是：小說和邏輯沒有關系。有人問：那么《紅樓夢》呢？金回答：《紅樓夢》里的哲學不是哲學。
　　
　　徐志摩這樣描述他那個研究邏輯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撿起一根名詞的頭發，耐心地拿在手里給分。他可以暫時不吃飯，但這頭發絲粗得怪討厭的，非給它劈開了不得舒服……”
　　
　　金岳霖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是很好的朋友。梁思成說：“我們三個人始終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難題也常去請教老金，甚至連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來‘仲裁’，因為他總是那么理性，把我們因為情緒激動而搞糊涂的問題分析得一清二楚。”
　　
　　金岳霖28歲的時候，在《晨報·副鐫》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優秀分子與今日社會》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說：“我開剃頭店的進款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
　　
　　 20世紀30年代，金岳霖每天上午在自己的小閣樓的一個犄角里冥思苦想，遨游在抽象的思想海洋。即使是在戰事之秋的西南聯合大學，他也是孜孜不倦地思考著書。金岳霖有個習慣：利用每周不上課的三天時間，全心全意做學問雷打不動，客人一概不見。這種情況下難免忘記了日本人的炸彈。當時金岳霖住在昆華師范學校的學生宿舍樓里，1938年9月28日，日本飛機突襲云南，金岳霖在書齋里對空襲警報竟是充耳未聞。還好金老運氣好，幾枚炸彈在金老那幢樓的前后左右開花，但是他住的那幢樓居然沒事！當他被驚醒從樓里跑出來，發現地上狼藉一片，而他則是一副茫然狀。
　　
　　金岳霖愛喝牛奶，冬天訂了好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么多，就經常邀請鄰居來喝，一再懇求：“這個忙諸位一定要幫。”一位鄰居得知情由后，對他說訂牛奶可以隨時增減，冬天多訂，夏天少訂。他又大為贊賞：“你真聰明！”
　　
　　在清華教書的一段時間，金岳霖與陳岱孫先生都住在清華學務處。一次，梅貽琦校長外出，委托陳先生代理校事。一天，金岳霖準備上廁所，發現沒了手紙，他并不趕緊去找，反而坐下來向陳岱孫寫了一張討手紙的條子：“伏以臺端坐鎮，校長無此顧之憂，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隨之便。茲有求者，我沒有黃草紙了，請賜一張，交由劉順帶到廁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那意思就是，你現在代理校事了，就該為我解決問題，雖然是區區一張手紙。
　　
　　金岳霖曾細心地去分辨“愛”與“喜歡”兩種不同的感情或感覺。他說，愛說的是父母、夫婦、姐妹。兄弟之間比較自然的感情；喜歡說的是朋友之間的感情，是喜悅。二者經常是統一的，那就既是親戚又是朋友；不統一的時候也不少。
　　
　　 1955年，金岳霖離開北大，調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另一位副所長說他應該坐在辦公室辦公。金在辦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沒弄明白如何“辦公”。他說：“他們說我應該坐辦公室辦公。我不知‘公’是如何辦的，可是辦公室我總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辦公室，坐了整個上午，而‘公’不來，根本沒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費了一個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我這個知識分子確實不能辦事。”
　　
　　全國開展知識分子“上山下鄉”運動時，金岳霖已經70多歲，但卻主動要求“下放”。為準備“下放”后有所作為，他有一段時間專門看養魚的書。他對別人說，“我要是‘下放’了，農林牧副漁五業中，農業我現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業，我也沒有技術，就剩下養養魚。”
　　
　　一次哲學所的領導去看望他，并請他提要求。誰知金老不假思索就說：“我要錢。”然后掰著指頭說，我的《邏輯》不要錢，《論道》也沒要錢，但《知識論》一定給錢。領導才知道金老指的是稿費，不免有點尷尬；倒是金老還沒搞明白，仍舊傻乎乎地說：“還是錢那個東西。”
　　
　　金先生晚年深居簡出。毛主席曾經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先生已經八十歲了，怎么接觸社會呢？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蹬著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
　　
　　 心智
　　金岳霖先生常常專注于學問，有時弄到連自己的姓名也忘記的地步。據冰心先生講，有一次金岳霖告訴她一件事，說一次出門訪友，到人家門口按了門鈴，朋友家女仆出來開門，問金岳霖“貴姓”。他一下子忘了自己“貴姓”，怎么也想不出來。沒有辦法，他對女仆說，你等一下，我去問問我的司機。驚得那位女仆張著嘴半天說不出話來。告訴冰心這件事時，金岳霖還幽默地說，我這個人真是老了，我的記性壞到了“忘我”的地步！
　　
　　金岳霖某日打電話給陶孟和，陶的服務員問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來，于是說：“不管它，請陶先生說話就行了。”因為他不好意思說“我忘了”。可那位服務員說“不行”！他請求兩三次，還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車車夫）。王喜也說“我不知道”！金岳霖說“你沒聽見人說過？”他說：“只聽見人家叫金博士。”一個“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后來金岳霖先生將這事作笑話告訴朋友。朋友告訴他一件更玄的事：說是文人潘梓年在重慶時，在一個簽名的場合，一下子恍惚起來，記不得了自己的姓名。旁邊有人說他姓潘，可光一個姓還不足以連帶出名字來。潘梓年又大聲問：“阿里個潘呀？”意思是說潘什么呀，還是記不起來。金岳霖先生聽見此事，才有些釋然。晚年寫回憶文章時，前面記自己“忘我”，后面記比自己忘得更嚴重的潘梓年。
性情
　　金岳霖主張學生有自己的見解，而且鼓勵他們發表自己的見解。有一次在一個邏輯討論會上，有人提到了當時享有盛名的哥德爾的一本書，金岳霖說要買來看，當時他的一位學生沈有鼎馬上對金先生說：“老師說，你看不懂的。”金先生聞言，先是哦哦了兩聲，然后說：“那就算了。”
　　
　　吳宓先生也是金岳霖的好朋友。吳先生也是個勇敢的癡情人，他把自己的情詩發表在報紙上，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兩句。大家讓金岳霖去勸吳宓，他便對吳宓說：你的詩好不好我們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表的事情。這是私事情，不應該拿到報紙上宣傳。我們天天早晨上廁所，可我們并不為此宣傳。吳宓不禁勃然大怒，拍著桌子就說：“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金老一下也感覺自己話不大對，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釋，就站著聽吳先生罵了半天。
　　
　　在西南聯大時，聽金先生課的有個學生叫林國達，是位華僑。他喜歡提一些很怪的問題。有一次他問了一個邏輯上不錯而意思卻不對的話，請金先生解釋。金岳霖想了一想，反問道：“我問你一個問題：‘Mr．林國達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于黑板），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學生問傻了。因為這句話邏輯上沒有什么錯誤，但林國達也不能垂直于黑板。后來，林國達因游泳被淹死。金岳霖知道此事后，上課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在這一堂課上，金岳霖一直沒有笑容。
　　
　　張若奚和金岳霖是好友，但有時候也吵架。有一次話不投機，爭論起來，金說張真實充滿傲慢與偏見，張馬上反駁說，你才是缺乏理智與情感。（《傲慢與偏見》、《理智與情感》是簡奧斯汀的兩布部著名小說。）
　　
　　抗日戰爭之前，金岳霖與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及林徽因在北京住前后院。他常常看到梁思成為了古建筑上的某個數據而在房頂上上下下，就為梁林夫婦編了一副對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上君子”在中國說的是小偷，這里反語正用，恰到好處。所以梁思成聽了很高興。還說：“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開一條新的研究道路，豈不是紙上談兵了嗎？”可林徽因并不領情：“真討厭，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個女人沒有什么可做似的。我還有好些事要做呢！”意思是，女人并非供人們欣賞的。金岳霖聽到后，表示贊成，連連鼓掌。
　　
　　一次，他在王府井一時興起，花幾百元買了一頂高級皮帽，事后竟誠惶誠恐了好一陣，雖然沒有人指責他，他卻多次在小組會上主動懺悔，說是過去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階級性主宰了他的思維邏輯。金岳霖的侄女從美國回來去看他，當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國籍后，竟二話沒說把她趕了出去。
　　
　　 為學
　　 1926年，金岳霖回國后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學論文：《唯物哲學與科學》。他在文中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他們放在監牢里做苦工，他們腦子里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
　　
　　金岳霖授課時，常把學生也看做學者，以學者對學者的態度研究問題。他講課經常“不帶書本，不帶講稿，走進課堂只帶一支粉筆，這支粉筆并不適用，經常一堂課下來一個字也不寫”。
　　
　　 金岳霖主講邏輯學，有學生感到這門學問十分枯燥，便好奇地問他：你為什么要搞邏輯？金教授答：“我覺得它很好玩。”
　　
　　西南聯大時，金岳霖曾開設一門選修課“符號邏輯”。對很多人來說，聽這門課如聽天書。因而每次上課，教室中只有零星幾個人。其中一個叫王浩的學生卻是例外，頗能懂得個中奧妙。金岳霖經常會在講授過程中停下來，問道：“王浩，你以為如何？”于是，接下來的這堂課便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
　　
　　馮友蘭和金岳霖都講形式邏輯，張松年講的邏輯有點羅素的味道，可是，最叫座的還是金岳霖的課。一到他的課，好幾百人，幾乎滿堂。季羨林雖然在高中學過邏輯，不過金岳霖講的邏輯跟他學的不一樣，所以考不好，后來他才知道，金岳霖講的形式邏輯跟自己學過的不是一個體系。金岳霖有一次講到“我吃飯”一句話，說重讀“我”，就表示：“我”吃飯，不是“你”吃飯。重讀“吃”，就表示：我“吃”飯，不是我“拉”飯。
　　
　　金岳霖曾說：“我培養了只做概念游戲，不關心政治，甚至于反動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給所培養的一個反動分子，他現在在臺灣為蔣匪幫服務。”“我宣傳邏輯上的純技術觀點，天才教育觀點，在這一方面我特別捧王浩，他現在仍然留在美國大學里，為美帝國主義服務。”
　　
　　晚年的金岳霖認為三本書就能概括他的一生：“我要談談我的書，我只寫了三本書。比較滿意的是《論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識論》，寫得最糟的是大學《邏輯》。”
　　
　　金岳霖的《知識論》寫了兩遍，費時十余年，從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國成立后，張岱年碰見金岳霖，問金的《知識論》可曾寫好。金答曰：已經寫好了，我寫了這本書，我可以死矣。1983年，就在金岳霖去世前一年，商務印書館終于出版了《知識論》，金岳霖在序中說：“《知識論》是一本多災多難的書……是我花精力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本書，它今天能夠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興。”
　　
　　 風采
　　 1926年，金岳霖留學回國后，先受聘于清華大學教授邏輯學，并受校方委托創辦了清華大學哲學系，担任系主任。當時的哲學系只有金岳霖一個教師，也只招到沈有鼎一個學生，當時一師一生，號稱一系，成為美談。爾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不但一手辦起了清華大學哲學系，而且培養了這方面的許多大家，桃李滿天下。用金老同事汪子嵩先生的話說：“一直到1952年，清華哲學系的學生都是金先生的學生，或是學生的學生。”
　　
　　金岳霖的學生回憶老師：他身材高大，儀表端莊，有時西服革履，執手杖，戴墨鏡，一副英國紳士派頭；有時著運動衫，穿短褲，球鞋，舉手抬足像一個訓練有素的運動員；有時在西裝外面套個中式長袍，戴個老八路的棉軍帽……
　　
　　金岳霖平常永遠是腰板筆挺，西裝革履，皮鞋插得油光可鑒，上面絕對不會有灰塵。夏天穿短褲還一定要穿長筒襪，因為在當時看來，gentleman穿短褲一定要穿長襪。
　　
　　金岳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怕陽光，常戴眼鏡。長沙臨時大學草創急就，校舍緊張，文學院各系暫時遷往南岳。當時，在南岳的哲學家有馮友蘭、金岳霖、湯用彤、鄭昕、沈有鼎（字冗三）。在緊張授課之余，學者們也相互開開玩笑。馮友蘭就吳宓的一句詩“相攜紅袖非春意”發表過不同意見；金岳霖有畏光癥，經常戴著一幅眼鏡；鄭昕則喜歡喝酒；沈有鼎用紙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聞一多因此寫了一首詩：惟有哲學最詭恢，金公眼罩鄭公杯，吟詩馬二評紅袖，占卜冗三用紙枚。
　　
　　徐志摩當年曾描寫過金岳霖與一位名叫麗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時的妙相”：“老金他簇著一頭亂發，板著一張五天不洗的丑臉，穿著比俄國叫花子更襤褸的洋裝，蹩著一雙腳；麗琳小姐更好了，頭發比他的矗得還高，腦子比他的更黑，穿著一件大得不可開交的古貨杏花黃緞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爺的，拖著一雙破爛得像爛香蕉皮的皮鞋……雖則那時還在清早，但他們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過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勢利狗子們的憤怒和注意。黃的白的黑的乃至于雜色的一群狗哄起來結成一大隊跟在他們背后直嗥，意思是說叫花子我們也見過，卻沒見過你們那不中不西的破樣子，我們為維持人道尊嚴與街道治安起見，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對你們表示我們極端的鄙視與厭惡！在這群狗的背后，跟著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學家盡走，狗盡叫，孩子們盡拍手！”
逸事
　　金岳霖先生，字龍蓀，1895七夕出生，相傳金老的父親那天剛好從外面騎馬回家，途中遇到一條大蛇橫在路中，金父便等蛇橫過路后才策馬而行。回家才知其夫人正要分娩，金父便決定：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叫“巧巧”，若是男孩就取名“龍蓀”，這就是金岳霖先生字的由來。
　　
　　 金岳霖字龍蓀，與葉企孫、陳岱孫并稱“清華三孫”。他們有一個相同的特點是——終生未娶。
　　
　　金岳霖的單身一直都是話題。西南聯大有四個出名的單身教授：外文系的吳宓，經濟系的陳岱孫，哲學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繼侗。雖然是單身，但他們的逸聞趣事和戀愛故事在學校內廣為流傳。
　　
　　金岳霖好友陳公惠女士回憶，在美國留學時，一次金老在回家路上遇到房東故德太太。細心的房東太太立刻發現，金岳霖的臉色看起來不大愉快。房東太太很關心他就問：“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興的事呢？”他便有點委屈地說：“我在國內的女友來信要和我吹了。”然后頭也不回地跑到湖邊去，這下嚇壞了故德太太，生怕他一時意氣做傻事，忙找人去勸千萬要想開；而金岳霖卻為自己編的小惡作劇樂得哈哈大笑。
　　
　　金岳霖早年是學商業和政治學的，可能這些學問對他的智力不構成任何挑戰，所以他對這些“玩意”一點興趣都沒有。有一次他和張奚若、秦麗蓮在巴黎圣米歇大街散步，遇到幾個人不知為了什么事吵了起來，這三個人居然也跟進去和他們爭論。從此，金岳霖開始對邏輯產生興趣。當閱讀到新黑格爾主義的哲學家T.H.格林著作時，他說他才頭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賞和認同，從此之后他對哲學的熱情一發而不可收拾。
　　
　　抗日戰爭中，金岳霖先生教的研究生中，出了一位別出心裁運用邏輯推理的有趣人物。當時日本人常轟炸西南聯大所在地昆明，人們便常常要跑警報。這位哲學系研究生便預先作了一番邏輯推理：跑警報時，人們便會把最值錢的東西帶在身邊；而當時最方便攜帶又最值錢的要算金子了。那么，有人帶金子，就會有人丟金子；有人丟金子，就會有人撿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撿到金子。根據這個邏輯推理，在每次跑警報結束后，這位研究生便很留心地巡視人們走過的地方。結果，他真的兩次撿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怕光。一般情況下不論何時何地，他都會戴著遮陽帽，并且盡可能壓低帽檐，而頭只能微仰著。他眼睛的鏡片則像黑白無常一樣兩種顏色。這種標志式的造型使人覺得有點怪，對此金岳霖自己對學生打趣說：“我年輕的時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因為我這個眼睛左眼近視800度，右眼遠視700度，結果來一個汽車，我看到七八個，然后我就不知道該躲哪一個了，可能七八個哪一個都不是真的。”
　　
　　金岳霖先生個性天真，為人樂觀。1982年，已是87歲高壽的金老身體每況愈下，但是據金岳霖的學生回憶：他每天還按規定的時間聽新聞廣播，看報紙。他埋怨保姆說：“我今天不高興。你為什么不按時叫我，我跟不上時間了。”他還自慰地說：“這幾天我能從沙發，走到屋門了，又進了一步。看來短時間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曾這樣描述自己的客廳：“一個光棍住在那樣幾間房子里，應該說是很舒服的。如果說的是白天，那幾間房子確實舒服。到了晚上，特別是上床后，問題就不同了。只要燈一滅，紙糊的頂棚上就好像萬馬奔騰起來，小耗子就開始它們的運動會了。好在那時候我正當壯年，床上一倒，幾分鐘之后就睡著了。”
　　
　　金岳霖這樣回憶胡適：我認識的人不多，當中有些還是應該研究研究。胡適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總是一個有很多中國歷史知識的人，不然的話，他不可能在那時候的北大教中國哲學史。
　　這位先生我確實不懂。我認識他很早的時候，有一天他來找我，具體的事忘了。我們談到necessary時，他說：“根本就沒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說：“這才怪，有事實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論上的必然……”我確實認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學的呀！
　　 還有一次，是在我寫了那篇《論手術論》之后。談到我的文章，他說他不懂抽象的東西。這也是怪事，他是哲學史教授呀！
　　
　　 晚年金岳霖寫回憶錄，第一句話是：“我和毛主席吃過四次飯。”
愛國
　　辛亥革命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頭上的辮子，還仿唐詩《黃鶴樓》寫了一首打油詩：“辮子已隨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頭。辮子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溜溜。”
　　
　　在美國讀書時，聽到袁世凱復辟，金岳霖悲憤不已痛哭一場；別的事情可以姑且將就，聽到別人說抗日會亡國亡種，他情緒激動得只差要打人；1948年，為了抗議美國的扶日政策，金岳霖竟帶頭拒領美國救濟面粉。
　　
　　在開國典禮上，當毛主席用湖南話慷然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時，金老興奮得幾乎跳了起來！他逢人便嘆：“毛主席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真好呵！解放了，中國人再也不受列強欺負了。”
　　
　　建國后，經過學習，金岳霖說：“知識分子頭等重要的問題是為誰服務的問題。在政治上我追隨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學，實際上是接收了歷史唯物主義。” “對于政治，我是一個辯證的矛盾。我一方面對政治毫無興趣，另一方面對政治的興趣非常之大。”
　　
　　粉碎“四人幫”后，金岳霖的學生一起去看望老師。金見到自己的學生后，異常高興，對學生發議論說：“現在可好啦，中國再也不會被瓜分了。”讓學生感到分外吃驚。
　　
　　 1982年，重病期間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遺囑：“哲學所黨組負責同志：我可能很快結束。我要借此機會表示我感謝黨，感謝毛澤東同志，感謝全國勞動人民，把中國救了。瓜分問題完全解決了。四個現代化問題也一定會解決。我死之后，請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獻給黨。請不要開追悼會，骨灰請讓清風吹走。”
　　
　　 癖好
　　金岳霖早年留學學的政治學，對政治學理論有獨到的見解，他的博士論文在半個世紀以后仍有國外學者在引用。他精通英文，平時用英文思考哲學問題。他能準確地分辨出英國不同地區的發音，他用英文寫的散文曾被大學外語系選作范文。他喜歡詩詞，不僅能背誦許許多多古代詩詞名篇，還能對古代詩詞作品作出令方家嘆服的評論。他擅作對聯，常把朋友的名字嵌入聯中，天然渾成，令人叫絕。他對繪畫有很高的鑒賞力，尤其對山水畫的布局和意境問題有深刻的理解。他酷愛京劇，家中收藏許多名角的唱片，他說看看唱片仿佛就聽到了聲音，他自己也能唱。他愛好打網球，穿著高檔的網球運動員服很像專業運動員，當年曾在巴黎一次留學生網球比賽中榮獲亞軍。他還參加過級別很高的斗蛐蛐比賽，用一只九厘八的紅牙黑打敗了一分重的名星翅子。他認為斗蛐蛐涉及高度的技術、藝術和科學。他也是一位美食家，能對中國菜以及英法德意美等國菜的不同特點說得頭頭是道，能分辨出許多種不同的甜，而他最為欣賞的是“雜在別的東西里面的甜”。
　　
　　金岳霖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聽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有次講課，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有人問：那么《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里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里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后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為得意。
　　
　　金先生是個單身漢，無兒無女，但是過得自得其樂。他養了一只很大的斗雞（云南出斗雞）。這只斗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先生一個桌子吃飯。他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
　　
　　金岳霖酷愛養大斗雞，屋角還擺著許多蛐蛐缸。吃飯時，大斗雞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泰，與雞平等共餐。1924年楊步偉與趙元任在歐洲旅行時，遇見過金岳霖。其時，金正在歐洲游學，與外國女朋友Lilian Taylor和Emma同行。Lilian Taylor中文名秦麗蓮，是金在美國認識的一位小姐，與金一起來到歐洲。1925年，金岳霖回國，秦麗蓮也隨之來到中國。她倡導不結婚，但對中國的家庭生活很感興趣，愿意從家庭內部體驗家庭生活。1926年，經趙元任介紹，金岳霖到清華教邏輯。金岳霖不住在清華，而是與秦麗蓮一起住在北京城里。有一天，金岳霖來電話說有要緊的事，想請楊步偉進城。楊問什么事，金不肯說，只是說非請你來一躺不可，越快越好，事辦好了請吃烤鴨。楊步偉是醫生，以為是秦麗蓮懷孕了，說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回答說大約不犯法吧。楊步偉和趙元任將信將疑地進了城。到金岳霖家時，秦麗蓮來開門，楊步偉還死勁地盯著她的肚子看。進門以后，楊才知道不是人而是雞的事。金養了一只雞，三天了，一個蛋生不下來。楊步偉聽了，又好氣，又好笑。把雞抓來一看，原來金經常給它喂魚肝油，以至雞有十八磅重，因此雞蛋下不來，但是已有一半在外面，楊步偉一掏就出來了。金岳霖一見，贊嘆不已。事后，為表慶賀，他們一起去烤鴨店吃烤鴨。
　　
　　金岳霖是“雙君子”：既有煙癮又有酒癮。他不但喝白酒、黃酒和啤酒，而且經常喝醉。他還說：“我從前是抽煙的。水煙抽過，不大喜歡。紙煙抽得最多，曾有癮。好的抽慣了，賤的簡直抽不得。斗煙我很喜歡，并且把煙斗作為美術品來欣賞。煙味最好的是雪茄。在德國，我曾抽過一支巨大無比的雪茄，一次抽完，醉了……我這個人從來樂觀，惟一想‘自尋短見’或‘自了之’的時候，就是那一次煙醉的時候。”
情愛
　　金岳霖先生有稽康的天真爛漫，確沒有稽康的狂傲。金岳霖終生未娶，因為他一生愛戀林徽因。金岳霖和梁思成夫婦交情很深，長期以來，一直是毗鄰而居，常常是各踞一幢房子的前后進。偶爾不在一地，例如抗戰時在昆明、重慶，金岳霖每有休假，總是跑到梁家居住。金岳霖對林徽因人品才華贊羨至極，十分呵護；林徽因對他亦十分欽佩敬愛。據梁思成的續弦林洙說，一次林徽因哭喪著臉對梁思成說，她苦惱極了，因為自己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與梁思成是世交，二人從小一起長大，故對他毫不隱諱，坦誠得如同小妹求兄長指點迷津一般。梁思成自然矛盾痛苦至極，苦思一夜，比較了金岳霖優于自己的地方，他終于告訴妻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選擇金岳霖，祝他們永遠幸福。林徽因又原原本本把一切告訴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誠得令凡人驚異：“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 從那以后，他們三人毫無芥蒂，金岳霖仍舊跟他們毗鄰而居，相互間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靜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喜好養雞，原因是因為林徽因曾送給他幾只小雞。
　　金先生對林徽因的仰慕，磊落坦蕩到眾人皆知。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曾坦言：“最愛林徽因的人，其實是金岳霖。”金岳霖曾為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寫過一副對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是否可以理解為“梁上君子”偷走了我的“林下美人”。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異常痛苦，適逢他的一個學生到辦公室看他。他的學生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他先不說話，后來突然說：‘林徽因走了！’他一邊說，一邊就嚎啕大哭。他兩支胳膊靠在辦公桌上。我靜靜地站在他身邊，不知說什么好。幾分鐘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淚，靜靜地做在椅子上，目光呆滯，一言不發。我又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陣，才伴送他回燕東園。”
　　金岳霖回憶到林徽因的追悼會時說：“追悼會是在賢良寺開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淚沒有停過……金岳霖對林徽因的至情深藏于一生。在1955年4月2日林徽因追悼會上，金岳霖和鄧以蜇聯名題寫的挽聯格外引人注目：“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九十歲的金岳霖鄭重其事地邀請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飯店赴宴，眾人大惑不解。開席前他宣布說：“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頓使舉座感嘆唏噓。
　　《林徽因傳》的作者想請當時已經86高齡的金老給林徽因寫一段話，金老思考很久后，緩緩地回答：“我所有的話，都應該同她自己說，我不能說，我沒有機會同她自己說的話，我不愿意說，也不愿意有這種話。”
　　據晚年采訪金老的陳宇說，金岳霖看到林徽因的照片時很激動：他接過手，大概以前從未見過，凝視著，嘴角漸漸往下彎，像是要哭的樣子。他的喉頭微微動著，像有千言萬語梗在那里。他一語不發，緊緊捏著照片，生怕影中人飛走似的。許久，他才抬起頭，像小孩求情似地對我們說：“給我吧！”陳等答應為他翻拍一張，金老生怕別人忘了，還拱手說：“那好，那好，那我先向你們道個謝！”當拿到照片時，據陳說：他捧著照片，凝視著，臉上的皺紋頓時舒展開了，喃喃自語：“啊，這個太好了！這個太好了！”神經又興奮了起來。
　　后來的一件事情，讓我們再一次從側面了解金岳霖對林徽因的感情。有個金岳霖鐘愛的學生，突受婚戀挫折打擊，萌生了自殺念頭。金岳霖多次親去安慰，苦口婆心地開導，讓那學生認識到：戀愛是一個過程，戀愛的結局，結婚或不結婚，只是戀愛過程中一個階段，因此，戀愛的幸福與否，應從戀愛的全過程來看，而不應僅僅從戀愛的結局來衡量。最后，這個學生從痛不欲生精神危機中解脫了出來。
　　 所以，金先生大概是享受著他愛戀林徽因的過程吧，他的心中應該覺得幸福！
　　
　　金岳霖終身未娶。李文宜《回憶金岳霖同志生活佚事》一文透露解放后金岳霖有與名記者浦熙修結婚的打算。60年代，民盟中央組織在京中央委員學習，金岳霖作為中央常務委員，積極參加，并因此認識同組的名記者浦熙修。二人過從甚密，金常約她到家用餐。不久，他們相愛，準備結婚。不巧的是，此時金岳霖因病住院，浦熙修也被確診患了癌癥，結婚的事就耽擱下來了。出院后，他馬上去看望浦熙修，這時由于病情發展很快，她已臥床不起了。金岳霖終于沒有結婚。
評價
　　 馮友蘭：他（金岳霖）的風度很像魏晉大玄學家嵇康。嵇康的特點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爛漫，率性而行，金岳霖亦然。
　　
　　 馮友蘭給金岳霖的《論道》和《知識論》下的評語是：“道超青牛，論高白馬。”（青牛指老子，白馬指公孫龍）
　　
　　 張申府先生曾說金岳霖是中國哲學界第一人。
　　
　　 歐陽中石先生則說：“要說搞邏輯，他（金岳霖）絕對是第一位的。”
　　
　　季羨林的眼中的金先生：在1932年9月14日清華大學的開學典禮上，有那么多名人致辭，梅貽琦、朱自清、郭彬和、蕭公權、金岳霖、顧毓琇、燕樹棠等，季羨林覺得金岳霖的致辭最好。金岳霖說他在巴黎看了一出劇，描寫一個病人（象征各國國民），有許多醫生圍著他看，有的說是心病，有的說是肺病，有的主張是“左”傾，有的主張是右傾。紛紜雜陳，莫衷一是。這表示各種學說都是看到現在世界危機而想起的一種救治辦法，但最終也是沒有辦法。金岳霖還說，在動物園里有各種各樣的動物，而猴子偏是最小氣、最不安靜的。人偏與猴子有關系，所以結論是人類不亡，是無天理。當時季羨林覺得他真是個怪物，竟敢這么說。
　　
　　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寫道：金岳霖有赤子之心。他曾經說：意義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貧乏，情感的寄托愈豐富，意義愈不清楚。
　　
　　殷海光贊美金岳霖的《邏輯》：“此書一出，直如彗星臨空，光芒萬丈。”又說，“此書是中國人寫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現代邏輯。僅僅就這本書的文字來說吧，真是增一字則多，減一字則少。”他最后突然把書往桌上一扔，說：“你們聽，真是擲地作金石聲！”
　　
　　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聯大的學生殷海光曾這樣描述當年金岳霖對他的影響：“在這樣的氛圍里，我忽然碰見業師金岳霖先生。真像濃霧里看見太陽！這對我一輩子在思想上的影響太具決定作用了。他不僅是一位教邏輯和英國經驗論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分子。昆明七年教誨，嚴峻的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喚，現在回想起來實在鑄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論他本人，他是那么質實、謹嚴、和易、幽默、格調高，從來不拿恭維話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說，中國近50年思想方法上，“真正能融會各種方法系統，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統，在中國近日恐怕只有金岳霖先生一人了。”又說，金的“思想過于周密，理論過于深邃，而文字過于謹嚴，不善于用符號的人不能了解其學說思想，而善于運用符號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學說思想的人甚寥寥。”
 

〈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中描寫的關于金老先生的一段趣事：
　　時徐志摩正為追求心中的圣女林徽因，不惜與他的結發之妻張幼儀在柏林大鬧離婚。在張幼儀尋死覓活不愿離異之時，留德的中國學生在好事者的帶領下，紛紛圍將上來，拉著徐志摩要他到中國飯館請客，以便獻上錦囊妙計。深感走投無路，欲以頭撞墻的徐氏信以為真，咬牙大放血，拿出一筆款子，請了七八人到飯館大吃大喝一通。酒酣耳熱之際，有一號稱“鬼谷子”的留學生終于獻出奇計，認為最可行的一條就是令徐志摩把張氏像捐麻袋一樣捐獻出來，移交給未婚的金岳霖為妻，眾人聞聽齊聲喝彩。想不到此時金岳霖正在另一間用薄木板隔開的房中與朋友吃飯，聽到一幫中國學生于酒瓶碗筷的碰撞聲中大呼小叫地喊著自己的名字，忙走出來聽個究竟，待弄清事情原委，突然沖進對方房間，將頭一伸，慢騰騰地喊了聲“咦——”眾人見狀，大驚，徐志摩那白白的臉頰頓時紅了半截。
　　
　　由于老金不愿接受徐的捐贈，此事未能談拢，張幼儀也免了像熟透的柿子一樣在留學生圈子內被轉來捏去，最后成為一堆令人厭惡的稀湯的羞辱與麻煩，但最終還是在好事的中國留學生與徐志摩本人的內外夾擊下，同意離婚。金岳霖以見證人的角色在徐、張的離婚書上簽字畫押，以為憑證。

和他并列西南聯大四大光棍的陳岱孫,有個更加單純的愛情故事
　　
　　70多年前，風華正茂的岱老和同學同時愛上一位“有文化的家庭婦女”。雙方擊掌盟約，將來誰先得博士誰娶其為妻。于是兩位翩翩少年同時留學歐美。岱老在哈佛苦讀四年終于獲博士學位，他歸心似箭，當即買船票輾轉回國，可功虧一簣，人到北京才發現，“有文化的家庭婦女”已被同學略施小計捷足先登。岱老因此終身未娶，獨善其身，從27歲活到97歲。呵呵,據說這個同學就是周培源.

雜談 2013-11-28 20: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