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之郭沫若（三）

簡體傳統

欲情
　　
　　郭沫若早熟，七歲就喜歡他嫂子（《葉羅提之墓》），造成他女性崇拜意識，后來詩集《女神》、話劇《三個叛逆的女性》、《屈原》（虛構人物，嬋娟）、《蔡文姬》等劇作中都得到表現。
　　
　　據《沫若自傳》記載，真正喚醒郭沫若的“性的覺醒”的是他的三嫂。在郭沫若的眼里，他的三嫂是姑嫂中是最美麗、最優雅、最賢淑的一位。那是在三月的一天，風和日麗，耐不住家塾里苦讀的煎熬，郭沫若借口小解向先生告假走了出來，當他來到花園門口，卻意外的看見三嫂正背著手站在一籠竹林的下面，郭沫若輕輕地停住腳步，從后面端詳著三嫂的背影。他看到今天三嫂穿著一件蔥白竹布衫，兩手的顏色如玫瑰，如粉棠花一般。無名指上戴著一枚金色的頂針。三嫂大約是感覺到春閨的寂寞，顯得有些慵倦而有所期待的樣子。……郭沫若本打算走開，可是他的一雙眼睛卻被三嫂那粉紅柔嫩的手緊緊的吸引住了，他竟癡癡地望著，無暇顧及其他了……這一段經歷，在少年郭沫若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以至于在他的腦海里，三嫂成為第一等的美人，成為他心中所向往的未來戀人的模特。
　　
　　郭沫若兒時有女性特質，在《我的童年》里，郭沫若講述了一位姓章的不良分子在自己被斥退的時候和自己“漸漸接近起來了”。事情逐漸發展下去，終于有一天姓章的不良分子表現出了他的愛慕。“他盡勸我喝酒，我喝吐了。我決意要回學校去，他勸我休息一下，引我到一間房里面，大約就是他的寢室。他勸我在床上休息，我便和衣睡下去了。他把房門閂了，走到我床邊來，出乎意料地便把我抱著，要和我親吻。我用力地給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床下，鼻血也打出來了，我憤憤地起來抽開房門走了。”
　　
　　郭沫若有同性戀傾向和經歷。郭沫若少年時代，對同學吳尚之產生過曖昧的情感。在《我的童年》中，郭沫若首次承認自己有同性戀傾向是在與姓汪的少年的交往中，他是這樣說：“我在這兒才感著真正的初戀了，但是對于男性的初戀。”同時，《我的童年》還描寫了他和幾位男性同學的交往。
　　
　　宗白華也談到郭沫若的同性戀問題，他曾說過：“五四運動前夕，由李大釗等人發起，我們組織了‘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里面，曾琦（慕韓）、王光祈（潤嶼）、魏時珍、周太玄等，都是四川人，曾在成都高等中學堂與郭沫若（開貞）同學。所以先前郭沫若嫖娼挾妓、搞同性戀、酗酒鬧事、自暴自棄的不良行為，我也有所耳聞。1920年郭沫若有意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但是許多會員表示，‘吾會中會員，入會時取格極嚴……況士人無行，自古已多，今世學者尤多反復無常之小人。故吾會友介紹新會員，當慎之又慎，審之又審……’。郭沫若終竟沒有能夠得到批準入會。”

郭沫若在一生中有多位情人，包括安琳(彭漪蘭)、于立忱（于立群的胞姊）、黃定慧（黃慕蘭）等。
　　
　　郭沫若當時有一個情人，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命伴侶”安琳。安琳本名彭漪蘭，安徽蕪湖人，曾就讀于廣州中山大學，北伐期間在武漢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工作，任婦女股干事，大革命后參加了南昌起義。
　　
　　南方高溫多雨，痢疾流行，郭沫若患上了痢疾，安琳不顧勞累為他尋醫問藥。有一天昏黑時遭到襲擊，郭沫若與隊伍失散了，又是安琳不顧危險趕回來尋找他。兩人相攜而行，在當地農民協會的協助下，他們在一個叫鹽酸寮的鄉鎮上隱蔽了10天。待風向一轉，同船到香港，稍后一起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內山書店樓上，安琳和郭沫若度過短暫的蜜月時光。
　　
　　這一段奇特而浪漫的經歷郭沫若是難以忘懷的，他曾經打算據此寫七篇連續性的小說，題目分別是《酒家女》、《黨紅會》、《三月初二》、《未完成的戀愛》、《新的五月歌》、《安琳》、《病了的百合花》。總的主題是革命與家庭（兩者之間的矛盾）。其中一篇直接以安琳為題，足見兩人情愫深厚。“安琳喲，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你的!”他在文章中直言不諱地說過這樣動感情的話。
　　
　　郭沫若再赴日本前，朋友們為他和安娜（郭沫若的日本妻子）餞行。安琳也去了，席間顯得不大自然，原因在于郭沫若和她雖有情愫但郭沫若卻不能專愛于她，他的日本妻子正坐在他的旁邊。郭沫若瞧著安琳有些尷尬的樣子，心里禁不住想道：“她假如和我是全無情愫，那我們今天的歡聚必定會更自然而愉快。戀愛，并不是專愛對方，是要對方專愛自己。這專愛專靠精神上的表現是不充分的。”
　　
　　據郭沫若自己寫的文章回憶，安娜當時對郭沫若與安琳之間的“革命伴侶”關系了如指掌。安娜非常平靜地向郭問起此事，郭坦率地承認愛安琳。安娜望著熟睡的孩子們說，是我阻擋了你們的結婚，如果沒有這幾個孩子，我會成全你們的。
　　
　　內山完造在《花甲錄》中說：郭沫若是由“一個穿著軍裝的可愛的姑娘陪同來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幾天。這個姑娘生在安徽，據說年邁的父母親是日本留學生，因而她會講日語……那時候，郭夫人（富子）從廣州先一步歸滬，賃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與這位姑娘之間有些爭執”。還有一種說法：安琳到上海后曾去過郭家并住在那里，當時她告訴安娜郭沫若曾追求過她，安娜聽了好像在安慰她似的說：“男人嘛，都是這樣，你別介意。”
　　
　　另據朱其華在1927年底回憶時，談到了郭沫若與安琳的關系，他甚至說郭沫若和安琳是色情狂，當眾性交。有人認為，朱其華所寫全不足信。
　　
　　 1933年前后，郭沫若在外嫖娼，染上性病，并且傳染給安娜，一時間手足無措，為此不得不寫信給恩師小野寺直助先生，懇求他介紹關東地區的專家名醫給予治療。
　　
　　郭沫若在日本與于立忱有一段情。于立忱出身于名門，是民國初年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也是郭沫若后來的妻子于立群的親姐姐。出身于書香門第的于立忱，亭亭玉立，大家閏秀。作為《大公報》記者，大約在1934年被報社派駐東京。在東京的日子里，郭、于兩人過從甚密，據說于立忱后來參加東京的示威游行，高喊反日口號，被日方驅逐。在回上海不久的1937年5月，于立忱突然自殺，留下了“如此家園、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的絕命詞。
　　
　　據謝冰瑩的回憶，于立忱曾經為郭沫若而墮胎，郭沫若拚命追求于立忱三年，口口聲聲稱與安娜沒有感情，決心要擺脫安娜，但于立忱懷孕后，郭態度突然改變，吞吞吐吐敷衍。于立忱由此大徹大悟，明白郭原來是這么一個人格掃地的人物。謝冰瑩的回憶是一家孤證，可信度如何，仍有待繼續考證。但于立忱的自殺，是郭沫若一塊難以擺脫的心病。郭回國第四天，就前往中國公墓憑吊于立忱，并很快與其妹妹于立群相識，當于立群將于立忱的遺詩轉交郭沫若時，郭沫若雙手微顫，竟一句話也說不出。
　　
　　因為于立忱的關系，郭沫若對《大公報》的感情變得相當復雜。起初郭對《大公報》欣賞有加，后來《大公報》當家人張季鸞追求于立忱，郭非常感冒，兩人遂成為“情敵”，郭就再也沒有說過《大公報》一句好話。于立忱既逝，抗戰期間張季鸞和《大公報》主編王蕓生到武漢，郭陪同游玩，正當小船離開小島之際，王蕓生開玩笑說：“郭先生，可不要腳踩兩只船啊”。一語雙關，搞得郭沫若“滿臉通紅”，從此留下對王的憤恨之心。
　　
　　關于郭沫若未和于立忱結合的原因，有人認為是郭沫若的家庭責任心，他不拋棄安娜和孩子。也有人認為，他是利用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因為當時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對郭的通輯令仍然有效，失去安娜，可能失去日本的保護。所以，當他回國后，安娜失去價值了，他立即和于立群同居了。
　　
　　情人于立忱自殺后十日，郭沫若為她寫了一篇短文《斷線風箏——紀念于立忱女士》，有人認為，他寫此文的重點不在于紀念于立忱，而是暗示這一夜郁達夫與于立忱同居了，然后以此推托自己是于立忱肚子里孩子父親的責任。

婚姻
　　
　　 1912年，20歲的郭沫若與比他大兩歲的張瓊華在父母的包辦下結婚，風華正茂的郭沫若對張瓊華平凡的外貌不甚滿意，洞房之夜又發現她三寸金蓮，被戲弄之感油然而生，憤憤地走出洞房……五天后，郭沫若離開了家。郭沫若與張瓊華并沒有離異，以后68年張瓊華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
　　
　　郭沫若遵循父母之命與張瓊華結婚，在失去“童貞”之后卻又選擇了反叛。后來，郭沫若在《黑貓》中一邊把張瓊華戲謔為“黑貓”，他說：交定要白貓,打開口袋卻是黑貓。一邊又自我反省道：“我一生如果有應該懺悔的事，這要算是最大的一件。我始終詛咒我這項機會主義的誤人……”
　　
　　 1923年，在日本的郭沫若曾收到長兄郭橙塢的來信，讓他回四川謀職，并對郭沫若的婚姻問題提出了兩種解決的方案：一是與張氏離婚，二是和兩位妻室同居。但郭沫若考慮了半天，終覺不妥，于是便給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道：“離掉張氏，我思想沒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沒有那么舊。不新不舊，只好這么過下去。”
　　
　　 1939年，離開故鄉26年的郭沫若帶著新婚妻子于立群衣錦還鄉時，他的另一位妻子張瓊華已經人老色衰，長年的苦守使張瓊華滿頭烏發變成了白發。其實就在她和郭沫若結婚那天起，她就永遠告別了青春。家鄉人圍著郭沫若，熱情交談、握手。唯獨張瓊華站在人群后面，默默地注視著，而郭沫若似乎也沒有意識到她的存在。
　　
　　當時，郭沫若的老父已86歲高齡，臥病在床，他老淚橫流地向郭沫若訴說著多年來張瓊華對郭家的貢獻，卻沒有半句怨言。郭沫若頓時對張瓊華肅然起敬，于是當著眾人的面鞠躬致謝，駭得張瓊華不知如何是好，多年來壓在心頭的苦悶與辛酸一掃而光，她滿足了。
　　
　　郭沫若在家中住了幾天，張瓊華還把自己的臥室，亦即當年自己與郭沫若的洞房讓給郭沫若和于立群，并買雞買魚盡心相待。郭沫若看到自己的一幀相片端端正正地掛在墻上；他看到當年同張瓊華結婚時用過的家具，一件一件都擦拭得干干凈凈，光亮如新；他看到過去居家時讀過的書籍、用過的文具、寫的作業本和手稿、學校發給他的畢業證書以及陸續寄回來的家信……總之，凡是他的東西，都保存得整整齊齊，完好無損。
　　
　　為了向張瓊華表示感謝，郭沫若給她題寫了兩首詩，短跋中特地寫上“書付瓊華”四個字。并逗趣說：“你如果往后沒有錢用，可以拿它去賣幾個大洋。”“啊呀呀，”張瓊華驚愕了。“這咋個賣得嘛！就是餓死了，我也不得賣它！”郭沫若的任何一樣東西，對她來說仍視為圣物。因為這是“夫君”的東西。不管郭沫若對她如何，張瓊華始終把郭沫若看作是自己的夫君。
　　
　　郭父喪事辦完，郭沫若與于立群從大佛壩乘飛機返回重慶，張瓊華與家人一起去送行。知道丈夫已不屬于自己，張瓊華的心情可想而知。郭沫若在其父死后寫了一篇長達七八千字的《家祭文》，張瓊華不僅背得滾瓜爛熟，還常常淚水盈眶。
　　
　　 1963年，張瓊華去西安看望自己的姨侄女，在別人的鼓動下去了一趟北京。據說，她與郭沫若見了兩次面，擺了擺家常，就回去了。臨走時郭沫若送她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回到樂山以后，張瓊華繼續過著尼姑似的生活。身體好一點就到街上走走，或者坐在熟人的小攤子前，看別人做生意，一坐就是大半天。年紀越來越老，不能上街轉了，就坐在竹椅上靜靜地望著街上。有時望著望著眼睛里就會涌出淚水。郭沫若病逝之后，一些學術研究者曾看望過張瓊華，在四川的樂山，她依然是農婦的裝束，過著簡樸的晚年生活……
1916年8月初的一天，考入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醫科班的郭沫若遇到了22歲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佐藤是日本貴族的后裔，郭沫若一見到她就產生一種異樣的感覺，他覺得佐藤富子的眉目之間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圣潔的光輝令他肅然起敬，以后他們便開始了頻繁的書信往來。
　　郭沫若如實地講述了家中父母包辦的婚姻和痛苦，佐藤富子回信說希望郭沫若把苦惱都忘去，他們共同分担苦和樂，郭沫若為佐藤富子又起了個名字叫“安娜”。不久，她毅然辭去圣路加醫院的工作，隨郭沫若到岡山同居。從此，佐藤富子的婚緣便籠罩在不幸的悲哀之中……
　　
　　佐藤富子與郭沫若同居，為此她斷絕了與父母的關系。因為佐藤家是基督教徒之家，斷然不允許她與一個華人青年自由結婚的。他們第一個兒子出世以后，她與父母斷絕了關系。當時郭沫若還是學生，經濟條件是有限的。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國大學，富子為使丈夫學業有成，獨自承担全部家務，洗衣做飯，忙里忙外，他們幾經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貴的房租。為了生計，郭沫若拼命寫作譯書，沒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沒有硯臺用磨平的磚頭代替…… 這樣清貧的日子，沒有父母的親情關照，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富子含辛茹苦地堅持著，為郭沫若哺育了四兒一女：長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兒淑瑀，四兒志鴻。
　　
　　安娜和郭沫若生活了21年，不僅要忍受清貧，還要接受他和不同女人之間發生的關系，包括于立忱、安琳等。也包括他傳染給她的性病，悲夫。
　　
　　 1927年12月8日的晚上，當時正在上海的郭沫若突然頭痛、兩眼充血，臉色發紅而帶浮腫，高燒達40℃。因為他正在受著通輯，只好偷偷地住進了四川路一家由日本醫師石井勇開的私人醫院。安娜那時正患著慢性腎臟炎。她毫不顧惜自己，用一個妻子的全部愛來照料著病中的丈夫，每天把家里的四個孩子安頓好，便匆匆地趕到醫院里來。早上來伺侯郭沫若到中午，午后來又要伺侯到晚上，而每次來都帶鮮花和果品。
　　
　　郭沫若的病情卻在日益惡化。有時，他大聲叫罵安娜，給她加上無數污穢的罪名，有時又要自殺。石井勇醫師無可奈何地讓安娜準備后事。安娜苦苦地哀求他一定要治好丈夫的病，不料兩天之后奇跡出現了，郭沫若病情開始有了轉機，兩個星期后便出院了。郭沫若帶著虛弱的身子又重新回到了他那個溫暖的、永遠整潔的家。安娜給予他無微不至的關懷，使郭沫若非常感動。他久久的注視著安娜那慈祥而安靜的臉，又看到那圣潔的光輝，如他當年所看到的一樣——圣母瑪利亞。郭沫若感激道：這是我的妻，她的愛情！我的生命是她救起了的。懷著對安娜的感激和摯愛，他在兩天的時間里一連寫了《恢復》、《歸來》、《得了安息》這些表達對妻子的深深感激之情的詩。
　　
　　
　　從1916年到1937年，安娜與郭沫若共同生活了21年，1923年曾隨郭沫若和三個孩子回過中國。1937年，政治風云變幻，使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他決定回國參加抗日戰爭，而富子是日本人，于是，郭沫若不辭而別，從此，他們中斷了一切聯系。
　　
　　 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順利到達上海。日本當局逮捕了安娜，對她嚴刑拷打，監禁一段時間后才釋放出來。安娜先后被監禁過三次，都堅定地熬了過來。郭沫若在當年的8月和11月還接到過安娜的兩封信，此后，雙方的音信就完全中斷了。安娜在日本頂著政治和生活的雙重壓力撫養著孩子。
　　
　　郭沫若回到中國后，與于立群結好，在漫長歲月中，他未給安娜寫過一封信，寄過一文錢。1947年，《改造日報》記者陸立之在東京見到安娜，當時安娜室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饑。安娜悲極哽咽，痛訴郭沫若的無情與冷酷：“鼎堂（郭沫若）不應該是這樣。……他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信息不能，這也是借口胡說，這里還是不斷的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后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的見到蔣介石……”
　　
　　但據郭沫若的秘書王廷芳在《郭沫若和安娜的情感糾葛》寫道，1946年，一位叫青木和夫的日本朋友從中國返回日本，郭沫若托他給安娜帶去了一封信及數百美元，在當時經濟已經完全崩潰的日本，這筆錢實屬可觀。青木和夫向安娜詳細介紹了郭沐若的情況，包括他已組織了新的家庭并已有了四個孩子的事。
　　
　　抗戰勝利后，為了能夠順利地到中國去，安娜向有關方面提出了與郭開貞結婚的申請并獲得了批準，從1947年3月起，安娜失去了日本國籍，成了一名中國人。
　　
　　安娜知道郭已另有家庭，于立群已為他的丈夫生育了兒女時，通過多次交涉，她選擇了與郭沫若解除夫妻關系，安娜向郭沫若提出了三條要求：1、要負責供給郭淑和郭志鴻讀完大學；2、要給她相當數額的撫養金；3、在上述兩條得到圓滿解決后，雙方登報聲明脫離夫妻關系。郭沫若避而不見，讓跟安娜很熟悉的馮乃超出面做她的工作，盡量協商妥善解決。
　　
　　后來，安娜等人來到北平，這時，安娜覺得她和郭沫若的問題還沒有徹底的解決，要當面談個清楚，同時提出要見周恩來。這年七八月間，周恩來在北京飯店接見了她。
　　
　　 1975年夏天，安娜由郭淑陪同從上海到達北京。當時郭沫若生病住在北京醫院，安娜到京第二天就提出要到醫院看望郭老。郭老同意了。當安娜和淑走進病房時，坐在沙發中的郭沫若吃力地要站起來迎接她們。安娜快步向前將郭扶回沙發，幽默地說：“你變了，變得慈祥了，你是會進天堂的。”
　　
　　郭沫若晚年多次談到安娜，說她十分能干，善于理家。但她自尊心特別強，看準了的事，別人是很難說服和改變的。
　　
　　安娜解放后由政府安置，享受副部長級待遇。1983年曾選為全國政協委員，1989年由于一生為中日友好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而榮獲第一屆亞非和平獎。1994年8月15日，安娜逝世，享年101歲。
　　
　　安娜與于立群的兒女之間不相往來。安娜的子女，對郭沫若也不親近，也不敬重，更無感情。二兒子郭博曾在記者面前這樣評價父親：“對于家庭，郭沫若是個罪人。”
　　
　　安娜在談論自己時說:我這一輩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據說郭沫若臨去世前，見到安娜最后一面時,留下的一句話是:“都怨日本軍國主義。”
　　
　　郭沫若的第三人妻子是于立群，她是郭沫若早期戀人于立忱（于立忱后來自殺）的胞妹。
　　
　　第一次見面，于立群給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僅僅二十來歲，梳著兩條小辮子，穿著一身藍布衣衫，面孔被陽光曬得半黑，差不多就和鄉下姑娘那樣。于立群是一個女演員，但言談舉止穩重端莊，絕無一般女明星的輕浮與淺薄。郭沫若說：“我有責任保護立群，但愿我能把愛她姐姐的心轉移到她的身上！”
　　
　　 1939年的春末夏初，郭沫若和于立群正式舉行了結婚儀式，時年郭沫若47歲，于立群23歲。當時以郭沫若的身份和威望，婚禮自然是隆重而熱烈的，當時的來賓有80多人，大多是郭沫若三廳的同事和熟人，雙方的親戚也參加了婚禮，周恩來是婚禮主持人，陽翰笙的夫人是介紹人。據說周恩來祝酒前對郭沫若說：“希望這是我參加的你的最后一次婚禮。”郭沫若聽了，老臉一紅，連說：“那是那是。”
　　
　　這次婚禮，使于立群成為郭沫若第三位名正言順的妻子。于立群和郭沫若在一起共同生活近40年，撫育六個子女，兒子漢英、世英、民英、建英，女兒庶英、平英。1967年，郭民英自殺。1968年，郭世英年被北京農業大學的紅衛兵抓去刑訊逼供，不久從四樓墜下而死。
　　
　　于立群是伴隨著郭沫若度過人生暮年的最后一位妻子。1978年6月，郭沫若病逝，次年2月，于立群縊死于北京故居。

懺悔
　　
　　根據《三葉集》的記載，郭沫若到28歲時，對于自己過去生活中的頹廢、墮落，表示悔悟、深惡痛絕、翻然自新。
　　
　　《三葉集》載，1920年初郭沫若給宗白華的信中寫道：“我讀《少年中國》的時候；我看見我同學底少年們，一個個如明星在天。我獨陷沒在這stryx的阿米巴，只有些無意識的蠕動。咳！我禁不住我淚湖里的波濤洶涌！慕韓、潤嶼、時珍、太玄，都是我從前的同學。我對著他們真是自慚形穢，我是連阿米巴也不如了！”
　　
　　二十八歲的郭沫若一再向比他小五、六歲的宗白華、田漢表示懺悔。他信中說：“今晨上學，又接到你的惠書，我才知道我從前所鬧出的事情，時珍早對你說了。你同時珍更肯不念我的舊惡，我今后惟有努力自奮，以期自蓋前愆，以期不負我至友之厚愛。……我罪惡的負担，若不早卸個干凈，我可憐的靈魂終久困頓在淚海里，莫有超脫的一日。我從前對于我自己的解決辦法，只覷定著一個‘死’；我如今卻掉了個法門，我要朝生處走了。我過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獄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白華兄！你們便是我彼岸的燈臺，你們要永遠賜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度呀！”
　　
　　宗白華說：“郭沫若《女神》的壓卷之作《鳳凰涅(般下加木)》，直接產生于這種懺悔的心態之下。”郭沫若在1920年1月18日給宗白華的信中說：“咳！總之，白華兄！我不是個‘人’，我是壞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現在很想能如phoenix（鳳凰）一般，采集些香木來，把我現有的形骸燒毀了去，唱著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燒毀了去，從那冷凈了的灰里再生出個我來！可是我怕終竟是個幻想罷了！”
　　
　　同一年2月9日，田漢看到了《時事新報•學燈》上刊載的郭沫若長詩《鳳凰涅(般下加木)》以后，立即給郭寫信道：“你說你現在很想能如鳳凰一般，把你現有的形骸燒毀了去，唱著哀哀切切的挽歌，燒毀了去，從冷凈的灰里，再生出個‘你’來嗎？好極了，這決不會是幻想。因為無論何人，只要他發了一個更生自己的宏愿，造物是不能不答應他的。我在這里等著看你的‘新我’啊！”
　　
　　這種懺悔情結，加上反抗的精神，以自我表現的方式，構成了早期郭沫若、田漢所創導的“新浪漫主義”的特色。
　　
　　 1922年還在清華學校讀書的聞一多，曾經在一封通信中這樣贊揚：“朋友！你看過《三葉集》嗎？你記得郭沫若、田壽昌（漢）締交底一段佳話嗎？我平生服膺《女神》幾乎五體投地，這種觀念，實受郭君人格之影響最大。而其一生行事就《三葉集》中所考見的，還是同田君締交底一段故事，最令人景仰。我每每同我們的朋友（梁）實秋談及此二君之公開的熱誠，輒感嘆不已。”郭田締交，首先以真誠懺悔為前提。于是感人至深。《三葉集》和《女神》所表現的人格力量，引起當時新進的熱血青年們的強烈共鳴。
　　
　　 1933年11月，郭沫若在通信中譴責自己生活不檢點而“萬分慚愧和悔恨、自作自受”；直到四十年代，郭沫若的懺悔情結，一再時隱時現地表露出來。
神傷
　　
　　在上海時，一日，郭沫若陪同剛從日本回到上海的郁達夫去逛門市部，聽趙南公說《創造》季刊至今只售出一千五百本，兩人頓覺異常悲哀。憋著一肚子氣，他們便去借酒澆愁，一路上連吃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爿酒店里，他們是坐在樓上對飲的，一輪孤月從窗口探進頭來，映照著這一雙難兄難弟蒼白的臉，桌上酒壺林立，桌邊堂倌啞然。飲罷，他們昏昏瞀瞀、凄凄寂寂地回到住所，郭沫若無限痛楚地說：“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結果是只有在首陽山上餓死！”郁達夫紅著一對眼睛微微頷首。
　　
　　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被同班同學周國平評價為“最具人性魅力”的青年。郭世英從小極為聰明，很小就能背一整本《古文觀止》，他只要默默地讀上幾遍，就能將全書的古文背誦下來。1962年，郭世英進入入北京大學攻讀哲學。當年年，郭沫若正應國家青年藝術劇院之約趕寫劇本《鄭成功》，這時郭世英在一旁翻閱父親所用書籍和有關資料，就自己動手也寫一本《鄭成功》的劇本，并且在父親之前脫稿。當青年藝術劇院派人來郭家催稿時，郭沫若還未完稿，于是郭沫若就對來人說：“我的劇本還未脫稿，那么你們就先把我兒子世英寫的《鄭成功》的劇本拿去看看。”
　　
　　在北大哲學系學習期間，郭世英只用三個月的時間就把黑格爾的經典著作通讀了一遍，然后，告訴他的同伴們說，我已研究了三年的黑格爾哲學體系。
　　
　　郭世英是一個獨立思考者，曾經說哲學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種理論是不是真理，必須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來檢驗，對馬克思主義也應如此。結果，從追求真理出發，他走向了懷疑馬克思主義。
　　
　　為此，他陷入了苦惱之中，離校休學。他還很先鋒地試驗著用意識流、象征主義之類的手法寫作。他媽媽于立群認為世英這種理想追求是自尋煩惱。他說：你看看父親青年時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為什么我不行？他不能心安理得的享受高干子女應當享有的生活，反而對父親和他身邊的人享受特權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質疑，進而加以否定，與父親和家人的關系非常之緊張。
　　
　　 1968年3月，隨著新一輪批判狂潮的掀起，許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動學生”。北京農業大學的造反派綁架郭民英，并私設公堂，刑訊逼供。兇信很快傳到了家中，當晚，郭沫若要出席一個有周恩來參加的宴會，于立群一再懇求丈夫，轉告周恩來，請他救救兒子。但這一晚，郭沫若就坐在周恩來身旁，卻沒有向周恩來開口。
　　
　　 4月22日上午，在征得軍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讓秘書和郭世英的妹妹去農大了解關押他的情況。然而，就在他們趕到學校的3小時前，郭世英從關押他的三樓（一說是四樓）房間里破窗而出，他死時，年僅26歲，落地時，他的雙手被仍被反捆。郭世英是自殺還是他殺，至今不得而知。
　　
　　郭世英被迫害致死后，郭沫若無奈地說了一句話：“我也是為了祖國好啊！”周恩來曾說過：郭世英實屬為我而死。其真相如同孫維世之死頗具吊詭。
　　
　　
　　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個孩子，自幼喜好文藝，對于音樂尤具天賦，竟然無師自通地考入中央音樂學院，學的是小提琴專業。郭民英于1967年結束了自己年僅24歲的生命。一說為慢性疾病的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說在棄世前一天還照樣工作，是無任何異常跡象的突然之舉。郭民英之死確實是一個難解之謎，他的家人從未透露過事件的真相（或許原本就無從了解真相），他在棄世之前似乎也沒有留下任何相關文字。
　　
　　郭沫若把自己關在書房中，以淚研墨，一筆一劃地抄錄兩個兒子遺下的日記，以此寄托自己對孩子們的思念之情。那一冊冊被點點淚水洇染墨跡的“手抄本”，整齊地置放在他的書桌上，旁邊是世英與民英中學時的一幅合影，兄弟倆那充滿青春活力的燦爛笑容在寂寞寒夜中陪伴著他。
辭世
　　
　　 1978年四五月間，郭沫若的病惡化了。臨終之際，郭沫若趁著一時的清醒，把于立群和孩子們都叫到床邊，要他們記下自己的最后叮囑：
　　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會少犯錯誤。
　　對黨的關懷，我特別感謝，我在悔恨自己為黨工作得太少了。
　　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郭沫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一再地提起毛澤東。他以自己生命的最后火花，進一步證實了他與毛澤東的深厚友情和他對毛澤東的真誠崇拜。
　　
　　郭沫若特別囑咐夫人于立群將他的《屈原》劇本帶到病榻前多次重閱，愛不釋手。他對于立群說：“我風風雨雨幾十年，是個即將就木的人了，我也要生得光榮，死得磊落”。在即將別世時，又一遍遍地低聲詠誦屈原的《離騷》。他還讓于立群代他記錄了吟《離騷》后集原句構思的一副對聯：“集芙蓉以為裳，又樹蕙之百畝；帥云霓而來御，將往觀乎四荒。”
　　
　　當年6月21日，郭沫若與世長辭，留下的這副集字聯是他一生勤奮筆耕寫作生涯的絕筆。
　　
　　十四日，新華社發出訃告：“我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郭沫若同志，因病長期醫治無效，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終年八十六歲。”同時公布了治喪委員會名單，計有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宋慶齡、趙紫陽、陳云、鄧穎超、沈雁冰、胡耀邦、成仿吾、周培源、周揚、巴金、夏衍、侯外廬等七十四人。

激賞
　　
　　何干之評述道：“郭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及其他著作，是以《易經》、《書經》、《詩經》、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來追尋中國歷史的開端。他的新史料和新見解，的確使無成見的人們嘆服，確為中國古史的研究，開了一個新紀元。”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日譯者藤枝大夫在他的《現代中國的根本問題》一書中說：“王國維、羅振玉、孫貽讓、商承柞、王念孫、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輔等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學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對古代社會給了一幅鮮明的圖畫。郭先生也說過這一次新嘗試，只是一條羊腸小徑，只是在叢林中砍了第一次的刀斧。結果并不是一些缺點也沒有。然而對于這個一向未開墾的，被人遺忘了的中國社會，盡過一腳一拳的，不論如何也應歸于郭先生。將來在郭沫若的批判和反批判中，一定可以使問題更加透徹。”
　　
　　 “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賓說：“不用說，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觀派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領導起來的。這本書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時，三年之間已印了九千冊。他把《詩》、《書》、《易》里面的紙上史料，把甲骨卜辭、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爐，制造出來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
　　
　　 1947年，國共兩黨進入決戰階段，在意識形態上處于對立地位的胡適、傅斯年不約而同地提名郭沫若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選人，對郭沫若在考古學及古文字學上的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評價。傅斯年推薦郭的著作是：《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和考釋、《金文叢考》、《卜辭通纂》。1948年上半年，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開會，郭沫若當選為中央研究院（歷史組）院士、（考古組）院士。
　　
　　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三十年代評論郭沫若時就說過：“仿佛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學生大學生皆不缺少認識的機會。對于這個人的作品，讀得很多，且對于作者致生特別興趣”，“以那大量的生產，翻譯與創作，在創作中詩、與戲曲、與散文、與小說，幾幾乎皆玩一角，而且玩得不壞，這力量的強（從成績上看），以及那詞藻的美，是我們較后一點的人看來覺得是偉大的。”
　　
　　褚遂初評價郭沫若的作品：“那《棠棣之花》是以詩意的濃郁見稱，《屈原》是以氣魄的雄偉出色，至于這個《虎符》恐怕就在意境的高遠吧？”
　　
　　顧頡剛在他的《當代中國史學》一書中說：“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是郭沫若和陶希圣兩位先生，事實上也只有他們兩位最有成績。郭沫若應用馬克思、莫爾甘等學說，考察中國古代社會的真實情狀，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這是一部極為有價值的偉著，書中雖不免有些宣傳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獨到的見解。中國古代社會的真相，自有此書后，我們才摸著一些邊際。這部書的影響極大。”
　　
　　顧頡剛認為，在甲骨文研究上，以及中國古代史研究上，王國維之后，能夠繼承王國維并有開拓性貢獻的是郭沫若。
　　
　　宋云彬評議道：“自郭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問世，一切曲解中國歷史，改造中國歷史的謬論，都掃蕩了。”
　　
　　陳布雷曾在郭沫若25周年創作紀念時，吟詩稱贊他的史學成就，詩云：搜奇甲骨著高文，描史重征起一軍。傷別傷春成絕業，論才已過杜司勛。
　　
　　老舍對郭沫若有過較全面的評論，他說：“關于沫若先生，據我看，至少有五方面值得贊述：1.他的文學作品的創作及翻譯；2.在北伐期間，他的革命功業；3.他在考古學上的成就；4.抗戰以來，他的抗敵工作；5.他的為人。”
　　
　　有文章說：郭沫若絕對是個奇才，他是學醫的，一動手寫詩就成為詩壇巨星；一從軍就是中將，到南昌去造張發奎的反張還恭恭敬敬的送他去造反，造反失敗去搞學術研究就出手不凡，日本重臣西園寺公望慕名專門請他到自己別墅小酌；寫劇本一出手就是宗師；作為黨外人士寫歷史論文被幾代共產黨領袖奉為自我警惕的經典著作；第一屆中研院選院士，他作為唯一的反政府者，以其學術成就毫無疑義的當選。
　　
　　周揚對郭沫若說：“你是歌德，但你是社會主義時代新中國的歌德。”
　　
　　郭沫若在臺灣的學術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廣泛的影響，李登輝認為今日臺灣的成就某種程度上歸結于胡適、魯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導的思想和社會變革的實踐。
　　
　　李登輝在《臺灣的主張》中寫道：雖然我自幼接受日本教育，受過日本文化的熏陶，但對中國文學與思想，也曾多所涉獵。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后，風起云涌的現代思潮，更對我有很深的影響。……而郭沫若以考古及歷史研究的角度，批判封建制度之害，更鼓勵了許多年輕人，起而改革。
　　他的《十批判書》與《青銅時代》等書，借著對先秦人物與思想的評論，如推崇早期儒家孔孟的重視民本思想，貶斥韓非的“法術”、“君主本位”，和秦始皇的“極權主義”等，宣揚“以民為本”的思想，認為中國只有擺脫傳統的束縛，才有發展的希望。……就此一角度而言，今天臺灣所締造的成就，也可以說是當年這些改革思潮具體實踐的成果。

責砭
　　
　　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在讀了父親五四時期的文論和詩歌之后，對父親后來特別是建國以來的文字大不以為然。據一位當年的郭世英的同學牟敦白回憶，有一次他與郭世英在郭宅門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著他父親的背影對這位中學生說：“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
　　
　　魯迅對郭沫若的評價為才子加流氓，此評流傳甚廣。
　　
　　梁漱溟作詩評論郭沫若：“淡抹濃妝務入時，兩朝恩遇鬢垂絲。曾經招對趨前席，又見謳歌和口詞。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詩。民間疾苦分明在，辜負先生筆一枝。”
　　
　　還說一句話廣為流傳：郭老、郭老，詩多好的少。據說這是郭沫若自嘲的話，出自：老郭不算老，詩多好的少。老少齊努力，學習主席毛。
　　
　　費正清批評郭沫若“早已成為一個隨風轉舵的風向標，為了迎合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風向，他甚至可以不惜詆毀自我，與自己的過去決裂。”
　　
　　蘇雪林曾經發問道：“凡此種種，每令我百思不解。究竟郭氏真是他自譽的天才人物呢?還是文學界猶如政治界，原有許多幸運兒，郭氏便是這幸運者中間的一個呢?”
　　
　　 1959年－1960年，郭沫若先后創作了以“翻案”為主旨的歷史劇《蔡文姬》與《武則天》，極力美化曹操與武則天的歷史形象。許多人認為這是為了迎合毛澤東而創作的。郭沫若在1950年代的言行，為一些文人所不齒，林語堂批評郭為“集古今肉麻之大成”，周作人則稱之為“京城四大不要臉”之首。
　　
　　 1982年宋美齡在給廖承志的公開信：“相對言之，中華民國開國以來，除袁世凱之卑鄙覬覦野心失敗外，縱軍閥時代，亦莫敢竄改國號，中華民國自國民政府執政以來，始終以國父主義及愛國精神為基據，從未獅褻諛外，如將彼等巨像高懸全國，靈爽式憑，捧為所宗者，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斯，乃共黨竟奉之為神明，并以馬列主義為我中華民族之訓練，此正如郭沫若宣稱‘斯太林是我爸爸’，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有的作家送給他一個“風派人物”的綽號，說他“軟軟腰肢，彎彎膝蓋,……朝秦暮楚，門庭常改”；諷刺他“大風起兮云飛揚，風派細腰是彈簧”。
　　
　　余英時早在80年代就撰長文《〈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指責郭沫若《十批判書》抄襲錢穆著作《先秦諸子系年》；稍后又批評郭沫若“揚李（白）抑杜（甫）”，以及“攀援權聲”種種（主要指郭沫若對毛澤東詩詞的頌揚）。同時有人撰文說余文謬誤。
人格
　　
　　溫儒敏解讀郭沫若：郭沫若心理屬天才型，或文藝型，熱情、沖動、活躍、多變是重要特點。這可以從其創作返觀。他自己說，寫《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詩作時，他如同奔馬，沖動得不得了，寫完后如死海豚；靈感來時，激動得連筆都抓不住，渾身發燒發冷。這都證明，他屬于天才型或文藝型心理素質。
　　
　　這種素質直接影響和決定著他的文藝觀也是追崇天才、靈感、直覺的，所以他總認為詩是寫出來的，并非做出來的。他還說，詩人的心境如同一灣清澄海水，沒有風的時候，便靜止如一明鏡，宇宙萬匯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風的時候，便翻波涌浪起來，宇宙萬匯都活動在里面。這風便是直覺、靈感。
　　
　　可見郭不但性情沖動，在文藝觀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沖動與靈感。《女神》中的許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這樣沖動的心理狀態中依靠靈感去構思，所以充溢著情緒流與奇麗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卻真切感人；雖然粗糙，卻更顯坦誠，郭沫若這種心理素質是非常適于浪漫主義詩歌創作的。
　　
　　陳明遠說：“我少年時，認識郭沫若是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按我多年的觀察，郭沫若在心理學分類上屬于一種矛盾、多元（多重性）的人格型。一方面，外向、情欲旺盛、豪放不羈；另一方面，內藏、陰郁煩悶、城府頗深。一方面熱誠仗義，另一方面趨炎附勢。人們可以注意到，郭沫若的表情（可參照他在不同時期的照片），在五十年代尚有開懷大笑的時候，但到了六十年代以后，他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卻很少大笑，經常是抿嘴、皺眉、若有所思，‘不得開心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