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之郭沫若（二）

簡體傳統

革命
　　
　　二十年代，郭沫若一直站在民主革命運動的前列，直接參加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動。1925年詩人參加了“五卅”運動，并創作了劇本《聶瑩》，以此表示自己對于這一革命運動的支持和對于帝國主義暴行的抗議。
　　
　　 1926年3月，郭沫若去革命的策源地廣州，任廣州中山大學文科學長(即文學院長)。1926年7月，他參加北閥軍，担任總政治部宣傳科長、秘書長，副主任直至代理主任等職務。隨軍由廣州到武漢，由武漢到南昌。1927年又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任革命委員會委員。起義失敗后，又轉道汕頭，香港，最后到上海。1928年2月，被迫再次東渡日本。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郭沫若也是當天上午推選出的二十五人革命委員會委員之一，同時兼任宣傳委員會主席、總政治部主任。而此刻，郭沫若還在九江張發奎部隊里。起義的消息傳來，大家反應不一，郭沫若想說服張發奎一起去南昌，張發奎卻想讓郭沫若同他一起遠走日本。結果二人分道揚鑣，張發奎沒有阻攔郭沫若，反而勸他趁今晚口令還沒有改變趕快走。
　　
　　郭沫若1930年在日本家中種了許多鸚哥紅，花開時滿園一片紅色。一位日本朋友見了十分喜歡，郭沫若詼諧地告訴他：因為不能在中國革命，只好在這里種上這些紅花，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后來那位朋友也在自家的園子里種上了這種花，郭沫若笑嘻嘻地對他說：“呵，你也革命了！”
　　
　　 1927年，郭沫若參加南昌起義被南京國民政府通緝。1937年5月下旬，郭沫若接連收到郁達夫的來信。郁達夫說：“今晨因接南京來電，囑我致書，謂委員長有所借重，乞速歸”，當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郭沫若于是立即回國。
　　
　　郭沫若后來才弄清楚：由于他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引起了西園寺公望的注意。日本報紙報導后，國民黨也乘機予以大肆宣傳，1934年上海《社會新聞》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園寺》一文，稱西園寺十分贊賞《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及有關古文字學研究著作，特在別墅親自設宴招待郭沫若。時至1937年，國民黨中的親日派張群、何應欽等人妄圖與日本相勾結，想起郭沫若與西園寺公望的關系可以利用，就請求蔣介石取消對郭沫若的通緝令，讓他回國再作安排。事情決定后，便由福建省主席陳公洽托郁達夫轉告郭沫若。
　　
　　
　　 1944年，法國名作家羅曼•羅蘭逝世。重慶進步的文化界決定召開規模較大的追悼會，此舉得法國文化參贊葉里賽夫、美國文化參贊兼新聞處長費正清等襄助。開會這天，聽眾和觀眾非常擁擠，但秩序井然，鴉雀無聲。輪到郭沫若演講，他從法國作家講起，講到中國國內，又講到震動全國的汀桂大撤退。他嚴厲申斥一個人，此人掌管中國的海陸空軍；他生動描繪中國軍隊如何狼狽撤退、潰不成軍等等，他說這都應該由此人負全責。這時，每當他說一句，臺下就響起一陣掌聲。到了高潮處，他簡直揪心捶胸、瀝血嘶聲，大聲怒斥坐在他背后的那個人。那就是掛了一身軍功勛章的何應欽。
　　聽眾觀眾很快就發現郭沫若的就是他。群眾的掌聲如潮水涌起。何應欽當然也知道罵的是他，但他居然不動聲色。人家鼓掌，他也鼓掌，一直到郭沫若罵完為止。當年與會的老作家徐遲說：“這次演講可是我從來都沒有聽見過的，再沒有比這更精彩、更鋒利的演講了。恐怕郭沫若自己也會認為，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次演講了。”
　　
　　一天，郭沫若手里拿著兩包書從外面走回家，路上發現有兩個特務在跟蹤，他突然轉過身來對他們說：“反正二位都要陪我走到底的，這兩包書就偏勞你們了！”兩個特務面面相覷，見郭沫若大義凜然，神態自若，只得接過書來，一直把他送到家門口。郭沫若剛跨進門，就戲謔地對于立群說：“今天多虧兩位‘義務隨從’接送！”
　　
　　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郭沫若的世界觀轉變由“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文藝思想變化：早期提倡主題“天才、靈感、神會”到強調文學為第四階級工農大眾服務。

變異
　　
　　 1927年,郭沫若決心脫離蔣介石，化名高浩然離開安慶，由水路轉赴南昌，借住在二十軍黨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為了揭露蔣介石的反動面目，他奮筆疾書，寫成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
　　
　　蔣介石對他恨之入骨，5月10日發出了《通知軍政長官請通緝趨附共產之郭沫若函》，誣郭沫若“趨附共產，甘心背叛，開去黨籍，并通電嚴緝歸案懲辦”。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郭沫若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郭沫若從日本回國，周揚要他去延安，他拒絕了；陳誠邀他去武漢，他“立即命駕”。他主動請求吳稚暉介紹前往南京拜謁汪精衛、蔣介石，并向蔣委員長懺悔了過去的罪過，要求蔣委員長饒恕他，他要獻身黨國，將功折罪，回去寫了《蔣委員長會見記》。
　　該文對蔣大加贊許和頌揚。此文雖不長，但三次描寫蔣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戰的決心”。
　　
　　 1921年5月初，茅盾、鄭振鐸聽說郭沫若到了上海，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聞名的半淞園飯店，請他加入文學研究會，幫助他們辦《文學旬刊》。當時郭沫若許諾“盡力幫忙”。
　　然而在他主辦的《創造》季刊廣告和《創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責文學研究會里的人“壟斷文壇”，是“假批評家”，“存在著黨同伐異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聲稱要把他們送“到清水憤(和)坑里去和蛆蟲爭食物”；并攻擊、丑化茅盾，恥笑他身材短小、牙齒外露，像只“耗子”，從而挑起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的首場論戰。這場論戰涉及批評、創作、翻譯等多方面的問題，前后耗時近三年。
　　
　　 1927年，郭沫若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幾天后，他即主動派蔣光慈、鄭伯奇、段可情前往魯迅住處，邀請魯迅聯合起來，共同“向舊社會進攻”。魯迅非常高興，欣然同意，并主張不再另辦刊物，恢復創造社過去的《創造周報》，作為共同園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日在上海《時事新報》上刊出《創造周報復活了》的消息，同時公布了特約撰述員的名單：魯迅領銜，麥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還有蔣光慈、馮乃超、張資平等三十余人；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創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載了內容相同的廣告。
　　
　　 1928年1月，與魯迅合作的廣告墨跡未干，由郭沫若、蔣光慈等創辦的《文化批判》、《太陽月刊》等刊物，就嘩啦啦連篇累牘發表文章，圍攻魯迅，說“魯迅終究不是這個時代的表現者”，“阿Q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再不要專事骸骨的迷戀，而應該把阿Q的形骸與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魯迅和周作人、陳西瀅等相提并論，指稱他“蒙蔽一切社會惡”、“麻醉青年”，是“反動的煽動家”，比“貪污豪紳還要卑劣”。
　　
　　郭沫若與創造社、太陽社圍攻魯迅，用筆名杜荃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一文，罵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Acist（法西斯蒂）”。竭盡了挖苦嘲罵之能事。后來他坦率地承認過去對魯迅激烈的抨擊是舊式“文人相輕”的封建遺習在作怪，誠懇地向魯迅表示：“我們現在都同達到了一個階段，同立在了一個立場。我們的眼中不再有甚么創造社，我們的眼中不再有甚么語絲派，我們的眼中更沒有甚么釘子……以往的流水賬我們把它打消了吧。”
　　
　　魯迅去世后，郭沫若的挽聯寫道：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殞淚；欽誦二心憾無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1921年8月9日，郭沫若與胡適在上海初次會面，之前他們沒有任何交集。當時郭沫若的第一本個人創作集《女神》在幾天前剛剛出版。據胡適日記記載，當日是商務印書館的周頌九、鄭心南邀請他們一起吃飯。
　　
　　但郭沫若后來用嘲諷的口吻把這次會見稱為“光榮”的“同席”。根據他后來在回憶錄《創造十年》里，卻記述了那天的主人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而且事前鄭重地下了請帖。郭沫若記述：高夢旦向胡適介紹“這是沫若先生，我們沫若先生很有遠大的志向，不久還要折回日本去繼續學業”，胡適“殷勤地”與郭握手，并且說：“很好的，我們就等郭先生畢了業之后再作商量了。”
　　
　　郭沫若十多年后記敘這次會見時幾乎句句含有嘲諷，而胡適當時記在日記里的印象就已經頗有保留：“沫若在日本九州學醫，但他頗有文學的興趣。他的新詩頗有才氣，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
　　
　　據胡適日記記載，就在那“光榮”的“同席”三天之后，郭沫若曾與朋友到商務編輯所拜訪胡適，而郭沫若始終未曾提起過拜訪胡適的這件事。
　　
　　創造社成立后，郭沫若和他的朋友郁達夫等擺出了向“壟斷文壇”者(郁達夫語)、“樹大招風”者(沈雁冰語)勇猛出擊的挑戰姿態。他們也沒有放過胡適。在1922年8月出版的一卷二期《創造》季刊上，由郁達夫出馬，含沙射影地罵胡適“同清水糞坑里的蛆蟲一樣，身體雖然肥胖得很，胸中卻一點兒學問也沒有。……跟了外國的新人物，跑來跑去的跑幾次，把他們幾個外國的粗淺的演說，糊糊涂涂的翻譯翻譯，便算新思想家了”。此文理所當然地招來了胡適題為《罵人》的回罵。
　　
　　郭沫若當時發表了為郁達夫助戰的文章《討論注釋運動及其他》，他積蓄了一年多的不平、不滿和不服氣終于形之于激憤意氣的言辭：“你北京大學的胡大教授喲!你的英文誠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鏡子!……我勸你不要把你的名氣來壓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來壓人，你須知這種如煙如云沒多大斤兩的東西是把人壓不倒的!”
　　
　　而胡適1923年五月再次來到上海時，致信郭沫若、郁達夫，表現出頗為誠懇的態度：“我對你們兩位的文學上的成績，雖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點，卻只有敬意，而毫無惡感。”“我盼望那一點小小的筆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損害我們舊有的或新得的友誼。”郭沫若即復信表示：“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則服人以理，我輩尚非豚魚，斷不至于因此小小筆墨官司便致損及我們的新舊友誼。”胡適收到復信后，還到泰東看望了郭沫若、郁達夫，郭、郁也曾去回訪。胡適的來信與來訪被郭沫若視為“一種求和的態度”。
　　
　　 1923年10月11日，胡適再訪郭沫若，陪同前去的徐志摩在日記里記下了他所見到的情景：“沫若自應門，手抱襁褓兒，跣足，敞服(舊學生服)，狀殊憔悴”，“沫若居至隘，陳設亦雜，小孩羼雜其間，傾跌須父撫慰，涕泗亦須父揩拭，皆不能說華語；廚下木屐聲單單可聞，大約即其日婦。”從郭沫若家出來，胡適向徐志摩迭發感慨：“然以四手而維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況必不甚愉適，且其生計亦不裕，或竟窘，無怪其以狂叛自居。”
　　
　　而當時正在美國留學的聞一多得知郭沫若在泰東的生活境況后，在家信里寫道：“昨與友人梁實秋談，得知郭沫若在滬賣文為生，每日只辣椒炒黃豆一碗佐飯，飯盡猶不飽腹，乃飲茶以止饑。以郭君之才學，在當今新文學界當首屈一指，而窮困至此。世間豈有公理哉!”
　　
　　郭沫若等生活之困窘和工作負担之繁重以及二者之間的巨大反差都足以使見聞者唏噓。胡適甚至因此而理解并諒解了郭沫若的“狂叛”，其中大概也包括郭沫若等的“罵人”。
　　
　　三天以后，郭沫若請胡適吃飯。趁著喝得半醉，胡適又說了一些“誠懇話”，而郭沫若則以浪漫詩人的沖動抱吻了胡適。據在場的徐志摩記述，這次聚會是以“飛拳投詈而散”。而郭沫若與胡適的對立關系也就告一段落了。到了二十年代末期以后，隨著形勢的變化和意識形態斗爭的加劇，他們之間則又開始了另一輪的對立。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看到江青權勢上升，就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討論會上當眾朗誦口號詩：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沖鋒，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我們要使世界舞臺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1967年6月6日《人民日報》）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逮捕，他馬上又寫了《水調歌頭》：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黃粱。
　　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杰，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解放軍報》1976年11月1日）
　　
　　
　　 1976年5月20日，郭沫若寫了一闋《水調歌頭•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風云。階級斗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鄧小平重新上臺后，郭沫若旋即又說“鄧副主席的講話，我表示衷心的擁護和熱烈歡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報》）

治學篇補遺：
　　
　　陳子展教授在評價早期著名的甲骨學家的時候寫下“甲骨四堂，郭董羅王”的名句，這一概括就是甲骨四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賓（字彥堂）、羅振玉（號雪堂）和王國維（號觀堂）。唐曉蘭曾評價他們的殷墟卜辭研究“自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他們基本上代表了1949年以前甲骨學研究的成績，四人的學術貢獻相差無幾。
　　
　　民國史學研究有所謂“信古”、“疑古”、“釋古”三派，而“釋古”的流行，與唯物史觀的興起關系密切。在這方面，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影響甚大。周予同認為：“使釋古派發展而與疑古派、考古派鼎足而三地成為中國轉變期的新史學的是郭沫若。”
　　齊思和評郭沫若的《十批判書》，一方面稱贊郭為當代大文學家，想象力之富與著述之勤，均極可佩，其研究范圍之廣博，尤足驚異，另一方面則批評“郭氏本為天才文人其治文字學與史學,亦頗表現文學家之色彩.故其所論,創獲固多,偏宕處亦不少,蓋其天才超邁,想象力如天馬行空,絕非真理與邏輯之所能控制也.如此書置自我批判于孔子批判之前,且以自我批判起,以自我介紹終,無不表現文人自夸心理也”。
　　
　　郭在翻譯方面成就顯著，他翻譯的《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雪萊詩選》、河上肇原著《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在當時頗有影響。
　　　　
　　在翻譯外國優秀文化作品同時，郭沫若還將“蘇活古代文獻生命，倡導古書今譯”當作自己翻譯的另一個方向。他將古籍整理與學術研究緊密結合一起，念念不忘讓古代文獻通過自己的手再現風采。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在版本搜集、對勘下大功夫中，發現不同的版本系統，同時盡可能無遺漏地網羅了以往校釋《管子》的諸家著述。

逸事章里補一個：
　　
　　 1939年其父病逝舉行家祭的時候，中共核心領導毛澤東、周恩來等，與“國府主席、黨軍領袖”蔣介石等的挽聯，同時并列靈堂左右。自兩黨成立以來，有此所謂殊榮者僅此一例。

阿附
　　
　　郭沫若與毛澤東的結識是在風云際會的1926年仲春時節的廣州。郭沫若在七月從軍北伐前的幾個月里，與毛有過幾次交往，主要是毛澤東請郭沫若去由他主持的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演講。有趣的是，在郭沫若的眼中，“農民運動大王”的毛澤東居然是“如婦人好女”般的“文士”。郭沫若在三十年代中期流亡日本時所撰寫的自傳《創造十年續篇》中，有形象的繪狀，字里行間，對毛澤東的沉穩、謙挹頗懷好感。因為是以平視的心態寫來，頗為真切。這樣的文字，在后來滿懷崇拜之情的驅使下，就不再有了。
　　
　　 1944年，郭沫若寫了一篇不但在全國歷史學界，也在革命隊伍中引起強烈反響的長篇史論《甲申三百年祭》，交重慶《新華日報》發表，自3月19日至3月22日連載了四天。國民黨方面十分震驚，一些大員指責作者“為匪張目”。郭沫若即理直氣壯地說：“我郭沫若就是要為‘匪’張目嘛！”《中央日報》還專門為此發表了一篇題為《糾正一種偏向》的社論，說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戰敗主義和亡國思想”，表示不能“聽其謬種流傳”，要“共同糾正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甲申三百年祭》很快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熱情贊揚。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的《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中，特別提到郭沫若的這篇文章。
　　
　　 11月21日，毛澤東親筆復信郭沫若：“對于你的成就，覺得羨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于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
　　
　　郭沫若收到毛澤東手書后，大喜過望。只是，對于毛澤東提議他寫的研究太平軍經驗的文章，后因種種原因未能成文。為此，他曾多次表示，未能完成毛澤東的囑托，真是一件遺憾的事。
　　
　　 1945年春，郭沫若就跟一位與他親近的青年說，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澤東，這不僅因為毛澤東已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更因為他對毛澤東的才華和人格力量的“崇拜”。郭沫若說：“這個人全面地贏得我的佩服。比如說這個人寫的文章，單是語言文字，就遠非我郭沫若所能及。你去讀讀他的文章，例如《論持久戰》，真是汪洋恣肆，博大精深，句句是至理名言，而且深入淺出，簡潔明了，可以說是現代的太史公筆墨！至于政治、軍事的分析論斷，那是當前中國絕無出其右者，所以他堪稱中國共產黨的杰出領袖，中國現代的非凡的政治家……”后來情況又有了變化，他又把對毛澤東的“崇拜”和對共產黨的態度融在了一起。
　　
　　 1945年重慶談判后，在重慶乃至全國圍繞著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以《沁園春》的詞牌為唱和形式展開的這一場斗爭，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史上、文學史上的一大奇觀。國民黨控制的報刊連續發表了所謂“和詞”近30首，文章10余篇，大肆“圍剿”毛澤東的詠雪詞。郭沫若首先在12月11日《新民報晚刊》發表了一首和詞。在郭沫若的帶動下，許多人士也奮起反擊，在重慶一時出現了一場以《沁園春》唱和詞的形式展開論戰的激烈斗爭。
　　
　　 1950年，在天安門城樓上出席國慶觀禮的梁漱溟，目睹郭沫若率黨外人士向毛澤東贈送錦旗，上書“我們永遠跟您走”，內心極為感慨。
　　
　　郭沫若在麗江黑龍潭的得月樓上題寫了一幅對聯，全為集毛主席詩詞而成，文曰：“春風楊柳萬千條，風景這邊獨好；飛起玉龍三百萬，江山如此多嬌。”文中且照顧到了附近的玉龍雪山，可說十分精巧。
　　
　　 1960年，巫山十二峰之一的文峰之巔，如削絕壁上出現了“毛主席萬歲”五個大字。每個字長寬約33米，占幅1000平方米，整幅標語相當于15個籃球場的大小。這五個字，是巫山縣委為表達對毛澤東的崇拜，以“摘帽”為精神鼓勵，驅使本縣100多名右派分子在峭壁上硬生生挖出來的。工事進行中，有五名右派分子因饑餓或被毆打而死。次年，郭沫若船過巫峽，看到這絕壁鬼斧，心情激蕩之下賦詩云：“奇峰十二座，領袖萬斯年。”可是，來年春草重生，百卉競發，這個人間奇跡就這樣被湮沒了。
　　
　　文革前夕，郭沫若為毛澤東《清平樂•蔣桂戰爭》手跡發表而撰文注解時，稱毛澤東的詩詞是"詩詞的頂峰"，稱毛澤東的墨跡是"書法的頂峰"：（他）寫得多么生動、多么瀟灑、多么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著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在這里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
　　
　　文革開始后，章士釗的家被抄，章找到毛澤東，毛澤東讓周恩來將被抄的東西發還趙士釗。在周恩來的提議下，毛澤東批準了一個“一份應予保護的干部名單”，主要包括高級民主人士，郭沫若被列為第二位。完整名單如下：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
　　
　　《李白與杜甫》里對李白杜甫有悖常理的任情褒貶，被普遍視為一本附和之作，令人不齒。但也有學者有不同觀點，李力研認為里面有曲折反抗意。
　　
　　毛澤東作七律一首《讀〈封建論〉呈郭老》：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子名高實秕糠。歷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郭沫若和詩也是一首七律：春雷動地布胎蘇，滄海群龍競吐珠。肯定秦皇超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借明如火，柳論高瞻燦若朱。愿與工農齊步伐，滌除污濁繪新圖。

言說
　　
　　郭沫若說：“我又是一個沖動型的人，……我便做起詩來，也任我一己的沖動在那里跳躍。我在一有沖動的時候，就好象一匹奔馬”。“
　　
　　郭沫若說：“春天沒有花，人生沒有愛，那還成個什么世界。”
　　
　　郭沫若說：一萬個口惠而實不至的泛交，抵不過一個同生死共患難的知心。
　　
　　郭沫若自省：我不是個“人”，我是壞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確實是壞透了”。
　　
　　郭沫若在1966年4月1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上發言說：“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么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數字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郭沫若說：“我是個無產階級者，因為除個赤條條的我外，什么私有財產也沒有。《女神》是我產生出來的，或許可以說是我的私有，但是，我愿意成個共產主義者。”
　　
　　晚年，郭沫若說：“我……自慚形穢，但心中總是憧憬著那詩的真善美的境界。我有時很不服老，但現在只得承認，我老了，恐怕再也寫不好詩了。”

欲情
　　
　　郭沫若早熟，七歲就喜歡他嫂子（《葉羅提之墓》），造成他女性崇拜意識，后來詩集《女神》、話劇《三個叛逆的女性》、《屈原》（虛構人物，嬋娟）、《蔡文姬》等劇作中都得到表現。
　　
　　據《沫若自傳》記載，真正喚醒郭沫若的“性的覺醒”的是他的三嫂。在郭沫若的眼里，他的三嫂是姑嫂中是最美麗、最優雅、最賢淑的一位。那是在三月的一天，風和日麗，耐不住家塾里苦讀的煎熬，郭沫若借口小解向先生告假走了出來，當他來到花園門口，卻意外的看見三嫂正背著手站在一籠竹林的下面，郭沫若輕輕地停住腳步，從后面端詳著三嫂的背影。他看到今天三嫂穿著一件蔥白竹布衫，兩手的顏色如玫瑰，如粉棠花一般。無名指上戴著一枚金色的頂針。三嫂大約是感覺到春閨的寂寞，顯得有些慵倦而有所期待的樣子。……郭沫若本打算走開，可是他的一雙眼睛卻被三嫂那粉紅柔嫩的手緊緊的吸引住了，他竟癡癡地望著，無暇顧及其他了……這一段經歷，在少年郭沫若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以至于在他的腦海里，三嫂成為第一等的美人，成為他心中所向往的未來戀人的模特。
　　
　　郭沫若兒時有女性特質，在《我的童年》里，郭沫若講述了一位姓章的不良分子在自己被斥退的時候和自己“漸漸接近起來了”。事情逐漸發展下去，終于有一天姓章的不良分子表現出了他的愛慕。“他盡勸我喝酒，我喝吐了。我決意要回學校去，他勸我休息一下，引我到一間房里面，大約就是他的寢室。他勸我在床上休息，我便和衣睡下去了。他把房門閂了，走到我床邊來，出乎意料地便把我抱著，要和我親吻。我用力地給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床下，鼻血也打出來了，我憤憤地起來抽開房門走了。”
　　
　　郭沫若有同性戀傾向和經歷。郭沫若少年時代，對同學吳尚之產生過曖昧的情感。在《我的童年》中，郭沫若首次承認自己有同性戀傾向是在與姓汪的少年的交往中，他是這樣說：“我在這兒才感著真正的初戀了，但是對于男性的初戀。”同時，《我的童年》還描寫了他和幾位男性同學的交往。
　　
　　宗白華也談到郭沫若的同性戀問題，他曾說過：“五四運動前夕，由李大釗等人發起，我們組織了‘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里面，曾琦（慕韓）、王光祈（潤嶼）、魏時珍、周太玄等，都是四川人，曾在成都高等中學堂與郭沫若（開貞）同學。所以先前郭沫若嫖娼挾妓、搞同性戀、酗酒鬧事、自暴自棄的不良行為，我也有所耳聞。1920年郭沫若有意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但是許多會員表示，‘吾會中會員，入會時取格極嚴……況士人無行，自古已多，今世學者尤多反復無常之小人。故吾會友介紹新會員，當慎之又慎，審之又審……’。郭沫若終竟沒有能夠得到批準入會。”