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拗相公”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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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仁宗時代的“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到徽欽二帝的“靖康恥,尤未雪”,北宋王朝由盛而亡,只花了短短100年時間。而這份亡國的罪狀書,很久以來,都由王安石一個人背負了。

直到近代,對王安石的評價才有了180度的轉變。梁啟超說他是“三代下唯一完人”,列寧稱“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

他和他的改革,真相到底如何?

最好的士大夫

王安石首先是個文人,一個文章和道德都無可挑剔的文人。

1041年,宋仁宗慶歷元年,20歲的王安石給父親守滿了三年孝,從江寧出發,一路風塵仆仆,來到開封。當時的文化名流曾鞏、歐陽修,一看他的文稿,驚為天人。第二年,科舉應試之日,王安石的錦繡文章,被主考官一眼就相中為狀元卷子。

卷子送到仁宗那兒后,發生了意外。

一句“孺子其朋”,讓仁宗皺了下眉頭。這是周公訓成王的話,“你這年幼的王啊,今后要和群臣融洽相處”。區區一個王安石,竟敢用這種口氣對答天子考題?再讀下去,覺得文筆冷峻峭拔,很不對胃口,便降到第四名。

第四名就第四名吧。關鍵時候,人品立顯。王安石沒有酸溜溜地說狀元本是我的,也沒有矯情地說我本才疏學淺,總之,他嚴肅而平靜地接受了平生第一個職務:淮南簽判。

從這一天開始,他在地方上一呆25年。他喜歡《周禮》,卷不離手,但他看的不是文學,而是政策,那些上古的樸素政策,有哪些可用于眼下的政務。

到鄞縣當知縣時,王安石走遍了14個鄉,興修水利、興建縣學。最重要的是,他開始嘗試把官糧低息借貸給農民,秋收以后再還給官府——這是日后“青苗法”的第一次實地預演。正是試點的成功,讓王安石堅信以《周禮》為藍圖的改革是可行的。

于是,王安石給仁宗寫了一封萬言書,情真意切,告訴皇帝他對國家命運的種種思考。御書房內,人到中年的仁宗,翻開了這卷沉甸甸的奏折。久違的王安石風格撲面而來,冷峻如昨,犀利如昨。

然而以溫文爾雅著稱的仁宗,正因后宮無子,整日被包拯、韓琦一干老臣催問繼承人問題,恨不得撞墻才好。萬言書來得實在不是時候。

他冷冷地將奏章放回原處,仿佛王安石從來沒有遞來過。

得不到回應的王安石,心里也很清楚,變法時機還沒到。他繼續埋首自己的改革試驗田。朝中不少大臣如歐陽修、韓琦,都非常賞識他,幾番邀他入京,卻被他一一回絕。

欽差把入京的圣旨帶到了王安石家門口,他竟然極富想象力地躲進了茅房。欽差只好把圣旨放到桌上就走。他抓起圣旨一路狂奔,還給了欽差。

在北宋這樣一個崇尚文士精神的社會里,王安石無疑成了士大夫的領袖、精神的貴族。

最超前的改革家

直到1067年,神宗繼位,年方20

20歲,對于現代人來說,還是上網聊天、結伴出游的青蔥歲月,但是在940年前,這個毛頭小伙子,已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夾擊。《東京夢華錄》記載的“八荒爭湊,萬國咸通”,《清明上河圖》畫的市井繁華,都是脆弱的表象。國庫沒有一分錢,一年掙了多少,也就花了多少,一子不剩。那么多官僚、那么多軍隊、那么多佛寺道觀,一張張嘴在等著錢;遼、西夏、金,侵之掠之,無一日安寧,開戰也好,求和也好,還是系于錢。

20歲的神宗,肩負著巨大的壓力。他想創造一個比仁宗更好的時代,他想向世人證明自己也能收復山河、堪比漢武。他還是太子時,就對王安石的萬言書推崇備至,現在,他急不可待地召王安石回京。

那一夜,仿佛是周文王找到了姜子牙,劉備遇見了諸葛亮。

神宗急切地問:天下怎樣才能大治?

王安石答道:先要選對施政的策略。

他又問:唐太宗的政策怎么樣?

王安石肅然正色:陛下應該效仿堯舜,何必要學唐太宗。

神宗的1069年變成了王安石一個人的舞臺,他像一顆大慧星,拖著長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嘯而來,官拜參政知事(宰相職),頒行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市易法、保馬法、方田均稅法……權傾朝野,政界為之變色。五個宰相里,除了王安石,曾公亮年邁管不了事,親歷過范仲淹改革的富弼告病假,唐介沒多久就死了,剩下一個趙抃叫苦連天。當時就有人諷刺說,我們這五個宰相,正好是“生老病死苦”。

如果用我們今天的觀點,去看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天地所生貨財百物,皆為定數”,財富不藏于民,就藏于國。王安石變法,本質上就是國家干預經濟,達到聚富于國的目的。青苗法,官府是糧食的借貸銀行;市易法,衙門做起了壟斷生意;均輸法,朝廷要進行中央采購;甚至唯一得到眾人贊同的募役法,就是勞役的貨幣化經營……你不得不驚嘆,王安石,他的思想,他的政策,遠遠超越了他的時代幾百年,甚至1000年。

超前,注定了王安石是孤獨的偉大者,宣告了他的改革將慘烈失敗。

最“拗”的人

變法把北宋王朝拖入“黨爭”的漩渦,朝廷空前分裂。

一邊是“熙寧新黨”,但除了王安石,沒有一個正直的人,可以說,宋神宗和王安石帶著一群來路不明的人在辦事。另一邊是“保守舊黨”,非但有司馬光、蘇軾這樣的社會精英,還有韓琦、文彥博這批范仲淹改革舊臣。

不僅僅是他們的目光不及王安石深遠,更大的悲劇源于改革者自身的性格。北宋誰人不知,王安石渾名“拗相公”?

他不梳洗就出門會客,看書時隨手抓到什么吃什么。有一次仁宗設宴,王安石面不改色吃掉了茶幾上一盤魚食。難得請客的包拯招待同事,不勝酒力的司馬光都喝了幾杯,王安石卻死活不舉杯。

變法開始后,王安石性格里的“拗”勁,發展成一種實踐理想的狂熱,讓他看不到政策執行中的問題。

比方說青苗法。青黃不接的春季,官府低息貸糧給農民,秋收后農民再按息還糧。王安石夸海口說,“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兩全其美。

但結果呢?一個農民敲開了縣衙的大門,官吏說,借糧?可以,先填申請表吧。農民是個文盲,花錢請了書吏,交了表,石沉大海。一咬牙,掏錢,給官吏好處費。到了還貸時,一算利息,好家伙,竟是原定兩分利的35倍!王安石改革至此成了一場黑色幽默。

老天也不作美。熙寧七年,大旱,民不聊生。宦官鄭俠畫了《流民圖》獻給神宗,哀哀哭泣:這是天怒人怨,只要您肯停止變法,十日之內必會下雨;如若沒雨,我以人頭抵欺君之罪。

這就是“宋朝第一忠諫”。神宗無奈,詔命:暫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等八項新法。

三日之后,傾盆大雨從天而降。

神宗站在御花園里,瞠目結舌。王安石站在皇宮門外,呆若木雞。這場雨徹底澆滅了兩個理想主義者心頭熊熊燃燒的改革之火。王安石知道,他再不會有神宗傾其所有的信賴了。

罷相、復職、再罷。終于,王安石回到了江寧。在聽到最受好評的募役法也停止推行后,他拂衣悲喊:“亦罷至此乎?”抑郁而終。

執著和固執、一往無前和一意孤行,就像硬幣的兩面。然而恰是這一種“拗”,讓我們今天還能看到王安石可愛的又可悲的背影。他像一個闖入官場的犟小孩,掀起了滔天黨爭,但“政敵”司馬光依然敬重他的赤子心;他斷送了北宋王朝。


雜談 2013-11-28 2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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