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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人之陳寅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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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
說到博學，如果陳寅恪自認第二，大概沒有人敢稱第一。他游學歐美，沒有拿一個學位，卻被與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并稱清華四大導師；他號稱教授的教授，大師中的大師，被中外學人一致推崇；狂狷如劉文典，對他“十二萬分的敬佩”；霸氣如傅斯年，對他尊崇有加；斯大林向毛澤東談及他，英國女王訪華專門去拜訪他；他潔身自好，虛懷若谷，潛心治學，提攜后進；晚年他眼盲、臏足，但依舊一心向學，只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博學
陳寅恪留學海外時，就以博學著稱。羅家倫回憶：“朋友中寅恪從哲學、史學、文字學、佛經翻譯，大致歸宿到唐史與中亞西亞研究，又供他參考運用的有十六七種語言文字，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19世紀20年代初，許多中國留學生在歐游學，當時在柏林有陳寅恪、傅斯年、羅家倫、毛子水、何思源、金岳霖、姚從吾、段錫朋、周炳琳、宗白華、曾慕韓、徐志摩等。他們經常往來，訪談游玩，時常一起把酒言歡，高談闊論。俞大維醉心德國歌劇，常用竹筷頻作指揮音樂狀；陳寅恪則能講到國家將來政治問題，對教育、民生等大綱細節一一涉及。如民主如何使其適合中國國情現狀，教育須從普遍征兵制來訓練鄉愚大眾，民生須盡量開發邊地與建設新工業，等等。諸生聞聽，大感分析透徹，鞭辟入里，對陳氏也更加刮目相看。
陳寅恪每次給學生上課前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如果這句話是出自別人之口，可能所有的人都認為他吹牛，但是出自陳寅恪之口，卻從來沒有人懷疑他的話的真實性。
陳寅恪有豐富的西學素養，過去人們盛傳，陳懂十幾種甚至二十幾種中外文字，并非夸張之詞。從他留學的筆記看，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法盧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古波斯文，希伯來文，東土爾其文等十六種文字，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季羨林先生用了“泛濫無涯”四個字來形容。但是，陳寅恪一生對自己的品學極為謙虛慎重，從未炫耀于他人，他到底懂多少種語言文字，直到去世后都未有定論，世間沒有一個人能說得清楚，即使他的師友、家屬與弟子也莫不如此。
陳寅恪的弟子、北京大學任教的王永興言陳寅恪“具備了閱讀藏、蒙、滿、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臘等十三種文字的閱讀能力。”
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曾說：“寅恪叔到底學了多少種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說來，他能讀懂14種文字，能說四五國語言，能聽懂七八種語言，是大致不差的。這些成績基本上是他在36歲以前取得的。”
“文革”中被紅衛兵抄走的陳寅恪當年在國外學習時期的一批珍貴資料，在陳寅恪去世后陸續歸還，其中就有當年的學習筆記若干冊。透過那早已發黃的粗劣紙張和紙張上密密麻麻的記載，可以得知筆記主人在學術征途上歷盡的艱難困苦與豐碩收獲。曾留學德國十年，后任教于北京大學的季羨林在廣州一次會上說：“陳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學德國時寫了許多學習筆記，現存六十四本之多，門類繁多，計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類。從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學鉆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門學科的文獻目錄，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這些目錄是十分齊備的。”季羨林同時講道，東方古代語言的掌握，主要以比較語言學方法，即用一種文字之佛教經本與其譯本相比照，進而探究不同語言之規律與變化。陳寅恪之語言學習與文獻閱讀是相關聯的。例如學梵文，寅恪就專聽過梵文金剛經研究課程。正是有了如此淵博的學識，他才敢于在大師如林的清華園開講“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與“梵文—金剛經之研究”兩門大課。
陳封雄回憶說：“寅恪叔學習外國文字的驚人能力并不是由于他有異于常人的頭腦，而是憑他堅忍不拔的求知毅力。例如，1919年他在哈佛大學時開始學習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維同時也選修這門課，但是學了半年便畏難而退了（這是俞大維親口對我說的），先叔卻一直繼續學了二十多年，當他在清華大學任教時，仍經常到東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國教授鋼和泰求教。我幼時見過他在書房內朗誦梵文經典拓片。使我親聆了‘梵音’，并問他在念什么咒語，引起他大笑。”
有一次，陳寅恪隨便翻了一下陳封雄中學所用的世界史教科書，此書是根據當時美國出版的教科書編譯的，圖文并茂，而圖片尤為精致。其中一張圖片的注釋是“刻有巴比倫文的出土碑碣”。陳寅恪見到后立即來了精神，待仔細一看搖頭道：“這不是巴比倫文，是突厥文，寫書的人用錯了圖片。”對于此次指出的錯誤，陳封雄多少年后還能清晰地憶起這位六叔當時那哭笑不得的表情。
陳寅恪自1926年留學回國后，就任清華大學研究院教授，是當時清華“四大導師”之一。之后，成為清華大學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師生中享有“蓋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師”等稱譽。在清華校園里，不論是學生還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難問題，都向他請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滿意的答復。大家稱他為“活字典”、“活辭書”。他講課時，研究院主任吳宓教授是風雨無阻，堂堂必到的聽課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準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聽他講學。
陳寅恪在清華被稱為教授的教授，當時歷史系教授姚從吾先生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
到清華的第二學年，陳寅恪主講“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與“梵文—金剛經之研究”兩門。指導學生專題研究的學科為：一、年歷學（中國古代閏朔日月食之類），二、古代碑志與外族有關系者之比較研究，三、摩尼教經典與回紇文譯本之研究，四、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紇文及中亞細亞文諸文字譯本與中文譯本之比較研究），五、蒙古、滿洲之書籍碑志與歷史有關系者之研究。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并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
1933年，陳寅恪的弟子陳哲三到日本，一次飯間遇到日本史學界大名鼎鼎的學者白鳥庫吉，剛見面時白鳥對他十分傲慢無禮，后得知他是陳寅恪的弟子，便執禮甚恭，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原來白鳥研究中亞問題，遇到困難，寫信請教奧國學者，復信說向柏林大學某教授請教，而柏林的復信說應請教陳寅恪教授，當時錢稻孫度春假來日，正住隔房，他說可以代為求教陳教授，錢的春假未完，陳教授的復信已到，而問題也解決了。他說如無陳教授的幫助，可能至死不解。
蘇聯學者在蒙古發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來，陳寅恪以突劂文對譯解釋，各國學者都毫無異詞，同聲嘆服。
唐德宗與吐蕃的《唐蕃會盟碑》，許多著名學者如德國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難以解決，又是陳寅恪作了確切的翻譯，才使得國際學者感到滿意。
《蒙古源流》是明朝萬歷年間內蒙古薩囊徹辰所著，其中夾雜不少神話傳說，與元代蒙漢文史書多有不同，往往讓人們困惑不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陳寅恪發表了4篇論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書的本來面貌，使人們對原來困惑不解的難題，得以了解通釋，對后來的蒙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
陳寅恪從事敦煌文獻研究并把它納入到世界學術領域中，得到各國學術界的認可。為了引導國內學者重視研究北京圖書館收藏的敦煌殘卷，他在閱讀后，就有關摩民教經、唐代史文、佛教主義等9個方面，著文列舉其價值，為從事敦煌文獻研究者開闊了視野，為我國敦煌學研究的全面開展，奠定了基礎，開創了先河。
抗戰勝利后，陳寅恪赴英國治療眼疾，并應邀在牛津大學講授東方學和漢學，歐洲各大學校的學者云集牛津，以親聆他講學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數人外，大多不能聽懂。因為陳寅恪在演講中廣泛征引各種文獻，使用10余種中亞古語，一般學者聽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金岳霖回憶陳寅恪：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個學生來找他，問一個材料。他說：“你到圖書館去借某一本書，翻到某一頁，那一頁的頁底有一個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舉出來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線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記憶力之強，確實少見。
中印戰爭結束后，中共密擬以麥克馬洪線為準談判邊界問題，但當時卻無人知曉，毛澤東思考一晚上想到了陳寅恪。當時陳寅恪已被打倒，早已雙目失明，但他憑借記憶歷數每段每句當在某書某頁，從而向政府提供了珍貴的歷史證據，保證了我國在談判中占了主動，保證了我國在那次談判中不失領土。
陳寅恪于1923年在柏林求學期間，寫給其妹的一封書信。信中云：
我前見中國報紙告白，商務印書館重印日本刻大藏經出售，其預約券價約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價亦更貴。不知何處能代我籌借一筆款，為購此書。因我現必需之書甚多，總價約萬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續藏兩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續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類書百種而已……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文等之同屬一系。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大有發明。因藏文數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多。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師天臺宗之祖師，其解悉檀二字，錯得可笑（見《法華玄義》）。好在臺宗乃儒家五經正義二疏之體，說佛經，與禪宗之自成一派，與印度無關者相同，亦不要緊也。（禪宗自謂由迦葉傳心，系據護法因緣傳。現此書已證明為偽造，達摩之說我甚疑之。）舊藏文即一時不能得，中國大藏，吾頗不欲失此機會，惟無可如何耳。又蒙古滿洲回文書，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滿蒙回藏文書，價廉者，請大哥五哥代我收購，久后恐益難得矣……
這封書信被當時主持《學衡》雜志的吳宓得知，于這年八月的第二十期以《與妹書》為題刊載，梁啟超就是通過《學衡》看到了這封信，并為陳寅恪之博學傾倒。一年之后，梁啟超向曹云祥力薦陳寅恪，陳得以到清華執教。
陳寅恪的助手黃萱是印尼華僑首富黃奕住之女、周壽愷教授的夫人。1952年，一個偶然機會，黃萱應中山大學之聘任陳寅恪的助手兼助教。陳寅恪晚年的著述融入了黃萱大量的心血。《論再生緣》、《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等都是由黃萱記錄、整理的。陳寅恪與其合作十分愉快，對其工作十分滿意，曾借著作出版之際專事附記鳴謝。她在陳寅恪身邊工作了十四年。因愛人工作調動，黃萱一度欲辭職。陳寅恪說：“你的工作干得不錯，你去了，我要再找一個適當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黃萱被感動了，就又留了下來。直至1966年被迫離開。
關于"恪"的讀音
陳寅恪號稱大師中的大師，教授的教授，幾乎所有同時代的文人和學人都對這位大師極其尊崇。
抗戰爆發后，陳寅恪一家南下香港，途經廣西梧州市。當時廣西大學就設在這里，李運華校長原是清華教授，得知陳寅恪一家來到此地，親自到車站迎接，熱情招待一家人吃飯。因不能在此過多停留，晚間，李校長與夫人一道踏著沿江燈火，親送陳家老小登上內河輪船，茫茫夜色中，輪船沿江而下。
傅斯年到昆明，住在陳寅恪樓下。當時日機對昆明轟炸正酣，為了躲避轟炸，傅斯年命人在樓前挖了一個大土坑，上蓋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住在三樓的陳寅恪為此專門作過一副帶有調侃意味的對聯：“見機而作，入土為安。”每次警報一鳴，眾人皆爭先恐后向防空洞奔跑，以盡快“入土為安”。這個時候，身體虛弱的陳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視力模糊，行動極其不便。陳寅恪本人有睡早覺和午覺的習慣，傅斯年怕陳寅恪聽不到警報，或聽到警報因視力不濟遭遇危險，每當警報響起，眾人大呼小叫地紛紛向樓下沖去，傅斯年卻逆流而上，搖晃著肥胖的身軀，不顧自己極其嚴重的高血壓和心臟病，喘著粗氣，大汗淋漓地向樓上急奔，待跑到三樓把陳寅恪小心翼翼地攙扶下來，送進防空洞。號稱“大炮”，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對陳寅恪如此敬重呵護，一時在昆明學界傳為佳話。
在西南聯大后，當年名震一時的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就剩下陳寅恪一個人了,因此被劉文典譽為“國粹”。劉文典對陳寅恪卻極為尊崇，不敢有半點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學問不及陳氏之萬一，并多次向他的學生們云：自己對陳氏的人格學問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萬分的敬佩”。
陳寅恪在西南聯大時，一日，日機空襲，警報響起，聯大的教授和學生四下散開躲避。劉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身體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幾個學生折回來攙扶著陳往城外跑去。他強撐著不讓學生扶他，大聲叫嚷著：“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們攙著陳先走。這時，只見他平素藐視的新文學作家沈從文也在人流中，便顧不得自己氣喘如牛，轉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替誰跑？”據說劉文典還給身邊的教授估薪水，陳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塊，沈從文最低，連四毛錢都不值。
馮友蘭早年留學哈佛時，就仰慕陳寅恪。在西南聯大時，當時已任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已是位大哲學家，在清華也稱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國哲學史》課時，馮總是恭敬地跟著陳先生從教員休息室里出來，一邊走一邊聽陳講話，直至教室門口，才打個大躬，然后分開。
陳寅恪做學問用功極苦，以致眼睛受損，不得不祝愿治療。學生們自動組成看護隊，輪班伺候，替陳師母分憂。陳寅恪感動之余，對梅貽寶校長說：“未料你們教會學校，倒還師道尤存。”梅貽寶后來說：“能請動陳公來成都燕京大學，是一杰作，而能得陳公這樣一語評鑒，更是我從事教育五十年的最高獎飾。”
陳寅恪回到北京，住在清華園。季羨林知道老師回來后，立即去拜見。當時從北京城到清華頗費周折，宛如一次短途履行。沿途幾十里路全是農田，秋天青紗帳起，還真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但是季羨林不以為意。季羨林知道陳寅恪最喜歡當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國神甫親手釀造的柵欄紅葡萄酒，就到現在的市委黨校所在地、當年神甫們的靜修院的地下室中去買過幾次柵欄紅葡萄酒，又長途跋涉送到清華園，送到陳先生手中，心里頗覺安慰。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時，本打算前往英國治療眼疾并講學的陳寅恪尚滯留香港，形勢危急，生死不明。重慶國府于12月18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飛機抵達香港機場，搶救困于香港的政府大員和學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二小姐孔令俊率領幾十名保鏢竟然阻止他人登機，卻把自己的仆人、洋狗、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運上飛機！陳濟棠、何香凝、許崇智、茅盾、郭沫若、陳寅恪等人均被攔截不能登機。時人得知此事時后輿論一片嘩然，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殺‘飛狗院長’孔祥熙以謝天下”。幸得歷經中研院院長朱家驊營救，“九死一生”的陳寅恪一家人最終安抵桂林，逃過此劫。
1941年陳寅恪一家困居香港時，嶺南大學教授冼玉清托人給他們四十元“軍票”小小資助，陳婉拒了。后來陳寅恪到廣州后，陳家大到與學校的對話，小至女兒婚事，冼玉清都十分關心。這給晚年的陳寅恪精神上增添了暖色。1956年春節，唐筼曾手書陳寅恪撰的春聯贈冼玉清：春風桃李紅爭放，仙館瑯玕碧換新。
陳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的學生蔣天樞，到廣州看望老師時，每天與老師晤談，筆錄。有一天，蔣天樞去，陳寅恪忘記讓坐，蔣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說話，不敢坐，而陳寅恪目盲，竟不知。
解放后不久，周恩來總理專門派人看望他，轉達黨和國家對他的關懷。他的腿跌傷以后，周總理曾親自過問醫院的治療方案。陶鑄一直給他大陸知識分子難以奢望的待遇。陶鑄任中南局書記期間，對陳寅恪的治學和工作極為關心。“因他目盲腿殘”，特專派三名護士照顧他的生活。由于陳寅恪殘存的視力只能微弱地辨別白色，故在他院子里特意修一條白色甬道，使這位老人在工余散步時不致跌倒。陳轉任中大教授后，他的工資待遇在在中大以及全國的教授之中都是最高的。陳毅，周揚，胡喬木等對他都十分尊重，到廣州時都專門前去拜訪，并同他探討文史學術問題!
陳寅恪當過學部委員。對于學部委員的選舉，張稼夫說：“在這個工作中，矛盾最尖銳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歷史學家陳寅恪，他是這個學科的權威人士，不選進學部委員會不行，他下邊一班人也會有意見。若選他進學部委員會，他卻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只好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選上’。這樣，陳寅恪就進了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會。”1949年，毛澤東訪蘇，令毛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問起陳寅恪的行蹤，原來是他的著作《中國革命問題》中引用了陳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澤東答應回國后再查找，后來查知是在廣州的中山大學，便囑咐廣東當局要好好優待。英國女王訪華，專門提及陳寅恪，還專門去拜訪陳。周恩來對陳寅恪也一直照顧有加，解放后不久，專門派人看望他，轉達對他的關懷。
1962年胡喬木過訪，由陶鑄陪同，“以學生見老師的心態走到陳寅恪的跟前”（20世紀30年代胡喬木在清華大學歷史系就讀）。“陳寅恪頻頻發問，胡喬木盡量委婉地解釋”。諸如談到國家近年經濟形勢時，陳寅恪發問：“為何出現那么多的失誤？”胡喬木笑答：“就好比在一個客廳里將沙發、臺椅不斷地搬來搬去，目的是想找一個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產生搬來搬去的失誤，就好比是經歷一場地震一樣。”當陳寅恪問及他的著作為何遲遲不能出版時，“胡喬木以八個字回答陳寅恪的八個字發問：陳曰‘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答‘出版有期，蓋棺尚遠’”。因胡喬木、陶鑄的過訪，陳寅恪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過談，因有所感，遂再次東坡前韻》，中有兩句值得玩味：“南國有情花處處，東風無恙月年年。”
陶鑄對陳寅恪呵護備至：關照中山大學將當年“中右”的陳寅恪“脫帽加冕”；為方便陳寅恪的散步，安排人在他家門前修了一條白色水泥路；陳病重時為其配三個半護士；為了陳寅恪能欣賞戲曲，他指示中山大學為其弄一臺好收音機，當時學校不認真辦，陶鑄很生氣，說“學校不送我送”。他送了臺落地電唱兩用機給陳寅恪。陶鑄被打倒后，“造反派”曾統計出1966年6月到12月間，遠在北京的陶鑄先后三十八次用電話對廣東省委作“遙控指示”，其中數次指示：“對陳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狀不變。”
文革開始后，雖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陶鑄特指示廣東省委善待寅恪，然而紅衛兵置之不理，反而逼寅恪交待與陶鑄的關系，想借此整跨陶鑄。當時陳已經“體弱、多病、目盲、臏足”，紅衛兵就占據了陳宅對面的辦公樓，整天用高音喇叭往陳宅呼喝口號，而且還凍結了寅恪夫婦的工資。更可恨的是，他們還用武力趕走了陳的助手黃萱及和陶鑄派給陳的三名護士，在屋內遍貼大字報，搶掠物品撕毀文稿，如寅恪自傳《寒柳堂紀夢》，一時家徒四壁。陳不屈服，他們想到抬他去禮堂批斗，陳夫人阻攔被打成重傷。劉節時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時，每年春節都要去老師陳寅恪家里叩頭行禮。在“文革”初起時，學生要斗爭陳寅恪，劉節攔住，大呼：“我是他的學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萬別斗他！”劉節于是自愿代寅恪受批斗。紅衛兵問劉有什么感想，劉答道：“能替恩師受批斗，是我一生的光榮。”不久陶鑄被批斗，紅衛兵問他為什么庇護寅恪，陶正色回答：“你們如果有陳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樣對待你們。”
文革開始后，眾人皆批陳寅恪，但季羨林不愿違心出手，落井下石，雖經再三動員，曉以大義，他仍效金人三緘其口。季羨林晚年回憶：“我不愿意厚著面皮，充當事后的諸葛亮，我當時的認識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畢竟沒有行動。現在時過境遷，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沒有出賣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夠對得起老師在天之靈了。”
陳寅恪初到哈佛，就主張大購、多購、全購書籍。1919年8月18日《吳宓日記》載：“哈佛中國學生，讀書最多者，當推陳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維，兩君讀書多，而購書亦多。到此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籍，已充櫥盈笥，得數百卷。陳君及梅（南按：即梅光迪）君，皆屢勸宓購書。”
陳寅恪常說“讀書必先識字”。陳寅恪幼年即對于《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訓詁之學都曾下過一番苦功。陳寅恪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流利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就成為其經常誦讀之書。據陳氏弟子蔣天樞說，陳寅恪在國外時，曾攜有兩部《經解》石印小字本，其中一部《續經解》直到陳氏去世后尚存于遺物中。另據俞大維透露，陳寅恪對于史書讀得格外用力，特別注重各史中的志書，如《史記》中的《天官書》、《貨殖列傳》，《漢書•藝文志》，《晉書•天文志》等，即使德文原版的天文學也是他經常誦讀的史書之一。
陳寅恪認為“讀書先識字”，要研究歷史學特別是東方學，必須要懂得東方的文字，包括歷史上存在過，如今已死去的文字，只有如此才能揭示歷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德國留學期間對各種古代文字與考證下了極大的工夫。
陳寅恪后來談到他學會多種外語的經驗，只強調一個“誠”字。到清華執教時，雖然已經名滿天下，可他并不滿足。就在他任清華導師后，仍然堅持跟人學西夏文和蒙古文，每個星期進城學兩天，向鋼和泰學梵文。
陳寅恪在1920年代倡導，為人治學當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游學歐美第一流學府，卻不拿半個學位。對于留學生中那些僅僅是為了得學位、謀職位，以留洋給自己鍍金的人，陳寅恪是極為不屑的。他說：從前讀書人學八股，是為了功名富貴；如今留學生又一窩蜂地學工程技術，雖所學不同，然其“希慕富貴，不肯用力學問則一。鄙夷之情，溢于言表”。他的侄兒陳封雄曾問他：“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么沒有得個博士學位？”陳寅恪回答道：“考博士并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并不重要。”后來，陳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維（陳寅恪表弟、同學兼妹夫）提起此事，俞說：“他（寅恪）的想法是對的，所以是大學問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學位，但我的學問不如他。”
關于陳寅恪的學位問題，他的受業弟子陳哲三是這樣解釋的：“因先生讀書不在取得文憑或學位，知某大學有可以學習者，則往學焉，學成則又他往。故未得一張文憑。”另有一種說法是，陳寅恪曾得到一個學士學位。還有一種說法，是他的侄兒陳封懷在《回憶錄》中提出來的，稱陳寅恪曾得過三個學士學位：“在那時，我們叔侄二人經常談論歐洲，特別是對英、德、法語言文字學術，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這三個國家得了三個學士學位。”
陳封雄回憶說，陳寅恪在游學歐洲期間兩次回國，但“大部分時間都在家雜覽經史古籍，對史學感到濃厚興趣。他不但背誦了《十三經》，而且每字必求甚解，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細推的治學方法。”
抗戰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陳寅恪仍致力于學術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后人研究隋唐史開辟了新的途徑。
民國時期，中國學術史上有一件著名的大事，就是8000麻袋15萬斤清宮內閣大庫檔案的發現。1912年，國民政府在孔廟成立了“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原清廷學部所藏檔案與試卷全部歸入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暫存于敬一亭中，總數約8000麻袋（據王國維說是9000麻袋）。1921年，該博物館籌備處一位旗人處長伙同幾人，將8000麻袋、總重量為“十五萬斤”的明清檔案，當做廢紙賣給了北京同懋增紙店，換得銀元4000。幸得羅振玉偶然發現了一些流入市面的檔案材料，找到同懋增紙店。當時同懋增紙店已經把檔案當做廢紙轉賣出了約計1000麻袋，其余部分被老板差人運到了定興與唐山兩地的紙廠，準備化成紙漿制造“還魂錢”。羅振玉最后不惜傾家蕩產以1.3萬元的高價將剩余的檔案全部購回，并分藏在北京和天津兩地。此后，因羅振玉購買檔案已罄盡全部財力，再無力承担整理重任，將7000麻袋檔案以1.6萬元的價格轉讓給了大收藏家，將另一小部分出售給北大國學研究所，另一小部分被偽滿洲國購得，1936年又移交給了奉天圖書館。后李盛鐸也因財力不濟，準備出手。陳寅恪得知后，希望當時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能將這批檔案買下，胡適也支持陳的建議。經過陳、胡二人的努力，傅斯年向中研院院長蔡元培申請撥款，此后，經陳寅恪與李宗侗共同出面幾次與李盛鐸協商周旋，總算將這批珍貴文獻買下。1929年8月，在陳寅恪等人的積極努力下，這批珍貴檔案運往北平北海靜心齋，合計約6萬公斤，其中2.5萬公斤破爛不堪。
1946年10月，陳寅恪夫人及小女美延重返闊別九年的清華園，時的陳寅恪已雙目失明，但他決心靜下來好好做一番學問，并把自己的書齋取名為“不見為凈之室”。
鄭天挺說：“陳寅恪為教授之教授，其授課多有學者、教授聽講。陳講元白詩，第一課是《長恨歌》，首先講的是楊玉環是否以處女入宮。時有著名話劇導演賀孟斧客居成都，久聞陳大名，想去聽課，聽說第一課講處女問題，以為無聊，而罷聽課之念，實不知陳以次帶出唐朝婚禮制度，實極重要的事情。”
陳寅恪曾講授元白詩證史課程，以詩證史。中山大學一名叫劉隆凱的學生，也曾聽過陳寅恪的“元白詩證史”一課，他根據自己的課堂記錄，把陳寅恪所講的內容整理出來，于是世人得見陳寅恪“以詩證史”的研究方法。如陳寅恪曾考證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的年齡。詩中寫道：“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陳寅恪以此為據進行考證：“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已是男女婚娶的最后年齡了。過了這個界限，便是老大了。像崔鶯鶯，貞元十六年才十七歲，以后結婚也在二十歲之前；韋氏，在貞元十八年結婚時正是二十歲，若再不出閣，也就難了，她比崔氏大一歲。”詩中又云：“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陳寅恪說：“看來，唐代女子與人應酬是在十三歲。杜牧《贈別》：婷婷裊裊十三余，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秋娘，是貞元十五年白氏中進士時長安最負盛名的倡女。白氏淪落江州，感念昔日之游，乃取于詩中。有人以為是杜牧詩里的杜秋娘，謬極。假定琵琶女貞元十五年是十三歲，那么，到元和十一年，她在潯陽江頭應該是三十歲了。她嫁商人不會太久——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茶商在長安領了專賣券，同時娶了琵琶女，再到產地買茶，蜜月里就離開了新婦。可以說，元和十年，琵琶女二十九歲時，弟走從軍，不久，阿姨又死了；再過年余，她三十歲時才嫁，真可謂——老大——了。”陳寅恪還以此考證出這個三十歲才嫁的琵琶女是西胡種，與商人是同居關系，不是正式結發夫妻，等等。
文革中，一批曾聽過陳寅恪元白詩證史課程的中山大學歷史系學生，開始撰文向這位昔日的導師發難。其中一文也提到了關于“琵琶女”年齡地考證，文中說道：“陳本人從來不學習馬列主義，也不相信馬列思想，而是以資產階級厚古薄今的治學態度，對封建階級的史書古籍作了一些繁瑣考證。他對一些鄙瑣不堪的小事體和舊社會的達官貴人，王妃妓女特別感興趣，如楊貴妃身體是胖是瘦，體重幾何，入宮以前是不是處女，等等。他還特別考證出‘楊貴妃和安祿山之間究竟發生過關系沒有，以及皇帝穿的龍袍是刺著五個爪的龍，大臣穿的蟒袍是刺著四個爪的龍等’。他還厚古薄今地講一些陳詞濫調，搞一些無聊的考證，如講《鶯鶯傳》時，鶯鶯是‘如何把淡妝短眉變為濃妝細眉’；講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時，居然考證出了那個在船頭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婦，祖籍何處，什么人種，什么年月、什么歲數入的妓院，在長安屬第幾流妓女，何時退居二線，何時嫁與做何生意的商人，屬于二房還是三房，是婦人還是妾身，等等。”從此文可以看出陳寅恪先生的博學和為學態度。
陳寅恪原攻比較語言學，通曉多種文學，為他從漢文以外搜羅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較大的方便，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系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并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系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
對藏學、突劂學研究，陳寅恪從不輕下斷語，總以嚴謹的科學態度進行判別，不違駁事實。他是一位史識與史德統一的典范。他嚴謹處理“贊美”與“求真”的關系，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至今仍然具有深遠的教育意義。
陳寅恪雙目失明之后，仍能鍥而不舍，窮十年歲月，寫出《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這樣的巨著。其毅力與精神，極富傳奇色彩。而《別傳》的寫作緣起，又起因于抗戰時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錢宅紅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極富浪漫色彩。
陳寅恪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晚年的陳寅恪“體弱、多病、目盲、臏足”的，隨著政治高壓的加強，發表、出版自由都喪失了，還有時時刻刻紅衛兵的迫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難以想象，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并寫有85萬字巨著《柳如是別傳》，最后撰《寒柳堂記夢》。
中國近現代文壇，能當“純儒”兩字的只有陳寅恪。陳先生一生只知治學，不愿為官，不關心政治，不參與黨派之爭；陳先生提攜后進，但結黨而不營私，從不搞門第之爭；陳先生學貫中西，但始終以國學為自己的研究重心，他學西學只為更好地研究國學；陳先生一生以傳道授業為已任，眼盲、臏足，仍堅持上課，進行研究。
陳寅恪夫人唐篔，是大清最后一任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清廷割讓臺灣給日本，臺灣人悲憤之下，籌劃成立臺灣共和國，擬奉唐景崧為總統，參與此事的人中也有陳寅恪的族人。此事卒未成功。
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中，與陳寅恪最能談得來且引為知己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寅恪七載同學的俞大維在晚年回憶時曾這樣說過：“到了中、晚年，對他（陳寅恪）早年的觀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兩位大學者的影響。一是瑞典漢學大家高本漢先生。高氏對古文入聲字的說法與假借字的用法，給他極大的影響。二是海寧王國維先生。王氏對寅恪先生的影響，是相得益彰的。對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響；對梵文及西域文字，則王氏也受他的影響。當時王國維居住在清華西院，陳寅恪經常到王氏住處論古話舊，說到傷心動情處相對而泣，幾不能語。當王國維自沉后，陳氏的挽詩“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即指此段情誼。王國維遺體入殮之時，清華師生去給王遺體三鞠躬以敬禮。陳寅恪與眾不同，他身著袍子馬褂，跪在地下磕頭，并三叩頭。
當王國維紀念碑在清華園落成后，陳寅恪再以悲天憫人的大情懷、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與深邃的思想，為其書寫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恪守孔孟之道，他在國學院時，其學生到上海陳家去謁見其父散原先生，散原老人與一幫學生談話，均坐，獨陳寅恪站在一旁，并堅持到談話完畢。
季羨林回憶：有時候，在校內林蔭道上，在熙往攘來的學生人流中，有時會見到陳師去上課，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著一個布包，里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板，絕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鑒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一方面，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陳寅恪留學十六載，依舊鄉音未改，裝扮如故，與大多數歸國留學生如羅家倫等輩一派西裝革履大相徑庭。陳寅恪夏秋總是一身長衫布履，冬春則棉袍加馬褂。數九寒冬，就在脖間纏一條五尺圍巾，頭戴厚絨帽，褲腳扎一根布帶，僅從外觀上很難令人想到此人乃學貫中西的大師。
陳寅恪的“恪”這個字，被普遍讀作“què（確）”，根據是：陳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屬客家系統，客家人讀“恪”作“què（確）”。但據金文明《守護語林》中所作考證，這是以訛傳訛之謬。上杭的客家話里，根本沒有q這個聲母，凡普通話q聲字在客家話里多讀作“k”。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課”注“恪”的國音，而用“確”注“恪”的粵音。而據陳寅恪助教王鐘翰回憶，陳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可見“恪”絕不讀“què”，惟其粵音注音字“確”的普通話讀作“què”，而因此就自作聰明給“恪”編一個新音，是很荒謬的。陳寅恪本人也認為，用普通話時，“恪”當讀作“kè（課）”，而這也是“恪”字在普通話中的惟一讀音。
據說,清華圖書館元老畢樹棠先生曾經問過陳先生，陳先生告訴他“恪”應讀ke音,他又問“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糾正呢？”陳先生笑著反問“有這個必要嗎？”
陳寅恪的老家江西修水，“恪”字輩已不下千人，叫“陳寅恪”的就有6人。這些以“恪”命名的宗親，無論是他們本人還是他們的長輩，都讀“恪”為koh（古入聲）。
陳寅恪從青年到老年，從沒有將“恪”寫成que音。例如他在瑞士、美國、德國留學和發表論文的署名，以及1956年在中山大學《本校專家調查表》上填寫的名字拼音均為ChenYinke或ChenYinKoh。北方方言已無入聲，古入聲koh在當年的北平官話中已轉化為kè，陳寅恪及其兄弟在正式場合都使用kè音。
根據陳寅恪生平經歷，應該是從清華園開始被人叫成陳寅què的，至西南聯大、成都燕大時期，已約定俗成。但陳寅恪本人并不認可，在成都燕大時曾親口對他的研究生石泉說：“我的名字念‘客’。”
對于古代詩詞，陳寅恪最佩服陶杜，雖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除宋代詞人外，他對于清代詞人經常提及龔自珍、朱祖謀及王國維三大家。
解放前夕，陳寅恪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臺灣、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并于中山大學。遂移教于中山大學。
晚年失明臏足的陳寅恪在寫《柳如是別傳》時，曾提及少年時在南昌住居期間，一日偶隨父親三立夜逛書肆，購得尚有錢牧齋（謙益）序文之《吳梅村集》，寅恪讀之竟至入迷，經年不忘。后來陳氏對文學興趣大增，并致力于錢謙益與柳如是關系的研究，與少年偶遇的一幕有很大關系。
陳寅恪晚年治《柳如是別傳》，視柳為千秋知己，尤其愛柳的《金明館詠寒柳詞》，遂為書齋命名“金明館”和“寒柳堂”。
陳寅恪晚年因撰寫《柳如是別傳》，頗受不少學人譏諷。陳對吳宓說：“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籍已察出當時夷夏之防與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素存焉，絕非清閑風流之行事也。”
20世紀50年代，陳寅恪對自己的學生汪箋說：“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的帶到科學院。碑文你要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王國維的學說。那么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經傳出去，也不會湮沒。”
1953年，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復》里，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并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學。
雜談 2013-11-28 21: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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